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艺术创作，就是精神用能够接受精神的材料进行工作。与作家的符号、画家的线条、舞蹈家的动作相比，音乐家的材料，因为是捉摸不定的，用著名的奥地利音乐理论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话来说，是要“更为灵性细陈”的，所以人们称音乐是更高意义上的“感觉情感本身”的艺术，是“艺术的艺术”。因而可以想象，音乐家的感受性是特别敏锐的。这也是肺结核患者的特征：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短处。
波兰伟大钢琴家弗里特里克·肖邦，身材瘦削，体质虚弱，嗓音低沉；他的眼睛褐色而忧郁，却放射着充满活力的光；他的手指白皙而纤细，却弹奏出强烈的琴声。一个多么赋有肺结核病体征的人啊！他是一个具有庄严贵族气质的男子，一个具有艺术创造天赋的音乐家。原来，有些人以为这位短命的音乐天才是死于心脏疾病，但医生在他病逝之后的第三天对他做过尸体解剖之后，严肃地宣布：“肺部的病情比心脏糟得多。”也就是说，天才的肖邦主要还是一个肺结核病人。
肖邦尽管患有肺结核这种消耗性疾病，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的音乐创造，在爱情的激励下，他的创作灵感更加激烈地涌现。为了躲避寒冷的冬天，肖邦与他的情妇、著名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于1818年11月一起去地中海西面的疗养胜地马霍卡岛旅游，那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有利于肺结核病的康复。肖邦虽然有病在身，而且他们住的巴尔德摩萨隐修院破败荒落，物质条件也比较差，但开始一段时间，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涌现，仍旧使他写出了《叙事曲》、《前奏曲》等不少优秀的乐曲，有一些甚至就是夜间，在怀着深沉的爱情，等待乔治·桑散步归来的时候写下来的。1839年在乔治·桑的家乡诺昂度夏时，在玫瑰开放、夜莺歌唱的花园里，与乔治.桑在一起，他也即兴弹奏、创作出了《夜曲》、《降B小调奏鸣曲》等不少著名作品。
著名的挪威作曲家、挪威民族乐派的奠基者爱德华·格里格小时候身体似乎还不错。1860年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时，发现患有肋膜炎，此病导致他两年后左肺萎缩、终生呼吸困难和左肺结核。但疾病并没有影响格里格的音乐激情，相反促使了他的创作欲望和创造激情。尽管肺结核使他身体十分虚弱，夜里常常因为肺衰竭而使呼吸感到困难，并且伴有失眠、梦呓和忧郁症，但他日里仍旧像一个健康人那样进行创作和演出。到1901年，他写出了10部钢琴抒情曲集，并到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大陆和英国等地巡回演出。在这以后，病情加重了，他还坚持去布拉格、阿姆斯特丹、伦敦、哥本哈根、慕尼黑、柏林等地演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格里格还与来访的澳大利亚作曲家和钢琴家帕西·格兰杰商议一起去旅行演出。8月，肺病加剧，他被迫住进医院，但立刻要求出院去演出。数日之后，他就去世了。解剖证明，左肺结核这一固疾和肋膜的疾患是格里格主要的死因。
除了肖邦、格里格之外，300年来的音乐史中，有很多著名的音乐家，也都是患肺结核病的。17世纪最重要的英国作曲家亨利·普赛尔是患肺结核死的，他6个孩子中的3个很可能也是死于此病；
18世纪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乔凡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患肺结核病，他的母亲、父亲和一个兄弟也患肺结核；
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小提琴家、多产的器乐作曲家卢吉·波凯利尼惠肺结核病，他的3个女儿和第二个妻子可能也是死于此病；
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和歌剧导演卡尔·封·韦伯从童年起就有肺结核，死后解剖证明，他的两肺都有广泛性结核；
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俄国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也是肺结核病患者。他1895年患病时，被认为是胸膜炎，但是很像肺结核。1906年与生肺结核的表妹结婚，使他们的一个女儿也患上了肺结核，斯特拉文斯基最后也因肺结核而病逝……
有的评论家认为，结核病之所以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无法彻底根除，“不是因为现实中患此病的人之多，而是由于‘文学’而神话化了的。与实际上的结核病之蔓延无关，这里所蔓延的乃是结核这一‘意义’。”就是说，结核病之所以在文学中蔓延，是因为文学需要它来刺激审美想象，需要它所负载的文化符码，需要它的隐喻意义。结核的这种“意义”毋宁说并非是结核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文学审美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结核与文学的联姻是一种“令人羞耻的结合”，它把疾病和痛苦幻化为审美和愉悦，表现的是人类文化机制和价值体系中的某种“倒错性”。
结核病毕竟是一种疾病。虽然患者可以因为患上这种疾病而获得一种独特的气质之美，但这种病态的美只能存在于文学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崇尚的是健康之美，没有任何人会主动把一种疾病作为审美的对象。即便是一个农民，也希望找到一位能够“把锄犁”的健妇。
