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客家女人是有客家特色的女人。她们是汉族女性中独特的一类，是汉族女性中唯一没有过缠足陋习的女性。客家妇女在长年累月的社会实践中，锻炼了她们特有的勤俭、刻苦和坚韧的性格以及特强的生活能力。
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说：“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
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坚毅顽强、自力自强、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风貌。每一个客家人或者了解客家生活的人，当论及客家民系崇高伟大的品格、思想情操时，跃然展现出一幅图景是：曙光初露，烈日当空，晚霞降临在千陌田园四赤足眷恋耕耘，或在餐桌上一碟咸菜一碗粥的客家妇女形象。在她们身上闪耀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坚毅不拔、聪明善良等光环，无不为她们谋取生存和催人奋进的精神所震撼，所折服。此外，客家妇女还有着不少特色，比如服饰、生活习性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在客家妇女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背后，客家妇女还有着令人同情、惋惜的一面，与封建社会其他妇女一样，她们许多人也同样受到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客家妇女的社会形象
1.勤劳俭朴
客家人大多往住山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就是这个缘故。由于田园稀少，土地贫瘠，谋生不易，因此男人们多数远走他乡,多外出营生。于是种田、家务事、教育小孩、纺织等，既要料理家务，照顾老小，又要出门干活，举凡上山砍柴、下地耕种均一肩承担，形成“男外出，女留家；男工商，女务农”互补型的家庭模式。她们在狭窄的山沟里翻挖田地，终日劳作。这和忌讳女子到田间劳动，认为“女人到田间，连续旱三年”的华北一带旧习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所谓“男耕女织”，在纯客家地区是不适用的。现潮汕妇女仍不下田劳作。因此客家地区的妇女遍体形粗壮，有独立生活能力。所以，客家妇女最突出特点，就是罕见的勤劳、刻苦与俭朴。《嘉应州志·礼俗卷》载：“ 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
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云：“妇女妆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针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论贫富皆然。”
嘉庆《大埔县志· 烈女篇·序》云：“埔女持家作苦，习为固然，设有不幸，加以勤俭犹可自立，则胡为贬节事人哉。语云：健妇当男；又云：劳则忘谣，埔妇之节，埔俗有以成之矣。”
《清稗类钞·风俗类·大埔妇女之勤俭》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奉俭约，绝无怠惰骄奢之性，于勤俭二字，当之无愧。至其职业，则以终日跣足，故田园种植，耕作者十居之七八。即以种稻言之，除犁田、插秧和用男子外，凡下种、耘田、施肥、收获等事，多用女子。光、宣间，盛行种菸，亦多由女子料理。种菸、晒菸等法，往往较男子汉为优。其余种瓜果、植蔬菜等事，则纯由女子任之。又高陂一带，产陶颇多，其陶器之担运，亦多由女子承其役。各处商店出进货物，或由此市运至彼市，所用挑夫，女子实居过半，其余为人家佣工供杂作者，亦多有之。又有小贩，则寡妇或贫妇为多。又除少数富家妇女外，无不上山采樵者，所采之薪，自用而有余，辄担入市中卖之。居山僻者，多以此为业。又勤于织布，惟所织者多属自用耳。总之，大埔女子，能自立，能勤俭，而坚苦耐劳诸美德无不备具，故能营各种职业以减轻男子之担负。其中道失夫者，更能不辞劳瘁，养翁姑，教子女，以曲尽为妇之道，甚至有男子不务正业而赖其妻养之者。至若持家
务主中馈，犹余事耳。”
