英伦才子作家阿兰·德波顿的《对与世不合的慰藉》一文，讲的是苏格拉底以通过理性思辨掌握真理的自信直面压倒优势的世俗偏见，虽百死而不悔的故事。苏格拉底的名言“每个人都是最优秀的，差别在于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发掘自己和重用自己”，因激发了无数人的信心而广为流传。
苏格拉底毕生以哲学为业，却从不把他的哲学思想写下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中获得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启示。
当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常识发生怀疑或发现其存在严重错误时，欣喜之余，往往不禁会产生“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么想”的疑问。所谓常识，有两种不同的概括，一是“在一个庞大的伦理和实践的判断体系中本能地遵循的观点”；一是“来自他的年龄和民族的习惯性信仰，来自他的大脑中生长起来却没有得到他的思维理性之合作或同意的内心确信”。但上述两个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明确发出了可能发生“常识的统治”危险的警告。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所有的霸权中，故步自封、固执己见是最为可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常识本身是可怕和一无是处的。我们所要防范的仅仅是可能发生“常识的统治”的危险。面对着这种可能性，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勇敢”、“美德”等概念都是常识性问题，希腊城邦的居民对此深信不疑。而在苏格拉底提出简单的6个问题之后，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和不可怀疑的信念漏洞百出。看来，常识的桎梏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只要经过稍稍的理性分析。
常识最大的危害性，是在经历了时间和人群的聚积之后，错误也堂而皇之成为了不可质疑、不可违反的“真理”，形成一种新的霸权。在人们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总是热衷于不停地发问，毫不留情地批判常识和权威。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于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苏格拉底用行动告诉我们，评判一种观点的优劣和是非的标准，不是看有多少人持有这种观点，也不是看这种观点持续了多久，而是看这种观点是否基于理性。面对反对和批评的意见，我们往往忘记反思这些指责的依据是什么。
行之有效的思考，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幼稚地以为，当别人指出我们错了时，我们最正确不过了。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人，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勇气，不仅意味着坚持，更多的时候还在于客观审慎地评价自我，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
独立思考是获得真知、提高能力的根本，但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如果不与他人交流观点，听取别人的意见，对于发展思想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当下，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对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甚至法律等专业领域里的事发表任意的议论，并且往往都以真理和正确的代言人自居。这种情形与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颇有几分相似，哲学家苏格拉底必须接受“500名智力有限的男人”对其进行的关于哲学的审判。但在当今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陷入苏格拉底困境的危险，还要面对各种超理性、超常规的观点和理论。
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似乎预示着是非标准更为复杂，有效思考的展开更为困难。但历史的经验再一次发挥作用，一条沿袭了几千年的朴素简单而不失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拨云见日——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度，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反过来，要对某个问题发表见解，首先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理性是人人都能获得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