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首次正面回应《收获》——
在各媒体纷纷关注《收获》拒绝转载的这一新闻时，选刊类的期刊少有回应。
在文学选刊中，《小说选刊》是老大哥，在中国文坛和期刊界举足轻重。经过本报记者的约访，《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首次正面回应，认为这种同室操戈，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收获》拒绝转载
我觉得只是一种姿态，并不能保护原创期刊
华商晨报：《收获》杂志提出，要与国内作家和原创文学期刊结成联盟，杜绝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这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二稿的相关条款相吻合）。作为选刊中的老大，您对《收获》提出的这个联盟有何看法？
杜卫东：有这样一个联盟？我至今还不知道，恕我孤陋寡闻。我任《小说选刊》主编已经七年，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声名远播的文坛大家还是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对《小说选刊》选载他们的作品，都是持欢迎和感谢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起作家拒绝《小说选刊》转载的事情发生。而且，我们转载作品有两个程序是必须的：和原创刊物打招呼，和作者打招呼。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二稿规定，我们将严格遵守。但我们也注意到条款中规定的“作者授权”这一先决条件。事实上，著作权在作者手里。尊重作者的意愿，也尊重原创刊物的意见，我们将努力与作者和原创刊物协调好关系，把选刊办得更好。
华商晨报：《收获》提出拒绝转载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保护原创期刊，您觉得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杜卫东：我觉得就当前文学期刊的总体状况而言，选刊与原创刊物并无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共同面临着读者减少的危机。比方说，《人民文学》曾经发过100多万册，很多地方甚至要限量订阅，现在不足10万册；《小说选刊》也发行过100多万册，但2006改版前，也远远低于10万册。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影视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出现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在这样的状态下，文学不可能像1980年那样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文学要获得新的发展，必须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与大众的生活建立有效的联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传播方式上，探索文学期刊电子化和数字化的路径；二是在作品的内容上，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这样才能以新的方式为新时代的读者所接受，这也是《小说选刊》改版以来一直努力探索并认真践行的。
程永新先生仅把文学期刊印数下降的原因归咎于选刊的存在，在同行之间互相指责，引发这样一场争端，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够全面的。格局不大，气象太小，这种同室操戈，是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的。
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是：文学的生存空间究竟何以面临今天的困局，我们应该怎样积极地面对？这才是真正理性的、客观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式。
发表或转载支付高额稿酬，对于作家是件好事。但是这恐怕只有像《收获》这样有文化专项资金支持的期刊才可以做到。他们一部中篇可以付近3万的稿费，对于全国绝大多数期刊来说，达到这个标准是不现实的。这并不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期刊中，就没有优秀的作品。《小说选刊》所做的正是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远的且不去说，我任《小说选刊》主编七年来，就在边远地区的文学刊物上选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出了许多文学新人。因为《小说选刊》这个平台，许多有可能被淹没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许多默默无闻的作者已经声名鹊起；这也正是《小说选刊》的意义之所在。
《收获》拒绝转载我觉得只是一种姿态，并不能保护原创期刊。原创期刊与选刊属于不同的生态系统，原创期刊是发表作品，选刊是选优拔萃，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拒绝转载就能保护原创期刊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比如说，《收获》是一本非常厚重的文学名刊，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无可替代，对这一辉煌的文学品牌我们始终心怀敬意。但是就《小说选刊》而言，《收获》的作品转载率近年来在文学名刊中是最低的。去年一年，我们仅选了《收获》的三部作品，今年截至到我正在终审的第八期稿件，仅仅选用了《收获》的一部小说。由此说《小说选刊》挤压了《收获》的生存空间，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程永新先生的说法是片面的
