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无为而治 不治之治

道家：无为而治 不治之治

    核心提示：道家同意儒家的政治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元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可是两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说，圣人一旦为王，他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照道家说，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应当完全无为。道家的理由是，天下大乱，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

道家的中心问题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

    老子警告我们：“不知常，妄作，凶。”（同前）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谁若想保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所以老子告诉我们：“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还告诉我们：“不自见，放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衿，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这些话说明了通则的第一点。

    老子还说：“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这说明了通则的第二点。

    用这样的方法，一个谨慎的人就能够在世上安居，并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道家的中心问题本来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老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就是如此。谨慎地活着的人，必须柔弱、谦虚、知足。柔弱是保存力量因而成为刚强的方法。谦虚与骄傲正好相反，所以，如果说骄傲是前进到了极限的标志，谦虚则相反，是极限远远没有达到的标志。知足使人不会过分，因而也不会走向极端。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

    所有这些学说，都可以从“反者道之动”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著名的道家学说“无为”，也可以从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无为”的意义，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它只是要为得少一些，不要违反自然地任意地为。

人们丧失了原有的“德”是因为欲望太多 知识太多

    为，也像别的许多事物一样。一个人若是为得太多，就变得有害无益。况且为的目的，是把某件事情做好。如果为得过多，这件事情就做得过火了，其结果比完全没有做可能还要坏。中国有个有名的“画蛇添足”的故事，说的是两人比赛画蛇，谁先画成就赢了。一个人已经画成了，一看另一个人还远远落后，就决定把他画的蛇加以润饰，添上了几只脚。于是另一个人说；“你已经输了，因为蛇没有脚。”这个故事说明，做过了头就适得其反。《老子》里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这里的“无事”，就是“无为”，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不要为得过度。

    人为、任意，都与自然、自发相反。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在这个生的过程中，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获得一些东西，这就是“德”‘“德”意指power（力）或virue（德）。“德”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一物自然地是什么，就是它的德。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这是因为，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

    按照“无为”的学说，一个人应该把他的作为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自然的范围以内。“必要的”是指对于达到一定的目的是必要的，决不可以过度。“自然的”是指顺乎个人的德而行，不作人为的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应当以“朴”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朴”（simplicity）是老子和道家的一个重要观念。“道”就是“璞”（“UncarvedBlock”，未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朴”。没有比无名的“道”更“朴”的东西。其次最“朴”的是“德”，顺“德”而行的人应当过着尽可能“朴”的生活。

道家处世方法：慧智出，有大伪

    顺德而行的生活，超越了善恶的区别。老子告诉我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第二章）所以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以为这些德性都是“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由此可见道家与儒家的直接冲突。

    人们丧失了原有的“德”，是因为他们欲望太多，知识太多。人们要满足欲望，是为了寻求快乐。但是他们力求满足的欲望太多，就得到相反的结果。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所以，“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为什么老子强调寡欲，道理就在此。

    老子又同样强调弃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它也使人能够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多些，以此作为手段去取得这些对象。它既是欲望的主人，又是欲望的奴仆。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就不再安于知足、知止的地位了。所以《老子》中说：“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

道家政治学说：无为而治

    由以上学说老子演绎出他的政治学说。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元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可是两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说，圣人一旦为王，他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照道家说，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应当完全无为。道家的理由是，天下大乱，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老子》中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于是圣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这一切。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

    圣王首先要消除乱天下的一切根源。然后，他就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又一个貌似矛盾的说法。《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道是万物之所以生者。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不能像万物那样“为”。可是万物都生出来了。所以道无为而无不为。道，让每物做它自己能做的事。照道家说，国君自己应该效法道。他也应该无为，应该让人民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事。这里有“无为”的另一种含义，后来经过一定的修改，成为法家的重要学说之一。

    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他们距离原有的“德”还不远。他们的淳朴和天真，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由于孩子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的生活，所以圣王喜欢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老子说：“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他“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六十五章）“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第二十章）道家说的“愚”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大优点。

    但是，圣人的“愚”，果真同孩子的“愚”、普通人的“愚”完全一样吗？圣人的愚是一个自觉的修养过程的结果。它比知识更高；比知识更多，而不是更少。中国有一句成语：“大智若愚”。圣人的愚是大智，不是孩子和普通人的愚。后一类的愚是自然的产物，而圣人的愚则是精神的创造。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但是道家似乎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二者。在讨论庄子哲学时，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

庄子：不治之治

    本段节选自《中国哲学简史·第十章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作者冯友兰，2004年，新世界出版社。

    一切法律、道德、制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异。那些尽力立同的人、动机也许是完全值得钦佩的。他们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庄子》的《至乐》篇有个故事说：“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乌养养鸟也。……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鲁侯以他认为是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的确是好心好意。可是结果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政府和社会把法典强加于个人以同其事，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庄子激烈反对通过正规的政府机器治天下，主张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原因就在此。他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庄子·在宥》)在，宥，就是听其自然，不加干涉。

    如果不是“在宥”天下，而是以法律、制度“治天下”，那就像是络马首，穿牛鼻。也像是把凫腿增长，把鹤腿截短。把自然自发的东西变成人为的东西，庄子称之为“以人灭天”(《庄子·秋水》)。它的结果只能是痛苦和不幸。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同。老子强调他的总原理“反者道之动”。他的论证是，越是统治，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结果。庄子强调天与人的区别。他的论证是，越是以人灭天、越是痛苦和不幸。

    以上所说，仅只是庄子的求得相对幸福的方法。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就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这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庄子的政治、社会哲学，目的正在于为每个人求得这样的相对幸福。任何政治、社会哲学所希望做到的，充其量都不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