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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粕正彦与“满映” 张瑞芳 文汇报2012-08-24第八版 甘粕正彦，在日本算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伪满洲国更可称他一声太上皇。“满映”——“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是伪满的“国营”电影机构，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一共有九年的历史，甘粕做了九年的理事长，最后，他自杀殉死在“满映”理事长的办公椅上。从甘粕看“满映”，从一个日本的理事长看伪满的“国营”机构，可以很典型的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远大企图，以及他必然的发展，和注定了的悲剧的结局! 甘粕正彦，原是日本一个忠实的国粹主义者，极端崇拜天皇。他认为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孙，有着全世界最优秀的文明，固执，褊狭，自命不凡，这些就是他们共同的性格。在日本大正三四年间，甘粕正在日本作宪兵上尉。那时有个自巴黎留学归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日本称之为黑色主义者——大杉荣的，主办了《战旗》杂志批评政府。可是不久，大杉荣夫妇就失踪了，直到有一天，警察查户口，闻到臭味，发现大杉荣夫妇双双被杀，弃尸屋后水井中，其状甚惨。侦查的结果，知道是甘粕和他的两个部下所为。因为手段过分残忍，引起日本民众的不满，于是甘粕下狱了。但没过两个月的工夫，有人在巴黎看见他，他已经被悄悄的送到法国研究军事学去了。他的杀大杉荣，纯是国粹主义者的“正义感”，听到有人批评政府，就义愤填胸，杀之而甘心；这虽是个人行动，但深得统治者的嘉许。在日本活动有所不便，故在九·一八之后，他就从欧洲到东北，荣任协合会的名誉会长(会长张景惠)。 甘粕在东北有着无上的权威，把溥仪运到长春作傀儡据说就是他的主意。因为他出身于日本最被重视的陆军大学，日本军部内高等参谋以上的人物多是他的同学，所以关东司令见了他都要毕恭毕敬的称他“阁下”，言听而计从；说他是伪满的太上皇，一点都不算过分夸张。 这伪满的太上皇卓见颇多，身为军人但颇重视文化，他说：“谁能抓住文化宣传机关，谁就有了真正的力量”，于是他自愿屈就“满映”的理事长，利用自己军人的头脑，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满映”厂的设备，是远东第一；规模之大，超过日本本土一切的电影机构。“满映”有德国最新式的摄影机，可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照常拍摄；有最新式的录音设备，使苏联人都叹为观止；有最新的洗印机及黑房设备，全部仿好莱坞的式样；大的录音室可容一百余人的乐队演奏；在十七个地下大仓库内，贮满了足够每日工作十四小时，同时五组拍戏，五年之用的制片材料；连冬日为取暖用的煤每日都需消耗一百廿五吨。除此之外，在东北各大都市，大连，沈阳，哈尔滨，吉林都有“出张所”（即分社)，七七抗战之后，又在北平成立“华北电影公司”。连上海的“华影”，都有“满映”三分之一的投资。为着统治发行，东北二百三十一个电影院都握在“满映”之手(其中只有六十家是官商合股)，关内的片子到关外来，一概收买版权，听他任意处理，于是东北的人民，不看电影便罢，要看就得看这独家制造，独家发行的“满映”映画(映画即电影)。 像伪满所有的机关一样，“满映”各科组的高中级职员一概是日本人，中国人只能做小职员，做日本摄影师、录音师、灯光师、布景师的小助手。 因为制片的对象是中国人，所以就不得不用中国人了。至于演员呢，却是清一色的中国人，编导之中虽有极少数的中国人，但他们得经常导演日本人编的戏。甘粕一向不满意日本国内出的片子，说是制片事业全部落于商人手里，商人只顾蝇利不顾政治，更谈不上宣传；就连从日本请到“满映”来的制片专家也不能使甘粕满意，他于是调了一批协合会的中级干部，到“满映”来，这群外行的少壮官僚一参加，“满映”的出品更是不三不四，没人领教了。 “满映”的出品分三类：第一种名之曰启民电影，就是启发民智的意思，也叫做文化电影。这是“满映”最用力的出品，动辄派遣大批的日本摄影师，把东北的大山，大河，大森林大矿藏作很详细的介绍；再把日本人如何利用大山大河，如何开发森林矿藏，如何建立大工厂，如何组织开垦团，成千成万的日本朝鲜移民如何在东北的黑土上工作，各种问题，各种方面都有详细的介绍纪录和赞扬。这片子的声光摄影都不错，只可惜主角选错了人，如果其中活动的都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一切的建设都是为着中国，观众定会鼓掌欢呼，收到启民之效，现在让我们看别人侵犯到我们家里来当家的纪录，即便最麻木的人看了，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第二种电影叫做娱民电影(就是故事片)，也就是甘粕企图渗进政治作用，要收得宣传之效的电影，也就是经常充塞于东北二百三十一家电影院而缺乏观众去欣赏的电影，这些电影大多是日本人编导的作品，通过侵略者的脑和手，写出中国人的故事，颂扬大东亚和平，描写英勇的警察逮捕所谓不良分子(警察在东北是最让老百姓恐惧的人物)，以及反英美等等内容。这种内容，因与东北人民实在距离太远，故每次上映总是门可罗雀，卖座非常之惨。比较受人欢迎的，倒还是中国人编导的不谈“政治”的纯粹才子佳人式的古装戏或家庭伦理悲剧。