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国博，看国宝青铜奇葩——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展出位置：“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秦汉时期 语音导览编码：1627
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口，下有圈足。尊的造型有很多种，其中动物造型的尊最为形象、逼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这件错金银云纹铜犀尊，长58.1厘米，高34. 1厘米，重13.5公斤，犀牛的形象栩栩如生。这是一头体态雄健、肌肉发达的犀牛，它正昂首伫立，尖尖的双角竖直向上，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犀牛的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但却神采奕奕。四只粗壮结实的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虽然是以青铜制成，但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皮肤感受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虽然肥厚，但结实有力，富有弹性。 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的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有流，可以往外倒酒。整件器物设计精巧，结构合理、实用。中国古代动物造型的酒尊数量很多，如象尊、豕尊、鸮尊、驹尊、兔尊、鸭尊、龙虎尊、鸟尊等等，而以犀牛为造型的就非常罕见了。 铜犀尊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装饰效果十分明显，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丽的美感。 错金银工艺到春秋中、晚期逐渐兴盛起来。可以说，这一工艺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错金银工艺主要包括镶嵌和涂画两种装饰手法，其工艺十分精密细致，用来装饰青铜器，会给器物增添华美之感。 春秋时期，采用错金银工艺制作的日常生活用器十分罕见。但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开始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错金银的美丽外衣，铜犀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铜犀尊的造型十分形象逼真，专家推断，造器者一定见过犀牛。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犀牛吗？ 犀牛是一种珍稀的野生动物，目前仅生存于南亚及非洲。我国境内现在已没有野生犀牛，但是在古代，犀牛却曾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曾出土了犀牛的骨骼。犀牛不仅生活在南方，北方黄河流域也有其踪迹，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兽骨中就有犀牛。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狩猎，一次就猎获犀牛71头，可见当时犀牛在黄河流域是大量存在的。 犀牛因为皮质坚韧，多被用于制作盔甲，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制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渴望的装备。但由于人口的增长，无节制的开发，大量的野生动物被捕杀，犀牛的数量迅速减少。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中国已经十分罕见了。但是，当时南粤以及西域等地进贡的犀牛在皇家御兽苑中，与狮、象等动物一起被圈养。因此，西汉时期，铜犀尊的制造者一定是按照真正的犀牛形象来做器的。 翻开中国古代典籍，人们会惊奇地发现，犀牛和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石犀镇水”就是人们熟悉的古代习俗之一。古人认为犀牛是灵兽，可治水患，所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石犀镇水”的古老习俗。 犀牛不但是镇水的瑞兽，而且也是人们图腾崇拜的祥兽，犀牛的形象被刻画在各种图腾上，比如，生活在今天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苗族就有崇拜犀牛的特殊习俗，他们把犀牛视为部落的图腾，用于各种祭祀和典礼之中。 在古代，人们除了把犀牛当作镇水灵兽和古老图腾以外，还视其为避邪祥物。西汉的宫廷贵族制作了很多狮、象、犀牛青铜酒器，以求驱邪避灾，迎福纳祥。所以，也就有了铜犀尊这样的青铜国宝流传后世。 铜犀尊是1963年在陕西出土的，当时，只有这件器物被孤零零地掩埋在一个土坑里，因为器身没有铭文，身边又没有别的文物相伴，所以铜犀尊的身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据专家考证，铜犀尊应当是西汉时期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民间所能享有，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铜犀尊工艺精湛，造型逼真，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涂刻，精美华丽之余，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西周重器——大盂鼎展出位置：“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专题陈列 语音导览编码：3017
鼎，最初是用以烹饪食物的，后来其实用意义逐渐减弱，成为权利和等级的象征。禹铸九鼎的传说，向后人诠释了鼎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鼎又是歌功颂德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后都会铸鼎，以记盛况。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形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的大盂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为国家一级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它的造型特征为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沿内缘呈斜面，外缘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足部上端也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出现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为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大盂鼎就是这类鼎的代表作。 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弥足珍贵。 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岐山是西周的发源地。