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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摘要】 《史记》开创了史书纪传体的先河，以其在人物描写上所达到的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它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它将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展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它使用互见法，既使人物个性鲜明突出，又不损害其性格的完整性，也保持了历史的真实，不溢美，不隐恶；它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它“成一家之言”，对人物的看法不盲从不偏激，合理评价，客观中肯，在此基础上精心选择材料，选材为人物描写服务。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笔法在书中描摹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 《史记》 人物描写 互见法 一家之言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以完整的体例成为正史之祖，开创了史书纪传体的先河，并且以其在人物描写上所达到的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的表示了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和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自然不是否定前人的成就，而是继承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司马迁创造了史书纪传体的新体例，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是陆机在《文赋》里总结的写作经验。传记文学中写人物的对话也是如此。有时候，将最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对话，放在最紧要的地方，画龙点睛，整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刻划出来了。司马迁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上也是颇具匠心的。《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蔺相如面对廉颇的骄横无礼，“不肯与会”、“称病不朝”、“引车避匿”，但作者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也是读者的疑问），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史传文学中用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先秦作品中已大量运用。司马迁运用细节塑造人物的一个新成就，就是使细节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更能体现人物性格。司马迁写《史记》爱在人物传记的一开头，就用一两个细节来刻画人物。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些细节看来似乎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甚关系，但仔细一想，它们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对比映衬，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刻划人物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有时将正反面的人物映衬，使真善美在假丑恶的对比下显得更加鲜明突出。有时将不同气派作风的两类人物对比，如绿叶扶持红花，使中心人物更加鲜艳夺目。《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读到这里，读者才恍然大悟。在《李将军列传》中，为什么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原来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禁不住要为李广唏嘘叹息，而对当时压抑人才的社会不觉扼腕而切齿了。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对比映衬，最能突出事物的本质特点，最能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十分重视这种手法的作用，并且能够巧妙运用。 四、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俗话说：“患难之中见真情。”因为人的本性只有在诸如患难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能毫无保留，表现的透彻，表现的淋漓尽致。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五 、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比如他写项羽刘邦并起反秦，后又有楚汉之争，项羽以悲剧收场，刘邦则登上帝位，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日子。《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司马迁认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因此，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的豪爽直率，英勇无敌，才气过人，对于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或做了淡化处理，或掠过不提，但却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刘邦数项羽十大罪状的描写，详细的记述了那十条罪状，而同样的情节，在《项羽本纪》中只用“汉王数之”四个字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段是为表现刘邦善于玩弄政治，放在《高祖本纪》中最为合适，而并不是为了表现项羽，这样的有详有略，互为补充，既突出了项羽的个性，又保持了他性格的完整。这样，从本传看，项羽个性鲜明突出，英雄盖世，从《史记》整体来看，又没有隐瞒项羽的缺点，将一个完整全面的项羽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又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六 、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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