客家妇女勤劳、刻苦与俭朴这一传统习俗，不仅在闽、赣、两粤客家地区保留，就是远徙四川，乃至海外的客家妇女亦如此。《蜀北客族风光》云：“ 客家人的妇女最勤苦莫过的，她们一般的体格都很健康，在未出阁时，读读书习习绣，有时协助母亲或学烹饪，或学纺织，一天到晚忙个不休，极少赋闲享乐的。……她们习惯了劳动，并不以为苦的。我们知道，寻常一般妇女，大都愿作男子的玩物整日涂脂抹粉，除了替丈夫生育子女外，衣食住行，一切都仰给于男子。惟有客家妇女，刷洗了这个耻辱，她们不特不依靠丈夫，大都能独自经营家庭生活的，她们因肯劳动，一切都有办法，如穿衣她们则自己种棉，自己纺织，自己制缝；食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解决了，纯粹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再加上从事农村副产，如养鸡、鸭、鹅、蚕、或喂兔、羊、猪等、每年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她们的经济，满可以自给自足的。若当旭日方升的时候，只要你到三家村去散散步，听见那种机杼之声和弦歌之音，是不绝于耳的，真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一咱敬佩的心情。她们勤奋工作，周年如常的，从未听见她们发一句怨言”。
曾获普立兹奖金的美国名作家米契纳，于1959年出版了一部厚达千页的钜构，书名叫《夏威夷》。…..《夏威夷》一书中的中国人，米契纳所写的是“客家人”和“福佬人”，事实上，夏威夷地方的中国侨民亦以“客家人”和“福佬人”为最多。……
《夏威夷》书中有一段写到一位名叫魏经的美国医生，到广东想雇三百华工到夏威夷去种蔗时，他坚持要雇用半数客家人；他认为“客家人能努力勤奋工作。”对于客家妇女，也有如下一段近乎赞症状的描述：“魏医生偶然注意到高地上的妇女都没有裹脚，于是指著一个妇人问春发叔道：“她们的脚怎么都没有裹呢？”这位来自加州的春发叔道：“她们是客家人，不值一谈。”魏医生又问道：“妇女准许到香树国（当时我国人对夏威夷的称呼）去吗？”春发叔说：“也许客家妇女可以，闽南妇女则不行。”于是魏医生不再说什么，但自己却想道：“也许有一天夏威夷会需要中国妇女，不过一定要客家人去。她们看起来又强健又聪明。”
但魏医生终于在无意中招募了一位名叫夏美玉的客家人，到夏威夷的魏家去做女佣。每日的代价是美金五角，可是她并不计较工资的多寡，却辛勤地工作著，每天自清晨五时直忙到晚上九时，一周七天，天天如此。于是乎就触动了魏强太太的慷慨，以后每日付她一元美金工资”。
米契纳笔下的这位客家妇女，的确是一位典型人物。
客家妇女的勤劳俭朴精神堪称表率。客家妇女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往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复有暇之时，她们在妆束上尤为素淡，既轻视粉饰之美，又轻视衣着打扮，这里也包含了节俭的意思。
由于勤劳俭朴已成为传统美德懿行，所以对女儿的教育，很注重所谓“家头教尾”、“田地地尾”、“灶头锅尾”和“针头线尾”四项妇工。
所谓“家头教尾”就是要她们养成黎明即起，勤劳俭约，举凡内外整洁，洒扫洗涤，上侍翁姑、下育子女等各项事务，都料理得井井有条的意思。
所谓“田头地尾”，就是播种插秧，驶牛犁田，除草施肥，收获五谷，勿使农田耕地荒芜的意思。
所谓“灶头锅尾”，就是指烧饭煮菜、调制羹汤、审别五味，样样都能得心应手，学就一手治膳技能，兼须割草打柴以供燃料的意思。
所谓“针头线尾”，就是对缝纫、刺绣、裁补、纺织等女红，件件都能动手自为的意思。
按客家传统习俗，只有学会了这些妇工，才算是能干的、合格的、标准的女性，才能嫁个好丈夫。民间歌谣《客家好姑娘》，很生动而又具体地反映了这一习俗：
勤俭姑娘，鸡鸣起床。梳头洗面，先煮茶汤。
灶头锅尾，光光昌昌。煮好早饭，刚刚天亮。
洒水扫地，挑水满缸。吃完早饭，洗净衣裳。
上山捡柴，急急忙忙。淋花种菜，炖汤熬浆。
纺纱织布，唔离房间。针头线尾，收拾柜箱。
唔说是非，唔取荒唐。爱惜子女，如肝如肠。
留心做米，无谷无糠。人客来到，细声商量。
欢欢喜喜，捡出家常。鸡蛋鸭卵，豆豉酸姜。
有米有麦，晓得留粮。粗茶淡饭，老实衣裳。
越有越俭，唔贪排场。就无米煮，耐雪经霜。
捡柴出卖，唔蓄私囊，唔偷唔窃，辛苦自当。
唔怪丈夫，唔怪爷娘……能够咁样，真好姑娘！
。
恰恰相反，在客家地区，懒惰的妇女则要被人讥笑为“懒尸麻”。民间歌谣：《懒尸妇道》，非常形象而又辛辣地讽刺了懒惰贪谗的女人：
