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想象与历史认知——中国文学网

2012-08-21  紫洛玉

女性想象与历史认知

——关于当代女性文学几点思考

董之林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商家和学者共同关注女性文学,这种偶然中的必然现象,促使女性文学研究要突破以往那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在历史叙事中的女性文学,既不能脱离历史和传统,又对历史和传统轻视女性的某些方面反其道而行之,其特点在于:借用传统话语方式,消解历来被认为不可一世的传统,丁玲首开先河,她的作品显现了一位女作家在一个革命大时代孤寂的身影。借书写日常生活,呈现对主流叙事的疏离倾向,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作品把女性写作的疏离性或“不可思议性”,潜入表层叙述的底里。通过对男性神话的拆解,转而进入对以往宏大叙事的重新解读,张洁长篇小说《无字》就讲述被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了的三代女人的故事。通过分析和研究以往女性文学的努力和成果,可以使我们体察到女性文学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发展基因。
关键词 女性文学;消解传统;疏离倾向;拆解男性神话;历史认知

把女性文学当作热门话题,这一点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是商家和学者的共识。文学期刊、图书出版都有“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甚至“美女作家”这样的选题;学术刊物也有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这样的栏目。

一般说来,商家以市场效益为主,而学者看重的是研究对象的学术内涵。大家追求有所不同,趣味也轩轾有别,但对女性文学都感兴趣,这种看似奇特的现象,实际上密切联系着当今时代的文化语境。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试图对人和人性予以更热忱的关注;对多元文化取向予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对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予以更深刻的思考,以及对历史和传统予以更为多样化的重新解读。处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女作家和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长期以来是一个并非占据社会和文学主导地位、相对边缘而特殊的群体,她们对人性的想象与要求,她们的内心情感,思辨与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等,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关注,便是看似偶然中的必然了。

虽不能说,女性文学是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理论先行的结果,但这种发生于后现代学术背景的理论,的确给人一个切入问题的角度,使我们耳目一新,得出与以往简单化的文学评价不同的结论。比如,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在文学批评中,说作品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反革命的;要么是无产阶级,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劳动人民,要么是小资产阶级,等等,盛行一种片面也十分粗糙的思维方式。新理论视角的介入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一种理论总有它所针对的当时当地的问题,有其特定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范畴,但暂且抛开理论的普适性意义不谈,至少它使人意识到,只有抛弃那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才能使这一方面的研究有所深化。

如前所述,大家对于女性文学各有期待,各有选择,就文学研究来说,我更看重的是她以文艺的方式,在描写历史和现实生活方面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换句话说,由于今天的现实,即是明天的历史,我更看重的是女性文学在历史叙事中的个性特点。这也符合中国古人关于小说的传统见解。他们认为,文言小说与《四库全书》中“子”部和“史”部都有关系,但“倾向于把文言小说视为‘史余’”,“正如词为诗余,曲为词余一样”[1]。在此意义,文学并没有给女作家更多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一方面,文学并不因为你是女性,有“苦大仇深”的过去,便获得了艺术表现方式的豁免权;另一方面,如果女性文学完全摆脱了历史,与社会生活缺乏血肉联系,即使写得犹如天马行空,也仿佛是作家拔着自己的头发,硬要离开地球,其作品不过是一个人自说自话而已,与读者不大相干。

既不能脱离历史和传统,又对历史和传统轻视女性的某些方面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在这种显得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女性文学显示了她的特点。首先,借用传统话语方式,消解历来被认为不可一世的传统。在这方面,女作家丁玲可谓首开先河。20世纪三十年代,丁玲的《梦珂》正发表于人们为沐浴着欧风美雨的现代想象欢呼雀跃的时代,但小说却表现了一个村姑对现代都市的仰慕,不过是十分盲目的一厢情愿。作品描写女青年梦珂从乡下来上海姑母家,从爱上有现代绅士风度的表哥到爱情幻灭的故事,当梦珂悲叹自己纯洁的感情被表哥玩弄、亵渎,现代都市惟利是图的一面便被暴露得一览无余。因此,女性批评家认为:“梦珂的故事象征了走入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女性的共同命运:从乡村到都市,从反封建到求自由,非但不是一个解放过程,而是一个从封建奴役走向资本主义式性别奴役的过程,也是女性从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卖为色情商品的过程”[2]丁玲对现代都市怀疑的目光,恰恰游离甚至瓦解了关于现代性的神话。至40年代《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丁玲笔力更见犀利,当文学普遍赞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描写的却是解放区生活的班驳杂色。一个被日军强奸、后来又被派遣打入敌人内部的女性——贞贞,胜利后却被村民们鄙夷:“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另一篇描写一位知识女性被派往延安后方妇产医院,她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对女同志既不需要尊敬和客气”,又对业务“完全是外行”,由于她不能与这些人“打成一片”,自己也成了流言蜚语攻击的目标,最终不得不离开这所医院(《在医院中》)。革命化环境中却处处闪现旧生活的幽灵,女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她们本是怀着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满腔热情投奔革命,但革命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圣洁,一些革命营垒中人的骨子里很可能尽是腐朽观念,使她们在表面上“男女平等”的日常生活中依旧摆脱不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压抑感。因此,在对解放区一片光明的写作声浪里,丁玲的小说和她本人随即受批判的遭遇,的确让人留意这位女作家在一个革命大时代孤寂的身影。

