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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种神秘文字专辑
2012-08-22 | 阅:  转:  |  分享 
  
中国八种神秘文字专辑我国现已发现八种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一、仓颉书:此书历来被书法家疑为汉儒刘歆所作。而学者刘志一经多年研究认为,此书应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彝族先民祭祀的记录。二、夏禹书:据有关专家研究,书中共12个字,有5个是古彝文,7个是汉甲骨文。三、红岩天书:亦称《红崖天书》。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崖石壁中,有一块长达百米,高约30米的巨大浅红色石屏,上有数十个铁灰色的符号,大者如斗,小者如升,若篆似隶,古朴瑰丽,被国内外学者称为《红岩天书》。四、巴蜀符号:在四川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器物上,发现有150个不同的图符,统称"巴蜀符号"。中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与彝族的拼音文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五、东巴文字:这是千余年前云南纳西族先民创造的原始像形文字,有"活着的像形文字"之称。纳西人于木石之上刻画,名之为“森究鲁究”(意即木石之痕迹)。六、岣嵝碑:文字原存衡山,现置绍兴禹庙的“岣嵝碑”,碑文似篆非篆,书法奇古。有的学者认为是大禹治水的记功碑。七、夜郎天书:在贵州省赫章彝族地区新近发现。专家所称的"夜郎天书"共有4480个字,以毛笔烟墨书写,如草似篆,笔画盘旋弯曲,字形粗细不一,疏落有致,自然流畅。八、仙居蝌蚪文:浙江仙居县淡竹乡一个高达128米的陡壁上,发现有人工锲凿的日纹、虫纹和蝌蚪文。传说是大禹治水留下的记录,专家认为蝌蚪文是一种像形文字。仓圣鸟迹书碑仓颉庙内有一块《仓圣鸟迹书碑》,黑色的石头上刻着28个古怪的符号,相传这就是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的本形。这些鸟迹书由小的图形和画面组成。该碑立于清乾隆十九年十月(公元1754年)。碑面所镌28字由白水知县梁善长摹写。1984年,上海书店翻印的宋代王著《淳化阁帖》将它们破译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X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

仓颉庙内历代碑石众多,虽经战乱多有散失,现保存的仍有十八通,阵列于前殿之内。其中《广武将军碑》曾失落千年。于右任先生于1920年得见其碑拓,喜曰:“千年出土光腾射”、“老见异物眼复明”,挥毫大书《文化祖庙》四字并让刻成大匾,悬于庙中。?

石碑年代从东汉起,历魏、五胡十六国、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早期的有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是金石学上的珍品,五胡十六国时的《广武将军碑》、唐《仓公碑》、宋代《大宋仓公碑》等。近代于右任先生、陶峙岳将军、朱庆澜将军题写的匾额、对联等留存于庙内殿堂之上。



宋太宗淳化三年编印的《淳化秘阁法帖》收录了这两件作品。《大观帖》翻刻时,将《苍颉书》28个字体译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蒂。”这根本无法通读,故不为学术界所认可。刘志一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它是甲古彝文书写的一段祭祀经文,直译如下:“一妖来始,界转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意译则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

《苍颉书》的内容。就是祭祀活动的记录。由于黄帝出于西羌,彝族亦出于西羌,古彝文发祥于西北地区,故传说的“苍颉造字”和这份《苍颉书》使用古彝文,也就不足为奇。其内容与《淮南子·本经训》所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的意思基本一致。刘志一推测那个“而”字可能是“曰”字之误。就与上述《苍颉书》译文内容基本吻合。

《夏禹书》

《夏禹书》传为夏禹所作。《大观帖》译其全文“出令聂子星纪齐春其尚节化”。这显然无法通读,学术界也不认可。

《夏禹书》不是纯古彝文,也不是纯汉甲骨文。所以比《苍颉书》更难释读。它共有12个字,其中5个是用的古彝文,7个是用汉甲骨文。两种文字混合使用,经反复推敲,直译如下:“生地子,留皮齐,新尚往还。”意译则为:“生地聂子,堕进齐春,欣尚往来。”用现代白话翻译则为:“荒野聂人,到了春天,喜欢往来。”全文所记述的内容是关于聂人生活习俗记录。《夏禹书》的语言洗炼,比《山海经》更甚,当为早于《山海经》之作,其文字的两种文字混合使用状态,充分说明夏代文字的复杂性和汉文字形成过程的原始形态,证实汉文字的形成当在夏代开始。

东巴文东巴文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图画象形文字,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从文字形态发展的角度看,它比甲骨文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最早是写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符号图象,后来发明了纸,才把这些符号图象写在纸上,成为东巴文经典。由于东巴掌握这种文字,故称东巴文。

