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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以能唱川剧而自豪。按四川自然地域划分，川剧的艺术流派主要分为四种，即“川西坝”、“资阳河”、“川北河”、“下川东”，每一种都有各自擅长的声腔、表演特点和代表性剧目。像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从高原上奔涌而下、汇成大江一样，这四种流派一路哼着高腔、昆腔、胡琴、弹戏和灯戏的调子，汇聚成一个大剧种——川剧。 今天，全体川剧人继承了川剧自清代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形成的传统，并且，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现代川剧这条大河，依然蓄满着拼搏与创新的精神，依然波翻浪涌。 198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制订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30年来，几经曲折却固守着心灵家园的川剧人在“振兴川剧”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继承是对传统的再创造。政策的扶植是关键的扶植，有创造才有发展。 回望来路，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剧目、剧作家、演员和导演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再创造，从而实现了对前人的秉承和超越。近30年的川剧传承人与创新者的画廊中，魏明伦、徐棻、谭愫、隆学义是剧作家中的代表，夏阳、熊正坤、胡明克、谢平安是导演中的代表。蓝光临、任庭芳、晓艇、陈智林、刘芸、沈铁梅、田蔓莎、陈巧茹等则是一批又一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优秀演员中的佼佼者。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几代川剧人的努力，共同创造了一批堪称精湛的新编历史故事剧、现代剧作品，使川剧艺术以奋然前行的姿态，载入了中国当代戏剧史册。 当代川剧史生动地告诉后来人：戏要立得住，剧本先立住；戏要传得久，创新不能丢。现代川剧的优秀作品，一部分源自剧作家的原创，一部分源自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改编。优秀的川剧作家历来把改编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无论是魏明伦改编的《变脸》、徐棻改编的《死水微澜》，还是隆学义改编的《金子》、谭愫改编的《山杠爷》，都在主题的开掘、人物的阐释、舞台情境的创造、语言的运用上独具匠心，赋予原著以新的舞台生命。而川剧原创剧本的代表作——魏明伦的《巴山秀才》和《易胆大》，尤其突出地体现了对传统的再创造。在这两个剧本中，既有川剧历来推崇文采辞章、擅长悲剧喜演的传统，又有现代观众喜欢的对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的揭示，对叙述故事时快节奏的追求，以及对人物传奇性的渲染，充分展示了四川人幽默的生存智慧和语言机趣，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 现代川剧能在30年里实现对传统的再创造的根本原因，是在川剧界逐步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大戏剧观。这种大戏剧观突破了地方戏曲剧种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把川剧的发展放到整个中国、东方乃至全球的文化艺术大环境、大格局中，以改革开放的思路和眼光予以谋划并付诸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川剧不仅在向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坚持改革、不断创新，而且主动进行与西方戏剧的交流、互融。其中，有代表性的现代川剧与西方戏剧的对话就有三次：一是通过《潘金莲》、《四川好人》、《灰阑记》进行了川剧与现代派话剧、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对话；二是通过《红楼惊梦》、《欲海狂潮》进行了川剧与现代话剧、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对话；三是通过《中国公主杜兰朵》进行了川剧与西方歌剧的对话。这三次对话以及前后的艺术实践，让包括剧本文学、表演、导演、音乐创作、舞台美术在内的所有川剧人更新了观念、开阔了视野，使川剧艺术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新世纪。 如今的川剧早已走向世界许多国家，并且走进了省内外的一些大、中、小学的校园。作为巴蜀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首批进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剧种，川剧成为了四川、重庆旅游文化彩链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当你漫步成都街头的宽窄巷子、公园、茶楼时，会不时听到川剧那独特的锣鼓、悠扬的声腔，看到神秘有趣的“变脸”、“吐火”。一年前，成都市川剧院将巴蜀的川剧表演艺术精华，编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取名《川剧秀——传奇变脸》，在成都的川剧艺术中心隆重推出，每晚一场，向来自海内外的广大游客展示精美豪华、异彩纷呈的川剧表演技艺。 川剧艺术这条大河，在巴蜀大地，在百姓心底，年年岁岁，奔流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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