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客盉，通高21.9cm，重3.52kg
盉圆体，鼓腹，有流，流作兽首形，三铁铸短足，有盖，有梁，梁两端饰兽首，梁与盖之间以二铁环相连。盖、腹上部饰细羽状纹。
盖外侧、器口旁各有刻划对铭1行7字：
铸客为集为之。
铭文大意：外方冶铸匠人为供王之饮食酒馔的机构做此盉。
此盉为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172
四升□客方壶，高38.1cm，口径17.2cm，腹径20cm，重4.9kg
壶方体，双兽首衔环耳,壶口下饰嵌铜三角纹，方足。足外壁刻铭文13字：
四升客
四爰十一
冢
右七
内□□
铭文大意：记此壶重四锾十一，容积四升，为客所做，置于内曹，位置是右七。
方壶为河南洛阳金村出土。
粟纹方壶，高49.4cm，宽31.5cm，口径16.5cm，足径19.2cm，重12.72kg
壶体作正方形，肩部有四兽首衔环，方圈足。颈饰蕉叶纹，肩饰蟠螭纹一周，腹部饰粟纹，以三周几何云纹相隔，圈足亦饰粟纹及几何云纹。
此壶为清宫旧藏文物，原藏颐和园。
魏公扁壶，通高31.7cm，宽30.5cm，重3.96kg
壶扁体，长方足，肩部饰双兽首衔环耳。通身饰方格纹，方格内饰羽状纹。
器足外测有刻画铭文8字：
魏公三斗二升取。
铭文记魏公之扁壶，容积为三斗二升。
匏形壶，通高35.5cm，宽20.3cm，口径12.9cm，重2.12kg
壶为匏形，腹上有一活动提柄，圈足，有盖，盖上有一桶状凸口。通体无纹饰。
连弧螭凤纹镜，战国后期，面径18.3cm，重480g
铜镜圆形，边缘作内向12弧相连，弦钮，圆形钮座。自钮座向外对称伸出四片叶状纹，外环以螭龙、凤鸟各一对，龙回首张口，舞足摆尾，凤长翅伸展，身体倒卷。地纹为菱形格内满铺碎点、云纹。
此铜镜主题图案突出，各层纹饰相互呼应，气势连贯，表现出战国时期抽象与写实的装饰图案并用的意趣。
四山纹镜，战国后期，面径13.9cm，重127g
铜镜细卷缘，弦钮，方钮座。钮座四角各伸出一片桃形叶子，相对应的近边缘处各饰四瓣花一朵，将镜面分成四等分，“山”字均匀地分布在每一等分内，山字右上侧靠近镜缘处各饰一片桃形叶子。以细小的蟠螭纹与羽状纹为地。
山字纹是战国铜镜的特色纹饰，除四山字纹镜外，还出土有三山、五山、六山字纹镜，以湖南出土为多。
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铍，长33.2cm，宽3.4cm，重0.31kg
铍长锋，脊扁平，扁茎，茎上有一圆穿。
一面脊上有刻画铭文2行20字:
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邦左
伐器工师长，冶汱执剂。
另一面刻5字:
大攻尹韩囗。
(攻即工之，假借音字。冶即冶工，工匠，该铍的具体铸造者。)
铭文大意：记在十七年，宰相春平侯监造，邦左伐器工师长主造，冶工汱铸造。
八年相邦建信君铍，长25cm，宽3.5cm，重0.28kg
长锋，脊扁平，茎残失其下。
一面脊上刻铭文2行19字:
八年相邦建信君、邦左
库工师段、冶尹 执剂。
铭文大意：记在八年，宰相建信君监造，邦左库工师段主造，冶工尹铸造。
二年相邦春平侯铍，长33cm，宽3.5cm，重0.34kg
铍，长锋，脊扁平，茎上有一圆穿。
一面脊上刻铭文2行19字：
二年相邦春平侯、邦左
库工师赵瘠、冶事开执剂。
铭文大意：记在二年，宰相春平侯监造，邦左库工师赵瘠主造，冶事开铸造。
(181)蟠螭纹铜镜，直径19.3cm，重0.527kg
柱形钮，圆形钮座中空，凸起于镜背，有镂空花纹三组，主纹为三条相互盘结缠绕的螭龙，螭口怒张，吻上下各有一长牙，头上独角，一前足高举，团身。纹饰充满动感。地纹由圆形与三角形相间的雷纹组成。镜卷缘。
铜镜为鉴照之器，属日常生活用具。我国出土最早的铜镜时代为齐家文化时期，但是直至春秋时期，铜镜的生产和使用仍不普遍，到了战国时期，始大量生产。
(182)蛙钮螭纹铜阳隧，直径4.4cm，重0.03kg
阳隧镜，凹面，凸背，蛙形钮，环钮饰四双身蟠螭。阳隧素缘
大府盏，通高14.4cm，口径23.3cm，重3.24kg