东巴文只有1400多个单字,但词语异常丰富,能充分表达细腻的情感,也能记叙说明复杂的万事万物,还能写诗作文章,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用象形文字书写并保留下来的经文共有两万余册。卷帙浩繁的经书,内容丰富多彩。涉含哲学、历史、天文、宗教、巫医、民俗、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堪称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东巴文被称之为目前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

东巴文字在纳西语里自然数为“斯究鲁究”,意为“木石标记”或“见木画木,见石画石”,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象形文字。从上面的传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脱胎于原始的图画文字,目前已知有1400个符号。国内外权威人士普遍认为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活着的象形文字,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东巴文字似乎是一种最早期的印象画,夸张、大胆、简约、概括、气势生动,像一串流畅灵动的音符。纳西东巴们用竹子削成竹笔,用松烟加胶水墨在一种木质纤维上,书写下几万卷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有的象形文字还涂上了颜色,它们记录下纳西先民对宇宙人生的冥想,对天地人神鬼的探索,对万事万物的起源等纯朴而又不管哲理的解释。

东巴们都用本地土产的一种木质纤维的“纸”来书写东巴经书,天长日久被岁月染成古铜色,窄窄的、长长的一页一页装订成册。满纸日月同川鸟兽鱼虫的述说。一种天之语,一种洪荒太古之美。

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彝语、傈僳语和哈尼语有着亲缘关系。东巴为藏语借词,在纳西语中意为智者,特指东巴教祭师。东巴集巫、医、艺、匠于一身,是纳西文化的主要传承人。

东巴文字被誉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活着的古象形文字,至今仍在用来写经、作文,记帐、通信,在人类文字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东巴古籍用由东巴用东巴文字写成,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医药、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

仅就文学而言,东巴古籍中沉睡着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足以与昆仑神话、蓬莱神话相媲美,同时蕴藏有大量宇宙谱式史诗与英雄史诗。

东巴音乐分经文唱腔、伴奏乐、伴奏乐器等几个部分。它凝重庄严、丰富多变,堪称原始音乐的活化石。

东巴绘画用于各种道场,分竹笔画、纸牌画、卷轴画三种,另有用东巴文字写成的《东巴画谱》。《神路图》是东巴绘画的代表作,它长约17米、宽约24公分,上绘三界以及360多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人称它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直幅长卷之最。

东巴舞蹈有近百种,动物舞、器物舞、灯花舞、战争舞等是其精华。最具意义的是东巴舞蹈已提炼出自己的舞谱系统,并用东巴文字记录于《东巴舞谱》(教册)之中。其中,记录有46种舞蹈的动律、场位、路线、姿态。据有关专家考证,它的产生比著名的西班牙拉班舞谱还要早许多世纪。

东巴工艺分草编、木雕、面塑、泥塑、扎花、剪纸几类,具有朴素、稚拙、生动、自然的艺术特点,素为文化艺术界收藏之珍品。

东巴仪式共40余种,较为熟知的有祭天、祭地、祭星、祭署(龙)、祭风等大典。

以上东巴文化有关内容的分单元组合,它们对规范纳西族先民的思想、行为,以及整合纳西族古代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纳西族是古羌人后裔,东巴文化的底层散发着浓厚的草原气息。随着纳西族先民的不断南迁,隋唐时代的东巴文化已渗透有大量的本教、佛教文化因素。明清以降,由于与汉文化的交流日渐增多,道教文化对它起到了一定的丰富作用,使它的农耕文化色彩不断显彰。当然,其主体乃是纳西族先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以及对自然、社会、人类的认识。

东巴古籍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的欧洲已先后产生了神话学派、人类学派、宗教学派,这使得西欧的知识分子都用新的文化学眼光看待世界各国新发现的文化。在这种背景下,东巴古籍首先引起英法传教士和文化人的注意。

1867年,法国巴黎伊特兰格教会的佩伦·德斯古丁斯,第一次从云南把搜集到的ll页的一本东巴经摹本《高勒趣赎魂》寄回法国巴黎家中。从此,一个以收藏东巴古籍、游历与考察纳西族地区、研究介绍东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纳西文化热在西方世界悄然兴起。

其后数年里,英国的吉尔上尉和梅斯内在丽江旅居时,搜集到3本东巴经书,其中一本被寄往大英博物馆,此书被标以《中国缅甸之间山地祈祷者的象形文稿》的题目藏于博物馆。

1885年,法国的太伦·拉卡蹈里尔第一次发表东巴古籍文字资料。

1907年和1909年,法国的巴克教授两次到云南纳西族地区考察。1913年,巴克教授出版了第一本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的专著《麽些研究》,揭开了研究东巴古籍的序幕,引起国内外瞩目。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到中国丽江采集植物标本,接触到了东巴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1926年到1949年,他放弃了植物学研究,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全身心地投入东巴古籍的研究。生前编写并出版《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写了大量的著作。

