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历史文化通览·第二编·魏晋南北朝时期 (2011-08-30 00:56:32)
第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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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 南燕国阅兵图 |
元兴三年（404）2月，青州地震，栖鸡惊飞，山摇地动，慕容德惊忧成疾，在广固城东阳殿议立慕容超为太子。当夜死去，年70岁，作棺材10余具，夜间从四门运出，潜葬于山谷，虚葬东阳陵，谥献武皇，庙号世宗。慕容德病逝后，慕容超即皇帝位，开始还奋发有为，拓展疆土，派兵攻取淮北一带。可惜，慕容超心胸狭窄，刚愎自用，猜忌功臣，掌权不到一年，就酿成了众叛亲离、互相攻杀的混乱局面。
义熙七年（411），东晋大将刘裕率师北伐，进击南燕。两军在临朐城南大战，慕容超战败，奔还广固城，把军队居民都搬入内城，准备长期固守，刘裕大军乘机兵围广固城。广固城的攻坚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持续了三个多月。刘裕发起总攻，四面进逼，杀伤无数。慕容超与左右数十骑出城逃跑，为刘裕擒拿，解送东晋都城建康，市斩，时年26岁。
城破，刘裕将广固城夷为平地，杀鲜卑王公贵族以下3000余人。经人说情，才留下1万多名妇女儿童，免去一死，当作战利品赏给军士。据说，鲜卑族妇女身材高挑，皮肤洁白，十分漂亮，很多人被刘裕的军士占为妻妾，或转卖给汉族世家做婢妾。中国历史上屡屡被异族入侵，也屡屡把入侵的异族同化，南燕国鲜卑族后裔却是通过这种方式融入了汉族大家庭。
东晋大将军刘裕灭南燕后，派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羊穆之看到广固城一片废墟，不堪据守，就另筑新城，称东阳城，这座城在今青州市北关一带，地势较高，古称东阳陵，所以叫作东阳城。刘裕回师江南，不久取代东晋自立，建立刘宋，历史进入南北朝时代。
东晋、刘宋占据青州60年，以东阳城为中心，对青州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青州进入短暂而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为了便于对青州的管理，刘裕灭南燕之前，就在碻磝（今山东茌平）设置北青州，侨置在广陵的青州改名为南青州。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后，将北青州迁回东阳城，改称青州，撤销侨置在广陵的南青州。回到故地的青州管辖齐、北海、高密、济南、平昌等9郡46县，有户4万余，口40余万。同时，侨置冀州，治所初在东阳城，后迁至历城，侨置9郡50县，有户近4万，口18万。
刘裕占领青州后，与北魏长期对峙。北魏占居当时济水以北的广大平原，刘裕占居东阳、历城等要害城池，历城以南则呈犬牙交错的状态。东阳城的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它是南北双方经济往来的枢纽，南方的粮食、布匹等货物与北方的马匹、皮毛等在此交易，商业十分繁荣。慕容白曜攻克东阳城时，城内居民8600户，41000人，还有南方来的“吴户”300余，共缴获仓粟85万斛，米3000斛，钱15万，当时东阳城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青州地区是双方攻防的东翼，东阳城位于攻防的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刘宋来看，要想保有山东，青州为根本，济南为门户，占领青州，就可控制整个山东的北部和东部，从而对中原地区形成迂回包围；丢掉青州，不但山东不保，淮北地区也失去保障。从北魏来看，不能占有青州，则中原、河北等地时时受到威胁。所以，北魏和刘宋都想占有青州，数次开战，激烈争夺，战争十分残酷，期间发生过四次激烈的战争，最后刘宋战败，青州纳入北魏的版图。
北魏据有今山东地区后，意味着中国北方的基本统一。北魏政权重新划定各地州郡，设有青州，共辖7郡37县，即齐、北海、乐安、渤海、河间、乐陵7个郡，齐郡下辖临淄、昌国、益都、盘阳、平昌、广饶、西安、安平、广川9县，青州、齐郡、临淄县同治东阳城。