自古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有着显著的分界。清朝的著名文学家龚自珍曾经写过一篇《病梅馆记》，对当时的文人雅士“以曲为美”的非自然的审美观进行过批评。历史上对结核病患者的红晕之美的过分渲染，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态的审美诉求。
三、人性之光
瘟疫作为人类所面对的重要灾难，在电影中也有很多反映。在西方现代电影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反映瘟疫与人类的状况的优秀电影，如《卡桑德拉大桥》、《屋顶上的轻骑兵》、《恐怖地带》、《生化危机》等。
《卡桑德拉大桥》
由索菲亚·罗兰主演的《卡桑德拉大桥》，讲述的是一个感染鼠疫的群体如何得救的故事。
两名恐怖分子闯入了美国军事实验室，在与保安搏斗的过程中，一瓶装有鼠疫病毒的容器被打碎。沾染了病毒的歹徒，一个当场被抓获，另一名歹徒却逃走了。瓶中的鼠疫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肺鼠疫。感染这种病毒的人在数小时内就会发病致死。它通过唾沫传播，能够在空气中扩散。军方制造这种病毒，是为了生产杀伤力极大的病毒生化武器。
那名感染鼠疫的歹徒逃到了一列开往斯德哥尔摩的洲际列车上，火车上有上千名的乘客及数十名乘务员。他们对身边悄然而至的危险浑然不知，享受着旅途的快乐。很快，就发现有的乘客出现了病症，相继有感染者死去。为了防止泄露机密，政府竟然命令，此列火车不许在任何车站停留，并且要求把火车开往无法承重的“卡桑德拉大桥”，不惜毁掉上千人的无辜生命来掩盖军方制造病毒生化武器的丑闻。越来越多的乘客在受着疾病的折磨，越来越多的患者在无助和恐惧中死去。整个火车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们，于是，人们开始设法自救。
几名勇敢的乘客在医生张伯伦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与草菅人命的军方官僚和政府机构展开了斗争。然而，火车还是驶向了卡桑德拉大桥。死亡的恐惧顿时骤升，空气仿佛凝固了。当列车冲向危桥时，犹太老人卡普兰为了挽救其他人的生命，引爆了煤气罐，列车被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车厢在桥上坠入河中爆炸，而后半部分车厢上的人却因此而得救了。
故事情节设计在火车这一封闭的空间内，却通过瘟疫的爆发，反映出了不同的人在死亡面前所采取的态度。最后，高尚的人性终于战胜了可怕的恶魔般的瘟疫，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屋顶上的轻骑兵》
由法国著名女影星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屋顶上的轻骑兵》，是根据法国作家让·齐奥诺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它反映的是在巨大的瘟疫面前，依靠个人和爱情的力量战胜死亡的浪漫故事。
1832年，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很多居民相继感染病毒，在痛苦中死去。为了控制瘟疫的蔓延，当地政府派出军队四处巡逻，杀掉每一个可能患病的陌生人。整个疫区到处弥漫着死亡的味道和恐怖的气息。
由奥利维·马丁内兹饰演的安杰罗，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祖国的解放而英勇作战的意大利轻骑兵上校。当时他恰好逃亡到法国南部，赶上了这场蔓延的霍乱。安杰罗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信，让他回国参加战斗。他在回国的途中，为了躲避搜捕，巧遇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宝琳娜。于是，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在途中，经常遇到感染瘟疫的痛苦无助的贫民，到处碰到官兵对感染者的追杀。两人在患难中渐生微妙的情愫，而宝琳娜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阴影，最终染上了可怕的瘟疫。
安杰罗一路护送宝琳娜去寻找丈夫，经过千难万险，历经磨难，两人来到了宝琳娜的属地。当人们得知他们来自疫区的时候，立即骇然变色，四散奔逃。宝琳娜的病情愈加严重，为了挽救她的生命，勇敢的安杰罗留了下来。没有先进的医疗条件，安杰罗只能解开宝琳娜的衣衫，把酒和草药涂抹在她的身上，然后用双手用力搓揉。奇迹发生了，宝琳娜被从死亡中解救出来了。
巧合的是，《屋顶上的轻骑兵》，同另一部反映霍乱时期人们之间真正爱情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译名——《爱在瘟疫蔓延时》。真正的爱情只有在关键的时刻才能体现出来。当死亡与爱情发生冲突时，爱情的力量才会迸发出来。有人评论说，该电影是关于瘟疫的最浪漫的影片，关键时刻用爱情挽救了一条生命。我们敬佩电影主人公在瘟疫和死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的精神，用人间最美好的情感将一个邂逅的女子的生命从死神那里抢回来。坐在家中重温这部优秀的影片时，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那些正在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们，不顾个人安危，与死神争夺着患者们的生命，也体现出另一种爱――种崇高的人类之爱。
《恐怖地带》
由著名影星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影片《恐怖地带》，也是灾难片中的力作。它反映的是依靠个人的顽强力量拯救被病毒感染地区的成百上千人性命的故事。
