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历史：残酷的记忆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
“我们必须对过去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在今后发生大流行病时生存下去。”
——吉娜·科拉塔
历史从来就不是单色调的，而是由无数色彩斑斓的线条编织起来的。其中，既有值得骄傲的辉煌，也有不忍回首的丑恶；既有数不清的文明，又有不计其数的灾难。在人类所经历的各种灾难中，瘟疫是最令人恐怖的。尤其是当人们在瘟疫面前，不明不白地相继死去时，这种恐惧往往是不可名状的。人类虽然讨厌瘟疫，但瘟疫却总是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人类。一部人类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不断遭遇瘟疫、不断战胜瘟疫的历史。我们把人类所遭受的这种苦难和盘托出，目的只在于使我们树立起战胜瘟疫的信心。历史已经多次告诉我们，狂虐的瘟疫虽然能够毁灭个体的生命，甚至能够毁灭一座城市，但它永远无法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
一、人像羊群一样死去
由于缺乏详细的历史资料记载，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瘟疫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爆发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各种疾病和瘟疫进行斗争的历史。
瘟疫作为一种流行性传染病，相对于其他一些常规的普通疾病，它的出现要晚得多。一般认为，瘟疫最早出现于农业文明诞生之后。由于在农业文明之前，人类一直从事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居无定所，流动性较大，再加上人口稀少，不容易形成瘟疫形成和传播的条件。早期人类以50至100人的群体分散生活，人口的低数量和低密度减少了病毒和细菌感染的几率。病原体的传播需要高密度的生存人群。
进入农业文明以后，人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生活，而且由于可以得到较为充足的食物，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同时人类开始将一些野生的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人与动物的关系日渐紧密，人与动物之间在疾病上相互传染的机会加大。有一些病毒，在动物身上可能不会导致疾病，而一旦传播到人身上，则有可能演变成一种可怕的流行性疾病。世界医学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都为瘟疫在农业文明时期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在我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关于瘟疫的文字记载。《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熏卜问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熏又卜问疫病是否会漫延。这种传染病估计就是现代所说的瘟疫。此后《尚书》记录了传染病就是疫疾。《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７８１至前７７１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疾，丧乱弘多”。由于物侯变化，引起疫病。《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从汉代开始，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据统计，中国古代论伤寒的书籍多达２５０多种，可见我国古人对传染病的重视。
瘟疫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及使用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起初，瘟、疫两字是分开使用的，它们所表达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指一种流行性传染疾病。如《集韵.魂韵》中说：“瘟，疫也。”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瘟。”《农政全书.种植》：“《万毕术》曰：‘茱萸叶落井中，有化水者，无瘟病’。” 对于“疫”字，《说文》中解释说：“疫，民皆疾也。”《素问·刺法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医宗金鉴·瘟疫门》：“天行厉气瘟疫病，为病挨门合境同。皆由邪自口鼻入，故此传染迅如风。”《吕氏春秋·孟春纪》：“（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
但当时由于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还不知道瘟疫的发病原因和预防措施，面对瘟疫这种急性传染、致死率极高的疾病，人们经常用迷信的观念加以解释。因而，在古代汉语里面，经常出现“瘟神”、“疫鬼”之类的说法。所谓瘟神、疫鬼，就是指能够施瘟疫的鬼神。对于它们，在古代的著作中，也多有记载。如《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疫，厉鬼也。”《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者）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警疫疠之鬼。”南朝梁宗懔《荆州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在西方，最早以文字形式记载瘟疫的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爆发于雅典的那场可怕的瘟疫流行的情况。2400多年以前的那场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
