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城镇化将是未来投资最主要的部分全球经济深度下行，且难言见底之时，改革无疑成为纾解中国经济困境的良药。然而，如何理清改革的思路，怎样看破困境的迷局，业界各执一词，难言共识。 近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十周年庆典论坛中的讲话，就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变迁勾勒了蓝图，并就金融、经济界的新动向发表了前瞻性的建议。 “城镇化”牵出新金融命题 李扬指出，城镇化至少从规模上看，将成为未来投资最主要的部分。中国经济增长一靠外需，二靠投资。外需这几年由于经济危机日益不可依赖，今后城镇化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主导性的经济因素。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长期慢于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经济模式存在的巨大缺陷，然而李扬却认为，这正是中国经济成功之处。 “工业化意味着有就业，城镇化并不包含就业,如果人们就业得不到保障，那么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后果，就是造就大批的游民。要先有工作，先有工业化，中国城镇化发展才能创造就业，也就是说让大家有活干。”他说。 李扬称，现在城镇化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城镇化必然包含了人口流动，过去“候鸟型”的人口迁移，变成“移民式”的迁移，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涌进，并且不再挣了钱回乡置业，而是开始扎根做城里人，这个城镇化模式变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工业化向城镇化逐步转移，是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李扬指出未来的城镇化主要指城镇化基础投资。这种基础投资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规模，这将给本就缺钱的地方政府造成很多问题。 他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短缺，这主要是由于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投资的商业性质也发生变化，纯商业性投资不可能完成城镇化所需的投资，因此会对金融机构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工业化投资如盖工厂，盖一个水泥厂，算得清清楚楚几年回收，城镇化投资就是修个路、修个桥，看不到收益在哪里。”他说。对于城镇化的资金来源，李扬认为现在我国的融资平台从结构上存在问题，大量长期的投资都是靠借款，由此提高了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将引发相应的金融风险。 “未来应该增大权益性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李扬预计大量的可以筹集权益性资本的融资市场会有大发展。 呼唤金融创新 李扬指出，全球化获利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快速发展的根源，但目前这种态势正在逆转： 首先，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其次，目前劳动力由制造业大规模向服务业转移已成为共识，但数据表明，中国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仅为制造业的70%，这意味着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将会下降；第三，长期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巨大的折旧和维护成本，挤占其他部门的资本需求；第四，形势逼迫新兴经济体由粗放式发展转向自主创新，如果中国未能在这方面成功转型，不但会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会落后于新兴市场国家。 对于未来经济态势发生的几大变化，李扬预计中国连续增长数十年的国民储蓄率可能下降，由此导致利率的上升和银行存款增长率的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将造成银行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理顺价格关系 面对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李扬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金融结构、经济结构和财政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对于全球经济调整态势下的中国，李扬认为，中国低成本的制造业扩张已经接近极限，而此前忽视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制约因素。但经济转型的前提是理顺国内的价格信号。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唯有清楚了利弊得失之后，才能有相应的改革。”李扬说，“汇率、利率等的改革，它的基本意义就是在于引导市场资源的配置。我们需要建立与市场对应的对外开放的框架，资本项目需要进一步开放，人民币汇率更加弹性化。”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李扬认为从德国、日本、美国的经验来看，本币国际化需要慎言。 人口拐点触发金融版图变迁 最后，未来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领域就是人口结构问题，对此，李扬认为，中国总体人口结构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人口红利已经很快被耗尽，这个问题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他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储蓄率下降，因为老年消费主体在增长，中年储蓄主体在减少，金融资源将越来越有限，因此金融业要日益重视资本的跨期配置问题；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稳定性要求日渐上升，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理财市场酝酿商机，人口结构加速了私人部门财务紧张，为促进财富最大化机构的管理效用就会提高；证券化将迎来春天，人口结构在变动，储蓄下降的时候，证券化能够广泛沟通市场，将每一个环节都把金融机构卷进来，实现有效、长期的跨期配置；市场对于物价变化日趋敏感，储蓄率下降引发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从而降低国民收入的增速，届时市场对于蔬菜、猪肉的微小变动更为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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