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识字书与书法

古代的识字书与书法
  
  
     按古文字学家的意见，古代的识字书与供查阅的字典、刊正字体的字样、还有
集录古文字字形和用“六书”理论分析文字的书，都属于字书。
  
     我国最早的字书，就是供学童习诵的识字书。班固撰《汉书》，据刘歆《七略
》列《艺文志》，是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小学”（今天称为古文字学）类
的书，基本上是这些识字书。《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类别图书，识字书归属
“经”部，为学者所重视。
  
     古人为什么重视识字书？大概因为文字有特别神秘的力量，传说仓颉造出文字，
神灵似乎感到害怕，“天雨粟，夜鬼哭”（《淮南子。本经篇》）。东汉许慎明确
提出文字有跨时空的大作用，他说，“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只有依靠
文字才能实现，而且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以至形成
“敬惜字纸”的传统。古人还说，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当然也有乌纱帽。这
一切，不管是关乎文化、王政，还是系于仕途经济、荣华富贵，都要从识字写字开
始，识字书是本中之本，是开启“百宝箱”的第一把钥匙，所以古人看重它。
  
     最早的识字书，叫《史籀篇》，王国维称它是“字书之祖”。《汉书。艺文志
》记载，它是西周晚期宣王的太史撰写的，有十五篇，所谓“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王国维考证后的意见是：《史籀篇》的章句是秦国人编订的，那时没有印刷术，书
写成了，要传播，须手抄，秦国地处西周故地，他们抄书的字体，依然是西周的大
篆体。《史籀篇》早已亡佚，其文字形态在《说文解字》中保存了一些，它的本相，
恐怕与秦国的《石鼓文》书法更接近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文字上也要统一，于是从编识字书做起，由三位书法水
平很高的大官僚分头编书，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
敬作《博学篇》七章。这些书也已亡佚，但在本世纪发现的汉简中还能看到一些遗
文，如《居延汉简》中的“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风诵，
昼夜勿置”，《阜阳汉简》中的“街巷垣墙，开闭门闾”。行文夹叙夹议，排比罗
列，把偏旁相同或字义相近的字连并在一起，四言一句，文句谐韵，宜于记诵。这
种编写方法，估计是承袭《史籀篇》的套路。但抄写的书体却更新了，一律采用省
改《史籀》大篆而成的小篆。
  
     普及小篆，是秦朝的重要文化政策。从秦朝以至西汉初年的书法遗迹看出，当
时的确切实认真地推广了小篆。用小篆写出的识字书，是秦政府推行小篆的主要途
径。后人记叙秦朝书法历史，都注意到立于东土山巅之上的几块刻石书迹，却忘记
了李斯等人编写的识字书才能走入千家万户，对于普及小篆书体的实际作用，要远
远大于那些人们很少见到的纪功刻石的书迹。
  
     在西汉立国后的70年间，秦朝的识字书还在继续使用，稍有改变的是，乡里书
师合并《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统称
《仓颉篇》（《汉书。艺文志》）。小篆在西汉前期也很流行，石刻、青铜器、印
章、信幡，以及钱币上的文字，为了显示庄重，都用小篆体。汉人沿用和取法秦小
篆，直接的途径，可靠的依据，大概就是秦朝识字书中保存的小篆书法。
  
     在西汉前期，日常的手写体是古隶，所以这时也有了古隶书体的《仓颉篇》，
我们可以在1977年发掘的《阜阳汉简》中看到，笔画横平竖直，有平出的波拂，大
概是写字书必须规范的缘故，形体写得很整饬，还保存着许多篆书的结构。
  
     到了开疆扩土的汉武帝时期，汉朝政府开始大事文化建设，“建藏书之策，置
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搜求遗书旧籍的同
时，“口吃而善著书”的文学侍臣司马相如编写出字无重复的识字课本《凡将篇》，
这是汉朝人编的第一本字书。元帝、成帝两朝，又有黄门令史游、将作大匠李长先
后编写出《急就篇》、《元尚篇》。此后不久，平帝“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人，
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
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十章，无复字”
（《汉书。艺文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 ），又有郎中贾鲂作《滂喜
篇》。后来，晋人将汉朝书师合并秦朝三书的《仓颉》、扬雄的《训纂》、贾鲂的
《滂喜》合称《三仓》，是后世学者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文献。
  
