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左手

 

 

 

 

 

 

“左撇子”越来越多，在图书馆、办公室、咖啡馆里，常常能够看到使用左手写字或者工作的人。“左撇子”人数的上升，来源于一战后人们对于左手人群的逐渐宽容。但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6世纪，欧洲已出现日常礼仪使用右手的规定，使用左手者被认为缺乏道德；17世纪有人宣告：“‘左撇子’是不能正直行事的人……人们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人。”

 

这种歧视在19世纪60年代和一战期间到达顶峰，科学家、医生都认为惯用左手是一种退化的标志，学校和家庭强行纠正人们使用左手的习惯。“左撇子”甚至被视为罪犯、同性恋者。到了20世纪中期，使用左手才渐渐被看作自然天性的表现，和用右手一样无可厚非。

 

 

左手歧视

很久以前，人们就习惯于把右手当作日常使用的主手，用右手敬礼、用右手打招呼、用右手在胸前划十字、用右手宣誓等等。为何惯用右手已不可考，有说法表示这是因为对古代的战士来说，右手持矛更容易保护位于左侧胸腔的心脏，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种习惯被一代代传承下来。

 

或许一般而言，右手比左手更常用、更灵巧，更能够完成复杂精细工作，人们因此渐渐认为右手是善、完美和正确的象征；而使用左手的人就成为怪胎，用左手是恶、不完美和错误的代表。

 

1850年，法国加尔省塞泽河上的巴涅尔附近，一则极其恐怖的新闻令“左撇子”的名声深陷泥潭：一个家庭的12名成员，包括女人和孩子，都惨遭杀害。报纸这样描述道：“所有的人躺在厨房中央……留下了大量创口和挫伤……对尸体进行检查的法医证实，所有的伤口都是由利器造成的，致死的部位和方式都是相同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致命打击都出自一只坚强而有力的左手！”

 

这则新闻见报时的题目不是“巴涅尔的十二条人命案”或“某某家庭的谋杀案”，而是“‘左撇子’加帕尔的罪行”——可见在当时“左撇子”是多么恶名昭彰。

 

此后，人们更将许多罪行都往“左撇子”身上推。“左撇子”里著名的罪犯包括“开膛手”杰克。1888年秋天，他残忍的罪行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还有“崽子”比利，美国西部亡命徒的象征性人物。然而，他们其实后来被发现都不是“左撇子”。而且根据法医的报告，“开膛手”杰克除了一例案子，其他都是用右手干的。不过此后关于他们的电影，还是固执地把他们塑造成“左撇子”，比如亚瑟·潘恩的《左撇子枪手》（1957年）用颠倒的达格雷照相术拍摄，电影主角在身体的左侧佩戴了一只左轮枪——在人们眼里，“左撇子”罪犯似乎更阴险、更难以捉摸。

 

将“左撇子”与犯罪相关联，来源于犯罪学的泛滥——这门学科在19世纪末期诞生后，迅速发展，并拥有大量研究者和拥趸，其领导人是意大利人凯撒·隆布罗索。凯撒是都灵大学法医学教授，他认为“左撇子”是一类天生有犯罪倾向的人群，并称在都灵监狱进行调查时，发现“左撇子”的比例很高，他列举到：“偶然的罪犯里面，96人中有9人是‘左撇子’；诈骗犯、伪造者里，34人中10人是‘左撇子’；女性罪犯44人中，10人是‘左撇子’……”。

 

 

 

这个粗糙而缺乏实证的理论如今或只值一哂，但对当时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甚至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理论之一”。隆布罗索的名字“与目不识丁者在大街小巷传播的各种观念联系在一起……报纸到处传播着隆布罗索的观念”。而左手，在当时的名声是“卑鄙地用暗器伤人的叛徒的手”。

 

对于“左撇子”的歧视在19世纪末种族主义泛滥时达到高潮，运用种族主义分析的观点，人们认为“左撇子”是退化的标志。甚至许多科学家和医生也为这种“不靠谱”的理论推波助澜：1882年加埃堂·德洛纳博士在提交给法国科学进步协会的一份报告中称，“优等种族中的‘左撇子’非常少，相反，‘左撇子’在低等种族中的比例较高。”意大利学者布鲁斯特在英国杂志上说：“‘左撇子’在下等阶级中比上等阶级中多，在黑人中比在白人中多，在原始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多。”

 