从周武王灭商建国，到周幽王亡国，西周共历三百多年的风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繁荣时期，它的物质、精神文明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岐山地区人文荟萃，文物古迹闻名遐迩，是著名的青铜器之乡。 要破解青铜鼎的身世，一般要从鼎上的铭文入手。所谓铭文，是指在金属铸器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铸造或刻制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称为“铜器铭文”，宋代开始也称其为款识，而文字学专家则称之为“金文”、“钟鼎文”。 过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据家们对于青铜器的断代多依据于铭文。它是远古历史最有说服力的记述，是最具魅力的符号语言。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其铭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大都是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 那么，大盂鼎的铭文讲述了怎样的内容呢？大盂鼎内的铭文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作为青铜重器的大盂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也给它带来了无数曲折的故事。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离辗转，风波不断。 清朝同治七年，即1867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后，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只无价的宝鼎。1951年，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一位百岁老人，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人生不但充满了传奇色彩，更是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地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鸿盘史诗——虢季子白盘展出位置：“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夏商西周时期 语音导览编码：1636
铜盘是商代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水器。小盘盛水用来洗手、洗脸，大盘用来洗浴。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个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铜盘，它就是著名的“虢（guó）季子白盘”，这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形制最大的铜盘。 虢季子白盘完全由青铜铸造而成，体形硕大。铜盘重215.3公斤，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 铜盘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弧状，腹下敛，平底，有四个曲尺形的足，铜盘四壁外侧通体铸有花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整体纹饰十分精美，又不失敦厚大方、庄重肃穆的西周神韵。更值一提的是，在铜盘两侧，还各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兽首衔环，环上的花纹呈绳索状。这说明，当年要挪动这个铜盘，必须要套上绳索，由七、八个壮汉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更让人称奇。这些铭文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鉴赏价值。 铜盘铭文的第一句这样写道“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这句话向后人明确指出，铜盘是在周宣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由虢季子白铸造的，这也正是铜盘名字的由来。 那么“虢季子白”又是何许人呢？据史料记载，“虢”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季”是中国古代对兄弟排行的一种称谓，“伯、仲、叔、季”，“季”是兄弟排行中的第四位。“子白”就是这位虢国公子的名字。 据有关专家考证，虢季子白在西周的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他制作的铜盘上，就用铭文记录了一场战斗。 铭文这样写道“搏伐猃狁（xiǎn yǔn），于洛之阳。” 这句话说明了敌军的身份和战斗的地点。通篇诵读虢季子白盘的111字铭文，2800多年前的烽烟历历在目。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子白在对猃狁的一次战斗中，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 可以说，虢季子白盘上的铭文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铜盘流传至今，就成了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而虢季子白盘铭文的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盘内铭文通篇用韵，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因此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虢季子白盘铸造于西周宣王时期，这篇铭文的写作时间其实比《诗经》还早了大约二、三百年的时间。 更值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上铭文的书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极品。有关专家点评，这些铭文的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chì）、一笔不苟，圆转周到、很有情致，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虢季子白盘历经数千年后横空出世，而它的面世又为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留下了一段传奇。 传说在清朝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出土于陕西宝鸡嵋县，辗转为数位达官显贵收藏。同治三年也就是公元1864年的4月, 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驻扎在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一天午夜，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他拨开草料一看,原来马槽竟是个大铜盘，盘底还刻着字。刘铭传知道发现宝物了，异常兴奋,赶忙派亲信将此盘送回安徽老家,并专门盖了亭子收藏铜盘，轻易不肯示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铜盘，刘铭传的后人将它深埋地下一丈多深,才躲过了战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先生主动提出将铜盘献给国家,国家当即奖给他大米五千斤。1949年12月,虢季子白盘被送到了北京, 1950年3月3日， 虢季子白盘在北海团城的文物特展中展出，董必武、郭沫若、郑振择等人参观了展览。后来虢季子白盘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体积硕大的虢季子白盘以端庄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彰显出2800多年前的西周古韵。刻在铜盘上的铭文“史诗”，成了春秋后世仿效的典范，让后人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简约质朴的绝妙之处，为研究诗文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蟠曲欲飞——红山玉龙展出位置：“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远古时期 语音导览编码：1649