公元前430年，雅典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一些人突然发高烧，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味。病情严重时患者会打喷嚏，声音嘶哑，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几天后就会在痛苦中死掉。起初，染上这种疾病的只是老弱病残者，但后来，一些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也无法幸免。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恐惧开始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死亡的阴影弥漫在街巷屋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雅典的市民们惶惶然生活在噩梦之中。修昔底德亲历了那场瘟疫并用历史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这种病据说是从比埃及更遥远的埃塞俄比亚开始流行的，随后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并侵蚀希腊。它首先使比雷埃夫斯市的居民遭受灾难，然后便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雅典城。现在我么描述一下这场瘟疫确切的过程和它的各种症状，因为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可怕的灾难，而且我本人也染上了这种病，并差点为之送命。
那一年几乎没有其他疾病，假如有谁得病的话，那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病。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一个健康人的额头就会突然变得滚烫，双眼冲血，咽喉和舌苔也都变得血红，嘴里还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当病情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时，人们就会接连不断地打喷嚏，嗓音也变得嘶哑了，胸部很快也难受起来，使人爆发出一阵阵强烈的咳嗽。接着胃部也开始发难，无论吃什么都很快又被吐出来，并伴随着强烈的胃痉挛，有些病人的胃痉挛会慢慢地平息，有些却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从外表上看，他们并不显得苍白，相反血色似乎好得出奇。逐渐地，他们皮肤上出现了斑疹，并开始溃疡。他们还受到内热的侵袭，就连最薄的亚麻布床单盖在身上也觉得难以忍受，只能整天光着身子躺在床板上，他们渴望浸泡在冷水里，――事实上，一旦没人看护，他们自己便会一头扎进冷水池中，――他们时时都感到干渴难熬，但不论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
他们还必须忍受坐卧不宁以及失眠的折磨，这种折磨简直无休无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内热出现的第七天到第九天便会死去，而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在抵御住了内热的侵蚀后仍能在体内保存一些力量，但恶魔紧接着就侵入了他们的大肠和小肠。严重的肠炎导致腹痛和腹泻，有些人由于腹泻造成的虚弱而毙命。最后，病症向人的四肢蔓延并危及外阴部，有些人虽然死里逃生，却因此而丧失了手脚的功能或性功能，也有些成了瞎子。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病例中，患者在痊愈后却突然丧失了记忆力甚至思维能力，他们无法辨认自己和周围的人……最令人沮丧的是疾病剥夺了受害者的意志力，使他们屈服、绝望，根本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同时，由于缺乏隔离措施，人们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受到感染，患者急剧增加，人们“像羊群一样大批地倒下”，由于死得人太多，尸体躺在地上无人埋葬，鸟兽吃了尸体的肉也跟着死亡，以至“吃肉的鸟类完全绝迹”……
即使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雅典城，仍有成群结队的农民涌入城市，这些新来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屋供他们居住，农民们便在城里搭起了许多茅棚。又闷又热的盛夏加上可怕的疾病，使死亡的人数激增。街道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以及被内热、腹痛折磨得翻来滚去的病人。水池旁挤满了半死不活的人，他们渴望能喝上一口凉水。神庙里也满是尸体，许多人都是爬进神庙后死去的。可怖的疾病如此急遽地降临到人们身上，使他们不再顾忌法律喝一切神圣的东西，为保全生命不惜亵渎神灵。有关葬礼的所有习俗也已不再被人遵循，在一片混乱之中将死人草草掩埋已司空见惯。最后，火葬也被普遍采用，将死人堆在干草上焚毁，有些人扛着死人沿大街走着，遇到有人点燃火堆便扔下尸体一走了之。”
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瘟疫进行细致描述的文字，它为我们了解西方瘟疫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场瘟疫最初使雅典军队的25％死亡，接着又在南部希腊徘徊了4年，杀死了城市人口的25%以上。昔日辉煌无比的雅典文明，也开始走向衰落。
幸运的是，一位勇敢的医生从外地来到雅典城，他发现城中的铁匠们都没有患病，认识到火可以阻止瘟疫的蔓延。他用焚烧的办法阻止了瘟疫的进一步流行和传播，拯救了那些生活在绝望和无助之中的雅典百姓。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医生，他就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是他立下人类历史上医生职业的第一誓言，这誓言穿透时空，至今仍在敲击着我们的心灵：