盏作半圆形，三兽足，双圈耳，足作虺形，虺首着地。
器口上有铭文5字：大府之馈盏。
铭文记此器是大府所用。此盏造型及体积均与青铜敦近似，当为盛食器。
此盏为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错金嵌松石樽，高15.3cm，宽12.2cm，重0.66kg
樽筒形，有环扳，扳作鸟形，平底，三兽足，足上端为兽首。器通身以绿松石镶嵌成菱形、三角形纹饰，再以细线菱形错杂其间，细线菱形之上下角错金为饰。
秦始皇诏文权，通高5.3cm，径4.7cm，重0.260kg
此权圆台形，鼻钮。权身有18道瓜棱，棱间刻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14行，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及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奔马纹小壶，汉，高9.6cm，口径4cm
小壶圆口，肩部有规矩的双系，扁圆形腹，足呈梯形，形如覆斗。
小壶整体线条流畅，小巧精致。纹饰丰富细腻：颈部有锯齿纹，下方刻画一匹生动的花斑奔马，四蹄腾跃，鬃尾飘逸，形神毕肖，表现出汉代器物雄浑大气的时代风格。腹部主体纹饰的排列方式作鱼鳞状上下重叠交错，细部花纹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是一件研究汉代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具有特色的重要文物。
在汉代，青铜器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青铜器所代表的礼乐制度也随之简化蜕变了。酒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饮料之一，酒具也相应地向小型化转变，但仍不失其精美。其中一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形体设计体现出这个时期酒具的新特点。
铜羊灯，西汉，通高11.8cm，宽14.5cm
铜羊灯雕作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体中空用以储存油脂。中国古代“羊”与“祥”通用，以羊形作灯象征吉祥。
汉代的灯主要以脂膏为燃料，一般是动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时将灯炷缚成束浸在脂里点燃照明，古人称其为“膏烛”。灯炷以剥去麻皮后的麻秸即麻枲（音喜）制成，将其置于灯盘中。
建武二十一年斛，通高41cm，高33cm，口径33.5cm，盘径57.5cm
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三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
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行62字：
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椽巡、令史郧主。
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为皇帝作了一个带承盘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装饰物。铜承盘直径为二尺二寸。这件斛是由铜工的金银涂工崇、雕镂之工业、冶炼之工康、总成之工业四位工匠具体制造的，而由上级派来的护工卒史郓和本郡的长（指郡县的主要官员）汜、丞（指郡县的辅助官员）荫、椽（指郡县的佐治官员）巡、令史郧各位长官主持制造。以上涂、雕、涷、造为四个铜工工种，崇、业、康、业是四个工匠之名，他们四人是该器的制造者，因此，铭文称“造”。恽、汜、巡、郧则是各官员之名，这四个人是该器的主造者，因此，称“主”。