     汉朝的识字书，未曾定尊于一本，但文风都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相如、扬雄
本人就是汉朝著名的辞赋家，所以编写的课文，句式不再是一律四言一句，如《凡
将篇》有七言句：“淮南宋蔡舞嗙喻”（《说文解字》“嗙”字注释引文），“黄
润纤美宜制裈”（《文选》左太冲《蜀都赋》刘渊林注引），而《急就篇》则三言、
四言、七言句式都有，诵读起来，颇有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汉朝的识字书，只有《急就篇》与书法的关系至为密切，又恰恰是这一篇基本
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据说，史游当初编订《急就篇》，是用草书体书写的。南朝宋
王愔《文字志》解释草书流行的原因时说：“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
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解散隶书，粗书之”，是草书的早期特征，后世称
作章草。唐朝张怀瓘就是据王愔的记载来确认史游是“章草之祖”的（《书断》上）。
《急就篇》最初是用章草写出，只是见于记载，谁也不曾见到过。周祖谟先生按文
字史的常理推断，认为当初应该是隶书的面貌。在汉简中，　就有书吏用隶书抄写
的《急就》。　在东汉砖文里，也有工匠用潦草的隶书体态刻划的《急就》。西域
出土的晋文书残纸中有《急就》一纸，有隶书、章草各数行。汉晋之际，草书大行
于世，晋人以隶、草二体写《急就》，恐是汉时旧本的传写，隶书方便于识字，草
书无异于法帖。
  
     汉晋许多书家都写过《急就篇》，著名者有张芝、崔瑗、钟繇、索靖、卫夫人、
王羲之等，启功先生说魏晋书家写《急就篇》，是因为《急就》“存草字之渊薮而
书之”。但《急就》的草书本到底是东汉时草书大行之际才出现的，还是其编订之
初就以章草写出，仍然是一个谜。但东汉以来有这么多书法家用美观的书法写《急
就》，无疑是它得以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
  
     在南北朝时期，《急就篇》仍然是通行的识字书。尤其是在北朝，书写《急就
篇》是书法家乐于自任的雅事。《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工书，人多托
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以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
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
为模楷。”入小学写《急就章》的记载，在北朝史书中时有所见。如北魏刘兰“年
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章》”（《魏书。儒林传》）。
  
     《急就篇》在北朝一直流行，但崔浩写的《急就》称“章”而不称“篇”，所
以北魏以来，改称《急就章》。崔浩对其中的文句也作了改动，如“冯代强”一句，
日本空海临本作“冯晋强”，所据是晋人帖，三国皇象本作“冯汉强”，是据汉写
本。“代”是北魏国号，所以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崔浩的写本，书法面目
不清，启功先生推断，崔氏为书法世家，在北朝与卢氏并峙北朝初年的书坛，崔法
卫瓘，卢宗钟繇，“俱习索靖之草”，而“浩书体势及其先人”，那么应该是用草
书写《急就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崔浩撰《急就章》二卷，他自己在上表中
也说到过注解《急就》，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延昌八年（568 ）《急就章》写本残
纸，有注，可能是崔浩的注本，而残纸上作真书，大概是北朝人习用的本子。
  
     历代《急就篇》书法遗迹，有隶书、真书、行书，而以草书为大宗。草书中，
陆柬之、空海、宋太宗写本是今草，但最古而流传最广的帖本是皇象的章草本。唐
朝时，《急就篇》识字书的功用被《千字文》取代，大有废弃之虞。庆幸的是，《
急就》的写本保存着章草书法，又是魏晋书家写本，才免遭灭顶之灾。后来书家写
章草书都以《急就章》为范本，《急就章》便成了章草法帖的专名。
  
     《急就章》在元朝时命运骤然好转，赵孟頫、邓文原曾经力写皇象本《急就章
》以彰明古法，使章草书法在唐宋式微之后又得以复兴。明朝书家承慕元朝书风，
宋克以写《急就章》而成为章草大家。正统年间（1436－1449），杨政得到宋朝叶
梦得所摹皇象本《急就章》，以宋克的写本补其缺字，勒石于松江，即松江本《急
就篇》。明清以来，书家临习章草书，规模的法帖就是这本《急就章》。如果汉晋
书家不曾用章草写《急就篇》，这本汉朝的字书恐怕和其他字书一样湮灭不存了。
  
     当《急就篇》在北朝仍然流行不衰之际，南朝出现了《千字文》。
  
     《千字文》最初有两本，一本是梁武帝让文学侍臣周兴嗣编次的，大约是在天
监年间（502 －519 ）。随后又有一本“其辞甚美”的别本，是南平王萧伟的户曹
属萧子范撰写的。这两个本子，在《新唐书。艺文志》里都有著录。吐鲁番出土的
文书中，有不少学童习字杂书的《千字文》残片，都是周氏本，时限自唐贞观（627
－649 ）以至天宝（742 －755 ）以后，可见边鄙的西州学童已经普遍以《千字文
》作习诵的课本或习字的范本。宋朝以来，《千字文》与《百家姓》、《三字经》
合成了一个蒙学的教科书系统，通称“三百千”，在民国初期还在私塾学堂里使用，
但主要是作为识字课本了。
  