“吾将在阿波罗、阿斯克雷庇亚、卫生与健康众神之前宣誓，并请男女众神为证，务求信守誓言，并为此竭尽吾之能力和智慧。
吾将尊敬授业之师如同父母，祸福与共。视其子代如同兄弟，如其愿学医术，皆予教授，不计报酬，不立契约。吾将依次传授箴言、训诫以及其他知识给吾子、吾师之子及其正式学艺并宣誓之徒，舍此绝无例外之人。
吾将竭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与妄为。
吾将不对任何求死者给予致命之药，亦不作此种授意。同样不给妇女提供堕胎之术。
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
吾将不操刀施术，即使遇截石之症，但将委托以此为业者。
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病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无论遇自由人或奴隶吾都将戒绝滥用职权，或放纵于男女之情。
无论所见所闻何事，无论职业或私人之事，都应不予泄漏，吾将严守秘密，不予外传。
吾恪守此誓，决不违背，将终生广施善术，永享世人之尊敬。如有违此誓，将得相反之报应。”
希波克拉底，正是他在西方医学史上首次创造了人类战胜瘟疫的奇迹，尽管他当时所采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原始，但这毕竟代表了人类对瘟疫斗争的首次胜利，成为人类同瘟疫斗争历史上的第一块且富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二、被打开的魔瓶
在现在关于瘟疫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西方瘟疫发生和传播情况记载的文献，要比中国的资料丰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历史缺乏记录灾难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人那里，一般瘟疫和其他自然灾荒的发生，是社会混乱、政治无道的体现，是社会变革的前兆。如果在所谓的盛世出现瘟疫流行，当时的史学家们会将其隐去，不加记载。二是，在历史上，可能西方爆发大规模瘟疫的次数，要比中国多，尤其是西方自14世纪至18世纪，是瘟疫大规模频繁爆发的时期，而且瘟疫的种类也特别多，凡是当时出现过的瘟疫，几乎都在欧洲这块多灾多难的大陆上爆发过。三是，西方较早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为了开拓市场，经常到世界各处经商或探险，在将世界各地的财富带回欧洲的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瘟疫和其他各种疾病带回了欧洲。而在同一时期，我国正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文明框架内，与世界的隔绝，也可能将灾难性的瘟疫无意地挡在了国门之外。
在西方，瘟疫出现主要集中在中世纪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爆发过任何瘟疫，而只是说在此之前，瘟疫没有像中世纪以来这样大规模地流行过。
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西方人可能就已经遭受过疟疾、结核、白喉以及流感的侵袭。然而，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雅典人口的增长，帮助点燃了帝国野心的火焰。长期的海外战争和殖民，使得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瘟疫传播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古罗马时期，瘟疫流行的次数开始增多，瘟疫之间的时间间隔也有所缩短。据记载自公元2世纪起，疾病开始侵袭整个帝国和罗马本土。第一次流行病的广泛流行被称作安东尼时期黑死病，在公元165至180年期间，可能导致感染区内1∕4到1∕3的人口死亡；而第二次流行病的侵袭发生在公元211至266年，给罗马及周围地区带来了灾难。
公元6世纪，爆发了第一次世界鼠疫大流行，它起源于中东鼠疫自然疫源地，流行中心在中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埃及南部鼠疫流行从塞得港沿陆海商路将鼠疫传到北非、中东和欧洲。这场鼠疫流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几乎蔓延到当时所有著名的国家，死亡约1亿人。流行高潮时，每天死亡达5000人到1万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东罗马帝国的衰退。时值埃塞俄比亚的查士丁尼王朝，所以又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此后，在六、七、八世纪在中东、东欧和西地中海地区曾有过多次鼠疫流行。
公元542年，也就是查士丁尼继位，成为拜占廷皇帝的15年后，一场大瘟疫袭击了拜占廷帝国的神经中枢――君士坦丁堡。这场灭绝民族的大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流行达4个月之久。无数君士坦丁堡居民被瘟疫夺走了生命。瘟疫猖獗时期，每天至少有一万人死亡，有时甚至不止。就连59岁的查士丁尼也染上了瘟疫。当时，对关于皇帝染上瘟疫的消息绝对守口如瓶，怕的是在整个城市以至整个国家引起轩然大波。
有关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发生的那场瘟疫，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几乎都来源于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书中的记载。他当时是巴勒斯坦罗马大帝凯撒的忠实信徒。身为贝利萨留将军（罗马晚期查士丁尼在位时的名将）的法律顾问，他跟随主子周游了地中海各国，当瘟疫发生时，他就在君士坦丁堡。他亲眼目睹了瘟疫使人们遭殃的悲惨情形。