懒尸妇道，讲起好笑。半昼起起床，喊三四到。日高半天，冷锅死灶。水也不挑，地也懒扫。发披髻秃，过家去嬲。讲三道四，呵呵大笑。田又不耕，又偷谷粜。家务不管，养猪成猫。上墟出入，一日三到。煎堆扎粽，样样都好。？（无）钱来买，偷米去教（交换）。老公打哩，开声大？（音叫，哭）。去投外家，目汁（眼泪）像尿。外家伯叔，又骂又教。爷骂无用，哀（娘）骂不肖。归不敢归，嬲不敢嬲。送回男家，人人耻笑。假话投塘，瓜棚下嬲。当年娶她，用银用轿。早知如此，贴钱不要。
长期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不仅是当地人民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等思想感情的抒发，也是当地人民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一种真切的体现。客家民谣亦如是。
正因如此，致使不少外国人士对客家妇女大为赞叹。发曾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客家》一书中说：“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了。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微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如果你是初到中国客家地方住居的，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屋宇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她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能力上可以胜任，而且在精神上非常愉快，因为她们不是被压迫的，反之，她们是主动的。”在没有什么财产的家庭里，男子既无支配妻子的动机，妻子也不能依赖丈夫生活。应该说，以“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勤劳、刻苦与俭朴著称于世的客家女孩子是“妇女创造文明”的象征。罗伯·史密斯的话虽然说得有点偏颇，但的确反映了客家妇女那种能干重活、脏活、累活等高强度、超负荷的重体力活的特点，这是其他地区妇女所不能比拟的。
2.贤良贞淑
客家妇女温柔顺从的性格可说是很典型的。许多妇女的丈夫远走他乡了，一走多年或无钱赡家，但她们都能独当一面，养育老小，维持生计，更可贵的是毫无怨言，看成是自己的本份和义务。客家妇女吃苦耐劳，能独立门户，还刚中有柔，温柔贤慧，包含了“孝顺公婆”、“敬重丈夫” 、“疼爱子女”等内容。
先说“孝敬公婆”。客家人向有孝顺父母的传统，把“孝”字作为一条重要的做人准则。“孝敬”两字，重点放在“敬”字上。作为一个媳妇怎么样才算“敬”呢？首先。对老人要给予充分的理解。由于老一辈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经历也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及角度也会有不同，因而常会与晚辈意见不同。这时，做媳妇的对公婆要做到不顶撞、不反驳，更不能与其发生争吵。对于公婆不对的地方要耐心为她解释，而不是冷嘲热讽，以维持其形象。另外客家妇女对其公婆的生活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与照顾。如遇公婆有病，客家媳妇不但要问长部短，而且还要不辞辛劳地上山挖药根、捣汁煎汤，甚至求神问卦、化符驱灾，不远千里。如遇老人已成单，好媳妇常常半个月便提醒丈夫去陪伴老人睡一夜，说说话，聊聊天，以驱逐老人心头的孤独与冷清。等到孩子长大一点，便精心安排孩子与老人睡。俗话说：“小孩的屁股三把火”，在冬天，既可借孩子的体温为老人暖床暖被，使老人睡得安稳踏实，又可减少老人的孤独感与寂寞感。
客家妇女对丈夫是非常尊重和顺从的。在客家妇女心目中，丈夫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主心骨。一旦成为正式夫妻，她们便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毕生辛苦而毫无怨言，真可谓“贤内助”。当丈夫碰到困难时，做妻子的便主动为丈夫 出主意、找问题、想办法。当丈夫处于紧急关头时，做妻子的更是挺身而出，分担丈夫的压力，在精神上给丈夫支持。客家妇女在生活上也是善于体贴丈夫的，时刻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丈夫外出叮嘱冷暖；丈夫有病，陪伴看护，请医拿药。客家妇女对丈夫的过错还常表现出宽容，尽量顾全丈夫的面子，不戳伤他的自尊心。