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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 与其功利准备，不如建设一个常态的环境
“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概念，最早是由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概念引申而来。从科学史的角度对其加以知识考古式的溯源，可以为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增添一个有益的参考维度。长期研究科学技术史的刘兵教授日前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李辉
去年以来，有关世界是否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前夜”的讨论逐渐升温，不少论者倾向于认为，未来10到20年，很有可能会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从而深刻地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和人类文明进程。
进入到今年，由于美国趋势学家杰勒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文版的出版，有关互联网技术与新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逐渐替代了“新技术革命”的概念，为国内媒体和学界广泛关注。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境下，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一场全新的科技革命把全球经济带出低谷；而对正处在重要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期盼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实现“弯道超车”，似乎显得更为紧迫。科技新突破带来的兴奋，以及产业升级转型过程带来的焦虑，自始至终潜藏在当下的这场大讨论之中。
我们注意到，在如此大规模的讨论中，参与发言者更多的是经济学界、管理学界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创新领域的专家学者。而事实上，“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概念，最早却是由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概念引申而来的。但在这场讨论中，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似乎一直保持沉默，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发声。而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加以知识考古式的溯源，至少可以为当前的讨论增添一个有益的参考维度。因此，就相关问题，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的李辉博士受本报之托，对刘兵教授做了专访。
刘兵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在近年的研究中，他始终关注科技的本性、关注科技对社会政治经济可能带来的种种影响。
对于我们是否可以抓住或者把握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刘兵教授从历史经验所给出的答案，似乎并不那么乐观。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史上，人们对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成功的预测。这是因为，科学发展的或然性与预测所需的确定性是相左的。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为了“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的到来而拔苗助长。更为重要的是，风险和收益总是相辅相成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益处，也就一定能带来多大的危险。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刘兵教授从科学史的发展历程提醒我们：科学革命只是常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把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固然重要，而尊重常规科学的基本规律、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迎接科技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更为我们所需。
对于科技革命进行预测，可以设想，但不必过于依赖
文汇报：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新科技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之类的话题，成为学界和众多媒体集中讨论的热点。作为一名长期研究科学技术史的学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舆论热点的？
刘兵：讨论科技革命或者工业革命有不同的出发点。历史学家们会从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变革角度来谈，讨论历史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特征。另外也有人从当下的角度来谈，讨论未来的科学革命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机遇。出发点和思考背景有所差别，看法也就可能有所不同。最近媒体和学界广泛讨论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我想是与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经济转型压力相关的。当然，相对于政府和政策研究者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所表现出的广泛热情而言，我个人认为，我们更应该理性地去看待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文汇报：出发点的不同，可能导致人们对相关概念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对于科学革命、科技革命或者工业革命有没有严格的定义？
刘兵：与“科学革命”相类似的概念，粗略来讲，还有“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等等。如果按照学术要求来划分的话，应当还有更细致的划分法。不过，现在也有人用“科学革命”这一术语把上述所有这些内容都统称起来了，也就是说，“科学”有时候可以宽泛定义，把“技术”也囊括在内。
“革命”这个概念很多时候被用来描述与政治有关的一些事情，比如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其主要是指一种非常剧烈的突变。寻常的变化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后来，“革命”一词也被一些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人引用来描述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科学变化。最早应该是用来表述从哥白尼的“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的天文学变革开始，直到后来牛顿建立经典力学的那场“第一次科学革命”，后来则被研究技术和工业的学者加以延伸，于是就有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的革命概念。
但是，究竟什么是“科学革命”，学术界对此仍然是有争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获得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定义，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往往伴随着一种“范式”(paradi gm)的变化。简单而言，“范式”的改变就是“革命”。如果人们对一个学科领域的认识，从观念、立场、原则、假定、方法体系上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一次“范式”的改变，也就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