一开始，所有的患者病情相同。“他们突然发高烧，或从睡梦中惊醒，或夜里梦游，还有一些患者行为失去控制。完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发烧，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发烧会死人。”然后，患者很快出现肿胀，通常在腹部下端、腋窝、双腿，以及双耳附近出现。病情严重恶化的患者会突然死去。一些人长期昏迷，一些人神志不清，说起胡话来。许多患者昏迷后再也没有醒来，而那些神志不清的患者则出现失眠和精神错乱。患病后病人总是怀疑有人要杀他们，因而情绪激动，高声喊叫，四处乱跑。
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神志清醒、思维正常的患病者。他们全身肿胀，痛苦难忍，几乎是在痛苦中被折磨致死的。不过有的患者经过排除体内的脓液之后幸存下来了。有的慢慢消肿好像有救了，但由于体内中毒，最终还是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一些患者病愈后与常人一样，而另一些则出现了口吃、语言障碍，或变成了哑巴。
许多人为照顾病人累得疲惫不堪，也跟着受苦。许多病人疼痛难忍时，不断从病榻上滚下来，在地上乱滚吼叫，护理人员不得不把病人重新放回床上。有的病人发疯似地冲出病房乱跑，护理的人也少不了折腾一番。随着瘟疫的流行，处理尸体的工作也显得人手紧张。甚至连堆放尸体的地方也会没有了。据普罗科匹厄斯描述，“事先准备的坟墓被一具具尸体填满后，城内凡是可以用来埋葬尸体的地方都被用上了，但还不够。后来，死人急剧增加，掘墓人每天挖掘的坟墓远远不够，他们索性掀掉山顶上一座座防御城堡的屋顶，将尸体横七竖八往里扔，堆满尸体后又重新盖上。”
尽管瘟疫流行，无数的人一天天在折磨中死去，但君士坦丁堡人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表现了团结、互爱的民族精神。无数的“自愿者”组织起来了，他们处理了成千上万腐烂发臭的尸体。许多食物和钱财以皇帝的名义分发给受害家庭。教堂仍然举行着各种宗教活动。据说，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虔诚。公共娱乐活动从未停止过。来访的其他国家的宗教权威人士也受到空前的热情款待。虽然查士丁尼已病卧在榻，皇后犹奥多拉仍活跃在社交场合之中。
8月底，瘟疫似乎出现缓慢趋势。这场瘟疫彻底地毁灭了查士丁尼复兴日渐衰亡的罗马帝国的希望。那年冬天，瘟疫突然消失，其中很大因素是人口分散到了外地。瘟疫虽被控制了，但被瘟疫侵蚀了的肌体却伴随了患者的一生。事实上，瘟疫的病毒并未完全根除。14世纪，这场瘟疫又卷土重来，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用了一个新的名字――“黑死病”而已。
瘟疫——西方近代的文明病
在文艺复兴前后，西方接连发生大规模的瘟疫。为什么这一时期会经常爆发大规模的瘟疫，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们认真研究的现象。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文明史上少数的辉煌时期，自然科学开始兴起，人文主义思想得以产生，欧洲思想界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人类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着巨人的伟大时代，。然而人类在创造着文明的同时，也饱受着瘟疫和各种疾病的困扰。文明和瘟疫不可思议地纠缠在了一起。
当时在欧洲流行的瘟疫中，有鼠疫、流感、麻风病、天花、出汗热、梅毒、坏血病、麦角中毒、舞蹈狂和出汗病、栗粒疹热、斑疹伤寒等。每一次瘟疫的出现和流行，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首推鼠疫和霍乱。
鼠疫——“黑色妖魔”
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瘟疫之一是所谓“黑死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鼠疫。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流行性鼠疫，全球性鼠疫发生过3次，死亡人数过亿，不少城镇灭绝。据文献统计，死于流行性鼠疫的人数，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无怪乎人们惊恐地称这种疾病为“黑色妖魔”。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流行性传染疾病。鼠疫的病毒主要携带在老鼠的身上，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染给人类，如食用被老鼠污染过的食物、被寄生在携带病毒的鼠类身上的跳蚤叮咬而传染，甚至可以通过空气传染。它大体可以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大类。前者是被蚊虫跳蚤等叮咬，经伤口到淋巴腺而发病的；当病人发病严重时鼠疫菌可随血流传播到肺，造成肺炎，然后经病人飞沫通过空气而传给另一个人，这个时候鼠疫传播速度加快，这种鼠疫被成为肺鼠疫。人类之所以饱受鼠疫之灾，主要是因为这种瘟疫的传播速度快，同时病死率高，如不及时治疗，很易死亡。
关于鼠疫起源于何时何地，众说不一。有记载可查者只限于经济文化发达较早地区。有的现代西方学者认为，鼠疫在太古时代即已存在于中亚细亚，并认为那里是鼠疫的起源地。早在公元前1320年已经发现鼠疫。公元前3世纪末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地曾有腺鼠疫流行，并且在人类流行之前有动物死亡。这些都说明鼠疫是古老的疾病，但是仍不足以说明鼠疫流行最早的时间和地点。
14世纪欧洲流行病到处猖獗，人类遭受到的蹂躏可称空前绝后。其中最主要的是被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的大流行。那时人们自然将这些病患视为如毒物、久旱、暴风雨、星辰等人为或超人为的原因所致。今天我们却不难找到平淡无奇但是重要的原因：中世纪的城市里充满了污浊不讲究卫生的恶习，更加战乱连年，以致居民混杂，风纪荡然。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黑死病，其灾害扩及整个欧洲大陆，几乎使那些繁荣的城市都化为荒凉之地。灾难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滞不前。
