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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关于邓稼先的传记、纪念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到了他的英年早逝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也就是1979年9月13日的那次空投核试验，降落伞未打开，核弹落地未爆炸。 然而前不久，网上有一篇博文提出了“异议”，作者是当年21基地参试人员。 2001年第7期《读者》上转载了一篇关于核试验的文章《段子．房东．不被消化掉的人》。作者在“段子”里写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在1979年秋季进行的那次失败的氢弹试验的“英雄事迹”。那一次试验任务，核弹头折戟沉砂，没有炸响。当时我们火箭取样组在一个工号里等着打火箭，听到了“脱钩”信号之后，却一直没有下文，心急惶惶，又不敢动。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方接到指挥部“撤退”的命令。当晚我们才知道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是这样写的： 我想这位博文作者可能是有所误解了。虽然《读者》文章的可信度堪比平可夫，这种文学化的描写漏洞百出，但这件事是有的，只是细节并不上面说得那样。 1979年这件事可以参看许鹿希的回忆：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200912/1204_7179_1461921_5.shtml 许鹿希说:“因为我在1987年仔细问了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兰有一个机场，飞机是从马兰飞上去的。这个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飞机飞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核弹不能扔在马兰，马兰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扔到罗布泊的天上，在罗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后当时算好了蘑菇云应该在哪儿，蘑菇云应该往哪儿飘，要对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害处。 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到现在还不能说。 飞机扔核弹，那个核弹必须得挂着降落伞飘，要是不挂降落伞的话，一扔出来核弹就爆炸，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得算好降落伞怎么飘，风向是多少，飘到一个爆心再爆。 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很多人不理解，说降落伞怎么还打不开？普通人用的降落伞是好打开的。核弹是一吨重，你算算，比平常那个大差不多20 倍。神舟六号的降落伞展览过，很大的，从这头到那头，巨大展厅的楼顶整个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可是这次的核弹，是邓稼先签的字。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陪他一块去的就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他们俩一块坐上吉普车去找。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说 ‘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这位基地的领导叫陈彬，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钚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被辐射’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对不对？ 戈壁滩上不是沙漠，戈壁滩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那天他和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乱跑。他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是他们制造的，他认得。 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到了，停车’，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就呵斥赵敬璞副部长，他当时也顾不上礼貌了，他说‘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却进去了。 他独自向里面走去。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许鹿希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 听到这里我问，他知道很危险，也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为什么不注意呢？ 许鹿希说:“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 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邓小平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 其实，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试验，责任心和纯朴的本质使他不愿经常呆在办公室里指挥，而是经常出入车间及场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放射性辐射，干这一行的都管这叫“吃剂量”。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吃剂量”，接触放射物质。有一次他们打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强劲的辐射，邓稼先又是首当其冲地超限度地“吃剂量”！ 