1967年，非洲。扎伊尔莫他巴河谷的雇佣军兵营中流行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人员不断死亡。美国军医抽取了感染血样后，乘坐直升机离开。傍晚，另一架直升机飞来投下了巨型炸弹，整个兵营在一瞬间全被毁灭，只有惊恐的白脸猴在附近的树林中尖叫着……。
20多年以后，在美国旧金山市附近的香柏溪镇上的一家宠物商店里，有一只狂躁不安的白脸猴。这只猴子是一位美国青年人在非洲捕捉后，带回香柏溪镇出售的。谁也不曾想到，这只猴子身上携带着一种可怕的病毒——“埃博拉病毒”。
白脸猴咬伤宠物店工作人员后逃跑了。镇上不断有人被感染，没有任何特效药物可以治疗和控制这种疾病。镇上实行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凡是怀疑感染的人，一概被送到一座临时建成的封闭型的军队医院里。整个小镇被封锁，没有军方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
美国传染病研究所上校军医山姆接到上司比利将军的指示，与同事索尔少校一起前往非洲去扎伊尔考察一种奇怪的病毒。但在作了报告之后，山姆却接到了停止调查的通知。原来，此次在香柏溪镇流行的病毒，与1967年发现的病毒极为相似。而后者早已被用来制造生物武器。毫不知情的山姆被分派了新的工作。
疫情一直无法控制，如果有人从小镇出去，就会将病毒扩散到其他地方，使得防治工作更加困难。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五角大楼竟然欲令用导弹把有疫情的小镇连同所有被感染的人员一同炸掉。全镇的居民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之中。
得知内情的山姆决心拯救小镇人的生命。他一方面追查带病猴子的下落，另一方面则要应付军方的最后通谍。奉命投掷炸弹的飞机已经起飞，正向香柏溪镇执行轰炸任务，勇敢的山姆驾驶着飞机在空中进行拦截，迫使军方暂时改变了计划。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找到病毒的原始携带者——那只逃跑的白脸猴。在朋友的帮助下，山姆费尽千心万苦，在山区一家住户的附近发现了猴子，并把它捉住。抗病毒的血清被分离出来，整个小镇得救了。
这也反映了西方电影的典型表现手法，一个人的某种举动，可以改变一群人的命运。山姆在这部影片中就是这种“兰博式”的英雄。
《生化危机》
日本一家公司于1996年推出的游戏《生化危机》，是恐怖类冒险游戏的开山之作，在全世界受到极大欢迎，之后更由游戏改编成同名电影。
这部由米拉·乔沃维奇主演的《生化危机》，反映的是训练有素、机智勇敢的救援者同“T-病毒”进行斗争的故事。
在一个巨大的地下遗传研究中心“蜂巢”中，一种致命的病毒爆发了，并快速地传播着，被病毒感染的人会成为僵尸。女主角艾丽斯在调查中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变种T-病毒。 T-病毒最初的设计方案是抗衰老、治疗神经方面的疾病，它具有激活死亡细胞的能力。这种病毒不会使人立即致死，但是会把人变成僵尸一般的活死人。如果其他人被他们咬一口或抓伤，就会在几分钟内被感染。
艾丽斯意识到是一个神秘的破坏者偷走了这个病毒，并把它释放到“蜂巢”的空气中。她和她的特遣救援队进入“蜂巢”，处理危机。但是，负责监视和控制“蜂巢”的超级巨型计算机“红色女皇”把整个实验室都封闭起来，“杀死”了所有被困在里面的工作人员。
为防止被病毒感染的僵尸泛滥成灾，对整个地球构成威胁，特遣队员们必须在3个小时内完成任务。首先为接近红色女皇，队员们必须穿越“蜂巢”内连串障碍，包括致命激光、异型犬爪和样品屋。然后，他们要找到克制病毒的反病毒血清。面对着几百个极具攻击性的僵尸，救援小组的队员在经过重重劫难之后，终于战胜了“T-病毒”，化险为夷。
非常时期，有非常的阅读和欣赏需要。人们之所以在“非典”肆虐的今天，重新提起这些灾难影片，主要是为了从中获得抗击瘟疫的信心和勇气。这些电影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和信息：只要人类拿出足够的信心和勇气，任何灾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那些曾经让我谈之色变的病毒，都已经被人类牢牢地控制住了，天花、黑死病、结核、血吸虫、甲肝等，都成为人类的手下败将，失去了肆虐和危害人类的能力。在与病毒和传染病进行搏斗的历史中，人类永远是胜利的一方。“人定胜天”不仅仅是银幕上的神话，而是历史的必然结论。面对“非典”，我们没有必要恐慌和悲观，等待我们的将是再一次胜利的捷报。我们期待着这次胜利的早日到来。
有的评论者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战胜“非典”也是一场心理战。回忆一下曾经看过的这些反映灾难的电影作品，可以增强我们战胜瘟疫的信心。它们所真正要倡导的，是人类面对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它们所传递的是一种不畏艰辛、不屈不挠、团结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人类繁衍发展最本质和最坚固的东西。看似脆弱的生命，在严重的灾难面前，可以迸发出超乎想象的巨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人类不断战胜各种困难，朝着幸福美好的方向发展。
“非典”的肆虐，使很多人不能过多地到户外活动，呆在家中重温一下这些电影作品，对于减轻我们对“非典”的恐惧，或许有所帮助。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这类题材影视作品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
椐报道，一部以抗击“非典”为题材的电影《以南丁格尔的名义》，将于今年12月份开拍，这是自“非典”疫情出现后，国内首部上马的抗击“非典”的影片。