最广为人知也最为悲惨的鼠疫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它是由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引发的。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绝望的士兵把患鼠疫死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城里的居民热那亚人逃离此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又传播到欧洲大陆，之后席卷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北海岸国家，肆虐了三个多世纪，造成了很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1346年鼠疫爆发后的短短5年内，第一波的鼠疫就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人口的半数。严重影响了当时欧洲宗教和经济活动。这次大流行在医学史上称为 “黑死病”。
在随后的300多年间，鼠疫在欧洲仍反复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平息。当时由于病因不明而且病情恶化迅速，大多数人于患病三四日后即死亡，这更加重了鼠疫的神秘、恐怖色彩。许多无辜者被指控传播鼠疫而被恐慌的民众处死。
这次鼠疫大约在1333年，最初发生于亚洲内陆，后由于通商而传布到印度及其他国家。其主流经克里米亚和黑海而到君士坦丁堡，然后由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商人做媒介传入埃及，及至1346年末1347年初，中亚、埃及和欧洲南部各地几乎全被此灾祸所笼罩，随后又势不可挡地蔓延到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卜迦丘在《十日谈》中曾对这场瘟疫进行了生动的记述。在1349年又经过荷兰、法国而传播到英国、德国和波兰，到1351年和1364年又传到俄国。
用意大利文第一次描述鼠疫情况的是方济各教会修道士皮亚扎，在他所著《西西里史》（1361）一书中曾记载着，在1347年10月初旬，有13艘威尼斯帆船从墨西那海港载运难民来到威尼斯，鼠疫被带到该城。商船上满载着香料、毛皮和其他贵重的物品，同时也带来许多携带黑死病菌的老鼠。船靠岸后，人们只是沉浸在平安归航的喜悦之中，谁也没有注意那些来自他乡的肮脏的老鼠，然而，正是这些令人可恶的老鼠，悄悄地将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传播给这些无辜的人们。
携带病毒的老鼠们沿着锚链偷偷地溜上岸，消失在大街小巷的千家万户之中。不久，随着老鼠的死亡，人也开始患黑死病丧生。病人首先头痛发烧，接着浑身发抖，头晕目眩，腹股沟和腋下出现黑色硬块，淋巴也开始肿大，最后大量吐血，3天内必然死亡。关于此病症状，《西西里史》一书有着生动的描述：“因为这是一种借着呼吸传染的疾病，当人们谈话时，即从一人传到另一人。所有患者都感到难忍的疼痛，有的浑身剧烈颤抖。由于疼痛、颤抖和呼吸受染之结果，臀部和股部都呈现出豆核状的脓疱,它感染并贯穿到体内,因而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之症，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行死亡。不只是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亡，就是从他们那里买到或是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染致死。”这场瘟疫传染可怕到这样的程度，不仅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畜生，只要一接触病人，或者接触患者的什么东西，就会染上这种病，过不了多少时候，就会死掉。从3月到7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10万人以上。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门口都堆满了尸体。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尸体运到教堂去。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宽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几百地葬下去。仅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地，在1348年的灾难中就死去10万人以上。威尼斯也有10万以上的人口因此而死亡。
可怕的鼠疫并没有满足于它在意大利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而是以很快的速度贪婪地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着。英国是这场瘟疫受害程度较重的国家之一。
鼠疫突破了英吉利海峡，在南安普敦登陆了。这座海边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这场瘟疫中丧命，他们死得非常迅速，很少有人得病后能在床上躺上两三天，很多人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半天时间。接着，死神的阴影又飞快地向其他城市扩散，它仿佛遵循着阳光走的道路。在累斯特郡一个很小的圣伦纳德教区就死了380多人，而在圣克罗斯教区则死了400人，在圣玛格丽特教区则有700人被夺走了生命。其他郡和教区的死亡人数也在激增。据说牛津大学死了2/3的学生。据估计，英国整个人口的1/4至1/2死于瘟疫。
