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围城
小说《围城》意蕴丰厚，艺术个性非常突出，被称颂为与《啊Q正传》、《子夜》处于相同历史地位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其讽刺艺术比《儒林外史》更为优胜。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光彩、特定时代氛围与文化风情、人生的磨难与苦涩的况味，尤其是渗透在描绘的人物性格与言谈举止之中，既是对于对象的讽刺，又是对于讽刺者的嘲讽，那种既犀利又轻松的幽默感，那种对于命运与人生的荒谬性，出之以揶揄与诙谐的寓言式揭露，以及对于处在人生困境中既想“冲进去”又想逃出来的“围城心态”的刻画，给了读者以审美的满足。
（一）围城人与围城心态
《围城》是以方鸿渐的人生旅程作为贯穿线索，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方鸿渐爱情婚姻的失败史。钱钟书先生自己说过，他在这本书里，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他接着有一句话：“写着一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杨绛为此做出最好的解释：
《围城》的主要内涵是：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由此可见，《围城》所写的“某一类人物”，乃是具有这种“围城心态”的人物；由于这种心态不仅表现在婚姻、职业、事业上，也表现在人生愿望的许多方面，所以他们——书中人物的性格、心理与行为方式就不仅仅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写照。作为特定时代环境与社会心理特征的“围城心态”，既然孕育与滋生在现代文明的土壤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之中，它就不止属于方鸿渐和他的同辈人。小说中，方鸿渐、苏文纨、唐晓芙、赵辛楣、孙柔嘉等等的交往的冲突，以及与之发生必然联系的种种关系与纠葛，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以这些人物的生活圈子为半径构成的社会生活圈，显然不但不是幸福的乐园，而是毁坏幸福的“城堡”——一座被残破的道德与文化观念，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制度，重重叠叠围困起来的“城堡”。在这座城堡里，有欺世盗名的“英雄”，有嫁祸于人的奸人，有拨弄是非的高手，有死水狂澜般的争斗，人性受到扭曲，理想被迫放弃，知识与良心搭配出售，生活信念与人的价值一同埋葬的事，在这里层出不穷已是司空见惯。
这群人不由自主地处于或陷于人生困境中，无论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无论其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在生活的棋局中实际所处的位置，反正是，当其发现自己正置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之中时，他们每跨出一步，都要付出情感，道德以至人格的代价，都得煞费苦心地以保全自己为目的。他们有时也想发展自己，于是会产生出冲进“城堡”去的冲动；然而，情随事迁，转瞬之间，他们昨时的冲动又会为今日极想逃出的打算所代替。他们彼此之间，当然有差异，但他们的思维的惯性与行为的选择上，却都不约而同地走着不是随波逐流就是同流合污的老路。当然，他们之中还有心机更狡诈、手段更卑劣的“强者”，这种人为了“赢棋”而不择手段，为了把别人当做牺牲品而把诽谤说成关心，把下流装成高尚，把撒谎夸作诚实；一句话，他们是病态社会的畸形儿。从他们身上和他们的社会交往中，我们不仅更加清晰地看见了旧中国与旧时岁月的身影，也深深感受到了那以邻为壑的社会里，不可能相亲相爱，不可能停止勾心斗角，必然要引起人们对于人应怎样生活，人能否掌握自身命运的思考，哪怕因这种思考而痛苦，因这种思考而感到深深的困惑和烦恼。
（二）方鸿渐人生体验的普遍意义
小说对旧时代各种各样的丑恶社会现象的揭示和剖析，主要是通过人物性格，尤其是方鸿渐这位主人公的性格发展与心路历程展现出来的。在出场的60多人中，方鸿渐处于各种矛盾冲突的中心。人生况味的苦涩体验是与他的经历际遇分不开的。在人生旅途的各个阶段上，诸如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等各方面，几乎处处都能使读者感受到书中主人公必然会有的歧路感和围城心态。应该说，方鸿渐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他所遭受的挫折与失败，虽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社会个性特征不可任意类比，但他那最具个人特征，同时又最易为公众理解的人生体验，不仅可以给予广大读者以深刻的思想启示。作为艺术典型，它的审美认识价值也是不可多得和无可替代的。