这是一条高26厘米，重1000克，周身呈墨绿色的玉龙，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通体琢磨，光洁温润。 玉龙的造型非常耐人寻味：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平齐又微微上翘，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细长的眼睛睥（pì）视前方，颈部一道夸张的长鬣（liè）雄健地飘拂上卷，粗壮的龙尾内屈，迎向龙首，整个身体构成一个很有力度的反“C”字，仿佛瞬间就要腾空而起。 龙身大部分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颚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呈规整的小菱形。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小圆孔。经测试，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说明小圆孔所在位置应该是整块玉料的重心。 在目前已发现的原始玉雕中，时代较早、工艺最有特色的，首推红山玉雕。已见报道的红山玉雕有百余件之多，被确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红山玉龙已经具备了成熟龙形的诸多元素，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 自古以来，龙便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物，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在古老的神话中，龙的形象随处可见。在商周时期的出土文物中，龙的造型已经相当成熟。 龙是什么？龙的形象究竟起源于何时？ 红山龙形玉雕系列的出土，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实物证明，龙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龙的早期形态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特别是那变形的兽首部分，尖利的獠牙，飘扬的长鬣，像猪？似马？如熊？也许是其中一种，也许是多种动物形态的概括和组合。 中华民族的祖先怀着对造物主的虔诚和敬畏，把自然界中自己最熟悉和尊崇的动物形态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龙，并将它刻在通灵的玉石上，作为神徽和图腾。 关于红山玉龙，还有一段十分传奇的经历。故事要从内蒙古赤峰讲起…… “塞外明珠”赤峰市的东北隅，矗立着一座海拔高746米的石山，因裸露的岩石呈赭红色，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岩似火，故得名红山。 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把分布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 美丽的红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学者，他们的研究和学术报告，使红山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山地区并没有新的考古发现。随着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等重大考古成果的出现，远在塞外的红山显得有点儿冷清了。 1971年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干农活。一锹下去，一件硬邦邦的东西，让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来是一个人工砌成的石洞。 张凤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黑乎乎、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张凤祥把它带回了家里，找了一根绳子绑上，送给弟弟当玩具。七、八天之后，张凤祥惊奇地发现，原本难看的钩子，竟然露出了玉的墨绿色。 张凤祥带着这件奇怪的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把它锁到了箱子里。就这样，玉龙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十几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直到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那件玉器，极有可能是红山文化的文物。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三星他拉村村民无意中发现的玉钩子终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玉器。它不只是饰件，还有可能是同中国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的一种礼器。 1986年，《人民画报》刊登了红山玉龙的图片。这条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1989的6月，为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红山玉龙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随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红山玉龙造型独特，雕艺精湛，它身上所负载的龙文化元素，对于研究中国的原始宗教以及总结龙形的发展序列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尤其是玉龙身上那种蓄势欲飞的勃勃生气，让人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
青铜之王——后母戊鼎展出位置：“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专题陈列 语音导览编码：1645
