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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概念一个命题成为口号以后就麻烦了――它在这概念或命题固有的含义之外添进了无数的其它含义，而且这些新添的含义还随使用者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口号的反复喊，概念的反复使用，它本来的含义反而消隐了。喊口号的人最后也可能进入一种精神的恍惚状态，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如今是否就属于这种情况呢？ 关于科学精神有许多种讲法。有的按照科学的本性（nature of science）讲，有的按照科学的规范（norm of science）讲，有的按照科学的方法（scientific method）讲，有的按照科学的价值（value of science）讲。这些讲法都从不同的侧面讲出了科学的“所是”（to be）和“应是”(ought to be)。它们自然不会是完全的，标准的、大家一致认同的科学“定义”是难以给出的。 给不出科学的标准定义，并不是因为科学这东西比较神秘，而是搞定义的人各各怀有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所以必然搞出不同的科学定义。想定出一个适合所有的用途、所有的动机和目的的科学定义，自然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你强调科学的那一方面。你针对科学与常识的区别，可能会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你针对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可能会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你针对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可能会强调科学的实验特征。 其次看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公众误解、受公众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美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向他们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所取得的那样的成功；当然，还有一些科学反思者，他们出于求知的爱好，什么也不为，就想弄清楚科学究竟是什么，因此科学家们可以向他们讲讲科学的本性。 为什么所有这些关于科学的讲法，都冠之以“科学精神”呢？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科学精神这个词不太容易译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这种词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称一个人有哲学头脑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个科学家有哲学头脑。我们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的人称为“scientific-minded person”。当然还有其它的译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这些词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义的高频词组，科学精神这个词中国味更足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使用“精神”这两个字，什么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什么宽容精神、创新精神，一大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两个字，就比较来劲，比较有神，比较有“精神”，因为精神就是活力嘛。这是使用精神一词的“修辞”的动机。 如果撇开修辞的动机不说，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这“三科”，其实说的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相对于“科学知识”而言的、超越于科学知识之上的“科学方法”以及对这种方法的时时刻刻的“自觉”运用。《辞海》上说，“精神”就是一种“自觉的意志”。确实，所谓的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就是成为自觉的意志。所以我觉得，所谓弘扬科学精神，就是想让科学成为我们自觉的意志，使我们能够做到碰到任何事情都本能地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实际上是想把我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都纳入到科学的轨道中来。如果一个人知道若是按科学该如何行事，也就是说他懂得科学知识，但他就是不这么干，那当然是没有科学精神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这么做的话，那他就是有科学精神；如果他是受别人的指示，或者感染，或者被迫这么做，那他的行为可能是科学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见得有科学精神，因为他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意志的高度。所以我们说弘扬科学精神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很自觉的、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按科学的方式做，那就上升到了精神的境界。 为什么要让科学成为我们自觉的意志，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以科学的方式想问题、以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针对科学家而言的，比如那些将来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年轻新手，有必要教导他们如何更快的进入科学研究程序，尽快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另一种是针对普通大众，希望他们都照科学的方式办事。 第一种情况比较好理解。如果你把科学所要求的规范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那你当然会把科学工作做得更好。有的时候，个别科学家，包括比较著名的科学家，有时也不按科学程序办事，不守科学界的规矩，这有必要通过严格科学规范的方式来予以匡正。但是真要让科学家进入范式、进入程序、进入状态，得靠沉浸到科学工作本身中去才有可能，靠额外的宣传没有用。特别是，要进入科学“精神”的层面，更得靠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的累积，靠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今日我们大张旗鼓的宣传科学精神，看样子也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和动机，至少主要不是。 我们真正的动机是想让普通大众都来向科学学习，向科学“看齐”。我们老老实实的研究科学究竟为什么这样有效有用也好，赞美科学有意无意的把科学夸成一朵花儿也好，都是想让科学成为某种“标准”，让全体人民向科学“看齐”。为什么要寻求一个关于科学精神的定义？因为标准必须明确。没有明确的标准，如何“看齐”？可惜的是，我们定不出明确的标准，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染公众、说服公众。 为什么要把科学做为“看齐”的标准？因为科学在今天的中国是少数可资利用的、能够起意识形态作用的东西。我们汉民族天生的重实利，对科学的功利效果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天生的喜欢科学这个东西。于是大家想借中国人民对科学的这种感情，使科学也发挥意识形态的效能。 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真的实现了，是好还是不好？这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需要对科学精神做一个反思。刚才说了，科学精神对于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家也是人，当他离开实验室、回到家之后，他要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这时，他还有必要运用发挥科学的方式方法吗？一般来说，不用了。