她们以为家丑不可外扬，丈夫有了错让他在自省中认识错误。客家妇女贞操观念很强，她们普遍以为，婚姻是命中注定的，不管丈夫好坏，都是自己的终身依靠。有的人丈夫出洋谋生，几十年才回来，而做妻子的仍一直在坚贞自守，等郎归来。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他所著《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说：“日本女人以温柔顺从著称于世，而客家妇女亦毫无逊色。而且我们可以说，日本妇女这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因为她们的生活，须靠男子，不能不藉此求怜固宠；而客家妇女的温柔顺从是健康的，因为她们都能独立生活，她们这样做，纯然是真挚的爱，和传统的对丈夫的崇敬……”。从以上可看出，客家妇女为了保护家庭中的台柱子，对丈夫体贴、支持、理解，以至宽容、忍让、尽力合作、协调，在和洽上下功夫，这是她们“贤良“的又一表现。她们的献身精神，也是客家婚姻比较稳固的原因之一。
客家妇女的“贤良“还表现在对子女的疼爱与教育上。客家妇女对子女极其爱怜，为让孩子长命百岁，还常常在孩子出生时便到观音庙中许愿，有的契（全身）给观音娘娘，给孩子取名为娘龙、娘狗、娘喜等。以为这样之后，就会得到观音娘娘的保佑。在那缺吃少奶的年月，为让孩子多得到营养，当母亲的还常拖长喂奶期，以至有的孩子在三四岁时还跪着吃奶。为了把孩子教育成能适应各种艰苦环璋的人，客家妇女又总是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以各种技能，鼓励他们不怕苦，培养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总之 ，由于坚守某种固有的信念，才使得客家妇女能韧不拔，维系和支撑了客家地区千家万户。我们可以说，在客家的社会里，家庭都以妇女为重心。这也是客家妇女民俗特色的独特之处。因而得到广泛的好评。英国人爱德尔在所著《中国访问记录》中说：“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越的妇妇典型。”他在《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两书中也作过这样的评语：“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按：应作民系），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系）是牛乳上的乳酪，这光辉，至少有百份之七十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香港文化人余柯先生在其《客家的由来及对历史文化之贡献》一文中说：“客家妇女真可作今天西方，却又是‘大女人主义’反男人，造成家庭的极大不幸，或者妇解份子本身吃大亏，成了‘男人婆’，缺少女性温柔，嫁不出去，男子见之退避三舍。客家妇女把独立生活、女性温柔都揉合在一起了。”
3.聪明勇敢
客家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较之男人少，但她们的才智却又令人惊奇。好些只字不识的妇女，既善于心算，又善于对歌，其唱歌词也极富文彩。一些妇女还能赋诗填词，仅清代，粤东山区就出有叶璧华、范荑香两位著名的女诗人。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作为边远山区有如此才女，可算仅见。
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客家》一书中，赞不绝口地说道；“客家妇女，除了刻苦耐劳和尊重丈夫外，她们的聪明热情和文化上的进步，也是使我们羡慕。因为需要劳动，所以客家妇女，自古以来都无缠足这一种陋习，她们的迷信程度也远不及其他地方的妇女。…她们多数很聪颖，当她们在山中砍柴时爱唱山歌，常常是一问一答，应对如流。” 罗伯。史密斯这一段话，较好地概括了客家妇女的优良品质特别是她们的聪颖与文明开化。
客家妇女聪明好学，并特别看重和喜欢读书人。明朝万历年间，大埔白叶村李琼贞，其父是个孝廉，在父兄的教习下，幼通经史，工诗能文，出嫁后，教她的丈夫读书，过了三年，其夫果然中了秀才，传为佳话。清朝道光年间，大埔三河浒梓村范荑香是名闻粤东的女诗人，著有《化碧集》刊行于世。李琼贞和范荑香被载入《柏香楼诗文集》。清末，嘉应州女诗人叶碧华，有《古香阁集》传世。范荑香、黎玉珍、叶碧华被誉为“岭东三大女诗人”，可谓粤东客家女辈文坛之姣姣者。她们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妇女的读书机会。叶碧华早在清末废科举（1905）、兴学校之前的1899年就兴办了“懿德学校”。1905年梅县梁淙春女士开办“嘉应女子学校”；1927年又开办了公立女校“第一区区立嘉善女子学校”。据梅县1952年统计，大部分学校在校初中学生中，女生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乐育中学、广益中学女生的比例则占百分之三十多。