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人称“青铜之王”的商代铜鼎，它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 鼎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青铜鼎，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是中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盛放鱼肉。传说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用来象征九州。自此鼎就被视为立国重器，“鼎”字也被赋予了“显赫”、“尊贵”、“权势”、“盛大”等引申意义。 我国青铜鼎的铸造水平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顶峰，《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成了国家盛衰的象征。后来“藏礼于器”，青铜鼎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德。 那么后母戊鼎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女井（jǐng）的庙号，“司”应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女井而制的。 在古代中国，青铜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金属，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而后母戊鼎重达832.84公斤，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器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这件青铜大鼎的铸造在当时大约需要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 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大多应用陶范法。陶范就是陶制的模具，把熔化的铜液浇灌到模具中，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掉模具，便得到了成型的青铜制品。 据专家考证，后母戊鼎就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经过推算，需要使用20余块外范，才能铸出后母戊鼎的硕大身形。而且，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双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浇铸成型的，这本身就是铸造工艺上的一个奇迹。 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后母戊鼎在铸造时还暗藏玄机！您可能很难想象，眼前这个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四足却被铸成空心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节约铜料吗？ 研究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鼎身器壁厚约3至5厘米，而四足直径至少也有15厘米。如果将四足铸成实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却慢，器壁冷却快。依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由于它们的膨胀系数不同，大鼎完全冷却后，四足与器身的连接处将会发生扭断。当时的工匠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热力学原理，有意将四足铸成空心，从而避免了不同膨胀系数所造成的扭断。由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 后母戊鼎上的纹饰充分显示出商代独特的粗犷原始之美。大鼎的外壁装饰着饕餮(tāo tiè)纹、牛头纹、夔（kuí）纹和蝉纹，中心平素光滑，显得浑厚、庄重。饕餮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抽象的艺术处理，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秘怪兽，表现出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人们将饕餮纹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使礼器显得更加神秘、威严。大鼎四面的交接处，装饰着扉棱。鼎耳的耳背上有鱼的纹饰；双耳外侧，我们可以看到双虎噬人头的图案。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弦纹之上饰有兽面纹。 青铜器在铸造成型之初是金黄色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颜色，是因为数千年被深埋地下，青铜器已被侵蚀而生了铜锈。我们可以想象，身形巨大、重达千斤的后母戊大方鼎三千年前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时，是何等的金碧辉煌、威震四方。 提起后母戊鼎的出土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在1939年，大鼎就已经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大鼎，将它重新深埋在地下，巧妙地隐藏起来，使这件国宝躲过了战乱。直到抗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6月，大鼎才重见天日。此后，大鼎被运到南京，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接收。建国以后，后母戊鼎入藏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伫立在展厅内的后母戊鼎，不仅以它伟岸的身躯，展现着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它更像是一位民族精神的守望者，静静地与凝视它的后人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克商之证——利簋展出位置：“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夏商西周时期 语音导览编码：0301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名为利簋的青铜器，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 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它也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 史书记载，古人在祭祀宴享之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君臣、贵贱得以清楚划分，充分体现出了商周时期严格的等极制度。 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 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青铜簋的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青铜利簋便是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利簋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不仅体现出西周早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它也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 利簋造型与商周时期其它的铜簋并无显著区别，纹饰也是商周青铜器的传统纹饰，但在专家眼中它确有着其它铜鼎无法比拟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与商朝灭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结论，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112年，这给商周断代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从此周立而商灭。 