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如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确定一样,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特征的概括,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在关注和找寻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与流程。然而，一个多甲子过去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尚没有在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方式与基本特征上凝聚出共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遇到一位研究古汉字多年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认为：其实，中国的象形字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好书。顺着老人家提供的思路，在《说文解字》中找到了许慎对象形文字的精解：“象形文字，先象后形”。接着，又在老子《道德经》中找到了三处关于“象”的阐解，如第21章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35章的“执大象，天下往”；第41章的“大象无形”。仔细揣摩许慎与老子所言，人们也许会问，许慎和老子所说的“象”指的是什么？华夏古人在始创汉字时是否真的看到了宇宙自然的“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对“象”的认知是否真的超过了今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创新思维、创新潜能与华夏古人的象思维是否有所关联呢？下面就对上述几个问题谈谈微浅看法。
中国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认为：许慎与老子在谈及“象”时虽不是针对美学问题所言，但这些话却是华夏古人审视人与自然过程中获得的特殊体验。在绘画艺术或美术创作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师们之所以能在“象与非象”、“形与非形”中得到超越，正是在于他们在观察人与自然的诸多的“形”时获得了“象”的灵感。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美学教授指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的表现方式。而所谓的象思维，其实就是处于老子‘惚兮恍兮’状态的人或特异功能者的一种超常感知”。近代中国画坛泰斗齐白石认为：“画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他的弟子中国写意绘画大师李苦禅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苦禅将齐白石的“似与不似”提高到了“生与死”的高度，彰显了艺术大师们将褒“象”贬“形”作为艺术创作之魂的教学主旨。峨嵋山的一位参研老子《道德经》多年的道长指出：“中国象形字中有很多字，如巫字、靈字、魂字、隂字等字的构思与华夏先人的超常感知有关，而他们在超常感知中所感应到的‘象’并不在我们肉眼视觉之内”。
透过艺术史学家、美学家、画家、道家人士所言，回眸华夏古哲的传世经典，人们也许会问：华夏古哲的超常感知如何而来？华夏造字者如何造出了巫、靈、魂、隂等一系列不可视世界的象形字？老子又为什么说“象”里“有物、有精、有信”（参见《道德经》第21章）呢？根据中国大陆科学家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多年研究的报告，人体的超常感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生俱来的；另一类是后天诱发的。然而，无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后天诱发的，超常感知对黄帝时代造字者而言，象思维必不可少。而当象思维与形思维融会贯通并互换无碍后，中国象形字才有了承传百代而不衰的生命力。故有大陆学者断言：“象形文字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思维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并从象形遣字的源头上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尽管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目前还没有在中国象形字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上取得共识，但今人始终未能解释，为什么五千多年前的造字者们能够用象形字“隂”隐喻出不可视世界的“月上世界”（网查亚里士多德的《天论》）？为什么2500多年前的老子能将“一陰一陽之谓道”转述为“万物负陰而抱陽”（下称负陰抱陽说）？
其实，东方人通过超常感知而看到“象”，并通过“象”来构成思维的流程，这在西方早有先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天论》中曾用象思维描述宇宙。他说：“宇宙由纯净的‘以太’组成的月上世界和由不纯的‘地、水、火、风’组成的月下世界两部分构成”（下称双月世界说）。艺术巨匠达芬奇在15世纪看到太阳“象”后，推出日转一周为26.4天 [一个世纪后，伽利略才知道日转一周约26天；而五个世纪后，美国射电天文望远镜证实，日转一周为26.4天 ]。也许有人会说，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聪明过人。事实上，再聪明的人，对头脑中的知识信息进行加工组合的能力再强的人，若没有超常感知，不可能早于伽利略120年知道太阳在自转，更不可能知道其自转周期的天数与五个世纪后射电天文望远镜观察到的天数完全一致；达芬奇还曾被他周围的很多人（包括教皇）视为异端或疯子，但他能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这也许与他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有关。史载，达芬奇曾说过一句出令爱因斯坦深受震撼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数学描述的是事物的量，而艺术描述的是事物的质（下称数学艺术说）”。