鉴于这一巨大灾难所造成的特殊情况，伦敦大主教向全国发布命令，授予每一位教士以普遍的权力，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人的忏悔，并且拥有临终赦免权，除了赦免债务以外。对于死者身前的债务，债主可以从遗产中得到偿还。同时，教皇也发布了赦免令，对所有临死的人的罪行予以赦免，只要他们作过忏悔。这道赦免令从发布之日起直到第二年的复活节都始终有效。
农村和城市一样，也没能够逃脱鼠疫的魔掌。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到：“黑死病袭击农村时和它袭击城镇时一样可怕。据说约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是染上这个病死去的；在诺里季主教管区里三分之二的教区换了牧师。整个劳工组织陷于瘫痪。人手缺少使小佃户难于为他们的土地履行应尽的劳役，地主只好暂时放弃一半租金来诱使农民不离弃他们的土地。有一个时期耕种已不可能。一个当时的人说，‘牛羊在田野和玉米地上游荡，竟没有剩下一个能把它们赶走地人。’”
同一年，英国土地上的畜群也遭受到瘟疫的侵袭。一个牧场有5000头羊突然死亡，它们身上散发出恶臭，连野兽和鸟都不愿意碰一下。所有禽兽的价格都急剧下跌，因为害怕它们感染上瘟疫。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一头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只羊羔2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一捆24磅重的羊毛只值9便士。牛群和羊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他们死在农田里、沟渠边……牲畜死亡的总头数无法统计。从古代布立吞的国王沃提更时代至今，还没有人记得发生过如此规模的瘟疫。按照彼得的记载，在沃提更时代，生存下来的人还不够满足埋葬死人的需要。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地提高了，每天不得少于8个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而一个割草的人收10个便士，同样得给他吃饭。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已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了。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流行着可怖的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想协助上帝彻底消灭英格兰人。但死神也攫住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正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袭击，死伤大半。
接下来，国王向所有的郡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依然我行我素。任何人想要雇他们工作都得付出比以往多得多的钱，否则就得让自己的庄稼或水果烂在田园里。当国王得知自己的命令无论在雇主一方还是在雇工一方都未被执行时，就对所有的教会土地所有者、庄园主、骑士、地主处以罚款；并对所有的自由农业工人处以100先令、40先令或20先令的罚金，根据他们家庭经济状况决定数额大小。后来国王又派人逮捕了许多雇工并将他们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向国王支付很大数额的罚金，未被逮捕的雇工有许多都躲藏到森林里去了。最后，被捕的雇工们向国王宣誓说再也不索取高额工资了，这样他们才得以重获自由。以同样的方式，国王还处置了许多手艺人……
瘟疫所到之处，许许多多建筑物，无论大的还是小的，都变成了废墟，因为里面再也无人居住。同样，有许多村庄和农舍也被荒废了，也许它们就这样逐渐消失了。
在欧洲，死于黑死病的人数多得惊人。在1348年以后的50年内，全欧洲的人口死掉了三分之一。有些大城市和地区，死亡人数更为可怕。俄国的斯摩棱斯克镇到1386年，只剩下5个活人。意大利的人口死了一半。在维也纳，每天死亡700多人，并持续了好几年。伦敦十分之九的市民死亡。冰岛和塞浦洛斯的人全部死光。德国是当时受黑死病侵袭较轻的一个地区，但在1348年也死了1244434人。
黑死病在欧洲猖獗了三个世纪，估计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到1666年，黑死病正如它突如其来一样，突然消失了。有人宣称，这是当时的伦敦大火制止了黑死病的流行，另一些人则说是由于季节变化的缘故。其实最好的解释是，因为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已经改善，是普通的肥皂和水消灭了这种病菌。
对于欧洲中世纪前后频繁发生大规模爆发鼠疫的原因，一些西方学者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当时，欧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条件简陋。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当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可见到人畜共居的情况。许多城市鼠多成灾，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最终导致1346—1351年的全欧洲鼠疫大流行。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同时， 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或是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使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剧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终于在14世纪又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