铭文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 的制度。
斛为量器。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学者称为奁，认为已失去了量谷物的本义。其实这种桶形的斛，在新莽时就已出现。东汉光武帝的建武年与王莽政权几乎相衔接（中隔“更始”两年），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来看，建武廿一年仍采用桶形斛，实不足为奇。
真子飞霜镜，唐，面径21.5cm
镜八出葵花形，圆钮。钮上方饰祥云托月纹，下方饰池水山石，自池中生出一枝莲叶，即为钮座。左侧一人峨冠博带，坐而抚琴，前设香案，后依竹林。右侧一凤，栖于石上，凤上方饰6瓣花两枝。外区为铭文带一周：“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镜铭之意为夸赞铜镜铸制精美，同时表白了真挚的爱情。首句“凤凰双镜”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这种铜镜在当时应该是两两成对的。
此种图像的铜镜均称“真子飞霜”镜，多出土于江苏省。除上述类型外，还有钮上饰“真子飞霜”铭文者，有龟钮者及镜作方形而饰“侯谨之”铭文者。
博弈乐舞纹镜，东汉，面径23.1cm
镜圆形，圆钮，水波纹方形钮座，外围双线方格。方格外有四枚乳丁与方格四角相对，并将画面分为四区。一区饰二人对坐博弈，二人均跪左膝而身体前倾，神情十分专注。一区饰一人跪抱长琴，与其相对的一人屈腿展臂而舞。一区饰驯兽图，左侧一人为驯兽师，中间一虎形巨兽人立而舞，右侧一小猴席地而坐。一区饰一人居中端坐，左右两人各伸臂作奉献状。各区人物、动物的神态遥相呼应，神完气足。地纹为不规则的云纹，镜缘由里及外饰三角纹和几何纹各一周。
此镜图案采用整体高浮雕，人物造型生动活泼，构图丰满，时代较以凸线刻画纹饰的画像镜略早。
博局纹人物画像镜，东汉早期，面径16.5cm
镜圆形，半圆钮，钮座为四片向外伸展的花瓣，座外圈为弦纹和平滑的宽带方栏，两者间连有短线纹。方栏上饰“T”形纹饰，其四角对应镜内缘饰“V”形纹，而在与“T”形纹对应的镜内缘上饰“L”形纹。这些纹样因像工具中之规矩，故旧习称为“规矩纹”，而欧美学者称之为“TVL纹”。实际上此种镜纹是从汉代六博棋博具上移植而来，应称“博局纹”。国家博物馆发现的“四神博局纹镜”拓本，其铭文中出现了“刻具博局去不羊”的字样，是最有力的证据。
该镜在博局纹的空间还饰有人物画像，线条纤细，与博局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像共四组，每组画面间均有乳钉相隔，内容各不相同。第一组画面为猎虎图，猎者单腿跪于地上，张弓搭箭，前方一虎业已中箭，正回首咆哮，它一只前腿仍在空中，一只后腿已经蹦直，作者捕捉住虎负痛后腾跳的瞬间细节，突出了强烈的动感效果。第二组画面为月宫图，嫦娥披发，著长裙，裙带向后作飘逸状，升天之态惟妙惟肖，身后玉兔正持杵捣药。画面正中一株桂树，枝繁叶茂，树右侧一兽正在跳跃，兽上方飞翔着一只美丽的长羽鸟。第三组画面为捕鱼图，捕者仰头，身体平直，腿部弯曲，作游水状，一手前伸握有绳线，绳线的另一端系于3条鱼的尾部，鱼的上、下方还饰有4只姿态各异的飞鸟。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人名曰张宏，在海上捕鱼。海上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所记与画面内容略同，因此画面表现的可能是张宏之国的故事。第四组为放鸟图，3鸟并排展翅飞翔，鸟身均系有绳线，绳线的另一端握于放鸟者的手中，放鸟者身体前倾，仿佛欲随飞鸟起飞一样，可谓匠心独具。
此镜制作精良，纹饰生动，反映了东汉早期画像纹镜的艺术风格和工艺面貌。
(192)三段区段式神兽镜，东汉，面径17.1cm
镜圆形，圆形钮和钮座，钮上下之镜面有二平行线将内区分为三段。上段中间为一龟负华盖，龟右侧有一高大人物，其左右各饰一侍者，右侍后有一蟾蜍。龟左侧依次排列4人，最后一人身后立一鹤。中段左右各饰一舞狮。下段中间为盘丝形图案，左右各2人，分别盘坐、踞坐。中区为一周半圆形流云纹与方枚相间，地饰细点纹，每一方枚内各有铭文两字，可连读：“吾作明镜，幽炼川冈。巧工所居，尾克童上。有四守名，流美宜王。”外区饰菱形涡纹。
