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个人间最稀有的天才（四）(2012-09-04 09:16:15)有办事能力，有组织才干，天生的领袖型的人 一般来说，学问好，爱读书的人，办事能力，组织才干，总要差些。又读书又办事，常人难兼顾。傅斯年不是这样，不光兼顾了，还两全其美。相比较而言，他的办事能力，比做学问的能力还要强些。 现在大学里，科研机构里，给握有经费的教授专家叫老板。人们多说，这是不良社会风气对学术界的侵蚀，是从企业界学来的。这话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是，在学术界有老板之称，在二三十年代就有了。对的是，好多人不一定知道过去的事，连专家教授们也不一定知道，这样称呼确实是从企业界学来的。， 三十年代，直到抗战期间，中国学术界有三个叫“老板”的人，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这三个老板的状况，跟眼下握有科研经费的教授、博导确有相似之处，就是手里有权，有钱。 都是老板，情形各有不同。胡适有钱，顾颉刚是有阵地，傅斯是有机构。这三个人是师生，有时老师，顾傅是学生，真学生。 胡适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的董事。这个基金会是用英国退还的庚款余额办的。美国退还的庚款余额办了个清华，后来英国也退了，办起这个基金会。胡适是个基金会的中方董事，是执行董事，就他一个。可以说，基金会的钱，掌握在他手里，怎么花都要经过他的批准，当然是有规矩的，不能胡花。比如北大跟基金会共同出次，在北大设立研究教授，一次就给了二十万。基金会有多少钱呢？《胡适日记》里有记载：“中基会每年收庚款五十三万九千金元，金价高时可得二百五十万元，今年估计金价两元五，则仅得一百三十五万元而已。故甚不够分配。”（1934年6月21日条） 如果说基金还有规矩的话，基金会下面的编译委员会，他是主任，就是胡适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是相宜的人，提个申请，就给会你一笔钱。李键吾刚回国，没有工作，通过他的老师朱自清求助于胡，李的项目是写《福楼拜评传》，胡同意了，一个月给150万的稿费补助。实际就是薪水。二三十年代，胡适的声望如日中天，学问好德行好人缘好，是肯定的，与手握大把资金，不会没有关系。 顾颉刚的本事，是会办刊物。在北大上学时就编刊物，到燕京大学编《燕京学报》，到了商务印书馆，编《歌谣》周刊。到中山大学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三十年代编《禹贡》杂志，又编《史学集刊》《大众知识》。抗战期间，编《边疆周刊》，创办《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风物志集刊》。光复后到解放前，编《文讯》、《民众周刊》。影响最大的还要数《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地理学人才，形成了一个历学流派。跟上顾老板，不一定能发了财，出名是敢肯定的，当然你得有真本事。 去中山大学，是朱家骅聘他去的。1926年夏天回国，先回老家省亲，秋天便到了广州，起初任文科学长兼历史系主任，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是鲁迅。第二年春天，鲁迅辞职，傅又兼了国文系主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好多书上都说他一去就是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大致不错，只是时序上有不同。也就在这期间，办起语言历史研究所。所以办这么个所，是因为他在德国留学时，接受了德国洪堡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认为语言学与历史学，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当时所内主事的，是他的同学，在国内已有史学家声名的顾颉刚。 抗战期间，史语所先迁到昆明，后来又迁到四川宜宾李庄。1943年冬天，王世襄从北京来到重庆，一心想去李庄的史语所工作，按他的说法，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在这儿，有请教学习的机会，实际上也是还是有信心的，他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出来的，英文中文都好，又雅好历史，觉得进史语所不会有问题。不是贸然上门自荐的，是梁思成先生引见的。史语所在重庆有办公处，地点在聚贤新村。梁思成亲自领着他去了傅的办公室，只说了两句话，就灰溜溜地出来了，梁思成了没办法。 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王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 脸一红，出来了。还是梁思成心好，留他进了营造学社，当时营造学社名分上归史语所管，机构上是两回事。 王世襄在营造学社干的很好，抗战胜利后，回北京负责清理战时损失文物的工作，做出很大贡献，后来就留在故宫工作。1946年底去南京，参加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又要将派他去日本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一次会上，又见以了傅斯年。傅还记得他，又跟他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英文一词是傅的原话。） 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听了这话，王世襄是怎样一个感觉呢？他说，当时他真是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里是清醒的。他知道，傅先生所谓会留下他，是派他做一些办公室总各室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傅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 大陆解放后，王世襄的名命很坎坷，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改革开放后，才重见天日。近二三十年出了大名，是著名的明清家具专家，鸽哨专家，葫芦专家，出版过《锦灰堆》系列四种。 这是不是说，傅斯年看走了眼呢？ 不能这么说。恰恰证明傅斯年当初的判断是对的。一个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研究院出来的学人，最后做成的是这样一些事，有让人敬重之处，也有让人感叹之处。 史语所出了大批人才。大陆解放前夕，史语所迁到台湾。留在大陆的，只要一说是史语所出来的，人们都很敬重。可以说，史语所出来的，就没有差的，个个都是他那个领域里的重要人物。 办史语所，最能体现傅斯年的办事能力。 再一个体现他的办事能力的，是办台湾大学。这个事情，后面还会讲到，这里不讲了。这里讲讲他当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 抗战胜利后，让胡适当北大校长，胡在美国，有病，一时回不来，傅做了代理校长。 有个说法，说是原来让他做校长的，他说还是胡适做好，推辞了，主动提出愿意代理一段时间，为胡适做好前期工作。这个说法有问题，让他做他不做是可能的，主动代理就不合情理了。朱家骅当时是教育部长，傅死后写的纪念文章里说，“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在他的身上。他当时虽然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也不得不勉强答应”。（《悼亡友傅孟真先生》）可见不是他主动要代理，是情势所至，无法推辞。 傅在代理任上，干得有声有色。现在常说的最著名的事件是，日据时期，在日本人办的北京大学的教过书的教授，一个也不聘。