但有些科学家对工作过于投入，他人回到家里，但心绪还在实验室里，他就有可能干出一些比较喜剧的事情来。传说牛顿因为思考问题过于专注，煮鸡蛋时把手表煮进去了；爱因斯坦也是想问题着了迷，头撞了树还连声说对不起。还有居里夫人，给自己的孩子定点定量喂牛奶，使用了闹钟和量杯。这些有可能真实有可能编造的故事，总的来说是歌颂科学家的敬业精神，倒不含有向他们学习的意思。大多数人不愿意自己的日常生活颠三倒四，希望按照传统来生活。但传统里通常是没有科学的。古代没有闹钟和量杯，并不影响几千年来喂养一茬又一茬的孩子。 反过来说说普通人，如果做到了不知不觉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做事情，那反而有点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总想起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的表演。工业化时代，工人们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最好按照机器的程序来，那样能够保证效率和秩序，虽然它很单调，但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生产就是这样的。但跟机器打交道长了，比如卓别林演的那个角色，拧那个螺丝拧长了，双手就开始机械化了，不停的拧。你也可以说他把那种机械的原则化入到了一个精神的境界――他是下意识的，是个钮就往上拧。他是机械“化”了，其实是疯了，只好进精神病院治疗。这里说明什么问题？这当然讲的不是工厂不该用流水线，也不是说工人不该在工作时高效率，而是说，人不能一根筋，不能只有一种模式支配着他的行为。这个道理说开来就是，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对一个社会来说，恐怕不见得是件好事。只有疯子才这样一根筋呢！ 当然，正像刚才许多人已经说过的，我们中国人因为特别缺乏科学精神这个东西，我们矫往过正一下也不要紧。这我同意，但从理论上说，这个科学主义的理想是实现不了的。就是你使劲提倡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照科学的方式办事，像科学家在实验里那样办事，也实际上很难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的动物。 说到这里，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讲弘扬科学精神，其实也就是鼓吹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 什么是科学主义？我的定义是：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当然有强命题也有弱命题，比如在非科学领域适应的范围有多广？运用有没有条件？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会同意弱命题，但强和弱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而且主要在于实际的运用。一般人们使用科学“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多数指的是强命题。 我愿意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搞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正常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当然，某些狼心狗肺的官员，在出现死伤惨重的重大事故后，居然会说出“有助于计划生育”这样的话来，不在正常人之列。但可以肯定里面包含着“目标责任制”的心理惯性。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科学主义的限度不仅在于它在非科学领域的实际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能够”无条件的运用，而且在于那种“应该无限扩张”的原始动机是可疑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深深地意识到科学的有限性，反对科学的“无限扩张”。爱因斯坦在对加州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酷爱正义，并竭尽全力为改善人类境况而奋斗，但这些同我对科学的兴趣是互不相干的。” 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反科学主义并不必然反科学。相反，反科学主义者爱护科学的纯洁性，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科学，制造科学的“僭越”。我也提倡弘扬科学精神，但不同于科学主义的思路。我的动机，不是想用现代科学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相反，我认为现代科学本身带来的问题很多，我们要通过弘扬科学的“精神”来唤醒一直被现代科学所掩盖着的真正的科学理想，并通过对此理想的持守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问题。弘扬科学精神，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点扯远了的思路，容我慢慢讲来。（以下大部分内容摘自我的长文“科学与人文”） 当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科学定义的时候，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所说的科学都是西方的近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而且，近现代科学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为什么“科学”总不言而喻指的是“西方的”科学，为什么“科学”总不言而喻指的是“自然”科学？这两个问题为我们提示了追溯科学之“精神”的思路。 第一个问题提示我们，科学本质上是“西方人”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学能够被称为“科学”，是因为近代欧洲人继承了希腊人的精神遗产――正是希腊人，将科学确立为他们的人文理想：科学，是理性的学问，理性的学问是自/由的学问，而自/由，正是希腊人的“人文”理想。 人文可以分成“人”与“文”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后一方面是为了达成这一理想人性的教育和培养方式。希腊人的理想人性是自/由，与自/由相对应的教养方式恰恰就是科学。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 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被看成是数学学科。 第二个问题提示我们，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不同首先在于，近代科学本质上是与自然打交道的，打交道的方式是通过试探和反复试验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近代自然科学，是与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唯人主义”（humanism,也译人道主义）相辅相成的。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方式。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面对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面临着深刻的挑战。 为什么自/由的理想到了近代以后逐渐出现了问题呢？这与近代唯人主义传统的产生也大有关系。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的背离。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就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于是，弘扬科学精神就是要弘扬自/由的精神。这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 “自/由”精神。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对于自/由的精神而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科学本身同样应该经受批判的洗礼。对于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而言，不可能因着所谓的“中国国情”而放弃对某些根本问题的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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