这一改朝换代最重要的战役是哪一年展开的呢？商朝是哪一年灭亡的？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 利簋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铭文字体扁长，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铭文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 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据《史记》记载“甲子日，纣兵败”。那么，难道周武王真的就是于甲子那天在牧野大败商纣王的吗？ 关于这个疑问，利簋中的铭文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铭文中讲到：“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意思是说：周武王征伐商朝时，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现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战胜纣王并占有了他的国土和政权。 木星，古人习惯称其为“岁星”，与它有关的天象，一向被认为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天体到达正南方天空，被称为上中天。中国古代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常会有天象观测的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的解释被保存下来。 在利簋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也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而它也是牧野之战这场著名战役的唯一见证。 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是迄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 青铜利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中国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宁静致远--《木雕观音》展出位置：“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专题陈列 语音导览编码：1642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珍贵的宋代大型木雕观音坐像。坐像高两米，保存完整，体量硕大，是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这尊观音菩萨柳叶弯眉，双目微睁，嘴唇稍抿，大耳垂，两颊丰满，略带笑容。神态端庄安详，好似进入了无我的境界，极具艺术美感。 观音菩萨的穿着也很讲究：她头戴花蔓宝冠，颈部佩挂璎珞，上身袒露，肩披帔巾，巾带下垂，全身衣纹飘逸，气定神闲地坐在怪石之上，似乎对大千世界的纷扰充耳不闻，显得格外安详宁静。 这件菩萨造像突出了女性特征，线条匀称而充满韵律，肌肤细腻丰满，观音菩萨左手上举，右手持一朵盛开的莲花，仪态万方，充分体现出中国佛造像的含蓄之美。尽管年代久远，但其衣纹处彩绘仍依稀可见。驻足凝视这尊文静而典雅的观音像，则带给人一种明净圣洁的审美享受。 说起观音菩萨就不能不提到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发源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它的创始人是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尼。 公元前1世纪，佛教开始东传，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内陆。此后的千余年间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特别是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最常见的人物形象。观音又名“观世音”，是佛教中最受民间崇拜的菩萨。她总是一袭白衣，面露宁静、祥和之态，充满了出世的飘逸之美感。 其实，在印度佛教中，观音菩萨上身裸露，手执莲花，颈挂项圈，嘴唇上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是个男相。 佛经中说，观音菩萨为了教化不同层次、不同环境的众生，能示种种形象，可以化现出32种化身及观音本相共33身。后来人们根据这种说法绘制了33种观音画像，如踞坐岩上，手持净水瓶的杨柳观音；脚踏鳌鱼背上，手提竹篮的鱼篮观音；身后有圆形背光，观水中月影的水月观音等等。 那么，观音传入中国之后，为什么会发生性别的变化呢？ 观音形象传入中国的起始阶段时是男相的。女相观音造像的出现大约始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唐代以后。到了宋代，人们对观音菩萨的崇拜已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理想中的观音菩萨就变成了救难送子、造福众生、仁慈可亲的母亲、女性形象。这时的观音面容娇美，体态婀娜多姿，雍容典雅，充满了智慧和慈爱。这尊宋代的木雕观音，就延续了女相观音的特点，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木雕菩萨像是宋代寺院造像中的主要种类之一。由于宋代寺庙大多是木构建筑，这些寺庙和木雕佛像非常容易受到损毁，再加上它们又便于移运，因此，在战乱期间，中国的艺术瑰宝曾遭到疯狂的破坏和掠夺，大量珍贵的佛造像流失海外。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流失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更为庞大。 这尊木雕观音像上个世纪辗转流失到美国，后被著名收藏家、美籍华人陈哲敬先生购得。几十年来，陈哲敬不断向国内的专家寄送资料，求证佛雕的“身世”。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专家汤池教授依据造像风格、服饰纹样推断，这尊大型木雕观音应属北宋木刻风格。此后又经过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其进行碳14年代鉴定，木雕观音确为宋代晚期作品。 与此同时，为了加大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回流力度，征集流失在海内外特别有价值的文物，2002年起，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 2003年，木雕观音和其他一组流失海外的佛造像在北京饭店集体亮相，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2005年，国家文物局终于将这件长期被海外收藏家收藏的艺术精品收购回国。如今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据粗略统计，北美多家大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宋代木雕佛像数量在20件以上，而国内各大博物馆在此之前尚无宋代木雕佛像精品。这件高达2米的大型木雕观音造像的入藏，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 您瞧，这尊历经颠沛流离的木雕观音，表情端详温柔，双目下视，似向人间投以无限深情。那闲适自如、极富世俗情态的坐姿，那纤弱而生动的手指，充分体现出宋代艺匠高超的创作，堪称中华木雕艺术的瑰宝。