在此期间,西方世界涌现出洛克、顾彼德、雅纳特·杰克逊等一批硕学,日本亦出现了山田胜美、西田龙雄、伊藤清司、诹访哲郎这样的大家。他们先后出版的大量论著以《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纳西族宗教》、《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文化》最具代表意义。

本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东巴古籍的研究工作。

1931年,纳西族学者杨仲鸿作为研究东巴文化的先驱编成《麽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译字典》一书,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出版。

1933年,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回乡收集东巴象形文字,在和志武研究员的协助下着手编写《麽些文字字典》。该书经历40余载,于1981年改名为《纳西象形文字谱》出版。

1940年,傅懋勣到维西调查纳西语,随后又到丽江调查学习东巴文古籍,在大东巴和芳的帮助下完成了《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著作,后来又完成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等著作。

1940年6月,杭州艺专学生李霖灿来到丽江,从事东巴文化的调查研究,撰写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麽些标音文字字典》及多篇论文,并在台湾翻译出版了《麽些古籍译注九种》等译著。

50年代至90年代,纳西族学者和志武从事纳西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东巴文化研究文章,并翻译出版了汉文本《东巴古籍选译》一书,内收31种东巴古籍文学故事。

另外,国内学者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纳西族文学史》(和钟华、杨世光等)、《纳西族史》(郭大烈、和志武)、《东巴文化辞典》(李国文)、《纳西族哲学思想论文集》(伍雄武)、《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白庚胜、杨福泉)、《东巴神话研究》(白庚胜)......

1981年5月,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标志着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研究机构的诞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有领导、有目的的东巴经古籍的翻译工作。1990年,东巴文化研究室更名为东巴文化研究所,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千册百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翻译工作完成,于2000年交付印刷出版。

岣嵝碑岣嵝碑译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岣嵝碑,亦称禹王碑、大禹功德碑。相传此碑原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岣嵝峰,故称“岣嵝碑”,原迹已无存。碑文共77字,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有人猜测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也有说是道士伪造。??由于其文字奇特,历代对其内容看法不一,古代多认为是记录大禹治水的内容,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岣嵝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黄河岣嵝碑为清光绪十九年滇南马开玉摹书,碑身通高190cm,宽75cm,原藏于牡丹黄河河务局,现立于山东省境内黄河险工“黄河文化苑”内,被列入黄河文化遗产重点保护。

夜郎天书夜郎天书是中国考古学家对一份在贵州省赫章的彝族地区发现的古籍的称呼。由於当地的位置是过去夜郎国的国境,所以该古籍被称为“夜郎天书”。夜郎天书共有4480个字,以毛笔烟墨书写,由曲缐和圆圈组成,笔划都像篆刻似的被屈折起来。笔画粗细不一,而且疏落有致。

夜郎天书被当代歷史学家认为是一条解开中国西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水平,因为现时考古学的新发现,都指明当时周朝四周的民族,都并非蛮夷之邦,而是与周朝一样同样拥有高度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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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破译“夜郎之书”——访彝文古籍专家龙正清

???赫章可乐考古新发现,把席卷全国的夜郎文化热推至一个高潮,考古、历史、文化界的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试图给予关注夜郎的人们一个真实可信的夜郎。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实物佐证、历史追踪,不一而足。???在这场文质彬彬的学术论争中,来自赫章的彝文古籍研究专家龙正清从夜郎故地上代代相传的彝文经卷里提炼出了成果———《古夜郎国疆域与族属新论》、《见于彝文献中的古夜郎》两篇心血之作,在这两篇研究论文里,龙正清论述了笃弭封侯夜郎之兴、夜郎疆域、夜郎族属及其演变等等。而这些,在汉文献中对于古夜郎国只言片语的记载中是寻觅不到的,因为它们都来自于黔西北丰富的彝文献里。在可乐考古发现成为夜郎文化的现实使者的同时,黔西北拥有另一个宝藏———彝文献,从历史的角度以文字的形式印证了古夜郎之于黔西北、之于赫章血脉相通的遗简和传承。???夜郎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省彝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赫章民族古彝翻译组主任、副评审龙正清认为,文献记载和实物互为佐证,两者印证后的吻合,我们才能渐渐触摸到古夜郎鲜活清晰的脉络和她的文化气息。这里我们姑且将这两条文化探秘的路径,称为“文字的夜郎”和“考古发现的夜郎”。龙正清说:“古夜郎的历史和文化,主要记载在彝文古典文献里,而且记载比较详细,其中包括夜郎国的地域、演变、族属等等,从大国讲到六个诸侯国,还记载了风俗习惯、历法等等,可谓细致如微。”当这些不绝于书的“文字夜郎”不间断地从睿智的彝族布摩手里遗传到今天时,它和另一系文化路径有缘重合,可乐古遗址上大量富含夜郎文化特征的文物出土后,文献中的诸多记载得到了实物印证。“例如出土的铜铃,就是布摩喜用的器物;可乐将军墓出土的某些文物特征又与文献中记述的灵桶相吻合。”龙正清认为,彝文文献里有一个丰富绚丽的夜郎。???可乐的考古发现,给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贵州考古发掘的圣地,夜郎文化的殷墟”,更为重要的是,它激发了黔西北这块土地的文化热情和自信。赫章县适时地提出了“历史文化兴县”的战略目标。对此,龙正清满怀责任感:“古籍翻译组作为抢救文化的机构,对挖掘民族文化底蕴的重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研究、保护夜郎文化的有利之举。”为配合赫章县历史文化兴县战略的实施和夜郎文化的研究工作,该县彝文献的抢救和整理工作提速,翻译组招兵买马,聘请了7个民间彝文翻译高手,在龙正清的带领下,不分昼夜地对彝文献中的古夜郎部分进行整理、抄写和翻译,目前已注音标200多万字,翻译单字60多万个,古夜郎部分的大致脉络已呈现出来,并已建档。???对保护和挖掘赫章可乐的夜郎文化工作,龙正清提出了他的建议:夜郎国治所战国时期迁至今赫章可乐,汉使唐蒙开发夜郎,都尉治所亦设在夜郎都城可乐,号称良马圣地“纪俄勾”,而现在可乐古墓群保存丰富完整,就这两个缘由,赫章以更名来保护夜郎文化是一个明智之举;同时,以此为契机,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不但保护了文化,更推动了其它领域的全面发展。???最后,龙正清说:“我们的工作成果是留存后世的,其意义在于宏扬民族精神,给这方土地续接上精神气脉。”(黄莉)