女性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借书写日常生活,呈现对主流叙事的疏离倾向。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西蒙·波娃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著名论点,从文化角度,揭示了传统对女性的规约与压抑[3]。但也惟其如此,形成女性对生活另一番打量,大致说来,与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有所不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茹志鹃小说引发的论争就是明显的例子。与当时主流趋向有所不同,茹志鹃没有描写炮火硝烟的正面战场,也没有表现轰轰烈烈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总之,她的小说没有表现当时特别流行的大主题和大场面,而流连于这些大主题或大场面的边边角角:《百合花》中小战士与新媳妇之间“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静静的产院》里谭婶婶对新接生法喜忧参半,却又硬撑面子,不肯输给年轻女人的微妙心理;《春暖时节》的静兰在一个忘我的革命年代,对家庭生活颇感不安的体察……当时有的批评家对茹志鹃身处大时代,却只表现“杯水波澜”不满。但女作家冰心对茹志鹃小说却心有灵犀,她说,茹志鹃是以一种“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因此她的作品,“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欢喜和感激是很大的。”[4]实际上,茹志鹃小说对当时的“大题材”也有贴近和一致的地方,作家的表述方式也不是意识流的,但读者还是从大量作品中一眼看出她的小说与众不同,这些作品在“大题材”无暇顾及的边缘处,把女性写作的疏离性或“不可思议性”,潜入表层叙述的底里。

与此相关,通过对男性神话的拆解,转而进入对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重新解读。这是女性文学又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拉娜·西苏关于“身体写作”的论点,就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而与写作中纯粹的女性身体展示不尽一致,更与富于商业气息的欲望化写作迥然有别[5]90年代王安忆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颠覆了流行于80年代关于启蒙者的男性神话。作品开篇写道:“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即“叔叔的故事”。也就是80年代一个“启蒙者”的往事。当“叔叔”历经磨难,终于负心地踏上80年代的红地毯,艰难时刻曾扶助过他的女人却带着儿子找上门来,于是叔叔再也圆不了一个无辜受难者经历心灵炼狱的故事。“叔叔忽然看见了昔日的自己,昔日的自己历历地从眼前走过,他想:他人生中所有的卑贱、下流、委琐、屈辱的场面,全集中于这个大宝身上了”(《叔叔的故事》)。与其说这是叔叔的忏悔,不如说是作家对那种把苦难当资本炫耀的社会时尚不留情面的讥刺。

张洁长篇小说《无字》中讲述被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了的三代女人的故事。正是在那个“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的长廊”,小说与伍尔夫关于女性历史的预言不期而遇[6]。《无字》讲述的是被以往叙事遮掩的“世世代代的妇女们的形象”的一部分。与那种把女性写作当作抒发自恋情绪的表述不同,《无字》不仅表现女性,同时也在审视女性。吴为并不完美,明显的缺陷在于她始终仰慕一个男性的神话。她把想象的历史和想象的男性合为一体:“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作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吴为热爱革命,感激革命使她们母女生活发生的变化,不知不觉地就把革命理想化了。当婚姻和家庭把一切都变得非常琐碎和具体的时候,如诗如歌的理想情境云消雾散,悲剧便发生了。因为像吴为这种以理想为生命常态的人,最可怕的,不在于生活本身平庸,生活本身就是平庸的,而是吴为为它涂上理想的光泽,但这层光泽却经不起时间打磨,就像演出结束,大幕徐徐落下,观众不得不回到现实之后产生的心理落差,吴为经受不起她一生都在寻找和憧憬的男性神话破灭的打击,于是陷入一种梦醒了却无路可走、极度焦虑的精神崩溃状态。小说从吴为婚姻破裂写起,细腻而生动地表现了在当代女性心目中,一个理想的男人偶像坍塌的过程。以往宏大的历史叙述往往掩盖了这些女人“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掩盖了女人为历史所付出的牺牲,以及女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真实的处境。

温故知新。从上述女性文学历程,也许我们一时还拿不准未来女性文学的模样,但历史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发展过程;在以往的女性文学中,恰恰隐含着现实和未来女性文学的发展基因。通过分析和研究以往女性文学在人文建设中所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不但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下的女性文学,还可以使我们对当下的人文环境、文化语境有更进一步的体察。

 

参考文献:

[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Chinese Narrative[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12.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10.

[3][德]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访谈录[M].顾燕翎,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15.

[4]冰心.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N].人民日报,1960-12-14.

[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黄晓红译;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A].孟悦译,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J].文学评论,2000,(2).

[6][]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A].伍尔夫作品精粹[C].瞿世镜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398402403404.

原载:《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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