客家童谣有云：“蟾蜍罗，哥哥哥，唔读书，么老婆！”说的是不读书的男人娶不到老婆。换句话说，客家妇女理想的丈夫是读书人。又云：“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是以月亮比喻“秀才娘”，即只有读书人才能娶到月亮般漂亮的老婆。重视知识，重视“秀才”“仕子”，在今天岂不是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吗？过去，尽管客家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不多，但她们即使生活再苦，也要通过耕田种山、挑担、砍柴出卖等繁重而又收入微薄的劳动，挣钱来支持丈夫和子女读书，正如乡谚所云：“讨食也要缴子女读书”。俗称“喉咙省出缴子读，只望孩儿美名扬”，客家子女教育之得延续，亦是客家妇女血汗交换之所得结果。这，正是客家读书人特别多，知识分子遍布海内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家俚人喜唱山歌，而客家农村妇女大都是唱山歌的能手，这又是其突出的一个民俗特色。
客家山歌特出名，条条山歌有妹名， 条条山歌有妹姓，一条无妹唱唔成。
客家山歌远传扬，条条唱出情意长， 句句唱出郎心事，声声唱出妹心肠。
的确，客家山歌之盛，与客家妇女有直接的关系。一来到这些地方，就经常能在山沟里听到她们唱歌的独特音调，即使一个人独唱也需用上半个小时才能唱完。那缓慢的节拍，拖着长长的尾音，常常余音袅袅，在深长的山沟里久久回荡。这些艳丽的歌辞以及其中蕴含着的浓厚而又强烈的感情，傍边的人们听了后也会激起无限的欢乐和悲伤，往往禁不住热泪盈眶。 ……
在嘉应州则流传着“歌仙刘三妹”的故事。传说在今梅县松口地方，有个著名的女歌手，名叫刘三妹。她长得聪明伶俐，善于随口编歌，又有一副好歌喉，唱起歌来声韵悠扬，娓娓动听。每当劳动之余，三妹总要邀集男女歌手们虽和对驳，抒发对当时社会不平的忿懑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愿。虽然没有人能赢她，但人们都佩服她、爱戴她。因此，三妹的名声震于嘉应各县，播于闽粤赣边。有一天，刘三妹同一群妇女正在门口的码头上洗衣服，，忽然从上游漂下一只船来，船头站着一个道貌岸然的秀才，没等船靠岸，秀才就自命不凡地“喂”了一声，探问刘三妹住在哪里？三妹见此人架势不小，便反问道：“先生，你找刘三妹做什么？”秀才道：“找她对山歌，不信她能虽赢我！”三妹听到秀才大夸海口，“啊”了一声，又问道：“你有多少山歌，敢同对三妹对驳？”秀才现出满不在乎的神色，手指船舱，摇头摆脑地唱道：
讲唱山歌？就多，船上载来七八箩， 拿出一箩同你对，对到明年割番禾。
三妹听了，心里暗自好笑，随口便驳道：
河唇洗衫刘三妹，借问先生哪里来？ 自古山歌从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
“从口”与“松口”谐音双关，话中有刺，把秀才驳得瞠目结舌。这位自作聪明的秀才，此时才知道“手攀花树问花名”，自显其蠢，自知远非三妹对手，只好赶快掉转船头，溜之大吉。此事一传开，刘三妹的声名就更响了。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客家女歌手的传说，如兴宁的杨四娣、黄小妹，蕉岭的鹿三妹、张六满，等等。
客家妇女不仅勤劳俭朴、聪明尚学，而且勇敢英武，敢干斗争，不怕牺牲。唐末黄巢起义与葛藤坑的历史传说云：“在昔，黄巢造反，隔山摇剑，动辄杀人；时有贤妇，挈男孩二人，出外逃难，路遇黄巢。巢怪其负年长者于背，而反携幼者以并行，因叩其故。妇人不知所遇即黄巢也，对曰：闻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旦夕且至；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巢嘉其贤，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邪乱，惧葛藤，速归家，取葛藤悬门首，巢兵至，不厮杀矣。妇人归，急于所居山坑迳口，盛挂葛藤，巢兵过，皆以巢曾命勿杀悬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女，因得不死。后人遂称其地曰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居民” 。（按：葛藤坑，据客家各姓家谱的记载，其地实在福建宁化石壁村。）