方鸿渐，是一个善良但不切实际，聪明却毫无勇气，略有才能却难有大用的人。其所闻尚博，所知则浅；口辩伶俐，主观极少。苏文纨讥诮他，“在大地方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赵辛楣评价他，“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他入世随俗，一切无可无不可；他不迷信命运，但常常苟安于命运的安排；对生活中袭来的各种偶然冲突，他向来招架无力；在应付无方之际，便把无可奈何地被迫适应变成不无主动的顺从；他诧异有的人为什么那样虚情假意、厚颜无耻，把男女之情当儿戏，把说谎当发誓，把他都羞于当真的文凭真当作唬人的标记；在生活波折面前，他迷惘、怯懦、盲目、犹疑；他无所适从，直到无所选择；他没有执著地追求过，直到无所追求；无论是在老一辈的周到安排、朋友的鼎力相助、异性的有意捉弄与预设的圈套面前，乃至在与妻子的吵闹当中，他都是一个最少幻想，最安于现状，最不善于正视现实，最懒于设计未来，最怯于痛下决断，最缺乏勇气的人。当然，他不是阿Q，也谈不到麻木不仁，但他对世俗世界的现存秩序和对生活荒谬性所抱的态度——逆来顺受、随波逐流、不思振作，却与荒谬如出一辙。通过方鸿渐的体验，钱钟书深入地揭示了人生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
（三）方鸿渐的“围城心态”
方鸿渐的生活体验既打着现时代的烙印，又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我们还记得：方鸿渐曾坦承自己为“道义上的懦夫”，说自己对一切都缺乏“信念”。这倒并非自谦，事实上整个现代社会已失去了理性和信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主要变化不仅仅限于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也不仅仅在于他们一变而为反叛旧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的新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介绍者和传播者，更主要的是，现代的变革打破了他们传统的“事业格局”。近现代的变革，特别是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在制度上的纽带不复存在了。过去书读好了可以做官，从官位退下来还可回乡，成为乡绅，即地方上的实际统治阶层；但现在，读完了书未必有官做，甚至未必有事干。在这样的背景下，方鸿渐的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恰恰表现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境况，如苏文纨、赵辛楣等，也不免到处投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这种境况，以及在这种境况中的挣扎，在现代文学中也不乏表现，如《沉沦》。在这种不断受到社会的挤压、排斥下，以方鸿渐为代表的这一群知识分子难免有这一时代疾患。尤其是方鸿渐这一典型，当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理性和信仰的世界上时，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生就是显得荒诞而不可理解，空虚而毫无意义了。一切行动都失去了根据和动力，命运也就纯属盲目于偶然了。这正是方鸿渐怯于行动、懒于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方鸿渐的命运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命运的根本焦虑。当爱情梦想破灭之后，方鸿渐第一次体验到命运的盲目与偶然——
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探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船早离得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
作为一个现代人，方鸿渐对人的命运持这样一种阴暗的看法，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贬值和被遗弃这一普遍的存在状况的真实反映。在“围城”般的现代社会中，方鸿渐痛切感受到走投无路，完全成了现代文明的弃儿。正是有感于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危机，方鸿渐对命运产生了怀疑和焦虑：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