人们常说，科学家用的是“形思维”，而艺术家用的是“象思维”。其实，象思维并不是艺术家的专利，科学家在他们的发明创造中也常常用到象思维。如物理学中很多象思维的模型（如电力线、磁力线、原子结构等的图示）都是象思维的产物。史载，爱因斯坦也是一个极具象思维能力的大师，他所构思的多种理想化实验，运用的就是象思维。一个典型例子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创立，就源于一个自由落体的“象”[ 一天，他正坐在专利局的椅子上，突然想到，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他会感觉不到他的体重的]。爱因斯坦说：“这个简单的理想实验对我影响至深，竟把我引向引力理论”。还有，爱因斯坦遇到难题时，会与普朗克、哈恩等人举行音乐聚会（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弹钢琴，哈恩伴唱）。也许，正是古典音乐里的特殊音符启动了爱因斯坦象思维的特殊程序，而超常感知又使的爱因斯坦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象”：这个世界既可由数学公式组成，也可以由音符组成（下称数学音符说）”。
从上可知，以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象形文字为源头的人类象思维与超常感知，在人类文明与科技进步史中所呈现的跨越时空的意义已有目共睹。尽管在科学史上，从未有人否定过老子的“负陰抱陽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双月世界说”，也从未有人肯定过达芬奇的“数学艺术说”和爱因斯坦的“数学音符说”。但正由于今人还未能像古人那样在超常感知中将象思维与形思维融会贯通，因此，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体科学研究者试图揭示人体科学的奥秘而探索人类的超常感知时，竟遭遇到来自不同层面人士的非议与质疑。而这些非议与质疑，不但形成了对今人探寻科学发现、推进科学发展、凝聚科学共识的干扰，还阻抑着人们推敲与摸索老子惚恍状态中的超常感知。虽说高新技术可使人类飞离地球，但高新技术并未能回答上述“四说”的任何一说（至少现在还不能）。因此，进入了21世纪的人类，仍有必要继续参研中国象形文字中的象思维与华夏古哲的超常感知，仍有必要将华夏古人的象思维与现代人的形思维纳入到老子“万物负陰而抱陽”的哲学框架中去，或将中国太极图中的本质精华提纯出来。若能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潜能将会被极大地激发与应用。此后，当人们再去比较古今人类的象思维与超常感知的能力时，也许就不会轻易地否定“今不如昔”或盲目地肯定“厚今薄古”了。
原文载于美国《侨报》2011年8月26日周末视点
关于阴阳术数学派：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撰搞人丹尼尔·平克在其新著《全新的思想》中提出：“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概念时代，富有创造力和同情心的人将大行其道。”平克用人类大脑比喻即将到来的革命。他认为，左脑负责逻辑思维与推理工作，一度是中上等阶层的有效入场券。未来属于艺术家、发明家、建筑师、演说家、保健师和远景思想家，即迄今尚未收获资本主义最杰出奖励的平民百姓。在平克看来，未来的经济成就需要左半脑的逻辑思维与右半脑的创造力合二为一。
李阳波说，从左右脑的功能分析中国古代文明发达的原因，及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左脑的自发极限的到来，它必须更高度的依靠右脑的创新。这样，西方的技术发展就必须依靠东方文明的指导。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祖先十一代人的影象。我们要开发大脑，大脑的活动是高级的活动，大脑是物质，唯物唯心是阴阳，没有唯物。就没有唯心，没有唯心就没有唯物。人的左脑是逻辑思维，右脑是唯象思维，右脑比左脑要发达100倍。易经系统构系是开发人类右脑唯象思维的，它是一把开发右脑创造力的万能钥匙。在讲到气的问题时，李阳波说：“宇宙生物物质是气。生物分成四十八个物质，最小小到质子、夸克。我们中国讲的是气，包括了四十八种。李阳波说宇宙生物观，其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他说世界上的任何一切都是三阴(厥阴、少阴、太阴)三阳(少阳、阳明、太阳)的生物。我们讲三阴三阳是气，人也是气，人的气是有数的。当这个人过世就是这个人的气数尽了。所以用气的时候要讲气，比如煤气缸里的气，它是有定量的，用的多了气就少了。
古文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字看来很简单，如果我们一直追踪下去，真是很深的问题，这要涉及到古文字学，尤其是甲骨文字学，中国的基本数文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多人在解释这个古文字的产生时，都碰到一些难题，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当然是由简单到复杂，“一”、“二”、“三”是越来越复杂，画数增加了，可是“四”呢?它为什么不是四画?在“一”到“十”的数字里面，笔划最多的是五画，“四”字是五画，而“五’’字又偏偏不是五画，是四画，到了“六”呢?“六”还是四画，下去的“七”、“八”、“九”、“十”就马上减成二画，很多专家对此都感到它是研究的难关。