20世纪初，纳粹政权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现代称为北欧人种）为最优秀的“主宰”种族，同时清洗以犹太人为主的非雅利安人。纳粹政权推行这一观点时，辅以多种荒谬的理论，其中之一便是“‘左撇子’被认为是那些已经退化、丧失了其种族优良品质的人”。1935年，希姆莱甚至被纳粹政府委托了一项研究，调查左手使用习惯与同性恋倾向的关联。

 

当时甚嚣尘上的理论甚至对今天也有影响，张国荣有一首歌名为《左右手》，林夕的词中这样写道，“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歌词以左手指代同性恋，并被视作蕴含有同性恋者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含义。

 

这些缺乏科学依据却容易蛊惑无知民众的观点，使得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二战结束前这段时期，“左撇子”如坠地狱。整个社会的敌意和歧视如此明显，以至于当父母发现孩子喜欢使用左手时，要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加以矫正，如把孩子的左手反绑在身后，而作出如此身体上的摧残的目的，就是害怕孩子“最终成为（惯用左手的）残废人”。在这样的心理高压下，习惯使用左手的人，总是怀疑自己会是天生的罪犯，或是性取向不正常的人。

 

 

 

学校与“左撇子”之战

 

对“左撇子”这个特殊人群来说，中世纪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学校尚未普及，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是“左撇子”最安全的避难所。尽管“左撇子”的声誉不好，但他们在社会中却得到相当的宽容，在造船厂、工作间都时常可以看到“左撇子”的身影。

 

但到了16世纪末，随着教会学校或教区学校在欧洲的建立，教育开始大众化，书写不仅仅是书法的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必须按照正确的方法写字，即用右手书写。文化教育还和道德教育联系在一起，在当时小学生的初级识字读本中，有一本卡尔维亚克1560年出版的《儿童礼貌教育：学习正确的阅读、发音和书写的方式》，书中将用右手正确书写提至礼仪教养的高度。

 

随后，在17世纪欧洲人的识字教育大潮中，苏格兰男人的识字率从1643年的25%上升到1750年的78%；法国1696年只有29%的男子和14%的妇女会写自己的名字，100年之后，识字率上升到48%和27%。这种变化对于社会的很多方面是有益的，对于“左撇子”却是有害的。

 

而到了19世纪，公共教育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教育理论开始影响大众对子女进行管教的观念，其结果是没有一个群体能够逃脱学校的教化和规范化的影响。1882年，当法国实行义务教育时，所有的“左撇子”儿童，不管其社会地位和居住地点如何，都要屈服于右手社会的规则，并以平等的名义被要求放弃他们使用左手的习惯。

这一场“纠正运动”堪称反“左撇子”的“十字军东征”，而它正好发生在教育学理论上升时期，因此获得了包括政治、家庭、学校、医学和道德等各方面的帮助，并且声势浩大。比如一类名为“瓦尔道夫”的学校就有意推行“左撇子”的矫正，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左撇子”如果不被改造，那么在今后的生活中，会在使用为“右撇子”所设计的仪器和工具中遇到很多难题；二是根据鲁道夫·斯坦内尔的理论，“左撇子”是一个必须要战胜的缺陷。家长应该努力劝说他们的“左撇子”孩子使用右手，而且，这种改造是一举两得的，不仅给孩子们培养了正确的习惯，同时也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在美国，长期以来“左撇子”都要向政府进行申报，这是一项强迫性的规定，导致的后果是，“左撇子”的数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下降。

 

而为了更顺利地改造“左撇子”儿童，科学和设计上的新发现也来“帮忙”，人们甚至特别研制出了一些物件，例如专为右手设计的勺子。这种勺子的柄向左弯曲，这样，孩子就只能用右手来使用它。“左撇子”儿童越来越多地听到“用可爱的右手”、“左手是魔鬼的手”之类的话语，甚至还会经受被强迫绑住左手等强制措施。由于公共教育的普及，19世纪下半叶，右手统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919年，一位作者发现，学校里的“左撇子”已经是“罕见的特例”——强制理论终于战胜了天赋秉性。

 

 

 

 

 

“左撇子”回潮

虽然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日常生活的世界对于“左撇子”仍然有点不够包容——看看银行柜台前圆珠笔的位置就行了，但总体上看，“左撇子”不再是一种反常，甚至作为“左撇子”已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认为“左撇子”右脑更发达、“左撇子”中出现科学家、政治家和明星的比例似乎也更高。