说是伪教授。在日本人办的北京大学上过学的，也不准进北大，要集中起来“补习”一段时间，才准进来。当时有的教授，比如周作人，在报上写文章骂他。他的态度是，冰灰不相容，忠奸不两立，在这上头，决不能调和。 当了代理校长之后，一时脱不开身，1945年10月，先派陈雪屏派回北平接收校产，半路上陈又奉教育部之命办“北平临时大学习班“的，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初见成效。11月中旬，傅到北平，陈去接，傅下了飞机第一句便问陈，跟伪大学中先生们有无交往。陈说有的，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陈颇表不满，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一个人接收十二个伪大专学校，并未停一天课，而中央又没有送大批教授来帮忙。傅这边，听是听了，心里还是不以为然的。补习班情况特殊，或许可以这样，北大是绝不会聘伪教授的。 古文字学家容庚，日据期间在伪北大教书，就是这样一个伪教授。 12月下旬，傅回到重庆办事，北平教育界的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容庚也来了。仗着还有点声望，与傅也有交情，去找傅看能不能通融办理，傅当面斥责：“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后来容又来，表示认罪改过，傅才接见了他，态度还是原来的态度，绝不聘用。 我的看法是，对学生也许有点过了头，对教授，不能说过头。因为，抗战初起，学校南迁，学校是对教授是有要求的，要求南下，你不去，还在敌伪办的学校教书，当然是不伪教授，就不应当聘。学校的教职就那么些，把这些人全聘了，势必就会影响复元回来的教授的位子。怎么对得起那些他们？就是不存在位子问题，也不能聘，学校不比工厂，教授不是工人，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让当过汉奸的人上课，还有什么忠孝节义可言？ 我一直弄不通的是，当年学校让教授南下，是不是给了路费，还是就那么一句话，南下吧，若是后者，有的人可以说是我没钱，走不了，也不能说不是个理由。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材料，没有找到。比如学校的正式通知，或是某位教授领了钱的记述，没有。但是，我一直相信，学校说了这话，一定是负责的。这回为写这篇讲稿，又细细看了几篇文章，还是找到了。 傅乐成的《傅斯年年谱》里，说为了避免伪教人员纠缠，傅于1945年12月发表的声明说：“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 全体教员？可能吗？ 王大鹏编的《百年国士》里，收有邓广铭的一篇《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这篇文章，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过，不细，这次细看了，里面说：“抗日战争开始后，史语所南迁，北大也南迁，因为迁徙的最终地点定不下来，所以当时北大当局规定，只有教授、副教授可以去，讲师、助教不去。”邓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1936年毕业后，胡适留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胡是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的所长。从时间、职务，和所接触的人上说，邓的话是可信的。 也就是说，对教授、副教授是有这个要求的。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北大当局，对南下的教员是负责的。既然如此，不南下就是自己的责任了。不南下还在日本人办的北大教书，当然是汉奸，是伪教授了。 这样做，也有为胡校将来长校扫平障碍的意思。在1946年1月给夫人的信中说：“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最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事远不如我，这在这几个月里给他打平天下，他办办下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扩大了北大的规模，由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可以说，现在北大的规模，是在傅斯年手里形成的。不是增加了这么三个名目，还有地盘校舍。“接收北平西郊新社区为农学院院舍，旧北平医学院院舍及参谋本部房舍为一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旧北平工学院院舍为工学陆军，旧国会房舍为法学院一部分”。（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 这些事，都是陈雪屏协助傅办这些事。傅对陈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而言，他是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也可以说，北大能趁抗战胜利复元之际，一下子增加这么多的校产，多关是凭了傅斯年关系“抢”来的。这个抢，可不是拍桌子瞪眼就能办成事的，是都要一一交涉，并一一批准才能给了北大的。这是多大的本事。 1950底，在台湾开会纪念北大建校五十二周年时，傅斯年有个发言，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蔡元培的字），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梦麟是蒋梦麟，孑民是蔡元培。蒋曾长期代蔡处理校务。 蒋梦麟当时也在场，等傅斯年走下讲台，笑着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位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的这句话，过去我一直认为说的是他当代理校长时，为胡适处理校务。 这样理解有问题。蒋梦麟确实替蔡元培处理过校务，处理校务时，有时蔡在，有时蔡不在，可以作这样的比较。傅的情况不同。傅当代理校长时，胡适在美国，胡回国一到北平，傅就走了，没有同时在校共事，也就不应当有这样的比较。前面给夫人的信里，说胡办事远不如他，是推测判断，并不是当时实际有什么比较。 这样说，肯定另有所指。 史语所1929年迁到北平，胡适1930年回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兼了国文系的主任。大约从这时候起，傅斯年在历史系兼任教授。这一段时间，为了对付文学院的一批守旧的老教授，傅是出了大力的。这有傅当年给蒋梦麟的信可以为证。1931年5月8日给蒋的信中说：“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三大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论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轩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无事。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信是写给蒋梦麟的，事情却是为胡适做的，也可以说是为北大做的。以胡适之性格，是不会跟马幼渔来这一手。 此信收入《近代史资料》总九十一号，我是在2009年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上看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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