拿科学史上所认定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来说，在这次革命发生之前，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科学发展，其中虽然有高峰有低谷，但基本的假定、方法和理论架构是不变的。但是，牛顿力学等相关理论出现后，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看待自然的全新方式，是对传统观点所做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因而被称为“第一次科学革命”。
牛顿力学出现以后，大家都逐渐习惯于以牛顿体系来看待世界了。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相对论”，同时量子理论等新理论的问世颠覆了牛顿的时间观、空间观等一系列基本概念。这又是一次“范式”的改变，也普遍被人们称为“物理学革命”。
“科学革命”是人们用来反映科学史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的一个术语，我觉得运用这样的术语还是比较恰当的。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也是这样被使用的，也就是指技术或工业的基本“范式”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这种用法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文汇报：正如您所提到的，历史学界的学者似乎更关心科技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以及有没有类似规律性的东西可以为我们参照。而关注现下的学者，则更关心在可见的未来是否会有新的科技革命发生。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科技革命是否可以被人们预测得到呢？
刘兵：过去我们国内研究历史尤其是科学史的人，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总是强调历史能够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一个比较强势的说法就是：我们总结过去，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用于指导现在和预测未来。其实，从国际学术界比较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历史并不负责预言，历史的研究对象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当然，至于关注过去有什么意义，这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我比较着重的一个研究课题。我认为，通过对过去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理解，这的确也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至于对现下进行指导或者对未来发出预言，则有其他相应的学科来承担责任，比如预测学、未来学等等。
但是，我认为，不管哪个学科领域，要预言科学革命的到来，都是需要谨慎的。科学革命有很大的或然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从过去的观察经验总结出来了牛顿定律，而且我们相信这一定律是始终稳定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定律去预测未来的。但是，从历史和当前的发展进程中找到规律，去预测这个社会将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则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基于此，我的观点是：对于未来科技革命是否会发生，科学史其实不承担预测的职责，未来学和预测学对此也许有责任。但是，由于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稳定或不可知，所以，相关的预测也是有很大的或然性的。
实际上，在库恩的理论中，他是大致把科学发展分成了两种不同的阶段，其一是常规科学阶段，其二是科学革命阶段。常规阶段似乎比较稳定，而革命则是突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觉得，对于科技革命进行预测，可以设想，但也不必过于依赖，因为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来说要比常规科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创造有利于向各种可能方向发展的基础性大环境，是最好的应对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从历史和当前的情况出发去预测科学革命是否会发生，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如果回头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科学革命，是否爆发之前都有一定的诱因呢？
刘兵：科学革命的爆发取决于多种因素。按照常规的说法，当传统的理论体系遇到问题，用传统的方法、常识性的假定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这时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解决办法。这种尝试会带来新的方法、新的后果，最终就导致了科学革命。
至于科学革命的诱因或者说动力，其实并没有一种完全一致的现成说法。比如，有人认为科技革命的诱因是需求——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发展出了新技术，这样，我们可以说科技革命的诱因就是需求。但是更多的时候，需求并不存在，恰恰是由于科学上尝试解决某些问题，带来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些新的发展，反而创造了一些新的需求。这个时候，不是先有需求后有发展，而是因为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需求。
现在，经济领域里经常有所谓新需求的创造。比如说在通讯领域，人们总是希望能够通讯方便。过去人们找人基本靠吼，后来有了电话电报，满足了人们很大的通讯需求。这就是需求所促成的新发展。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以手机短信为例，在没有手机、没有短信之前，类似的需求是不存在的，恰恰是有了手机、有了短信以后，逢年过节不给亲朋好友们发发短信问候一下，好像就变得很失礼、很不得体了。这种需求原来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有了新的技术才生产出了新的需求。所以说，“需求说”在部分场合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求不完全是促成新发展的唯一原因。
至于科学革命的诱因，一般来讲，应该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人们的需求，比如人们追求认识的完美性，比如人们对于自然的好奇心，甚至也包括人们对于利润的追求。投资者需要赚钱，就会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这样，既能够创造新的需求，也能够带动资本增值。这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此而言，科技革命的原因是多样的。
文汇报：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科技革命，也无法确定科技革命究竟有哪些诱因。那么，历史上科学革命的爆发前夜，人们都没有能够做出相应的准备吗？
刘兵：从历史上来看，一场科技革命到来之际，大家轰轰烈烈地做好迎接的准备，实在是很少见的。因为至少从历史上看，“革命”往往是一种不可预见的突发性变革。“革命”往往与传统有冲突，也因此会有很大阻力。“革命”之前、之时或之后，都会遭遇到业内尤其传统人士的反对。我们往往把“革命”预设为一种好事。在现在的语义里，“革命”往往和正面的进步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从学理上看，“革命”是一种中性说法，它只是一场巨变，支持它或者反对它，只是方向不同而已，不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判别。如果以中性立场来描述历史，“革命”也就不一定都是好的了。
当然，从历史上来看，在“革命”发生之时，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观念态度甚至国家的发展战略，都可能会有一些准备性、应对性、适应性的变化。但是，基于前面对于预测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确切地预言一场科技革命在哪天发生，那么，特别有针对性地、像做一个应急预案似地去应对这场科技革命，或者说去利用这场科技革命，则未必合适。历史上似乎也没有迎接科技革命的成功先例。
文汇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不确定的科技革命到来之前或到来之际，只能束手无策或无所作为呢？