李阳波在讲解“形态发生场”时说：“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科学，解释天地万物和人在其中地位的科学”。他在讲述五运六气时，主要强调了我们古人在天地人之间，怎样考察天地对人的影响。这种最高的智慧活动，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完备了。而西方这方面的思想活动在近一、二十年才显得相当激烈。美国提出要用10年开发人的右脑，日本提出要用20年开发人的右脑，而我们的古人在2400年前就已经开发得很好，研究得相当严谨了。对此问题的开发研究，我们已断层了2400多年，李阳波提出阴阳术数构系，至今也有19年了。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相关研究机关，我们的专家学者和爱国志士仁人，应当运用李阳波阴阳术数构系研究古代的观点，去挖掘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研究老子、孔子、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经济商品，而是文化思想。这种文化思想是符合道的，符合于人的，符合于阴阳术数构系的思想。
李阳波说，过去我们总把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当作中国的三大发明，我看这只能当作三小发明，中国文化真正的贡献是《易经》的象辞系统，是河图，洛书，太极，阴阳五行等模式，以及可能存在的一整套非数理逻辑体系，这些东西不但在过去对古代文化产生过非常大的贡献，而且还将在未来显示它的巨大价值。老子提出了道，孔子根据道提出了仁。仁在人类社会是符合道的，只有符合道、符合仁才能够生长和发展，我们党和国家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是符合“道”符合人民利益的，对于世界上出现的恐怖暴力，我们如果一味用暴力去制止恐怖，其效果是不好的。金木水火土，仁义礼智信，仁是排在第一位的。2l世纪是中国大发展，大崛起的世纪，我们的祖国传统文化，我们的科学发展，也应走在世界前列。（转自韩波博客）
关于象数思维学派：
象数思维方式，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具有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的整体性特征，重功能关系、轻形体结构的功能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的形象性特征，重循环变易、轻创新求异的变易性特征。它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重大的、深层次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因此，象数思维不仅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不仅渗透到最深层面的民族心理结构，而且渗透到外显层面的实用操作技术；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各学科。
宋朝的象数学家们从“象”出发，但此时的“象”主要指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图象”。这些“图象”被用来阐述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象”是一种直观的、感性的、经验的综合体。从现象出发、从现象出发探讨事物规律、重视现象，也是中国文化及科技的特色之一。古代科学家提出了观察、测验自然现象的方法。
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象数》中提出“测验”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采视”、“试验”说，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提出“验象”说，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出“质测”、“通几”说。可见“象”是中国科技思维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黄帝内经》不仅有《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等以“象”命名的专论，而且最重要的是“象”是其反映内脏本质的外部征象和建构人体生命理论的重要方法。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藏象”学说，“象”即现象，“藏”即藏于胸腔内的内在器官，“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张介宾《类经·藏象第二》)。藏象学说即是基于内在形质而通过观察外部征象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规律及其内外环境相互联系的理论。此外中医的诊断学说、辨证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等均离不开“象”，以至有人称中医为“唯象医学”。
由于过分强调形象、现象的作用，因而在汉、宋时代对事物本质及结构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这种局面到了明代才开始有所改观。明代科学家将程朱的“格物穷理”引向探讨“物理”的道路。以观察物象为“穷理”的前提，以探求物理为“格物”的目的。开始注重探求事物的本质特征、构成方式和变化规律。以形象作为思维过程媒介的形象思维，由于它不脱离整体形象去认识事物，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因而展现的是宇宙万物的整体。虽然不能说中国传统科学是不研究本质规律的直观、经验科学，但重视形象经验，重视横向联系，忽略形体结构，忽略纵向探讨，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总体特色。这与功能性、整体性特征又是一致的。“形象”往往是功能的、动态的、整体的表象。综合地看，中国传统科学是一种重视形象、功能、整体而轻视本质、结构、分析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