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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信谣言的人来说，谣言并不是谣言，而是“事实”；甚至在谣言被揭穿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仍然相信谣言不是谣言。相信谣言也与智商没有必然的关联，很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相当成功的人士也难逃谣言的陷阱。
比如最近疯传的江西“孕妇剖腹产被割肾”谣言，再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谣言引发的“抢盐风波”，以及2010年2月山西地震谣言引发的大批民众“街头避险”事件，都暴露出一个问题，谣言的传播与传谣者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我们为什么相信谣言？
这与我们大脑的信息处理和加工机制有关。我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大量从各个感觉通道涌现出来的关于环境的信息。为了应对复杂的生存环境，大脑逐渐进化出了一整套机制来予以应对。比如有选择的注意，对某些事物和现象的先天恐惧，以及按照某些固定特征对人和物进行分类等等。这都是为了保障有限的大脑资源更高效地完成各种信息加工任务。这些机制如此原始，对人类又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很难摆脱它们对认知的干扰。
无论是主动“信谣、传谣”，还是被动“传谣”都逃脱不了这种模式。即使通过后天的批判性思维训练，也无法完全杜绝这些先天机制的影响。因为批判性思维同样建立在大脑的有限资源之上。人们并不具有无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无法质疑所有的事情。因为质疑需要大脑调动大量已存储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分析、推理、论证，甚至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搜集相关信息，这无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我们有限的理性来说是一大负担。而简单地选择相信或者不信，无疑是降低认知负担的一大捷径。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来了，什么是我们会简单地选择相信或者不信的？上述逻辑同样适用。为了减低大脑的认知负荷，我们会对接受的信息进行筛选，一些信息会被我们注意、加工、记忆，另一些信息则被我们忽视。至于哪些信息会被我们的大脑选中，则取决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情感结构。为了维持我们认知系统的平衡，我们接纳的信息通常是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经验、观点、信念、图式相一致的。当社会在大范围内反复地发生类似的事情时，现实就赋予了大多数人相似的经验和预期，从而为谣言的传播奠定了心理基础。
同时，当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具有翔实生动的细节，且符合一个小事件的因果逻辑时，会增强我们的信任。尽管富于细节的讯息所包含的信息量大，看似与大脑信息加工的经济模式相悖；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与民众的心理预设相结合，谣言被“加工”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意义的故事，它降低了认知的复杂性，阅读起来更轻松，毫不费力就能记住，便于我们口口相传。尽管这些更加生动的故事相对于那些更为概括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小。但由于其意义完整连贯，我们往往会高估它发生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传播范围广泛的谣言为什么往往是负面信息？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谣言通常能激起我们的一些负性情绪，比如愤怒、比如伤心、比如恐惧。这与我们人类的基本情感有关系。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我们对环境中的负性情绪信息有着特殊的敏感性，负性事件引发负性情绪反应的速度更快；我们对负性情绪的识别比正性情绪更快更准；与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相比，负性情绪似乎具有认知加工上的优先权。负性信息所引发的负面情绪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适应性意义；在进化过程中，悲伤、愤怒、恐惧等负性情绪常提示着危险，能调动我们大脑中更多的资源。这也就是为何微博中很多“戾气”严重的信息传播的最广的原因所在。
谣言的始作俑者无意中暗合心理学的原理，负面的信息能够更快更为广泛地得到传播。
谣言通常还会提供一个对事件原因的解释，将其归于某个具体的人，这也是符合我们日常的归因倾向的，这些具体的人在从复杂的知觉背景中比较突出，很容易被我们当做归因的对象，认为是这些实体内在的属性，而非外部的环境因素决定了事件的结果，社会心理学中将其称之为内部归因偏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更加倾向于把医患冲突指向一个个具体的医生，而不是抽象的、不合理的制度。
反观时下盛传的各种谣言，无一例外地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有着丰富细节且符合因果逻辑的故事，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认知共鸣，并激起我们强烈负性情绪反应。而这恰好迎合了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种种非理性因素。“剖腹产被割肾”的谣言如此，今后还将反复出现的各种有关社会阴暗面的生动“故事”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