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东方君悦的服装说明什么？

昨日，与朋友约在东单附近的东方君悦大酒店谈点事，应该是个星星级别挺高的酒店。坐在大堂酒吧，发现客人以外国人居多。酒店大堂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服务员，有年轻的小伙子做着门童，为客人开门；有年轻的姑娘做酒吧招待，微笑服务；还有打扫卫生的四处擦拭，还有大堂经理挺拔地站着。但是，有一个现象令我不爽。
大堂经理级别之类的人，穿着的服装是标准的西装，裁剪得体，用料讲究。酒吧招待、门童之类的服装是中西结合的设计样式，用料稍差。而扫地和厕所里打扫卫生的服务员，穿着的是地道的中式服装，对襟盘扣。显然，不同级别的服务人员衣着变化的潜台词是：级别越高的，服装越是西方化；级别越低的，服装越是中国化。这个现象的确令我不爽，它暗含了一种几百年来形成的殖民地潜意识、潜台词：越是中国的，档次级别越低。
国外的酒店，服务员也有各种不同的服装，但是，在发达国家的酒店，不同级别服务员的服装，不至于按照不同文化特征来区分。为何在非西方国家，酒店服务员的不同级别，就带上了不同文化的等级特征？这种现象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在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伺候英国人的印度下人，都不穿西式服装，而是被要求穿着印度传统服装。主人和仆人的身份，一目了然。虽然西方国家的主仆也有服装上的区别，但是，如果全部移植到殖民地，殖民地老百姓分不清楚西方服饰等级差别的含义，容易把西式服装的主仆差别搞混，因此，几乎在所有殖民地，主仆服装都用西式服装和本地传统服装来简单划分。虽然也有个别英国人偶尔穿上印度服装，但是，肤色的差别，使得人们不至于搞混了主仆关系。
这种现象在以前的旧上海得到充分体现。在西方人的生活范围内，主仆之间的服装大多以中式、西式来区分。甚至还有一个中间层。上海当年有不少印度人，作为殖民地时间最长的民族，印度人做下人的职业能力似乎被英国人培养得更加职业化，因此，当年上海的印度人要么当维持交通治安的基层警察，要么当酒店等服务设施的中层服务人员，由于他们个个都裹着印度传统的头巾，而且是红色的，这些印度人也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红头”是标志，“阿三”是等级，仅次于洋人、官员。再往下的等级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在服装上区分社会等级的做法基本上没有了。其实，以服装来区分一下职业功能也未尝不可。但是，新中国成立即将60年了，不同等级的服务员服装，又恢复到殖民地时期以不同文化特征来区分，确实是一件令人不爽的事情。越是西化越高档，越是中国本土越低档。刚刚在大堂里向西装革履的经理问了点事，走几步到了厕所，便接受中式对襟盘扣服务员的殷勤服务，让我感觉自己在为虎作伥地欺负自己的同胞。
除了酒店，很多服务场所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大一点的餐厅，管理层一般穿西式服装，跑堂的、看门的、领位的穿着民族服装。甚至还在民族服装上分出层次和级别，级别高的穿旗袍，级别低的穿农村服装。
这个现象说明什么？等级意识依然存在，尤其在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领域，这种以文化特征为档次划分的潜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其暗含的潜台词，依然是西方社会几百年的顽固心态。这种心态的最高体现是当年黄浦江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提示牌，如此明目张胆地侮辱中国人，现在已经不敢继续出现。但是，不同等级服务员的职业服装，从西式到中式的等级安排，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我没有去查这家酒店的所有者、管理者是否是地道的中国人。如果是中国人，那么，这些中国人的内心，依然残留着为洋人做奴才的心理，依然残留着傍着洋人看不起同胞的心态，这种自卑自贱的心态，依然体现出不同文化贵贱之分的陈腐观念。我鄙视这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