客家妇女的特色
1、谥号孺人
据《石窟一征》载，在粤东客家地区“俗不论士庶之家，妇女墓碑皆书‘孺人’”。此由来，民间传说出自宋末。宋帝昺弃京南逃来到粤东客家山区，为元兵追杀。适逢一群采樵妇女，肩扛竹杠，列队而过。元军疑为救兵，仓惶而退。宋帝为谢救驾之功，特赐客家妇女为“孺人”。此后相传沿用。从这里也可见客家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
关于客家妇女死后均称“孺人”，为宋朝末帝所封赠，客家妇女因在当时抗元战争中，也同客家男子一起负起了“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使命。这段故事各家的记载颇有出入。曾子友先生说：“文天祥自真州脱险南归，于泉州行在返赣，兴师勤王。当径漳州赴梅时，途过大埔三河坝，时仅有十数随员，被元兵尾追，幸适遇一群上山采樵的客人妇女，文与随员均为客人，则以客语呼助。妇女乃持竿列阵，击退追兵，始克沿途号召义兵收复梅州，发动二次勤王师。嗣奏准端宗，封梅州、大埔等地客人妇女为孺人。迄今妇女墓碑均书某孺人。”邹海滨（鲁）先生在其《回顾录》上则说：“相传当日宋帝？，为元兵所追，正溯江而行，而元兵至，舟子及随从大骇，均弃宋帝？而逃。正危急间，适上山客家樵妇一队经过其处，皆肩荷竹杆，手提镰刀，突然而出。元兵疑为救兵，骤然退去。宋帝？于是得救，大喜，即指舟上各物，为封赠客人妇女之用，并准客家妇女死后，一律称为孺人。”丘念台（逢甲）先生在他的自传《岭海微飚》上则描述说明得比较详尽：“流亡广东的宋帝？，经常躲避元兵的搜捕。有一天，他正乘船溯江而行，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料元兵衔尾追至，他的家人和随从于惊慌中纷纷逃去，留下宋帝？，一个人困守孤舟，眼看就要落入敌人手中，内心充满彷徨与失望。正在危急关头，恰有一队客家樵妇经过江边，她们都手携镰刀，肩荷竹挑，大伙儿阔步而行（按：客人妇女时常劳动，均系大足，从无缠足者）。元兵从后面望去，疑是宋室救兵开到，随即退避，宋帝？因此得救了。他为了答谢这队樵妇的救命之恩，立即指着船上的御用器物，作为封赠客家妇女之用，并特准她们死后一律称为孺人（宋代县君封号为室人、安人、孺人；明清规定七品封孺人），以资奖勉。这一段故事，在正史上虽无可考，但是广东客人住区，却普遍流传着，乡间老辈谈起这个掌故，更是交相称颂，认为这客族妇女的殊荣。”英文《中国邮报》，于1973“相传古时候，北边的蒙古人准备入侵中国本部，但汉人尚未迎战，蒙古人却神秘地撤退了。好奇的汉人皇帝想知个中原因，探子回报：入侵者见到几群上山采樵的客家妇女，人数众多，颇为整齐，黝黑健壮，且每人肩荷一根类似长矛的棍棒，蒙古人误以为是女兵。‘他们的妇女都那么健壮，训练有素，那么他们的男子准是 更加厉害了。’所以入侵者便匆匆撤退了。汉人皇帝很高兴，从此客家妇女被称为‘孺人’（学者的妻子）──授予宫廷官员妻子的封号。自此以后，客家妇女一直自称‘孺人’”。年10月7日，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在台北召开之际，也刊载了这一则传说故事，译文如是：
2.天足天胸
客家妇女的另一特点是“不缠足”。在清代之前，妇女缠足是普遍现象，但在客家地区却难得一见，连富有之家都是如此。缠足往往被视为婚嫁的障碍。究其原因：一是地处山区，出门远走不便；二是有碍于上山下田干活。由于特殊需要，在客家人眼中，妇女能干与否较之相貌重要，所以，有些地方干脆把儿媳妇称为“薪臼”，表示既要会砍柴，又要会椿米。
有关客家妇女不缠足的记载，屡见诸于文献史籍。如《清稗类钞·风俗类》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由，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客家妇女不缠足，以“天足”为美，乐于做“大脚蛮婆”，若有极个别缠足者，反倒会嫁不出去，终身要做“老姑婆”。双足解放了，行动操作矫健灵活，所以客家地方向来很少有固守闺房的小姐，多有“把犁同铁汉”的健妇，这亦其独特的民俗特色。