北魏统治时期，特别是孝文帝主政以后，青州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进行改革，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孝文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举贤人做青州地方州刺史。太和十二年（488），他下诏对青州等地的士人，“擢其门才，引令赴厥，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使用当地望族士人担任地方官吏，有力地加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太和十九年（495）四月，孝文帝亲自到山东一带巡视，专门到曲阜祭祀孔庙，并下诏拜孔氏4人、颜氏2人为官。当地望族担任地方官，利用地望和宗主关系有效地控制了局面，加强了鲜卑贵族与汉族豪门联合统治，使得北魏在山东的统治更加附和民心，使北魏政权与青齐豪族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北魏夺取青州时，为防止汉族的反抗，曾将青齐豪族大量迁往山西平城，或为客，或为平齐民，或为隶户。孝文帝统治时期，宽松的政策，青齐豪族大量回归，很多人受到朝廷的重用，联翩登朝，做了大官。其家族也大都又回到了青齐，仍然是当地最有势力的豪强。这是孝文帝加强对山东统治，安定人心的一项重大措施。青齐豪族的回归，一方面表明北魏安抚山东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批当年由河北南渡的大姓已不愿再回河北，而将自己完全视为青齐人户。北魏王朝也将他们视为青齐土民。那些当年留在本地的豪族，也迅速兼并土地，招纳依附人口，势力不断增强。这在当时情况下，对青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北魏在促进社会经济恢复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实行了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北魏占领青州之初，豪强兼并、庇占民户与农民流散逃亡是当时首当其冲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着北魏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试图将农民固着于土地之上，接受封建国家的直接控制与剥削。均田制规定：15岁以上的男子授露田40亩，妇女20亩，因为要休耕，都加倍授田。初授田的人，男子授桑田20亩，新授桑田必须在3年内种桑50株，枣5株，榆3株。露田不准买卖，身死及年满60岁时，归还官府。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官吏给公田，从刺史到县令按官职高低分别授田15顷到6顷，作为俸田，离任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孝文帝的均田制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让农民开垦和耕种土地，以达到增加国家租调收入的目的。均田制自平城开始推行，逐步推广到各地，青州地区亦在实施之列。
这些改革措施，使青州地区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这可以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标志。贾思勰是青州益都人，做过高阳太守，在北魏末年撰成本书，全书共10卷，近11万字，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北魏时期青州地区农牧业的生产经验，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一部农书。贾思勰既是青州人氏，而且又在青州境内为官。所以，该书也必然以当时青州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为基础而编著，是青州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通过此书，可以看到北魏实行均田制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北魏前期的青州，经过孝文帝改革，加之50年间无大的战事，经济得到恢复，社会较为安定，士族回迁，户口繁衍，是全国最为繁华的都邑之一。但到北魏后期，政治急转直下，统治阶级腐败奢侈，民众困苦不堪，加之天灾频繁，各种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
北魏末年，首先爆发了中国北部六镇兵民起义。北魏政权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把六镇兵民20万人迁往河北就食。而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根本无力承受这种负担，于是再次爆发河北大起义。起义军在葛荣的带领下，向北魏都城洛阳进发，被胡契族首领尔朱荣击败。河北战火连天，迫使大批居民流亡青州。这些流民数量达20万户之多，既有名门大姓，也有平民百姓。流民受到当地豪强的欺凌，生活无着，靠采集榆叶度日，被骂为“舔榆贼”。