 

“左撇子”的回潮首先来自二战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大量受伤失去右手或右臂的伤员，为了重新适应生活，必须学习使用左手，短时间内出现了大批“被动型‘左撇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在医院开设左手功能训练班和重新学习写字的夜课等等。为了协助政府的计划，出版社还出版了专供左手使用者学习的书法书，左手开始被驯服，许多“右撇子”也开始学会使用左手做许多之前由右手完成的事情。这些“被动型‘左撇子’”因为身体上的残缺，被迫用左手写字、用左手使用工具、用左手吃饭、用左手敬礼，于是，被传统道德否定的那些观念，突然成为公民的美德，使用左手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与人类尊严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这种人文状况的改变和随之而来的传统观念的变化，使得舆论觉醒：为什么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禁止使用如此灵巧和值得称赞的左手，为什么人们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左手“残废”？

同时，二战后社会文化有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生活习惯更加自由，教育更加宽容，对特殊行为更加尊重，新一代父母、小学教师、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摆脱了战前社会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禁忌、父权和小资产阶级价值观。人们从此不再使用各种严厉的词语责备“左撇子”，不再把他们当作不可救药的笨拙者和怪物。社会对个体的概念越来越重视，基本的人权价值得到确立，关于“左撇子”的争论越来越多，20世纪40年代，一位小学教师公开宣布：“我们找不到理由迫使在班级里显得非常特殊的一个真正‘左撇子’改变他的本性。”

 

这种宽容精神其实是继承了启蒙运动的光辉——启蒙运动时代的象征《百科全书》就多次重申，如同人的两只脚和两只眼睛，人的两只手之间也不存在能力的差异，强行在两只手之间建立差异是“违背自然和常识的”。19世纪，各种令人吃惊的说法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不同国家，它们都在鼓吹左手的价值。尽管当时这样的声音只在精英阶层回响，但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对左手和“左撇子”的宽容终于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1920年代，一批儿童教育研究专家聚集在费城，讨论“应该对‘左撇子’儿童采取何种态度”，最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先天现象，而非后天获得，不惜一切代价矫正“左撇子”的天性可能使得“左撇子”产生“严重的神经障碍”。在理论观念的转变下，社会风气也在渐渐改变，媒体的相关报道变成诸如《尊重左撇子》、《对左撇子犯下的罪行》、《不要束缚左撇子》等等。

在美国和欧洲，“左撇子”人群开始不被束缚地发展，他们中出现了企业家、科学家、政治家、明星、甚至美国总统——当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42届总统时，美国“左撇子”协会发表声明说，这是“左撇子”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胜利。事实上，在历届美国总统中，“左撇子”是很风光的一个群体，到克林顿为止的42届总统中至少有7位是“左撇子”，也就是说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1/6的时间由“左撇子”治理。

 

而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1/4的宇航员是“左撇子”，是普通人口中比例的两倍，现在普遍使用的“苹果”机最初的设计者中，有4/5的人是“左撇子”。据分析，天资超群者中“左撇子”的比例，比总人口中的“左撇子”比例要高，譬如在“国际最高智力人群协会”成员中，“左撇子”的比例要双倍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尔·盖茨、亨利·福特、约翰·洛克菲勒、马拉多纳、玛丽莲·梦露、詹姆斯·卡梅隆等等都是“左撇子”。此外，在电视剧《辛普森家庭》中出现了“‘左撇子’运动场”，美国西维吉尼亚有个“左手镇”，日本有专供“左撇子”互相较量的高尔夫球场……这一切，都表明“左撇子”不必再隐瞒身份，社会也开始为“左撇子”创造更适合他们活动的条件。

美国人大卫·伍尔曼2006年曾遍寻世界各地与“左撇子”相关的线索。他飞抵巴黎造访两颗19世纪的人脑，试图从脑部构造中找到“左撇子”的基因拼图；前往苏格兰古堡的“‘左撇子’之梯”朝圣，追溯遗传与用手倾向之间的联系；再到亚特兰大“会晤”20只黑猩猩，希望进化论可以带来某种启示；走访柏克莱大学实验室，借由神经科学深入探讨“左撇子”的过人之处……之后，他出版了《左手玩转地球：左撇子的秘密世界》，在欧美引起了对“左撇子”的大讨论，也因此有更多人了解、辨认出，自己其实是属于“被纠正”了的“左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