青瓷之王—青瓷莲花尊展出位置：“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语音导览编码：1603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贵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青瓷作品以莲花为样，造型独特，气势恢宏，这就是被誉为“青瓷之王”的青瓷莲花尊。 青瓷莲花尊高59.5厘米，长颈直口，外沿饰有一对桥形耳，颈、肩部有六个双系环耳；在颈部贴塑六团花，六面兽纹；盖为僧帽形，盖顶有方形钮，在盖的四周雕饰有莲瓣纹；整个器物都以莲瓣的造型设计烧制，将刻画、浮雕、堆塑、模印、粘贴等多种装饰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釉色莹润。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青瓷。青瓷是什么样的瓷器？它有什么特征呢？ 青瓷是中国著名的传统瓷器种类，在胚胎上施以青釉，也就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绿色釉，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中国历代所称的缥瓷、千峰翠瓷、艾色、翠青、粉青等，都是指的这种瓷器。唐朝时的越窑，宋朝的龙泉窑、官窑、汝窑、耀州窑等，都属于青瓷系统。 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北京、西安、南京等地都出土过原始青瓷的残片。经过专业人员的测试和鉴定，这些残片已经具备了瓷器的特征，但是它们跟后来的成熟青瓷却又不完全一样，因为胎料中杂质较多，釉色不够稳定，所以被称为原始青瓷。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烧制青瓷的瓷窑大大增加了，种类繁多，而且南方和北方烧制出的青瓷各具特色。南方烧制的青瓷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色晶莹、纯净；而北方烧制的青瓷胎体厚重，釉面有开片，釉色青中泛黄。 这件青瓷莲花尊正是中国北朝时期北方青瓷的代表作品。它的器形高大，气魄雄伟，装饰华丽，胎体浑厚，釉色青中泛黄、莹润光亮，工艺精巧细致。 青瓷莲花尊大约烧制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浮雕莲瓣是莲花尊最主要的造型特征。如果我们俯视莲花尊，就会看到向外伸展的层层莲瓣，宛如一朵正在盛开的莲花，十分美丽、迷人。那么中国北朝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莲花尊这类器物呢？ 北朝是公元386年至公元581年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包括了北齐、北魏、北周等数个王朝。鲜卑族拓拔珪建立了北朝，史称道武帝。 道武帝在位时，因为他本人非常信奉佛教，所以就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北魏时期大兴佛教建筑。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是那个时期开凿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以后，施行了许多有效的改革措施，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并且在洛阳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寺塔，如著名的永宁司、法云寺等，非常宏伟、壮观。 佛教最早源于印度，而在中国则盛传于洛阳。早在东汉时期，汉明帝就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让天竺的高僧在白马寺翻译佛经。白马寺就成了佛教祖庭，堪称中国的第一古刹。正是因为这样，笃信佛教的孝文帝才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而在佛教文化中，都是以莲花作为主要宗教象征的，所以在北朝盛行佛教文化的时期，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以莲花作为主题的器物。 眼前的这个青瓷莲花尊，莲瓣层层盛开，釉色晶莹圆润，造型庄重威严，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北朝时期瓷器烧制水平的高超。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而这个青瓷莲花尊釉色光洁剔透，造型素雅别致，这些都生动地表现出莲花高贵而圣洁的外形与内涵。 那么，青瓷莲花尊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来，莲花尊除了是佛教文化孕育出的产物外，它的用途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因为现存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 青瓷莲花尊是替代死者灵魂的寄托物，而且加入了浓郁的佛教色彩。人们相信莲花尊能超度死者的亡魂，使灵魂免受轮回之苦。所以莲花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在佛教文化和灵魂寄托物的双重内涵渲染下，莲花尊在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许多达官贵人死后，在墓葬中都会放置一个莲花尊，以此来超度墓葬主人的灵魂，使他避免死后受到轮回之苦。 这件青瓷莲花尊出土于河北景县的封氏墓群，它以莲花作为装饰主题，器形高大，气魄雄伟，装饰华丽，胎体浑厚，釉色晶莹，工艺细致。无论是在釉色和造型上，还是在佛教文化和超度灵魂双重内涵的影响下，都体现出了青瓷莲花尊独有的艺术魅力，是北朝青瓷中集大成的杰作，堪称“青瓷之王”。 青铜美器——四羊方尊展出位置：“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夏商西周时期 语音导览编码：1660
早在夏商时期，中国便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器身高58.3厘米，重量接近34．5公斤。整个方尊雄浑厚重，却又不失端庄典雅。 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方尊上装饰着精美的纹饰，羊的前胸及颈背部布满鳞纹，两侧饰有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尊”是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在商、周时期，青铜尊经常作为礼器出现在祭祀仪式上。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fán），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膰和脤指的是祭祀用的肉。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先秦时期，祭祀和战争都是涉及国家利益及安危的头等大事。统治者期望通过祭祀仪式，获得神灵以及祖先的庇佑，巩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作为礼器的四羊方尊，为什么以羊作为器身的形状呢？ 《周礼?春官?司尊彝》提到了古代祭祀礼器中所谓的“六尊六彝”。六尊，分别指的是牺（读“梭”音）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其中的牺（读“梭”音）尊，包括牛尊、羊尊、犬尊等。 先秦时期，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在商代国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其中最多的就是牛、羊和犬等。羊，显然是当时祭祀用的主要牲畜之一。 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在当时叫作“牺牲”或“牺”。