永安元年（528年）六月，邢杲在青州发动流民起义。邢杲是河间人，河北豪强，拥有大量部曲。六镇兵民起义时，邢杲带领部曲来到青州。朝廷为了安抚流民，下令流民所聚之处设侨置郡县，并让当地豪强充当守宰。邢杲与当地豪强发生矛盾，举兵起义。河北流民受到土著豪强的欺凌，早已怀恨在心，一听到邢杲起兵，顿时风起云涌，远近奔赴，“所在流民，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邢杲自称汉王，年号天统，势力发展很快。北魏任命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统率军队进驻青州，讨伐邢杲。双方交战多次，相持不下。这时，北魏王朝正欲全力扑灭河北起义军，山东地区相对空虚。邢杲起义之后不久，北魏的泰山太守羊侃也起兵反魏，加剧了北魏山东局势的恶化。北魏王朝无力对付山东局面，只好对邢杲、羊侃使用安抚的手段，派征虏将军韩子熙招降邢杲。邢杲先是诈降，继又重创魏军，在潍水大败魏将李叔仁，站稳了脚跟。
就在邢杲诈降前夕，北魏大军已镇压了河北起义军，立即开赴山东。首先进攻羊侃所据守的瑕丘（今山东兖州），羊侃粮尽援绝，只好率军突围南下，且战且行，退入南方的梁朝。北魏大军击败羊侃后，立即转头进攻邢杲。永安二年（529）四月，邢杲在济南兵败被俘，被送往洛阳斩首。邢杲起义虽然与河北大起义、六镇起义一样均告失败，但沉重打击了北魏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北魏王朝的衰亡。
邢杲起义失败不久，青州又发生了一次土民起义。所谓“土民”，是指土著居民，这些居民被青州当地士族大姓所控制，是他们的部曲和依附者；与土民相对立的，称“城民”，也称“州民”。州民主要是北魏贵族拓跋人军士及其家属，以少数民族为主，居住在城中，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北魏统治，防止土民反抗。土民与城民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终于爆发了青州土民大起义。起义领导者崔祖螭和张僧皓均出身于青州望族，尤其崔祖螭，“家产畜殖，僮客甚多”，还是北魏的镇远将军。他们利用土民对城民的不满，聚集青州七郡之众10万余人，围困东阳城。北魏的青州刺史拓跋人元贵平率城民据守青州，相持100多天。元贵平令城民开门交战，不胜。又派崔祖螭的本家崔光伯出城谈判，不料刚一出城，便被射杀。不久崔祖螭攻下东阳城。后来，北魏控制朝政的权臣尔朱氏派兵镇压，攻占东阳城，土民起义失败。
太昌元年（532），青州又爆发了郭迁领导的起义，占领青州城，北魏的青州刺史元嶷弃城逃走。济州刺史侯景进攻郭迁，郭迁兵败，逃往江南的梁朝。次年，青州百姓耿翔聚众起义，占据青州城。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青州刺史，率大军到达青州。耿翔弃城出走，辗转南下，投靠梁朝。
频繁的起义加速了北魏政权的瓦解。北魏永熙三年（ 534），重臣齐王高欢拥立11岁的孝静帝，建立东魏，并派兵进军山东，翦灭拥兵自重的青州刺史侯渊。侯渊兵败南逃，青州地入东魏。不久高欢的儿子高洋废除东魏孝静帝，自立为皇帝，建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青州归属北齐管辖。
东魏和北齐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其中，包括调整郡县体制，减少县的数量，扩大县的范围。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北齐政权撤销了临淄、剧县、平昌、广川、安平、西安诸县，移益都县治到东阳城，辖区扩大数倍。同时，建东阳城南郭，始有南阳城。从此，益都县治青州城，直至1986年撤县建市，历时1430年。北齐时的益都县境很大，包括今天的临淄、寿光南部、昌乐东部。益都县与青州、齐郡同治一城，周边各县都归属青州齐郡。
北齐期间，担任青州刺史的有高浚、高敬德、高淹、娄定远、高湝、高贞、贾勰等人。北齐朝廷非常重视青州，上述几位高姓刺史都是皇帝的儿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外国人担任过青州刺史，名龙康基。据山东博物馆郑岩先生考证，这位龙康基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粟特人，操印欧语系，善于经商，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角。粟特人做青州刺史，这也说明青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高洋死后，北齐政权内部发生了长期的权力之争，政治黑暗，矛盾激化。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出兵北齐，攻陷邺城，北齐溃败，太上皇高纬并皇后携幼主逃到青州，只有数十人跟从。高纬还未来得及再次逃走，北周大军突然赶到青州。高纬窘急，置金囊于鞍后，带着朝臣和皇妃等十几人出城向南逃遁，准备到南朝的陈国避难。出城未远，至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俘获。北齐灭亡，青州归属北周。
