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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人民来说，联叙团的存在就是和平的希望！”说这句话的时候，车立杰憨厚的脸上透着一种真诚。
联叙团是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的简称，车立杰是我国派赴联叙团工作的一名军事观察员。根据叙利亚形势发展变化，联合国日前决定将联叙团军事观察员的规模由300人暂时缩编至150人，日前刚刚回到国内的车立杰和他的3名同事张甫、张明、谢辉为我们讲述了在联叙团工作的种种细节与感受。
7次被“限制行动”—— 生死或在一念之间
叙利亚有“阿拉伯心脏”之称，战略地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年4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叙监督团，初期部署300名非武装军事观察员。截至目前，已先后有9名中国军人光荣地参与了这一任务。
张甫原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担任军事观察员，4月25日，他和同事赵鹏一起从黎巴嫩出发经陆路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参加联叙团先遣组的工作。
“出发前，队友们都很担心，纷纷前来送行。他们的观点非常一致，那就是向叙利亚部署军事观察员的基本安全条件较为欠缺。”张甫说，到达叙利亚的第一天，当地的司机就告诉张甫，因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行使了否决权，中国军事观察员更容易成为部分极端分子的攻击对象。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军事观察员不携带武器，身着军装在任务区工作。在叙利亚，很多军事观察员都遭遇过险境。”车立杰说，大家每次出门上街，首先观察高楼上是否有狙击手，再看街道两边窗户里有没有准备打冷枪的，还要看路上行人表情和手里所拿物品有没有异常。每次出门，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这种紧张是有理由的。5月14日从北京飞赴叙利亚的车立杰说，在联叙团工作的70余天时间里，恐怖分子两次扬言炸毁办公大楼，上级先后7次下达了“限制行动”的命令，禁止观察员外出活动。有一次，住地附近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枪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一度睡觉时都要穿着防弹衣。
“为了防止被人摸到活动规律，在联叙团工作期间，大家每天出门的时间和路线都不同。”车立杰说，走在叙利亚的街道上，很难分清谁有善意，谁有敌意。巡逻时，两辆防弹越野车一前一后，6人同行，每车3人，而且司机不能下车、车不能熄火，一旦发生危险可以随时上车就走。
尽管如此，意外还是不能避免。在一次例行巡逻中，赵鹏被当地反对派发现并包围，好在队友反应迅速关上车门才得以脱险。
“几乎每天都与死神擦肩而过，生死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回首在叙利亚的日子，大家都觉得能平安回到国内，就是一种幸福。
以杜照宇烈士为榜样——
过硬表现赢得各方信任
或许是一种巧合，几人回到国内的当天，恰逢杜照宇烈士的祭日。6年前的7月25日，位于黎巴嫩南部希亚姆镇的一个联合国观察哨所遭到以色列军机轰炸，杜照宇和另外3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不幸遇难，为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甫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办公室内，就挂着一张杜照宇的大照片。“杜照宇每天都对着我微笑，”张甫说，面前就有榜样，我们不能懈怠。
先遣队刚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只有10几个人，从早上6点半工作到晚上10点多，中午有时只能吃点“沙琪玛”对付一下肚子。这样下来，张甫在一个月时间里竟然瘦了10几斤。
受经济制裁和战乱影响，叙利亚生活物资匮乏。张甫回国时，当地的物价已翻了一倍多，有时拿着钱都买不到东西。
“我们不仅代表联合国，也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明说，“条件很艰苦，但作为军人，我们别无选择。” 在张明看来，联叙团是目前有关各方唯一能接受的安排，是国际社会能为叙利亚做的为数不多的实际工作之一。中国选派的几名军事观察员，各方面素质非常过硬。他们表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雷厉风行、谦虚谨慎、连续作战的精神，赢得了各方的尊重。联叙团司令穆德将军曾经数次对中国的观察员提出表扬，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安南在访问叙利亚时，也专门抽出时间会见中国的军事观察员，与大家合影留念。
而一家菜店老板的话却更让张明感动，“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为叙利亚和平作出的努力，我们非常感谢！”
作为作战助理官，车立杰主要负责观察员队的巡逻计划、地图制作、与当地政府军协调安排护卫等事宜，工作极为繁琐，但他处理得游刃有余。主持工作的副队长回丹麦休假时，放心地把整个队里的工作交给了车立杰。
“这是对中国军人的信任。”车立杰说，那半个月时间里，整个协调工作由他一人负责，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是常事。
在联叙团工作的酒店外，很多长期守候在这里的媒体记者也在报道中提到，“中国队”是大楼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在这里，中国军事观察员曾创造了在司令部连续值班21天的最高纪录。
在叙利亚期间，部分中国军事观察员与联叙团司令穆德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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