刘兵：我们很难看到某一次科技革命的“前夜”，因此，我们很难像迎接解放军进城那样地去准备一些相应的政策对策。其实，如果这样做，有时候可能反而会有拔苗助长的恶果。我们更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大环境，这个环境可以让科学技术朝着更自由、更有利于人们生活的一些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给科学和技术研究创造一个自然的环境，而不是人为地设定一些路线。中国人有着很强的“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人一直拿不到诺贝尔奖，因此就有人分析研究世界科学研究中的薄弱点，然后试图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些点上，这类做法显然是违背一般规律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人们经常有一个误解，以为在库恩那里革命比常规重要。其实，科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是常规时期，这同社会发展进程是一样的。一个社会天天闹革命，人们肯定是没法过日子的。和平建设远比闹革命要好。
所以，与其功利地设计某些东西，为了科技革命而做各种准备，倒不如建设一个常态的、平静的环境。创造有利于向各种可能方向发展的基础性大环境，应该是最好的应对。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思性、警觉性的忧虑不可或缺
文汇报：美国趋势学家杰勒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预测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爆发。现在舆论界讨论热烈，很多人希望通过这次革命，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比较好的位置，或者起码不被再次落下。您怎么看人们相应的兴奋或忧虑情绪？
刘兵：这还是一件预测的事情。趋势预测不像科学预测那样准确靠谱，但是有时候，人们特别地预期某件事，反而会造成某件事的发生。大家现在广泛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跟我们当前的社会心态以及预期的发展目标是密切相关的。
当整个社会特别关注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有更多机遇、更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当对竞争有利的契机出现时，人们总会兴奋而热情地去迎接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正如你同时用了“兴奋”和“忧虑”这两个词那样，革命发生时总会有一些相反的想法，有兴奋也自然会有忧虑。这很正常。两方面其实缺一不可。如果人们过于一根筋地促进某种事件的发展，只是一味的兴奋，没有一点忧虑的反思，这对于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未必是件好事。
这其实也涉及到我们对科学技术本性的看法。我们知道，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确实提高了我们控制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物质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当今社会遇到的很多问题，比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也都是科技发展所导致的。有人甚至说，“一场革命一场祸”。科技革命带来的不可能全是正面的东西。
经济发展过热的时候就需要调控，但是很少有人说，科学发展也需要类似的调控。两者在原则上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任何事情超越了合理界限就会有危险。高铁比过去的驴车要快很多。但是驴车翻了，打一滚就能够站起来；高铁翻了，后果就不一样了。风险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今天对于环境问题、转基因问题、生命伦理问题、克隆人问题等等，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包括很多反思。这些其实都是忧虑。反思性、警觉性的忧虑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汇报：我们对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讨论，确实与当前的时代状况有关。早些年，各界也广泛讨论过“李约瑟问题”，试图寻找我们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再后来，我们讨论为什么我们错过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现在，我们讨论能不能赶上新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当年有关“李约瑟问题”的讨论是否值得我们在目前的讨论中加以借鉴？
刘兵：其实，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是很有争议的。在科技发展中，落后的一方往往会觉得自己丧失了机遇，会反思自己的硬件或软件出了什么问题，看看能不能加以改进，能不能提前预定下一班车。关心这类问题的学者对“李约瑟问题”一般都比较热心。但也有人认为，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发生的事其实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所以，有人认为“李约瑟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引导人们更集中地去思考：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与科学发展有怎样的关系，与西方相比又有什么差异。就此而言，不管“李约瑟问题”是真是伪，其实都是值得讨论的。
关心“李约瑟问题”的，大多是有赶超情结的。西方科技发展已经跑在前面了，我们研究人家是怎么跑的，然后去追赶。能不能追赶上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总要研究人家是如何跑的，然后试着去追赶。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不必追赶西方，要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异，然后寻求走另外一条道路，甚至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科技革命发生、发展之后，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如果能够走出一条避免这些问题的新路来，那将是很幸运的事。这样的思路，对于现在我们讨论新的科技革命或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是有益的。
文汇报：科技革命一定能带来工业革命，从而一定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这样的假定肯定合理吗？
刘兵：在过去的历史时期，我们经常有一个误解、一个简化的想法：有了科学进步，把科学应用于技术，就一定能促成工业革命。但是，后来的很多研究表明，科技与工业之间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事实上，历史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转化从来就不是那么直接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更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当然，这样的判断只是就历史来说的。就目前而言，其实有了一个整体形势的变化。在今天，科学、技术、产业之间有了很多新的融合，比如说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或者其他一些新技术，很多时候你很难分得清它是否一个新的纯科学或纯技术。所以，未来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很可能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
从上世纪的世纪之交以来，整个一个世纪似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典型的科学革命。这一百多年的时间，科学发展一直与经济发展紧密关联着。我们不排除会有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大的刺激和推动。所以，科技革命一旦出现，工业和经济得到发展则是必然的。
但我更关注的是，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发展已经与经济发展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在这个阶段，一旦新的科技革命带来了更大推进，我们应该更加警惕、更加冷静地思考可能会出现的新问题，因为不论在什么场合下，更大的收益通常都蕴含着更大的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