直到19世纪后期细菌学创立后，鼠疫的病源和传播途径才逐渐明朗。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在香港调查鼠疫时，发现其病原体是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后来就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1898年，另一位法国人西蒙德确定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是跳蚤把病菌从老鼠传播给人。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得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现在，鼠疫已非常罕见，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因为它仍然会在鼠类之中传播，一有机会还会传播给人。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告。1996年印度爆发的鼠疫还成了世界的重大新闻。目前，每年大约有1000到2000人感染鼠疫。即使在美国，平均每年也会有10多人从野外鼠类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亡。尽管鼠疫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但是历史惨剧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难以消除，它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最恐怖的疾病。
霍乱——“19世纪的世界病”
霍乱，被描写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它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必须国际检疫的传染病之一，属国际检疫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之一。这种叫做霍乱弧菌的菱形细菌，通常通过不洁的饮用水传播，它能够寄存在肉类、牛奶、苹果等食物上数天。我国早就对霍乱有所记载。霍乱病名始见于中医经典《内经》，汉朝《伤寒论》中也有所论述，清朝还有专著《霍乱论》。
霍乱的滋生地是印度。在古代，由于交通限制，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传播的速度非常慢，医学史家形容“霍乱骑着骆驼旅行”。有史料记载证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在中国西藏和印度次大陆上这种疾病已经存在。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现的一座当时的庙宇中就有与斯普罗特的病症惊人相似的记载：嘴唇发青，脸色憔悴，眼睛凹陷，胃部下坠，四肢如火烤般收缩起皱。
19世纪初期，霍乱还只局限在当地。而到了1817年它突然跃起散向世界各地，任何山川峡谷都不能阻挡它，任何国度都可成为它传播的舞台。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它传向日本、中国、阿拉伯国家，进入波斯湾和叙利亚，然后又向北指向欧洲的门户――里海。幸亏1823－1824年冬天酷冷，暂时阻止了它的传播。1829年夏季，霍乱又开始复活，向东、向西、向北沿着贸易路线和宗教朝圣路线迅速地向欧洲人口密集中心推进。1830年，霍乱传到了莫斯科。1831年春天，它到达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圣彼得斯堡。从那儿它又轻易地跳到芬兰、波兰，然后向南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1831年夏天，柏林出现了霍乱，紧接着汉堡和荷兰也报告出现了病情。1831年8月，疾病进入英国。当霍乱病出现在欧洲时，人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种可怕的瘟疫，其发生、传播和控制在当时都是一个谜。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欧洲的肆虐。
在19世纪以后的100多年来，共发生了七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
1817年，霍乱的第一次广泛流行是从孟加拉的疾病流行区通过东南亚传播到东部的中国，从波斯传播到西部的埃及。
开始于1824年的第二次广泛流行，不仅覆盖了同样地区的大部分，而且还进一步深入传播到俄罗斯，1831年继续向西穿过欧洲大陆进入英国；然后，于1832年越过大西洋席卷北美洲；1833年，传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区。
第三次大流行开始于1839年，当时霍乱伴随着英国军队进入阿富汗，1840年进入中国。从那里又被传播到波斯和中亚地区，然后，沿着逐渐变得熟悉的路线进入阿拉伯和欧洲，1848年越过大西洋流行于南北美洲。在19世纪50年代的霍乱是一次新的传染病还是第三次流行的继续存在着某种争论。但是，无论情况是什么样，到1854年，东西半球都已被淹没在这一疾病之中。
第四次流行开始于1863年，平息于1874年，在过渡期间到访了大多数过去经常流行的地方。
第五次流行开始于1881年并一直持续到1896年，其流行广泛分布于远东的中国和日本、近东的埃及，以及欧洲的德国和俄国。在纽约迅速的预防措施制止了疾病向北美洲的传播，但是南美洲像东非一样蒙受了疾病的爆发蔓延。
第六次流行（1899－1923年）西半球和欧洲的大部分幸免于难，阻止了在巴尔干半岛、匈牙利、俄罗斯部分地区的蔓延，在南部欧洲只有零星的爆发。然而，远东地区的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菲律宾这些疾病寄宿国家却都没有幸免。
始于1961年的第七次流行大致遵循了与第六次大流行同样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霍乱重返西半球，从秘鲁向外传播到邻近的国家。
