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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八十多岁的人了，既不吸毒，也不存在任何不正常的性关系，本本分分做人，这些医院干嘛反反复复、给我检查了6遍艾滋病和梅毒？这不是折腾人吗！”年逾八旬的李生连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因不满遭遇医院过度检查，李生连委托其长子、新疆西部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元欣，将三家医院诉至法院。老人一直希望能够在法庭庭审中当面质问医生，但却在开庭前的2月21日不幸离世。他的三个子女作为原告继续参加诉讼。 2010年12月1日，李生连因“反复胸痛20余年，PCI手术（心脏支架手术）后9年，加重1月余”，住进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冠心病科，并接受了87项化验和检查。医院要求老人做“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测定”和“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艾滋病）”检查。当年12月16日，老人出院。2011年1月、8月老人先后因冠心病、胃恶性肿瘤分别入住新疆中医医院和乌鲁木齐中医院，均接受了梅毒和艾滋病检查。在半年多时间里，老人被检查艾滋和梅毒合计达六次。此后，老人遂委托其子张元欣将三家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三家医院分别返还梅毒、艾滋病检查费，合计300元。 3月15日，原告诉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案开庭，庭审中的原告方认为，医院没有在对患者实施检查之前告知其检查项目，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张元欣指出，其父生前丧偶多年，无吸毒史，也无不正常性关系，不属于艾滋高危人群。对这样的老年冠心病患者，并无进行梅毒和艾滋检测的必要。医院的行为不仅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也造成心理伤害。 但上述被诉的医院则在法庭上称，对患者进行艾滋和梅毒检查是执行医疗卫生技术惯例，对其做艾滋及梅毒相关检查，是“为患者着想”，并无过错。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医院检测艾滋是否正当、必要，以及医院是否存在重复检查存在较大争议，张元欣向法院申请，委托新疆交通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 2012年6月14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称，李生连入住自治区中医院时应当做艾滋病、梅毒检查，同时该报告也认定此后住院期间又进行两次重复的艾滋病检查，且和此前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院已做过的相关项目存在重复检查（艾滋病、梅毒、癌胚抗原化验检查和胰腺B超检查）。 但7月23日，张元欣收到法院判决，却认定被告医院为患者李生连做艾滋病、梅毒检查是正当的、合理的。判决称，新疆乌鲁木齐是艾滋病的高发区，梅毒也时有发现，对高发地区的住院病人行常规的艾滋病、梅毒检查就是有效的预防、控制传染的措施之一。李生连的诊断、治疗中可能需要进行骨穿、心脏介入手术或需要输血，这些诊疗方法是艾滋病和梅毒的重要传播途径。因此，为对患者和他人的健康负责，必须进行艾滋病和梅毒等传染病的常规检查。 原告方对判决不服，上诉要求改判。原告代理律师肖建琪表示，法院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司法鉴定书提供的只是鉴定意见，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还必须经过法庭质证认证后，依照法庭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本案中，鉴定意见认为第一次鉴定的合理性源于李生连的病情需要。但实际上，鉴定书所援引的病情需要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根据诊疗规范在确定要做介入或者手术治疗时，是需要进行艾滋、梅毒的检查。但前提条件是患者具备做手术的条件，已经确定要做术后才应当在手术前三日内进行检查。本案的情况是，患者根本就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所以到患者去世时，也没有做成任何手术。根据检测单可以证明，在李生连入院的次日，被告医院就做了艾滋、梅毒的检查。因此，鉴定书的这一项意见不具有客观性，不应当被法庭采纳。”肖建琪律师说。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溢智则认为，强制检测违反了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的规定。 目前在国内医院接受手术，医院一般都会要求患者筛查艾滋病等。医院方面认为，即使非艾滋病性病的高危人群，上述检查也不多余。通过如此检查，不仅有利于保障病人的安全，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在医院内形成交叉感染。不过，曾从医4年的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继华指出，国际上通行“标准防护原则”，即医务人员将对于任何病人的血液、其他体液以及被血液、其他体液污染的物品均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原物质，医务人员在接触这些物质时，都应该按照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标准采取防护措施，以防止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和医源性感染。医院以安全为由进行强制检测的说辞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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