青州自汉武帝时期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后，其治所并不固定。但从东汉始，齐国都会临淄是青州治所。但在西晋永嘉五年（311），曹嶷始筑广固城，将青州治所移入今青州市区，从此沿革千年而不变，青州城遂成为山东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曹嶷（？－323），青州东莱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刘柏根在东莱发动农民起义，王弥、曹嶷率众响应。刘柏根战死，王弥成为起义军领袖，曹嶷是他的得力助手，因屡战有功，升为左长史。王弥、曹嶷带领起义军西进，攻打青州，被驻守青州的西晋刺史苟晞所败。王弥退回东莱，收集亡众，卷土重来。苟晞与之连续作战，不能制胜，只好婴城自守。王弥、曹嶷也不能攻陷青州，便引兵西去，接连攻克泰山等郡州。所到之处，开府库，取器杖，杀守令，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朝廷束手无策。王弥、曹嶷的义军直指西晋首都洛阳，遭到朝廷军队的袭击，大败。王弥无奈，便西去投靠自称汉王的刘元海。刘元海大喜，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
永嘉年间，王弥与前赵大将刘曜合兵进攻洛阳，攻打掌握西晋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不久，王弥与刘曜翻脸，改为归附石勒。王弥自青州起事，到处依附于人，心有不甘，便有杀回青州的打算。为此，他派曹嶷为镇东将军，率军5000返回青州，招募士兵，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永嘉三年（309），曹嶷从洛阳出兵，首先经略兖州，攻克东平，又攻陷汶阳关，进兵琅琊（今临沂），然后北收青州。留守青州的苟纯闭城自守，不敢出战。其兄西晋青州刺史苟晞急忙率兵回救青州。苟晞登上临淄城楼远望，只见曹嶷连营数十里，兵势极盛，不觉面有惧色。双方多次交锋，苟晞略占上风。永嘉五年（311年）正月，苟晞挑选精锐部卒，与曹嶷决战。结果为曹嶷所败，连夜弃城逃往高平，其部众大多降于曹嶷。
曹嶷占据青州后，看到临淄城池太大，四周平旷，无险可守，而广县城又太小，不便屯兵，就在今青州市境内另筑一座城池，叫广固城，把青州、齐郡、临淄县三级政府都迁进城里，广县也并入临淄县。广固城位于尧王山南，阳河绕其西侧，“四周绝涧，岨水深隍”，易守难攻，“有大涧甚广，因以为固”，所以称广固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广固城取代临淄城成为青州的治所，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新的青州城依山傍水，扼制要冲，是军事要塞；同时，它西靠绵亘的崇山峻岭，北控广袤的千里沃野，东瞰山水相连的潍水沧海，南制通向淮沂的交通要津，政治上更便于施政行令，经济上更便于交流和开发。所以，清咸丰年间编撰的《青州府志·形胜考》说：
其地倚山俯涧，基址壮阔，雉堞排密，积谷屯兵，可容十万，所谓天府之国，古王伯所争。都山东之地，以青州为根本、济南为门户，此言非虚论也。
更重要的是，青州治所向东迁移，使地方统治者将更多的眼光转向东方，有利于潍水北海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自此以后，逐渐形成的青州文化圈，在承继齐国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多的融合了汉代的北海文化、琅邪文化、高密文化、东莱文化等文化因子，吸纳南来北去文化风流，使地域文化呈现出更高层次的风貌。
曹嶷跟随王弥起兵反抗西晋，后王弥为石勒所杀。所以，曹嶷对匈奴族的前赵政权素怀有贰心，一直想归顺东晋政权。建武元年（317年），曹嶷遣使去建康，表示归附，并上表劝司马睿称帝。又因当时石勒掌握前赵实权，据有河北、河南大部，实力强大，一旦举兵东进，东晋距离遥远，难以前来救援，便又派使与石勒通好。石勒当时还无暇东顾，也就顺势授他为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琊公。曹嶷势单力薄，害怕石勒袭击，就接受了后赵的任命。同时，他又沿济水建立戍所，时刻提防石勒。
稳定了与强邻的关系之后，曹嶷又转而向东，削平异己，巩固后方。首先把矛头指向了东莱掖县的苏峻。苏峻自永嘉之乱后，就纠合乡里数千家结垒自保，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发展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但仍无法与曹嶷相抗衡。因而曹嶷军队东进，没有遭到多大的抵抗。苏峻便被迫率所部数百家泛海南下，去了广陵。此后4年，曹嶷的割据相对稳定。
东晋大兴二年（319），羯族人前赵政权不能容忍曹嶷拥兵自重，便派遣石虎统率步骑4万讨伐曹嶷。开始，曹嶷自知难以抵挡，想避徙海中，保存实力。不想当时疾疫流行，计划未能来得及实施，石虎的大兵就保围了广固城。此时，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皆已投敌。曹嶷无法，只好开门投降。曹嶷驻守青州12年，最重要的举措是建立广固城。广固城以及后来的东阳城、南阳城，千余年来，一直作为山东东部的政治中心、经济商埠和军事重镇。