     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起因于梁武帝教习诸王的书法，唐朝李绰《尚书故
实》有记载：“其始乃梁武帝教习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出一千字不重
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
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这是书法史上最早集王字而成篇什的举动，
唐朝僧人怀仁集王字的《圣教序》就是仿从梁武帝的做法。唐长孺先生说，裁割缀
连的方法在北魏初年就有了。梁武帝属意书法，重点所在是王羲之的“字”而非周
兴嗣的“文”，所以，在《梁书。周兴嗣传》中，这篇《千字文》称作“《次韵王
羲之书千字》”。
  
     这一习王书的范本编成后，拓出多本，“以赐八王”（武平一《徐氏法书记》），
只在诸王府里流传，大约在梁陈之际才流散出来，估计几经传摹已失真不少。这时，
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得到一本，大概他不满意王书的失真，又抱定传羲之家法的宏
愿，便用他擅长的真、草两体自临《千字文》八百本，散与人间，而且“江南诸寺
各留一本”。智永是出家僧人，当然不会忘记赠与寺庙，度其用意，不但意在保存，
更可能是为寺院抄经和尚习字而备。经智永的锐意临写，大力传播，周兴嗣编次的
《千字文》才广为流传。到了唐朝，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他对钟繇的书法有
“古而不今”、“长而逾制”的微词，贬王献之书是“严家之饿隶”，斥萧子云的
字“无丈夫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只有王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
素，尽善尽美”。当时，传世的王羲之书迹被太宗搜罗殆尽，庋藏内府，世人无从
规模，习用的王书范本，是集王字的《千字文》。不过，那时已经见不到梁朝时的
殷铁石摹本，因为智永生前的自临本，流传多，他本人是羲之裔孙，师承王氏家法，
于是世人都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学王书。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写本中，就有蒋
善进在贞观十五年（641 ）七月临写的残本（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P.3561），
书法极似智永临本，估计是从内陆携往边州的习字范本。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影
响之巨，与他的入室弟子虞世南在唐朝地位显要，受到唐太宗的尊重相关。虞世南
师从智永时，估计也摹习过智永的《真草千字文》。
  
     据《宣和书谱》记载，智永写的《千字文》，内府所藏，草书有七本，真、草
二体者有八本，但未必全是智永真迹。现在传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迹仅存
一本，在日本，即小川氏旧藏本，本世纪才通过印刷媒体为国人所见。过去流行的
智永《真草千字文》，是宋大观年间（1107－1110）摹刻于长安的“关中本”。
  
     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因“萃右军佳迹为卷”为智永所钟情，而智永又以王
羲之书法嫡传的身份写《真草千字文》而使之流传显彰。但是，当年周兴嗣“次韵”
时，殷铁石从王羲之书迹中拓出的是“一千字不重者”，是草书一千字还是真书一
千字，我们不清楚。但值得智永去“自临”，恐怕是草书而非真书。估计草书是殷
铁石从王书中拓出的，真书是智永书写时补入的，作草书体的旁注。晋人写《急就
篇》就有隶书、章草并用的成例，虽然智永不曾见到，这种方法他应该知道。用真、
草二体写《千字文》，既能满足学童初学书法的需要，又能吸引书法家凭此研习王
书草法，大概这也是《千字文》自智永用真、草二体写出之后能广为流传，并在唐
朝取代汉朝《急就篇》而成为学童普遍习诵习字范本的原因之一吧。
  
     也许是《千字文》与王羲之的书法、与王羲之的裔孙有了这一段特别的关系，
唐朝的书法家都喜好写它，但是名家们并不那么规矩，不像学童那样步趋智永。例
如，欧阳询、欧阳通、陆柬之用行书写，于僧翰用隶书写，李阳冰用小篆写（在敦
煌写卷中就有《篆书千字文》残本）。尽管怀素用小草写《千字文》，风格仍然是
自家的，颜真卿也写过《草书千字文》，估计也不会忠实智永的笔调。这些名家，
写《千字文》好像是施展自己的书法才华，或者说是推销自己的书法产品。唐朝以
后，历代都有书法名家写出的《千字文》作品，不仅用一种书体写，还有文征明用
篆、隶、正、草四体写，更有传为赵孟頫用六种书体写的《千字文》作品。这一切，
在中国书法史上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千字文现象”。如果把这些名家的帖本与考古
发现的文书残本汇集成册，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千字文〉大观》了。
  
     古代的启蒙教育，识字与写字是并进的，其课本便兼有两种功能：一是传授文
字知识，兼及生活和历史常识；二是提供汉字书写的范本，要求字形规范，书法美
观。所以，先秦至两汉时期，课本的编写者往往是学者也是书法家，有一身二任的
本领。随着汉魏之际书法家在社会舞台上地位的提升，课本的编写者才出现学者与
书法家的分工。而古代识字课本如《急就篇》、如《千字文》能够由识书字转化成
法帖名迹，则仰仗书法家点铁成金的书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