以这些牲畜为造型的尊，被称为“牺（读“梭”音）尊”。 四羊方尊上的羊头造型，极有可能象征着作为祭品的羊。当时的统治者通过祭祀活动，希望获得上天的眷顾，所以在祭祀礼器的设计上处处用尽心思。 自古中国人对羊这种温顺、可爱的动物就喜爱有加。甲骨文中的“美”字,就是头顶大角的羊形。“吉祥”的“祥”是“羊”字的后起字。看来，古人早就把羊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人们还用“德如羔羊”来形容士大夫操行洁白、进退有节。羔羊跪乳的习性，被后世演绎成了孝敬父母的典故。 除了造型生动的羊头以外，四羊方尊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其精湛绝伦的青铜铸造工艺，它被人们称为传统陶范法的巅峰之作。 四羊方尊器表布满纤细的云雷纹，颈部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方尊的肩部装饰为蛇身而有爪的龙纹。龙纹为高浮雕，从方尊的四边蜿蜒于前。每一面的龙纹中间，都有一个双角龙头从方尊器身上探出来。 方尊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处，都是扉棱。这一小小设计，却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陶范铸造法在商代早期就出现了，在商代中期日臻完善。在制作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时，古人往往采用接铸法作为基本工艺，即将器身与附件分别铸造，然后再接铸为整器。四羊方尊就是用接铸法铸成的。商代工匠先将羊角与龙头分别铸好，然后进行接铸。如果没有高超的铸造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然而，在四羊方尊身上，却找不到拼接的痕迹。原来，方尊器身的扉棱，便是用来遮掩接铸时痕迹的巧妙设计。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真是匠心独运。生动繁复、寓动于静的纹饰给冰冷厚重的青铜器增添了端庄、典雅的神韵。 不过，如今被誉为青铜器典范的四羊方尊，在入藏博物馆前，命运却甚是坎坷。 1938年春天，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山村，后来，几经辗转，被保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地库中。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兵临长沙，古城危机四伏。四羊方尊被银行工作人员转移到沅陵县。然而，方尊最终未能在战火中得以保全。在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在方尊不远处爆炸，把它炸成20多块……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保护国家文物的指示，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历经探寻，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修复后，四羊方尊在湖南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恢复了原有的迷人风采。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四羊方尊被上调北京，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古老的祭祀文化、生动的羊头造型、高超的青铜工艺……三千年后的今天，四羊方尊以它独特的魅力，依然令后人陶醉。
圆鼎之最——子龙鼎展出位置：“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专题陈列 语音导览编码：1620
说起中国国家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很多人会想到“司母戊鼎”。然而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众多国宝重器中，还有一件可以与司母戊鼎比肩的商代青铜重器，它通高10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体型硕大，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鼎”。子龙鼎和司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方圆重宝”。 子龙鼎造型雄伟，器身饱满。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从这些包含“鼎”字的成语中，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 在子龙鼎内侧的器壁上，清晰地铸有的“子龙”二字铭文，子龙鼎的名字由此得来。“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除了铭文中出现龙的形象，从子龙鼎上腹部的纹饰中，也可以发现对龙的描绘。 鼎作为国之重器，在古代是王室贵族享有的器物。在夏、商、周青铜时代，生产技术并不发达，铸造子龙鼎这样一件青铜器，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那么，子龙鼎这件巨大圆鼎的主人又会是何许人呢？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然而，作为一件国之重器，有关子龙鼎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一直以来却全然不被世人所知。子龙鼎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竟然是在2004年，而且是在海外。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中国商代的青铜大鼎——子龙鼎。 青铜重宝子龙鼎惊现日本的消息，立即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曾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子龙鼎。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大批珍贵的中国文物被山中株式会社贩卖到日本和其它国家。 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子龙鼎突然现身日本一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底，它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来到香港，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流失异地的子龙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006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摆放着一件硕大的青铜圆鼎，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从日本回归的青铜国宝子龙鼎。子龙鼎在这次展览中有了与中国观众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鼎是国家的象征，子龙鼎作为目前已经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它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子龙鼎中发现的最早“龙”字铭文，为这一国之重宝，增添了非凡的文化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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