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远不只是增加国企上缴利润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就能“拨乱反正”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包括其收入得不到限制，收入的支出也任由自己说了算。 《方案》之所以迟迟出不来，不是因为有关部门“不给力”，而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根本就不是区区一个方案就能搞定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 《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显示，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给了央企，而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而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则升至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利润上缴比例应为5%－10%，但2009年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仅为6%左右，2010年更是降至2.9%，而在其他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30%-60%，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但全民所有的中国国企则坚决拒绝“过多”上缴利润。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在国内利益矛盾增多、扩大内需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垄断行业改革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既是个经济任务又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据报道，原定于6月底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推迟到今年10月底出台。该《方案》的起草历时8年，为何迟迟不能出台？这既与社会发展的形势变化有关，也与国内各个部门、各个利益团体的分歧有关。据了解，负责制订方案的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人社部、央行、国资委、税务总局、统计局等。各部门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意见分歧依旧较大，其中以财政部和国资委较为突出。但是，收入分配改革是个关系到中国全局改革的大问题，如果因为国企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难以推进，无疑会加大中国整体改革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说，提高国企特别是垄断央企的利润上缴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难点和焦点问题。 我们相信此次《方案》的推迟应该是“最后一次推迟”，因为根据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承诺，这属于本届政府任内必须完成的几大工作之一，而今年10月，按惯例是十八大召开的时间节点，虽然也不排除有延期举行的可能，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再迟也迟不过年底之前。我们还相信，上述方案的延迟出台，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遭到国资委等部门的阻拦。关键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和国企改革的方向，即便是在高层也未必已有统一的认识。所谓“共和国的长子”，所谓“执政的基础”，这些说法的是非对错，至今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得以厘清，甚至可以认为这些说法还貌似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其次，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远不只是增加国企上缴利润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就能“拨乱反正”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包括其收入得不到限制，收入的支出也任由自己说了算，无法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种涉及到基本制度的重大改革，显然决不是国务院的一个《方案》就能搞定的。当然，《方案》的出台总比不出台要好，起码，它能为公众和舆论提供一份可资分析评说的“样本”。 其实，《方案》之所以迟迟出不来，不是因为有关部门“不给力”，而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根本就不是区区一个方案就能搞定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 首先，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多的是靠权力结构来形成的。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在过去15年去掉通胀以后还翻了10倍左右，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样的15年里面只增长了2.7倍左右，农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5年到现在，大概增长了不到两倍，增长的幅度远远不如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的幅度。 其次，有些分配不公是由现行制度的不公造成的，比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歧视和剥夺，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允许他们自由交易，他们的分配所得额就会增加；而现在，甚至连农民住的房子政府都不给房产证，农民在自己的集体土地上搞一点小产权房，还要受到政府的百般打压，动辄就要拆除、没收。又如国企垄断制度，这也是公认的造成当今中国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要改革的话就得打破这种垄断制度。 再次，当然是权力的强势以及它与资本的勾结，在这种制度结构下，强者统吃，弱者不要说分得一杯羹，就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而没有机会公平，哪来的竞争公平，更谈不上分配公平。 如此等等，无不需要从根本制度上加以改革，需要动大手笔，哪里是有关部门的一帮秀才“闭门造车”搞出来的一纸“收入分配方案”（不管以部委的名义还是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就能解决的吗？说句难听的，此方案不出台倒让人还有点“盼头”，若真的出台，只怕会让人大大地失望。 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