南燕于公元399年建都广固，到410年被刘裕灭国，仅有12年的时间。南燕国在慕容德统治的全盛时期，疆域“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巨野，北薄于河”；军事力量达到“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一度曾准备发兵伐晋。但这个政权为什么仅仅存在了12年呢？应当说，和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内部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是分不开的。
从外部形势来看，南燕国能够以青州一隅之地周旋于北魏、后秦、东晋列强之间，和这些政权正忙于内部事务，无暇外顾是分不开的。当时，后秦与南燕是友邦；而北魏则致力于巩固内部，与后秦抗争，无力东进；东晋内部中央与方镇间荆扬之争难解难分，孙恩、卢循起义震撼三吴八郡，也不可能北伐。但是，到义熙五年（409年）前后，形势已经大不相同。当时，虽然北魏内部正在陷入权力之争，还无暇东顾，但东晋却已有了灭燕的余力。孙恩、卢循起义失败，刘裕消灭桓玄，掌握了东晋的实权，急于利用对外用兵的胜利来提高个人威望。于是，国力已经衰弱而又不断在东晋边境进行骚扰的南燕，便成为理想的讨伐对象。
从南燕自身来看，各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南燕统治阶级内部，先后发生过三次重大危机。第一次是由“隐实黎萌”即清查荫户引发的。清查荫户虽然成绩显著，但却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鲜卑贵族、河北豪族以及土著青齐豪族的既得利益。东晋降燕的将领刘敬宣等，便在元兴三年（404年）策划了一次推翻慕容德的政变阴谋。刘敬宣等联络青州大姓崔氏、封氏和鲜卑族的部分贵族，密谋推翻慕容德，立司马休之为主。不料事情泄漏，刘敬宣仓促应付，杀掉司空刘轨，逃离南燕。第二次是宗室内部的权力争夺导致的未遂武装政变。慕容德听说自己的母亲、兄长等亲人在北魏被杀，悲愤过度，“号恸吐血，因而寝疾”。此时，其司隶校尉慕容达趁机谋反，派遣牙门将皇谬率众攻击广固城端门，担任保卫职责的殿中帅侯赤眉作内应，打开城门响应慕容达。慕容德抱病仓惶逃离，爬过城墙，隐藏起来。段宏等闻宫中有变，勒兵屯四门，平息叛乱，慕容德回宫，诛杀赤眉等人，慕容达惧怕逃到北魏。第三次是由统治集团内部宗室元老与新贵权幸之间矛盾引发的谋反事件。慕容德无子，迎其兄子慕容超为皇太子，对此，一部分宗室贵族是不满的。到慕容超继位后，信用幸臣公孙五楼等，而慕容法、慕容钟、段宏等宗室元老大多出藩，受到排挤，以致连素孚时望的封孚都起来反对。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义熙二年（406年）引发了又一次由宗室元老和青州大姓封氏等联合策划的谋反活动。结果，因此而被杀的有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和仆射封嵩等贵族官僚；慕容法、段宏及封融等先后奔魏，慕容钟、慕容凝等奔后秦，南燕镇西大将军余郁也被袭杀。这次危机大大削弱了南燕的统治力量，直接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史称“青土振恐，人怀异议”。
慕容德病逝后，慕容超接替即皇帝位。慕容超是慕容德的兄长北海王慕容纳的儿子，慕容德全家诸子皆死于北魏，唯慕容超幸免。慕容德看他身长八尺，腰带九围，精彩秀发，容止可观，非常喜欢，立为太子，并赐名为“超”。可惜，慕容超心胸狭窄，刚愎自用，猜忌功臣，掌权不到一年，就酿成了众叛亲离、互相攻杀的混乱局面。当时，一些大臣十分忧虑，尚书令封孚就多次劝谏慕容超，但毫无效果。慕容超反而问封孚：“我可与前世何位君主相比？”封孚回答：“可比夏桀和商纣！”慕容超大怒，考虑到封孚的声望，没有处罚他。善于阿谀奉承的鞠仲却大惊失色，对封孚说：“你与天子说话，如何这样亢厉？”封孚回答：“我年已七十，棺木准备就绪，世势日下，惟求死所！”
义熙七年（410年），东晋大将刘裕率师北伐，进击南燕，相继攻占下邳、琅琊。慕容超闻刘裕大军将至，商量对策。其大将公孙五楼说：“应该坚守大岘关，刈除粟苗，坚壁清野。敌军远道而来，粮草不继，求战不得，旬月之间，就可以战胜。”慕容超不听，说：“敌军远来疲劳，势不能持久；诱使他们过大岘关，我以数万铁骑攻击之，不愁不破敌军。哪里有先损坏禾苗庄稼，自己削弱自己的道理！”于是，弃大岘关（今临朐穆陵关）不守，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率步骑5万，进据临朐。