西方人首次直接面对霍乱，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霍乱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于1817年在其传统流行区爆发，然后开始慢慢向西方蔓延。到1823年时，它已抵达黑海，1829年它又转向西北，蔓延至莫斯科、波兰和波罗的海各港口。1831年，在这次霍乱的袭击中，英国至少有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每天，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灵车不断地往墓地运死人，工厂和商店里没有人的活动，人们到处寻找药物，作最后无力的挣扎。当患者从肠痉挛到腹泻，到呕吐、发烧，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面临死亡时，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对于欧洲人来说，霍乱的新奇使它更加可怕，而它发作的方式也是同样地骇人，因为它能迅速而凶恶地置人于死地。受害者往往早晨还好好的，可到晚上就已丧了命，他们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剧烈呕吐、腹泻（排泄物被称为“米汤”，因为拉出来的大都是带有一些固体颗粒的液体）、痉挛、全身变冷、皱缩之后就死去了。只有很少部分受害者拖延了一两日，而大多数能捱过48小时的人都活了下来。极度的脱水使患者的皮肤带有一种不祥的蓝色，死者的尸体似乎也比平常腐烂得快。此外，霍乱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多种传统医疗方法在它面前都收效甚微。有人使用了通常用作泻药的大剂量甘汞或水银合剂，甚至蓖麻油，但没有起任何作用。另一些人建议使用氨、砒霜、大黄、鸦片、甚至羊肉汤。还有些人使用电击疗法或用烧红的熨斗燎烫身体部位，但这些都无济于事。
1832年春天，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经对当时的恐怖气氛作了活生生的描述：“3月29日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当天晚上多个舞厅中挤满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在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腿一软倒了下来。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服装。……”
所有这些都使霍乱披上了一层离奇古怪的色彩，让许多人都不得不相信这样的启示，即流行病是神的惩罚。有的宗教领袖们把病魔的蔓延看作上天对“人类的傲慢”所作的惩罚，许多人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祈求宽恕。医学界对该病的一筹莫展，更加强了这种天罚的观点。
对霍乱致病原因的研究，直到19世纪末期，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著名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开始在埃及，后来在印度进行研究，终于在1883年成功地寻找出引起霍乱的一种粗短弯曲状的微生物——“逗号”杆菌即霍乱弧菌，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是科赫成功地发现炭疽杆菌和结核杆菌的又一重大医学突破。
然而，直至今天，这种疾病依然存在，依然在吞噬很多人的生命。20世纪90年代，霍乱患者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称，它是对全球的永久威胁，并说“威胁在增大”。但它只发生在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饮食不卫生的地区。专家认为，霍乱之所以多年后卷土重来与环境恶化、卫生设施落后、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良等因素有关，比如1991年秘鲁霍乱肆虐，主要在于它缺少清洁饮用水。不过，由于医学的发展，抗生素和霍乱疫苗的使用，霍乱已绝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为非作歹了。值得一提的是疫苗的有效率只占所有病例的50％，而且免疫力只能维持8个月。现有的霍乱疫苗只对部分人有效，并且由于疫苗有毒副作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但霍乱不算最可怕的传染病，目前全球每年新增大约30万起霍乱病例，病死率仅1%。霍乱很容易防治，只要不饮污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就不会感染。但是，人类完全战胜霍乱尚需时日。
其他传染性流行病
在近代欧洲，瘟疫并不只局限于鼠疫和霍乱两种，此外，还有一些瘟疫会不时地爆发，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对当时的欧洲人构成生命威胁的主要瘟疫还有结核病、麻风病、流感、天花、汗热病、黄热病、坏血病等。
天花
天花是一种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恶性传染病。它大体分为两种类型：对于人类来说，天花是一种古老的瘟疫，但人类同它进行了两千多年的战斗以后，才基本上将它控制住，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曾付出过惨重的生命代价。重型天花其死亡率高达25％－30％，轻型天花病情较轻，死亡率在1％或更低。
大约1500年以前，在欧洲，天花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杀手，只是众多瘟疫中的普通一种，可怕程度远不如鼠疫和霍乱。公元165年，罗马帝国流行天花，并迅速地传播开来。大约1／4的人口死去。251年，古罗马境内再次发生天花病流行，并一直持续到266年。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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