同时，方鸿渐也深切地体验到了人的孤独，它表现为精神上或者说心理上的孤独与隔阂。方鸿渐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孤独时他和唐晓芙决绝之后，他发现人与人根本无法在净胜上沟通。随着阅历的增多，他对孤独的认识就深化了。他一次次试图进入社会，寻求依据，但每一次都发现得来的只是束缚，受到的只有排斥，直至不容于家庭和妻子，最后成了一个在生活上，精神上都无家可归的孤独者、流浪汉。
在《围城》中，我们看到的是个无可肯定的世界，一无可取的人物，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所不讽刺而毫不留情的讽刺意向。它讽刺的不仅是现实生活，而且还是彻底剥夺了人的一切理想追求的体系。
（四）存在的勇气与自我拯救
《围城》虽然深刻揭示了人的生存的悲剧性，但它不是一部悲观主义的作品。钱钟书早就表白：“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在《围城》中也启示人们，面对人生的困境与苦难，孤独的个人没有逃避的余地，唯有鼓起自救的勇气，挺身反抗，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把自己从无意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主要是通过对方鸿渐的怯懦的批评显现出来的。
当方鸿渐体验到人生的虚无与荒诞之后，他不仅没有反抗，而是安于这种处境，听天由命，甘为懦夫，放弃了对自己存在的责任，其结果是不但在个人事务上败得一塌糊涂，而且最终失去了自我。对此，钱钟书做了深入的揭发和严厉的批判。方鸿渐能够认清现实，却没有勇气和毅力去行动。他的个人生活永远是他自己所说的“碰碰运气”而已。他明知道孤独时人的本然处境，却缺乏独自承担自身存在责任的勇气，只好到处去寻找依托，“总希望人家愿意自己活下去”。他自认懦夫，这既是真实的自白，又是一种自欺。因为当他自认为懦夫且安于做一个懦夫时，他就向自己隐瞒了自己总有作出是做一个任命的懦夫，还是成为一个反抗的英雄这一决断的自由。他以对人生根本的虚无性的消极认同来回避自我承担、自我创造的责任，以“信念”的失落来为缺乏勇气的“道义”基础因而取消勇气做辩护，这都是自欺欺人之谈。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孙柔嘉痛责方鸿渐那一幕了。作为方鸿渐的妻子，孙柔嘉对方鸿渐的怯懦根性痛心疾首，因而不惜痛斥且继之以殴打，想激起他独立自为的勇气——
（柔嘉）瞧丈夫这样退却，鄙薄的不复伤心，嘶声说：“你是个Coward！（懦夫）Coward！Coward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每个字像鞭子打一下，要鞭出她丈夫的胆气来。她还嫌不够狠，顺手抓起桌子上一个象牙梳，又尽力扔他……
然而就是这样狠下杀手，仍然未能激起方鸿渐的勇气。在一阵故作镇定的叫嚣声中，方鸿渐仓皇逃走了。这把方鸿渐的怯懦刻画的入木三分：他甚至缺乏抛弃怯懦的勇气，于是他就只好在“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的游移中过那种不死不活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方鸿渐虽生犹死，完全失掉了自我和精神。这样看来，钱钟书最后用这样的话——“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来结束对方鸿渐的刻画，就并不仅仅写实，而且也可以说是象征性地宣判了方鸿渐这个懦夫的死刑。
由此可见，钱钟书虽然同情与方鸿渐对人生虚无和存在之荒诞的体验，但在个人如何对待这一处境问题上，他和方鸿渐却分道扬镳了。通过对方鸿渐哪种消极逃避，怯懦认命的人生态度的严厉的批判，钱钟书在召唤一种不畏虚无的威胁且挺身反抗这虚无以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在张扬一种勇敢地承担虚无压力并且明知无胜利希望而仍然自觉自为的人生态度。这样钱钟书的思路就由对人生虚无和荒诞的揭示走向了对虚无和荒诞的反抗。
可以说，《围城》这部小说是成功的、难得的优秀小说，而方鸿渐则是这一小说的一大亮点。方鸿渐这一艺术形象复杂而又矛盾，他虽有诸多显而易见的弱点，但却不伪善。作为血肉丰满、个性生动的艺术典型，方鸿渐的说服力和征服力是强大而不可抗拒的。我们从方鸿渐身上可以瞥见自己灵魂的另一侧影，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都可从他得到启迪：生活，需要勇气！勇气作为一种力量，不来自发达的肢体，而来自健康的心灵！这既是生活的真理，也是摆脱“围城情结”与“围城性格”困扰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