刘裕大军顺利通过大岘关，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向临朐步步进逼。慕容超大惊，亲自率兵4万到临朐增援，并令公孙五楼夺回大岘关。可惜为时已晚，刘裕前锋将军孟龙符坚守大岘关，公孙五楼攻关不下，战败而返。刘裕又派谘议参军檀韶率精锐兵马，出奇兵攻破临朐城。慕容超仓惶逃到城外，单骑投奔城南的段晖。两军在临朐城南大战，段晖又战败，被刘裕所杀。慕容超奔还广固城，把军队居民都搬入内城，准备长期固守，刘裕大军乘机把广固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广固城的攻坚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持续了三个多月。慕容超亲自登上城门，朝群臣于城上，杀战马以飨将士，给文武百官升级晋爵，以鼓舞士气。尚书令董锐建议出降，慕容超大怒，把他监押起来。刘裕久攻不下，遍求良计。先是塞五龙口，南燕国军民都长起了脚气病，苦不堪言。继而，制造攻城“冲车”，“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设诸奇巧”，城上的火石弓矢对“冲车”无可奈何。又设计制造了飞楼、悬梯、木幔等多种攻城器械，居高临下，实施攻城。城中渐渐不支，出城投降的络绎不绝。刘裕发起总攻，四面进逼，杀伤无数。南燕尚书悦寿遂开门投降。慕容超与左右数十骑出城逃跑，被刘裕擒拿被杀，时年26岁，在位6年。
刘宋与北魏对峙的60年间，发生过四次大的战争，是青州历史上战争作为频繁也最为惨烈的时期。首次宋、魏对决发生于刘裕死后的永初三年（422），北魏采取攻势，派名将叔孙建自平原渡黄河，进攻青州。刘宋的青州刺史竺夔镇守东阳城，派使者向朝廷告急，刘宋朝廷下诏令檀道济赴援。檀道济率军刚抵彭城，叔孙建军队即攻下临淄，直逼东阳城。青州百姓或退入东阳城，或坚壁清野，据险自守。叔孙建会和刁雍的援军，率3万骑兵围攻东阳。东阳城中仅有文武官员和士兵1500人死守，城内凿地道，南下入渑水涧，以为退路。血战6个月，战斗十分激烈，兵士伤亡惨重，东阳城危在旦夕。檀道济带兵日夜兼程救援。叔孙建久攻不下，又流行瘟疫，听说檀道济的军队到达临朐，便焚烧营寨和攻城器具，星夜退兵。这次东阳城之战，刘宋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战发生在刘宋元嘉七年（430）。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立志收复被北魏夺去的河南之地，下令北伐。北伐军队兵分两路，一路以青州为基地，由右将军到彦之统领大军溯黄河西上；另一路由淮北直扑河南虎牢关。在刘宋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魏采取了先让一步的策略，主动从黄河以南的地区撤出守军，刘宋军队兵不血刃地进至潼关。但刘宋军队妄自庆幸，没有再采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不久，黄河冰封，北魏军队经过集结休整后，渡过黄河，全力进攻到彦之，到彦之兵败如山倒，狼狈地步行逃回彭城。青齐一带混乱不堪，青州刺史萧思话听说刘宋军队败退，仓促放弃东阳城，逃到平昌（今安丘），东阳城积聚的粮草也被焚烧一空。但魏兵却率兵北归，没有占据东阳城，萧思话又回到东阳城，青州继续在刘宋的控制之下，但乐安（今东营广饶）等地却为北魏占据，北魏军事力量越过济水，直逼东阳城下。此后20多年，北魏对边境骚扰不断，时常派兵到青州劫掠百姓和财物。
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宋大军借机再次挥师北伐，这是第三次宋、魏之战。对这次战役，刘宋的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建议将重兵自青州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但刘义隆见识短浅，未能采纳，反而采取了分兵作战的方针。主力部队仍以青州为基地，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统帅，渡过黄河攻击北魏。战争初期，刘宋军队进展顺利，收复乐安等城，进军滑台。魏帝率百万大军救援滑台，宋军失利，仓促退回青州。北魏军队也无力继续进攻，掳掠居民而去。此后，青州仍然掌握在刘宋手中。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双方无心恋战，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城移往历城。但时间不长，又将青州迁回东阳，冀州仍治历城。其原因，在于魏宋之间的攻守态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刘宋对北魏产生畏惧之心。北魏国力逐渐上升，刘宋则内外交困，双方攻守易位，北魏开始主动进攻刘宋。