该片讲述的是北京某医院护士长文雨临危受命，带领护士们抗击“非典”的感人故事。剧本是4月23日开始创作的，仅用了3天3夜的时间，在4月26日便正式完成了第一稿。
关于影片中护士长的饰演者的人选问题，投资方已经与著名女演员巩俐进行过接洽。巩俐当即表示：“这期间没有别的戏。这个片子是对抗击‘非典’的支持，我会认真考虑的。”笑星巩汉林在片中将出演一个有些神经质的“非典”患者。投资方将片中的护士长文雨的丈夫一角，初步锁定在张丰毅身上，力邀他出演该角色。剧组正在与有关方面进行积极联络，希望此片能够在北京完成实地拍摄。
我们期待着《以南丁格尔的名义》早日拍摄成功，更希望当我们坐在电影院中欣赏这部影片时，“非典”已经成为真正的“经典”。
五、向死而生
死亡，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公平的，任何人，无论是尊贵的天子还是卑贱的奴隶，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不名一文的穷汉，都不免一死。
死亡，对于所有人来说，又是最确定的，任何人，无论是寿比彭祖还是少年夭亡，无论是寻仙问神求长生还是毫不珍惜而自杀，最终都是一死。
死亡，是唯一与我们终生相伴的东西，我们生命延续的旅程，同时也是走向死亡的旅程。
死亡，是唯一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在面对死亡时的那种感受，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
英国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生存还是死亡，是一个问题。”在普通人眼里，这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只有当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候，才会凸显出它意义，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
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对死亡的看法，就是对生命的看法，死亡观就是人生观。
有的人只注重现世的意义，认为只有生存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如果连活着时的事情都不能理解，有怎么能够理解死亡呢？西方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死亡是一件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到来，而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存在了。为此，他要求人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不要为还没到来的死亡而苦恼。
有的人认为，人生在世就是受苦，只有死亡是最好的解脱。他们认为，“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在今生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来世重新得到。
在这两种死亡观中，前一种属于乐观主义的观点，后一种属于悲观主义的观点；前一种经常成为无神论的思想基础，后一种则经常为各种宗教神学提供理论支撑。
然而，这两种死亡观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将生与死分割开来看的。实际上，生与死之间并非截然分明的。死亡对于一个生者来说，就像古希腊神化中的司芬克斯一样，不知正蹲坐在哪个路口等着他呢？于是，便出现了第三种死亡观，即透过死来反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海德各尔所说的“向死而生”。透过死亡来看待生命，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死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沉思，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这就能使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让生命中的每一时段都充满内容，都能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死的存在不是使生毫无意义，而是更凸显出“生”的价值。当一个人能够牢牢抓住生活，不浪费人生中的宝贵时光，努力地从事各种创造的活动，珍惜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人情，并尽可能多地品尝种种人生的滋味，那么，人们就能在死亡来临之际，毫无恐惧，心安理得，并为自己即将永久地安息和为别的生命之诞生做基础而欣喜不已，这就达到了生死两相忘的佳境了。
其次，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拥有更健康的人生观。在现实生活中，常可看见许多人埋首于无止的索求，总以为拥有得越多越好；在为人处世时，刻薄、吝啬、毫无怜悯心，无所不为。也许他的确成功了，拥有了很多很多，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不爱比别人，不帮助别人；当然别人也就不爱他，也就不会帮助他。因此，他在现世的生活就肯定相当的孤独；而当他面对死亡时，他会因为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永久地丧失而痛苦万分。人之生死的吊诡性就在于：人们生前拥有的少，死时就丧失的少，其痛苦也就相对要小；人们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的越多，按一般的逻辑，痛苦就必然会比较大。对于那些在人世间一心只知攫取者而言，这一生死的规律实在是太可怕了。