选刊的编辑和原创期刊的编辑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与尊重
华商晨报：《收获》主编程永新认为选刊泛滥，办不下去的文学刊物摇身一变都成选刊了，这些年一些选刊的做法，已经严重威胁到原创刊物的生存。您认为呢？
杜卫东：我真的并不清楚程永新先生所指的办不下去的文学刊物都加入到选刊行列，具体指哪些期刊？现在被读者认同的文学选刊就那么几家，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几家文学选刊并不为过。事实上，也有更多不同的声音。2009年在《小说选刊》牵头举办的全国文学期刊主编北京峰会上，《山东文学》社长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原创文学期刊和选刊相辅相成，共存共荣，有的作者长期默默无闻，一旦作品被选刊选载，再接再厉进步飞快。这样的声音相信您也会有所耳闻。
华商晨报：程主编提到一件事，说杨争光一部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收获》付给作家税后差不多近三万元的稿费，而《小说选刊》只付了250元转载费，他觉得这不合理，不公道。作为《小说选刊》的主编，您怎么解释这件事？
杜卫东：程永新主编说的有误，我们付给《收获》的编辑费是200元，我们付给作者的是2634元。选刊付给作者的稿费是按字数计，千字40元，付给刊物的编辑费按篇计。这个标准是选刊一直沿袭下来的。我任主编时，《小说选刊》的发行量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为了《小说选刊》的生存与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用于进一步张扬《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策划与实施刊物的改版、进行市场调研、加强市场运作等事务性工作，忽略了稿酬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也没有能力提稿酬和编辑费。两个月前，我在重庆机场邂逅了一位文学期刊的主编，闲聊中他也表达了选刊支付的稿费和编辑费应适当提高的意愿，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并为自己的这一工作疏漏深为不安。回京后，立即召开了编辑部会议，就提高稿费和编辑费做了专题研究。从上个月开始，标准都已经提高，付给原创期刊的转载费一篇作品最高达到了一千元。
华商晨报：程主编认为，选刊却因为低成本而暴利。选刊付出的劳动就是：踮一下脚，摘下桃子。您是否认同他的这种说法？
杜卫东：原创文学刊物的编辑和选刊的编辑，从事的工作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选刊是在原创刊物发表作品的基础上选稿，考量的是选家的眼光。我们的编辑每人每月要看30多本刊物，平均每天一本，这还不包括寄给我们的各种民刊、内刊、报纸，以及大量通过各种关系和各种渠道发来的荐稿和自荐稿。为了不断地推出文学新人，我们对编辑有明确的工作要求和检验标准，防止阅读的死角和盲区。如果发现有好作品漏送漏选，编辑必须要负失职之责，我们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编辑们在发稿的半个月时间里，阅读刊物是夜以继日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对我们刊物的编辑充满敬意。
在某种意义上，选刊的编辑更需要锐利独到的眼光，杀伐决断的勇气和果断。在全国上百种刊物中披沙拣金，并不像程永新主编所描述的那样“踮一下脚摘下桃子”。这既要有广阔的视野，也要有前瞻的思路，对文学的前沿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有较高的审美和艺术眼光。
另外，有两个问题还想借此机会做一说明：一是为了给读者奉献最精美的精神大餐，选刊所选作品每期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又经过了我刊编辑的加工润色和删节，和原创刊物的编辑一样，他们同样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二是为了确保每期的发稿质量，我刊自2006年改版以来，还实行了一项“养稿”的制度——即主动向成熟的作家约稿，当稿件达到选刊的选用标准后，推荐给原创文学期刊，同时由我们选发。在我们“养”的稿件中，就有鲁奖获奖作品。
所以，程永新先生的说法是片面的。原创文学期刊的编辑确实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而且一直以来未受到社会应有的认同。为此，我们正努力筹划“全国百家文学期刊伯乐奖”，就是想对原创文学期刊编辑的劳动给予应有的尊重与鼓励。我觉得选刊的编辑和原创期刊的编辑应该得到的同样的认可与尊重。
华商晨报：在网络时代，成名靠杂志的时代已远去，在当下，您认为作家与期刊是怎样的关系？
杜卫东：从中国文学的整体来说，网络文学占据了重要的部分，但网络文学虽时有精品力作，但大都是类型文学与通俗文学，多以娱乐为目的，真正能代表文学的最高水准的仍然是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纸质出版，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成名靠杂志的时代并没有远去，只是这条道路更加艰难了。
谈到作家与期刊的关系，期刊不只为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平台，而且成熟的期刊周围也都聚拢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与期刊是相互依存的，当然对于《小说选刊》来说，面向的是全国的优秀作家，这是一个发现并培养优秀作家的园地，也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学的高端平台。
《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 ■本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