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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新动力 章玉贵 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今年以来遭遇较大的下行压力, 使得一向极为“珍视”GDP这个最重要考核指标的各级各地政府极为紧张。于是，在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基调下，早已按捺不住原先稍稍压抑的投资热情，纷纷出台远超自身财力的投资政策计划，其中尤以中西部地区最为积极。可以预计，随着地方版“四万亿”刺激计划的陆续展开，今年中国经济录得“8%”的经济增速应该不会有太大难度。 另一方面，有专家再次提出，应当加快城镇化步伐，认为这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动力。其实，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是变相“投资依赖症”的发酵。因为按照该种逻辑，城镇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进而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而这一切显然离不开投资的带动作用。专家们可能看重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基于投资乘数效应的GDP增长。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已经告诉世人：城镇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与人居环境理应是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何况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为了推行城镇化而强行圈地进而破坏既有生活环境的逆人居与生态行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城镇化尽管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但也有其内生的机理，不能一味强推。如果将其作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显然本末倒置。 笔者认为，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基于此，决策层首先必须厘清的是：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尽管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余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若低于8%，将很难提供1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笔者并不否认这个经验判断，但认为不能秉持刻舟求剑思维。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之一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对产业规制的放宽而大大释放出来，于是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如此以来，速度情结是应该且必须超越的。既然转变发展模式是经济施政的第一要务，则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应该明白：经济适度放缓是理性决策的逻辑延伸。如果在上一轮刺激政策的负效应尚未彻底消化的情况下，因为担心经济增速下滑而再度对经济进行热启动，只会加剧本已相当严重的结构失衡。最终导致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一再错过。今日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更要切实把握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切勿拖延市场化改革，以减少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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