另一本许鹿希参与撰写的书中记述：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权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部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了尿不正常，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性剂量这样大，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他离不开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没有疗养过一天。 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他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打从小时候起，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但有一次大家爬山，半路上他突然感到举步艰难，身上沁着虚汗。最后，这次郊游就半途而废了。也有时开着会突然心跳很快，他把手伸给高潮副院长，让老高帮他搭搭脉，这时他的心跳每分钟已经超过120次。有时他甚至于非常怕冷。他觉出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邓稼先确实令人感动！ 不过许鹿希的回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核弹并不是邓稼先他们先找到的，而是防化兵找到的。据一个当时参与寻找核弹的防化兵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一个代号为"黄羊行动"的特别命令：要求我们防化大队立即出发，进入靶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这颗未爆的核弹！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搜索行动！ 试想：漆黑的夜晚，在没有道路、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物的茫茫戈壁滩上，去找一颗已经钻入地下的炸弹，已经如同大海捞针了。更何况这是一颗虽未爆炸但放射性物质可能已经外泄的原子弹，其难度和风险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在当时，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指挥部迅速调集了全场所有的越野车，重新调整了我们原先的专业编组。按照每台车配备四个人，携带一部辐射侦测仪和一部硅-2瓦电台重新编成了一个机动侦测群，随即迅速开到了靶区。 靶区面积将近10平方公里，核弹究竟落在了哪里呢？虽然航空兵平时在训练模拟投弹时，基本上都能命中靶区。但那是在带伞的情况下做到的，可今天的这枚核弹伞没有打开，它会不会落到靶区外面去呢？ 时间紧迫，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指挥员决定先从靶区中间开始搜起，然后再向四周逐步扩大。事后证明，指挥员的这个决心是正确的！ 指挥员先在地图上用九宫格将靶区划分为九块相等的方格，每一块方格的实地面积差不多是1平方公里。然后命令我们各车一字排开，每台车间隔20公尺左右。从中间的方格地块开始搜起，统一以15公里的时速齐头并进。为了便于夜间观察、保持队形，每台车都插上一面小白旗。考虑到核弹的弹体撞击到地面后可能已经变形破裂，里面的放射性装料可能已经外泄。指挥员严令参加行动的所有人员必须全身严密防护并且始终呆在车内不得下车；一旦发现并确定了弹着点后必须迅速离开。 行动一开始还算顺利，借助车灯的照明还能够看清前方地面的情况。可是当第一块区域搜索完毕后开始调头对第二块区域进行搜索时，风向就变了。50多台车扬起的沙尘一下子就让周围什么都看不清了，只能靠车窗外隐约看见的小白旗来判断邻车的位置。至于核弹的落点，只好借助仪器的判读了。靶区的辐射本底本来就比较高，一打开仪器，耳机里就"嘀嘀嘀"的响成一片。虽然我们也算是老防化兵了，但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谁也不敢贸然判定本车仪器显示的读数是否异常，只能将读数结果按车号顺序依次上报，再由指挥部通过对各车读数的对比来判定是否异常。 夜晚，戈壁滩上的地面温度虽然已下降了不少，但我们身着厚厚的防护服，坐在密不透风的车内，依然是汗流浃背。热气和汗水使防毒面具的镜片变得模糊不清，加上车辆的颠簸跳动，想看清仪表盘上的读数十分困难。我不得不一只手举着手电照明，另一只手捧着仪器贴近面具观看。车辆每颠簸一下，仪器的金属外壳就撞在脸上一次。虽然很疼，但也顾不得了。只希望在轮到我们报告的时候，能够迅速准确的将仪器读数报上去！ 感谢航空兵老大哥高超的投弹技术，核弹准确地落在了靶区内。就在我们第三次调头开始搜索后不久，就有几台车先后出现了读数异常。很快，指挥部就根据那几台车所处的位置判定出了弹着点：未爆的核弹终于被我们找到了！这时，天色又已经麻麻亮了。我一看表，距头一天凌晨出发时正好24个小时。接到撤离的命令时，我的睡意一下子涌了上来。回去的路上就那样用双手怀抱着仪器，瘫在车椅背上"呼呼"地睡着了。 后来得知，这颗未爆的核弹先是被工程兵用推土坦克在四周推了一道土坝围了起来；然后再用运输直升机，吊装了数百吨含铅水泥浇灌在上面给牢牢地封固了。 另一个当年的基地人员的回忆： 工程机械连开推土机的阎继义（75年芜湖兵、团宣传队拉小提琴的）、刘端祥（75年安徽宁国兵、后来调修理连），就在推土机前挡块铅板，就把“臭蛋”给掩埋了。人工用水泥砌筑是六连排长梁特奇（75年安徽枞阳兵）带人干的。阎继义立了二等功，老刘后来肾不好，都是拿命换的！ 解放军战士同样是可敬可佩，可歌可泣！ 防化兵找到核弹残骸后，上级需要查明事故原因（到底是核弹问题还是降落伞问题），以及是否会发生地面核爆炸，这个防化兵是干不了的，需要九院的人做出判断。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必须由邓稼先出马的，不过他还是去了。许鹿希说邓稼先捧了一下核弹碎片，这个细节不好说是否真实，也有的回忆说邓稼先用棍子拨了一下核弹碎片（应该是钚239核部件残片）。但只要是进入残骸区，辐射剂量就足以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邓稼先要靠肉眼判断核弹弹芯是否会发生意外核爆炸，说明他离得非常近了，吃的剂量相当大。所以说这次核试验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直接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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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我的太平洋 > 《8023----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