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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春蕤
潘绥铭/文 （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所长）
自从1885年，奥地利医生克拉夫特－埃宾出版了《性的心理病》一书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叫做“性学”的东西，在1920年代和1980年代中期，又前后两次传入中国（第一次的传入不幸夭折了）。时至21世纪之初，如果您常看杂志常上网的话，一定会发现，五花八门的“性知识”真是铺天盖地。十年前的所谓“禁区”，如今已经是闹市了。
可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性知识”究竟来自何处呢？每一条“性知识”都极力地标榜自己是出自“权威”之口，至少也是“专家”所言。即或有一些是个人经验的表述，也被认为仅仅是“宣泄”，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知识”。
尤其是，这些“性知识”虽然总是在不厌其详地传授着，在床上应该对女人做些什么，也包括女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探究：说这些话的“权威”与“专家”，自己是不是女人呢？说的是不是自己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牵扯到究竟什么是知识与科学，什么样的人才能具有知识与科学，知识与科学又应该用来做什么。
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凡是上过学的人，都一致地认为，这个问题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知识与科学就是专家说的，只有专家才拥有知识与科学，知识与科学就是用来教育“无知者”的。
如果我们是在谈论数学或者物理学，那么这话可能并无大错；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性”，是这个蕴含了个人几乎所有喜怒哀乐的、总是会激荡起内心最深层感受的、常常令人刻骨铭心的、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情感价值与激情导向的“性”；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我所体验到与领悟到的一切，那些专家们即使知道，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吗？凭什么他们说的就一定是知识与科学，而我却必须被他们教育？
这并不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而是人与物区别。只要我还被承认为是一个人，那么一切关于我的学问，都必须包括我这个主体的一切体验与感悟。如果非要把我当作一个物体那样来“客观地研究”，那么最多也只能产生“兽医学”。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性别意识缺失的社会里，现实的普遍情况是：谈性则必谈女人，而女人则必不谈性。结果，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一切关于“女性之性”的“知识与科学”，其实都是“小白鼠的行为”，都是被别人所观察、所定义、所解释的。
这在生物学上本来是一个不得已的缺憾，现在却被作为“正宗方法”来研究我们这些有自我、能表达的人类个体。结果，我们被迫使着跟着那些“科学结论”转，还被美其名曰“接受性教育”；结果，性的知识霸权与话语霸权就被建立起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也就以此渔利。
只要涉及到人，那么主体的感受就是第一位的，传统的“知识与科学”其实只不过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灵魂。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应该把什么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又把什么仅仅作为参照系？是别人号称的“知识”，还是自我的“领悟”？说白了，我们为什么而活着？自己的身心，还是别人的教诲？
中国性文化已经在短短20年里突变，至少在大城市的较年轻人里，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他们的敌人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的“性禁锢”，而是日益甚嚣尘上的“性时尚”，是相对自由与缺乏自我同时来临所造成的“对恐惧的恐惧”。
这又是由于，社会对于“性存在（sexuality）”的主要控制手段，已经从以前的“性压制”变成了“性引导”，就是以大众传媒的“性学轰炸”、“美眉崇拜”与“性技巧迷信”为载体，给刚刚破土而出的自我浇灌迷魂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的青年赖以获得自我的歌词“跟着感觉走”，时下变成了讽刺话、贬义语。结果，现在的人很少想过：至少在具体的性生活里，不跟着感觉走，难道真的捧着“性知识手册”去学习“柔软体操”？尤其是女性，如果不跟着感觉走，甚至连感觉都没有，那么，那是性生活还是被强暴？
好在同是中国人，台湾的何春蕤教授四两拨千斤，于11年前创办了8位女性自主参与、多元展示的“性心情工作坊”。它不是所谓的“性教育”，也不是经典的“性研究”，而是中国性文化史的突破――女性自己来建构主体所拥有的“性学”。
好了，还是您自己看下去吧，您会有收获，而且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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