不过甘粕对“满映”不能卖座的影片，并不视为失败之作，他说国营制片的目的在减少乃至感化国内的不良分子，即令一年减少一个或感化一个，都算是“满映”的成功，至于赔赚钱全不在话下，至于每年究竟减少或感化了多少个不良分子呢，却从未公布过一次。有时候，戏院门前实在太冷落了，不得已就把上海买来的“华影”片，放映几部，往往很能叫座，这原因不在作品的高明，而在于演员职员表上都是中国人的原故。 第三种电影是新闻电影，这可以想象得出，举凡大号傀儡的动态、日本大员的驾临都是新闻。奇怪的是“皇军”进入南京、上海、汉口、南洋等地的“英姿”，轰炸重庆、珍珠港的“伟绩”，东京张灯结彩的庆功等等情形也都一一编辑而放映之。我不知道当时东北观众看了这些新闻片，作何感想，而这些感想是有助于伪满的统治呢还是有害于他们的统治。 不管“满映”的影片在东北是成功还是失败，甘粕却很陶醉于自己的勤勉。有一点，我们得佩服他，他懂得用人，懂得恩威并施；全厂中日二千一百多个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不服从他。厂中规定八时办公，他七点半钟就到了办公室，所属员工没一个敢迟到的，整整齐齐的排在他楼前的大草场上，对着他的窗子练早操，他必从楼窗里跨到平台上（奇怪为什么不做个门)，像阅兵一样的看着，如不高兴，就在房顶上大声喝起来。他常说：用人最不经济的是用一个对你不满意的人。为得使人满意，他又不时的施些小恩小惠，比如“满映”的薪俸就是全伪满最高的了，并且每人都有一幢舒适的房子住，逢年逢节，日本人虽明令禁止宰猪，他却开一辆大卡车到四乡去运了一车来，在厂里宰了分给同人，后来伪满政府连养猪都禁了，他却让厂里的农场喂猪。在厂的范围外，有伪满某大臣的别墅，有一天大臣在睡觉，演员们在外边玩，唱歌被大臣的卫兵严厉干涉，这下子甘粕光火了，立刻强迫某大臣把房子卖给“满映”，改作“满映”高级人员的俱乐部。伪满各机关内，日本人一向可以随便打中国人的，甘粕却不许，如果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冲突，他总先责罚日本人，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这些都是甘粕高明的手腕。一个中国人员，最好浑浑噩噩的活着，甘粕会对他宽厚和气，一个中国人员若多用脑筋，多看几本文艺书，他就会受到警告、调查，甚至警察的访问。在这种所谓恩威并施的严密照料之下，中国人一个个变成了纯粹被动的被差遣的工具。许多演员告诉我，他们有几十部的拍戏经验，甚至有时同时拍几部戏，而从来没有研究过一次剧本，揣摩过一次角色，只是按时的化妆到摄影场，鸦雀无声的等候调度。日本导演们还喜欢把剧本当作密件一般的藏起来，你只受命哭笑说话走路，直到正式“试写”(片子完成后在厂里试映)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你的任务。 灿烂的艺术花朵，要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成，文化的效果，要在接触真实的时候才能显出真正的力量。只有像甘粕这样自以为是的军人的脑子，才会相信在高压统治之下，“真理”竟会倾向于他而侵略者可以永远站在别人的血肉上过活，所以一朝那不可避免的结果来了，他就像气球泄了气样子，从高空直落到污泥里，再也没足以支持他活下去的本钱。胜利传来之日，全东北都沸腾了。甘粕表面上不动声色，脱去军装，换上整齐的和服，趁人不备，服下烈性的毒药，三十秒钟，就坐毙在九年来坐惯了的办公椅上。为着怕服毒后引起呕吐有损威仪，他事先还绝食了三天。我真钦佩这批独裁侵略者，为自己的“活”找不着出路，为自己的“死”却预备的这么周详。他们恰像一母所生的儿子，从希特勒到莫索里尼，以及其它将来未来的，却翻不出什么更新的花样!
张瑞芳64年前的一篇佚文 刘厚生 《甘粕正彦与“满映”》是张瑞芳同志1948年写的一篇文章，写的是日本侵略者上世纪30年代侵占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有关“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映画即电影）及其反动头目甘粕正彦的事情。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陆续派员去东北接收。我党地下党员金山同志奉命通过关系，进入接收队伍，争取接收“满映”的任务。他同瑞芳同志等一批人于1946年到长春接收了“满映”，改为长春电影厂，并拍摄了著名影片《松花江上》。1947年末返回上海。 1948年，我在上海地下文委指示下，主编了一个小型影剧丛刊。我知道瑞芳同志从东北回来不久，特地约她写文，她就交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丛刊第一辑《从舞台到银幕》上。这个丛刊印数少，影响不大，解放后早已无人再提。我想瑞芳同志自己也必定遗忘。因而她在1998年出版的文集《难以忘怀的昨天》就没有收进此文，到现在64年过去，可以称之为佚文了。 瑞芳同志逝世前后，正值日本极右制造反华闹剧之时，有一天我忽然想起这篇文章，找出再读一遍，觉得文章中所写的人和事，一方面是电影史少见的资料，另一方面像甘粕正彦这样极端反动阴险的家伙的文化侵略罪行，即在今天也是不能忘记的。日本极右势力沉渣时泛，绵延不绝。我们知道日本有大量同中国友好的朋友，但也看得清楚那些极右分子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吃掉我们。 因此我觉得瑞芳同志这篇文章值得再次发表，并以此作为对老友逝世的悼念。 2012.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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