蝌蚪文据古文字专家考证,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为书体的一种,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蝌蚪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因而.如确能在韦羌山发现蝌蚪文,“将是学术界一大幸事,对于古文字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浙江仙居县淡竹乡境内,有座千峰叠嶂、万壑峥嵘的韦羌山。这里沟谷交错、古木森森、竹林幽幽、流水潺潺,四季风景如画,是省级风景区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风景线。其中有一处神奥莫测的人文景观:在一座名叫蝌蚪崖的千仞绝壁上,布满了呈现人工镌凿的日纹、月纹、虫纹、鱼纹等奇异图案符号,这就是著名的相传为大禹刻石的蝌蚪文。为什么古人要将文字镌刻于千仞绝壁上?这些图文符号究竟有什么涵义?千百年来,有无数志士学者前往探奇。

据《万历志》和《光绪志》载:东晋义熙年间,一位姓周的廷尉曾“造飞梯以蜡摹之,然莫识其义”。以后郡守阮录和北宋县令陈襄亦“携众以观”,终因崖高路险.“云雨晦瞑”,未得结果,扫兴而归。陈襄还留待感叹道:“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干尺石岩无路到.不知蝌蚪字何如……”

1985年月16日,台州地区文物普查验收组用28一200毫米变焦相机对崖面远距离进行拍摄放大,逐点分解,似见痕迹。1994年5月26日,由”安洲影艺社”组织的探险队聘请了相传三代以采珍稀药材野生石斛为生、具有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高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到许多实物照片。根据潘余龙叙说和从拍到的照片看,蝌蚪崖崖面平整如削,长约40米,宽约50米,成极规则的长方形,面积近2000平方米。绝壁的崖面石质坚硬,布满了一个个凸出的半球,半球高出崖壁平面约5厘米,直径7—12厘米不等。在每个半球边缘,均有一条约2厘米深的圆形小沟。半球之间相隔约15厘米,纵横排列有序、似有日、月、虫纹及海洋生物图案的痕迹。

探险结果披露报端后.国内外学者引起很大兴趣。但结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古畲族留下的文字;有的把它与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仙居的下汤人联系起来,认为是先民的遗迹;当地老百姓一直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蝌蚪文根本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有的则展开丰富的想像,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限于时代和条件,周廷尉所募之物当然不可能保存至今。笔者曾亲眼见到“安洲影艺社”拍摄到的珍贵照片,由于见短识寡,无法释读,只觉得白糊糊的一片崖石面。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即曾疑为古籍伪作的《苍颔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岩天书”、“夜郎天书”,四川出土的“巴蜀符号”,云南发现的“东巴文字”,绍兴禹庙的“峋楼碑”文字和仙居的蝌蚪文。上述八种文字中,从发现的时代看,仙居的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孙说著的我国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其它七种文字或存于书,或现于出土器物,或写于木石,或刻于石碑,或镌于石壁,均属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独蝌蚪文扑朔迷离,至今还未见其篆文摹本。

据古文字专家考证,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为书体的一种,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蝌蚪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因而.如确能在韦羌山发现蝌蚪文,“将是学术界一大幸事,对于古文字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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