除了不缠足外，客家妇女亦不束胸，这也是有利于卫生和健康的。黄遵宪先生对客家妇女的这种习俗，甚为赞赏，曾引用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话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州（嘉应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 韩素音女士说：“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扎胸，不为孩子雇请乳母，也不会去当娼妓。……客家妇女一般是体壮高大，缺少仪容美的好名声，……便她们却解放了胸部和脚，从而也解放了舌头。生活需要规定的这些，被认为可傲的传统喜爱着和延续着，客家少女虽然不是迷人的，但由于她们的节俭、勤劳、法净的生活和生动的辩才而受到称赞。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孩子，轻蔑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
正因为客家妇女不缠足、不束胸，故有健美的身材，生活虽然艰苦，便面红润黝黑，体态丰盈，能像男人一样参加各种劳动和战斗。郭沫若先生于1965年去梅县时，曾挥毫写出：“健妇把犁同铁汉，出歌入夜颂丰收”的名句。
3.凉帽与银簪
在赣南和粤东、粤西一带的客家地区，至今仍可看到客家妇女都戴着一种独特而别致的斗笠，俗称凉帽。它是用薄薄的篾片或麦秆编织的。这种凉帽的顶部缝有布，有的还绣着梅花等纹饰，边沿周围垂挂着五寸来长的褶叠均匀的布，有黑色的、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还有花色的……。年轻未婚姑娘们还在垂布的两端编织着两条五颜六色的彩带，人们一看就知道这姑娘是尚未有婆家的。由于这种斗笠还特别能遮阳光，垂布在随着身体的摆中飘舞摇摆，招来悠悠微风，凉爽宜人，所以客家人都习惯称它为“凉帽”。相传，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唐朝末年黄巢“造反”后，中原汉人纷纷南迁，他们来到江西、福建以至广东一带荒无人烟的山区，改变了在北方时男耕女织，女子很少抛头露面的习俗，她们和男子一样，为了生存，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开荒种地。但是，那种认为妇女抛头露面伤风败习的陈腐意识，促使客家先民在斗笠上做文章，想出了在男人们戴的斗笠上罩上一块黑布，成为女用斗笠，以庶住面孔。后来，大家感到不太方便，便把罩着的布揭下，改成缝在斗笠边沿周围垂挂；再到后来，就干脆剪去面前垂挂的部份。现在，粤东、惠阳、粤西一带上了年纪的客家妇女，仍喜欢戴四周垂挂褶叠着轻飘黑纱的“凉帽”。
在粤东，上了年纪的客家妇女，盘结在脑后的发髻上，至今仍插有一支银簪。这银簪长约10厘米，中间较窄，两头稍大，末端尖利，用银或白金制成，并雕有精致花纹。它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是别住发髻，在特急环境中也可以当作武器，给人以致命的一针。关于银簪的由来，传说是：明朝末年，倭寇跟我国东南沿海的豪绅、奸商、海盗勾结起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经常夜半三更袭击民房，洗劫财物，强奸妇女。妇女为了防身，便开始随身隐带一些短小锋利的铁器，以便在遭到倭寇突然袭击时进行自卫。后来，一些妇女为了携带的方便、隐蔽，便把这种小铁器加以精细制作，把它隐插在脑后盘结着的发髻上。它既能别住发髻，又能当作武器，因此深受妇女们的欢迎。人人制作佩带，渐渐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不过，那时的簪子是铁或铜的，后来才用白质金属制作。后来，许多福建客家先民南迁，定居粤东。因此妇女用银簪束发的习俗也就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客家妇女别具一格的服饰还体现在独特的士林蓝与围裙上。
此外，客家妇女还有着许多的独特的生活习俗。例如生育时有坐月子喝姜酒的习惯。又如在客家地区，经常可看到一种外地所罕见的奇特现象，就是妇女们在池塘、溪圳或河边洗衣服时的姿态，一般都是挽起裤腿，双脚站在水里，正面却朝向岸上；而不象外地那样蹲在岸上洗衣服。这也是客家人在历史的迁徙传统中留下来的一种独特的习惯。因为客家先民为避战乱兵祸，长期过着流徙的生活，经常是刚来到一处新地方还未站住脚，追兵来了，马上又要转移；或到了新居地，大多是荒山野岭、野兽出没，经常要防备野兽和当地土著的袭击。因此，连妇女们也养成了随时随地保持高度警戒的习惯。站在水里面向堤岸洗衣服，以备突然袭击，迅速采取应变的措施。据说在今日台湾美浓地方的客家妇女，也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的洗衣习惯。