此镜铸造精湛，人物、动物五官均极清晰，花纹细密繁复，十分难得。此类铜镜曾在陕西出土数面，仅细部略有不同。另罗振玉《古镜图录》、日本《欧米蒐储支 那古铜精华》各收有一面，也十分近似。
(193_北流型六蛙铜鼓，通高54.7cm，面径98cm，足径99.4cm
此鼓体形厚重硕大，鼓面伸出鼓颈外，面沿下折成“垂檐”，属北流型铜鼓。
此鼓通体饰花纹。鼓面，3弦分晕，18晕，1晕纹饰已模糊不清，2、9、11、16、18晕饰席纹，3、8、14晕饰四出钱纹，4、7、10、13、15晕饰云纹，6、12、17晕饰圆钱纹，5晕饰半圆填线纹；鼓面边缘塑6蛙，其中一对累蹲蛙对称排列。鼓身，胸部6晕，1晕中饰四出钱纹，2、3、5晕饰雷纹，4晕饰圆钱纹，6晕饰席纹；腰部9晕，1、9晕饰四出钱纹，2、4、7、8晕饰雷纹，3、6晕饰圆钱纹，5晕饰席纹；足部7晕，1、2晕饰圆钱纹，3、6晕饰雷纹，4晕饰四瓣花纹，5、7晕饰席纹。耳边饰乳钉，中饰辫纹。
根据铜鼓上的四出钱纹即可推断这种类型铜鼓的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只能在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6年）以后。
建初元年朱提造洗，高21.4cm，口径44.7cm
此洗为盆形，宽沿微上翘，双铺首耳，惜已失环。洗身外侧饰凸起的宽带纹一道。洗内底两侧饰鱼纹，中间铸有“建初元年朱提造”7字铭文。
错金铜蟠龙，通高11.4cm
器通体造型为一只凶猛的张牙舞爪的蟠龙。这只神兽似乎充满了力量，蕴涵着一种一触即发的强烈动势。
这件作品除对蟠龙动态的成功表现外，还有许多造型、装饰方面的特点。
它脱离了单视点的正面构图方法，具备了可供人围观欣赏的立体造型，从不同的角度观赏此器，形成了许多既衔接完整又各自独立的生动画面。
龙头规整，躯干起伏，腿部坚实粗大，棱角分明，再加韧劲的长尾，锐利的尖爪，将蟠龙的形象表现得极其生动传神。
作为装饰品，龙的形体塑造大量运用了工艺美术手法。首先是形象的强烈夸张，圆睁的龙目，大开的巨口，卷钩形的利爪，强调了塑造对象的主要特征。其次，龙全身装饰了精美的嵌错花纹，铜体金饰相互辉映，生动的造型与辉煌的色彩。这些花纹已不仅是为了美观，同时也成为蟠龙形体塑造的重要手段。此器可称魏晋装饰艺术品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海兽葡萄纹镜，唐，面径11.9cm
铜镜圆形，厚重，质地泛白，以高浮雕葡萄纹为主题纹饰，间饰海兽、鸟雀、蜂蝶、花草等图案，华丽而繁缛。其构图方式分作内外两圈，由于葡萄及长瓣花之枝蔓由内圈连亘于外圈，甚至延及外缘，故世人亦称此种铜镜为“过梁葡萄纹镜”。此唐镜兽形钮，镜外缘为高直的窄线棱边
西盟型蛙饰铜鼓，通高48.1cm，面径64.3cm，足径52.4cm
此鼓形体高瘦，鼓面宽大，边沿向外伸出，鼓身轻薄，为上大下小的筒形，胸、腰、足无分界标志。有扁耳二对，耳格成叉形，自然形成三角形孔耳。此鼓当属西盟型铜鼓。
鼓身遍饰花纹。鼓面，以三弦或双弦分晕，共22晕，1晕饰太阳纹12芒，间心形加线纹，以同心圆纹为主纹，2-5、17-20晕饰栉纹夹同心圆纹带，6、10、16晕饰填线雷纹，7、8、13、14晕以翔鸟、定胜纹为主纹，9、15晕饰小鸟纹，11晕饰方格纹，12晕饰栉纹，21晕饰谷粒形纹，22晕饰雷纹，晕外四方各饰3朵团花，面边缘饰一周莲瓣纹，三累蹲蛙和一单蛙逆时针环列。鼓身，胸饰花纹6道，1、6晕饰雷纹，2-5晕纹带与鼓面同；腰中部、下部纹带基本与鼓面同，仅中部上端和腰部下端各多一道填线雷纹；足部花纹3道，1晕饰编织纹加同心圆纹，2晕饰雷纹加线，3晕饰栉纹，足边缘饰羽纹。鼓身两侧各有一道篾纹，压于各弦纹下面。鼓耳饰弦纹。
大和·夹钟清”钟，通高27.6cm，舞广13.8cm，舞修17cm，鼓间14.7cm，铣间18cm