泰始三年（467），北魏平东将军长孙陵进攻青州，揭开了魏、宋之间第四次大战的序幕。此时，郦道元的父亲郦范也随军出谋划策。北魏军队一路定肥城，下历城，所向披靡，南朝刘宋驻守青州城的沈文秀遣使来降。郦范认为，东阳城拥众数万，劲甲坚城，不战而降，必然有诈。但长孙陵没有听取郦范的劝告，欣然接受沈文秀的投降，进军东阳。北魏军队驻扎青州西郊，军纪极坏，四处抢掠。沈文秀果然反悔，闭城拒守，长孙陵久攻不下。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5万增援，会同长孙陵进攻东阳城。这次，北魏主将听取了郦范“扫清四围，孤立坚城”的策略方针，先把青州周边其他城池占领，然后将东阳城团团围住，日夜攻打。仗打得很残酷，前后三年，几乎日日交兵，最后攻入东阳城，俘虏了南朝的青州刺史沈文秀。
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人口的大出与大进，居民迁徙极为频繁。汉代形成的北海士族集团及其依附人口在永嘉之乱后大量南迁，而河北士族在南燕国前后大量迁入青齐地区，同时又有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入，从而使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青州人口的迁徙最早发生在黄巾起义期间。东汉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形成强劲的青州黄巾军，与北海相孔融在潍坊区域展开决战。这时，一部分门阀士族集结在孔融麾下对抗起义军，也有一部分士族军事割据，划地自保，同时还有许多名门士族为逃避农民军的打击，迁居他地。其中很多人越海去了辽东，包括当时著名学者邴原、管宁等等。史书记载，由于管宁的声望，“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据《后汉书》记载，青、徐之地士族及附户越海避难者百余万口。还有一部分士族去了江南，青州北海名人是仪、滕胤等即是此时迁居江南，琅琊阳都（今沂南）诸葛亮也是此时去了荆州。
东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居民迁徙更是成为浪潮。此时先后发生的曹嶷东徇山东、临淄大战、石虎攻占广固坑杀士民3万等事件，迫使青州士族纷纷南逃。如“名著海岱”的刘胤刘氏家族、青州刺史王仁的后裔琅琊王氏家族等等，都迁居江淮。南渡的士族规模十分庞大，仅琅琊（今沂水）就有近千户随司马睿一起南渡，最有名望的琅琊王氏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的强大支持者，所以，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后，为了便于统治，制定了“侨寄法”，就是按照门阀士族的原籍名称，设置一些侨州、侨郡、侨县来管理，叫作“侨置”。青州士族大多南迁到江北淮河一带，以今扬州、连云港地最多，所以东晋在广陵（今扬州）侨置南青州。刘宋失去青州后，又在在淮北郁州（今连云港）一带侨置青州，领齐、北海、西海、东莞、琅琊等侨置郡。另有侨置的高密郡，归南兖州管辖；侨置的东莞郡，管辖诸城、东莞等县。南迁的青州士族，带领众多的佃户、工匠和各类人员，定居于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江淮地区，为开发南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后赵统治青州，实行残暴的种族统治。石虎经常采用武力掠夺百姓的粮食，被称为“胡蝗”。石虎还多次掳掠人丁，充实他的队伍，又征发数10万人，到邺城、洛阳修建皇宫；令青州造船千余艘、征发民夫万余众渡海讨伐前燕的慕容皝。后赵不仅穷兵黩武，还大量掠夺人口。从百姓中掠夺13岁至20岁的女性3万多人，分为三等，充实内宫，其中有夫之妻者9000余人，许多人不堪受辱而自杀。后赵政权还大量迁掠人户，从青州等地迁掠数10万汉族住户到其政治军事中心襄国地区；又从北部、西部地区迁徙少数民族10余万户到青、冀、兖、豫诸州。永和十一年（355），前燕军队占领青州，段龛战败被杀，其部众3000余人亦被坑杀。同时，前燕军队将城中鲜卑、胡、羯等2000余户迁往蓟城。
前秦时期，苻坚任命自己的侄子苻朗为青州刺史。此人性情宏达，神气爽迈，志存高远，不慕荣华，在青州任上，仍然和读书人一样，钻研经籍，手不释卷。他还体恤民情，发展农耕，并从陈留、东阿等地迁1万余户各族居民到青州。这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南燕国建立后，青州的居民结构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此时，两汉以来土著的门阀士族大多已经前往江淮，填补真空的是河北士族。南迁的河北士族中，大部分世代仕燕。他们中间，有的在南燕建立之前就已经迁到青齐地区，多数则是随慕容德一道迁来的。主要的河北士族有渤海封氏、清河崔氏、平原刘氏、清河张氏、清河房氏、渤海高氏、清河傅氏等。由于北魏拓跋氏早期大量屠杀汉族士人，造成河北士族的恐慌。不少人宁愿离家随燕军逃走，也不愿投降北魏。慕容德由河北迁往青州时，“率户四万”，这4万户中，除了慕容贵族及其依附人口外，显然也包括了一大部分河北士族及其部曲、家丁。刘裕灭掉南燕后，对这些河北士族采取优抚政策，同时许多南迁江淮的青州士族也纷纷返回故里，从而形成了控制社会、左右政权的青齐豪族。北魏攻占青州，为了巩固统治，将青齐豪族迁往山西北部，称之为“平齐民”。