客家女子的传说
在中国梅县地区，一个关于客家女子的传说流传了近千年。南宋时期，一名南逃的皇帝被来自北方的敌人追逐，皇帝逃到梅县时，已经看见了追兵铁骑扬起的漫天烟尘。在这样的生死关头，是一群上山砍柴的客家妇女救下了皇帝。皇帝脱险后，为回报客家女子，便对此地女子死后一律封为"孺人"。后人有为客家女子题诗：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
客家老行当——挑夫
长期以来，梅州的货运主要依赖木船、竹排和人力肩挑；上世纪30年代，随着汽车的引入，公路的修建，公路运输逐步兴起，对传统运输方式产生了分割之势。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民国时期，梅州的货运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的运输方式。因此，在我市的传统商道上，在大江大河沿岸的码头上，在前往江西、福建途中，人们都能看到身穿破旧衣物、脚蹬草鞋、手提绑绳、肩扛扁担，帮人装卸和搬运行李物品，以此养家糊口的男女，他们就是被称为挑夫，或叫挑脚、挑脚夫的人。
据老人介绍，清末民国时期，梅州的很多农家都有劳力兼营挑脚。据《平远解放战争史料集》介绍，平远县大柘镇的黄沙管理区、超竹乡的老圩管理区、超竹管理区、超南管理区、田兴村和石正镇的马山管理区等地农民挑担之家比比皆是。他们小部分是帮人家挑担的专业挑夫，大部分则自己从事小额米盐贸易或油盐贸易。在兼业的过程中，有些农民把挑脚变成谋生的主业。
挑夫是卖苦力的人，是社会的低层人士，收入低下，挑夫的特征是赤膊、黑皮、腱子肉、补丁衣。本来挑夫应该是以年轻体壮的男人为主的，但由于梅州的特殊情况：青壮年的男人大都外出谋生了，家里没有其他的劳力，只得来做挑夫，好补贴家用,要不就没法过活。再加上梅州妇女历来都没有“缠脚”的习俗，梅州妇女的脚劲不亚于男子。因此，梅州的挑夫中也不乏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因此，挑脚行业中，时有妇女挑夫杂于其中。抗战时期，因日军的严密封锁，粤赣及西南诸省的食盐，曾一度依赖沿海供给，千百万斤食盐大部分依靠闽粤赣的边区妇女人力运输。这样一来，在梅州便活跃着一支妇女挑担大军。
1934年4月24日的《正气日报》登载，“从闽粤交界的韶安、黄岗、饶平、高陂、沿韩江上至大埔、松口、蕉岭、平远至江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成群的搬运盐，一担一担越过高山峻岭，一站一站接过去。”传统商道上的挑夫总数，向来没有确切的数据，也难以统计。据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记载，仅石城、瑞金往梅县的米，每天有约三百担过。据《平远县志》的统计，民国年间来往挑夫有3000余人。
粤东近代商品经济发达，进出口货物运来送往，因而兴、梅等县城的搬运业也大为发展，专业搬卸工人穿行于码头与货栈之间。据《梅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的梅县城，各行各业开始雇请“脚子”，各行店一般3-4人，每船7-8人，分布在梅城各码头和中华街、中山街、马石下、凌风路一带；抗战期间，搬运装卸队伍扩大，不少潮汕逃难难民加盟搬运业，仅梅城一地，搬运工便有近千人，皆以人力肩挑、肩扛为主；至1949年，据梅城、松口、丙村、畲江、西阳、松源、南口7个乡镇的统计，从事搬运装卸的工人有1300多人，其中梅城一地固定搬运工，仍有800-1000人。
挑夫得到报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搬运行李物品时，赢得客人的欢心，建立了友好关系，得到客人的偿钱，一旦客人有需要时，能被再次叫唤服务；二是在装卸和搬运行李物品前，讨价还价，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挑夫是最为团结的一群人，谁家里出现了困难，谁被人欺负了，他们都会竭尽全力相助。挑夫们也是快乐的人群，晚上，挑夫们会放下一天的辛劳，聚在一起，天南地北聊起来。
挑夫最难熬的是寒冬腊月和炎热的夏天。寒冬腊月时，他们的脸冻得通红，脚长满冻疮，脚后跟皲裂出血，仍然不放弃生意；炎热的夏天，太阳把他们烤得能揭一层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