此钟属椭圆筒式乐钟。钮作相对的扁体双夔龙，龙首饰粟纹，龙身饰回纹，二龙之间有一方形小环钮。钲部周廓及篆带饰多层蟠虺纹，乳枚作螺旋式半球体，隧部以蟠虺纹组成翼形图案。钲部正中正面阴刻篆书“大和”二字，周围有明显的铲磨痕迹，显然是在原有刻铭上改刻的；背面阴刻篆书律名“夹钟清”三字。
此钟原为宋徽宗朝所铸“大晟”编钟之一。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后在北宋宫廷里停止使用。两年后的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虏徽、钦二帝北去，同时劫走北宋的文物重器，其中包括“大晟”乐器。从此“大晟”乐器分散在燕京（后为金中都，今北京）、上京（金初期都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境）两地，劫余的一部分散落在汴京（今河南开封）。
金人统治期间,大晟乐器仍旧使用。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乐器上的“大晟”二字皆被刮去，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重新定名为“大和”，即今日所见的 “大（太）和”款钟。“大和”二字出自金人改刻，《金史·乐志》中的相关记载与实物所见痕迹可以互相印证。
(199)宣和尊，高29cm，口径17.4cm，重5.4kg
此尊属三段式筒状尊。广口，鼓腹，圈足。通体饰花纹，口沿下饰仰叶纹，颈部为垂首弓身小蚕纹，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器身还装饰了4条扉棱，上端齐于口沿，使器体愈显庄重。
尊内底铸大篆5行26字，释作：
唯宣和三年
正月辛丑，皇
帝考古作山尊，
于方泽，其
万年永保用。
这短短的26字，便把尊的定名、尊主、制作时间和用途都叙述清楚了。此尊为宋徽宗赵佶在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初五经考证古器物而做，是陈设在方泽坛的礼器。
(200)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铜鼎，通高21cm，宽15.7cm，重2.28kg
此鼎为圆形，短颈，鼓腹，双立耳，四扁形兽足。器身饰花纹，以回纹、勾连纹为地，口沿下为一周对蝉纹，器腹主体纹饰为四组兽面纹，四足纹饰与造型相结合，形如上攀之龙。
器外底有阴铸篆体铭文，字口填漆。方款为“敬一主人”四字，边款环以“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肆拾器”字样。
作为仿古彝器，此鼎融三代礼器的造型、纹饰于一体，把方鼎的四足移到圆鼎上，同时采用扁平外撇的兽体替代圆而直立的柱足或蹄足，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圆鼎三足而立的形式，完成了造型上对方鼎和圆鼎的双重模仿。纹饰的仿铸采用商周时期普遍流行的蝉纹和兽面纹，布局上也不改三代以兽面纹为主体、以蝉纹带为附属的古风。
麻江型禽兽纹铜鼓，通高19.1cm，面径32.6cm，足径33.3cm
此鼓体小而扁矮，面径略小于胸径，鼓身中部起凸棱，使鼓分成上下两节，两侧有扁耳二对。此鼓当属麻江型铜鼓。
鼓通体遍饰花纹。鼓面，以单弦或双弦分晕，共10晕，1晕饰太阳纹，光芒细长，穿4晕，间心形纹，2晕饰 纹，3晕饰栉纹，4、8 晕饰素纹，5、7、10晕饰乳钉纹，6晕饰荷锄人、鸡、牛、兔、狗、鹤、猪、马、羊、蛙、鱼、宝珠纹，以龙纹为主纹，9晕饰雷纹，晕外还有雷纹、印记与萱草纹。鼓身，胸饰4道花纹，1晕饰乳钉纹，2晕饰线纹，3晕饰雷纹，4晕饰荷花纹。两对耳间各饰立体青蛙一只。腰中凸棱以下有4道花纹，与胸部同。足饰一道复线角形纹。鼓内饰有人物、干栏、房屋、仓囤、鱼、龙、猪、牛、羊等纹饰。
此鼓花纹简略，铸工粗糙，表现出铜鼓制作的衰落迹象。此外，铜鼓上单独的禽、兽纹饰是从十二生肖演化而来，明清两代的瓷器和铜器上均常见此类纹饰，故推断此铜鼓的时代为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