再次，死亡的存在还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人生态度。人们若只是沉溺于日常的生活中，往往对什么都十分地执着。你的我的他的，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让别人从自己这里取得一丝一毫，什么都得分得清清楚楚，不仅执着于己的，更盯着他的，还渴望取得其他人的、而且，对哪怕是一点点的损失也无法忍受，哪怕是吃上一点点的亏也是坚决不干的。这样的话，人们在生活中一定累得很，苦得很，无奈得很。
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得生活中超拨出来，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心胸便会豁然开朗，意识到：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时，是一无所有的来；而我们死时离开这个世间，也将赤条条地去。生前的所有，都为暂时而已，我们又何必执着？实际上，我们又何能执着？而且，我们在世间走一遭，与各种人结成各种的关系，实在都是有缘。这些人际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故而是弥足珍贵的。因此，我们如果在生的过程中，稍稍去想想死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便会想得更开一些，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也能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一种人生的态度当然对我们的一生都会有益处，而它似乎只能建构在对死亡沉思的基础之上。
最后，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时刻意识到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生命自身却相当地脆弱，十分容易受到外在的和自我的伤害。当我们看着生命的芦苇随风飘摆的时候，禁不住会生出对生的无限感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时限又十分地短暂，死亡意味着人们此生的完全结束，这就时刻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地利用好生存的时间，使之不浪费分毫，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应该有丰富和独特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十分注意保护自己脆弱的生命，不要使之受到损伤，更不要沦入非正常的死亡。我们不仅要细心地保护自我的生命，还要通过各种锻炼和养生努力地活够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自然寿命，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要采取自杀的过激行为。
瘟疫之所以常常使人们感到恐惧，只是在于它与死亡紧密相联。瘟疫作为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几乎成为死亡的代名词。在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瘟神白白地夺去了生命，看着身边的亲人朋友接连死去，恐惧之感就会油然而生。对瘟疫的恐惧，就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没有任何情况下能够使得那么多的人同时直面死亡。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对死亡的惧怕是人的本性。但是，怕死并不等于可以用生命的尊严来换取生命。在战争中，冲在最前面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在他们看来，为了更多人的生存，即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
在今天抗击非典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大批医护人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坚持奋战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会有多么危险，但是他们并没有畏缩，顽强地同死神搏斗着。有的人在这场战斗中光荣地倒下了，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却得到了升华。
经历了非典，就等于经历了死亡。当我们如此近距离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我们能否会对生命的意义获得了另一番新的体验呢？伟大的法国散文家兼思想家蒙田是这样写的：“死神在哪里等待我们，是很难确定的，我们要随时随地恭候它的光临。对死亡的熟思就是对自由的熟思，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懂得了失去生命不是件坏事，谁就能泰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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