据史料记载，仅青州、梁邹、历城三地就有8000余户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大进大出，伴随着多年的攻伐争战，青州地区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人民群众饱受灾难。同时，伴随着战争的人口迁徙和掳掠，民族成分发生了极大变化，民族矛盾始终处于激烈的争斗之中。但是，北方的鲜卑、匈奴、羯、胡、氐、羌等少数民族一般群众定居青州大地，交错杂居，共同生活并携手抗击统治集团的残酷压迫，大大加深了相互了解，也逐渐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事纷繁，但青州沃土千里，农业发达，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始终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原有的北海士族“永嘉南渡”迁居江淮后，北方的一些士族豪强在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下，又纷纷南迁来到青州。特别是南燕慕容德建都青州广固时，就有大量的河北士族跟随而来，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便被认作是青齐地区的“土民”，并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其势力也不断扩张。这些士族凭借宗族和乡里关系控制其同时迁来的百姓，还利用南燕政权所给予的“迁萌”免役权利吸引当地破产农民，使大量外来的和本地的人民作为他们的荫户，即所谓“门附”“门生”。这样，就构成了青齐地区最有势力的封建割据力量。
刘裕灭南燕、夷广固、建东阳，青州回到汉族政权统治之下，慕容残余势力虽被消灭，但这批豪强却未被触动，青齐地区仍然由这些大姓们所控制。刘宋政权在青齐统治的55年间，这些豪族的私人武装成为当地州郡镇的戍军，也成为守卫青州的主要军事力量。青州刺史虽常常由刘宋朝廷委派外地人充任，但太守以及军府、州、郡掾属却照例在这些士族中选拔。而且，到刘宋统治青州的后期，刺史也多由这些士族充任，如著名的青州刺史刘敬宣、申恬等。同时，南渡江淮的一些士族豪强也返回故地，仍在北方蒙受异族统治的汉族世家也想方设法移居青州。这样，青州发展起来的这个特殊地方势力，被称为“青齐豪族”。这些青齐豪族，拥有以宗族、部曲组成的武装，头面人物在各级政权中身居要职。他们“父子兄弟，累郡连州”，垄断地方经济，把持社会事务，操纵地方官员，在南北政权之间左右逢源，反复无常，成为朝廷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问题。
北魏慕容白曜征服三齐时，遇到了青齐豪强的顽强抵抗。因而在军事胜利之后，北魏统治者高度重视青齐豪强的潜在力量。为巩固政权，消除隐患，掳青齐豪族迁徙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居住，称为“平齐民”。《魏书·慕容白曜传》记载：北魏攻下历城、东阳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迁到平城的青齐人户，被按照阶级、社会地位、降拒态度区别对待。最上等的是“客”，只有少数高级地方官、将军们得到这种待遇。“客”分为三等，不战而降的为上客，先守后降的为次客，顽强抵抗的为下客，待遇各不相同。其次是所谓“民望”，即一般地位较次的地主豪强，被称为“平齐民”，在平城附近设立“平齐郡”安置他们。最下等的是曾经拒守的兵士和人民，除少数被赏给将军、百官做奴婢外，其余都被迫从事垦植耕作，不许自由迁徙。
成为“客”的自然富贵无虞，仍然受到尊崇，沦为奴婢的则困苦不堪。而“平齐民”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一方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俘虏性质，过着困苦屈辱的生活。如世居东阳城的蒋少游，“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民，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蒋少游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多才多艺，被发配到云中郡为兵户，生活无着，只好靠写字卖画为生。再如以注解《世说新语》而知名的文学家刘孝标，也属平齐民，他家世居东阳，8岁时，东阳城陷落，被人掠卖。刘孝标母子生活困苦，只好母为尼，子为僧。还有的平齐民被赏给寺院作僧袛户，每年承担缴纳粮谷60斛的重负，苦不堪言。这些平齐民过去是受人尊敬的“民望”，被迁徙后，境遇却凄惨。许多人对自己的处境极为不满，想方设法逃回青州，或者逃奔江南，如刘孝标、房崇吉、房伯玉、房叔玉等。
另一方面，平齐民又不同于一般的俘虏人员，没有被编入北魏的“隶户”。北魏在战争中，常常将掳掠的人户分给贵族做“隶户”，隶户可以随意赐人，与奴隶处境相似。平齐民不是奴隶，虽然过着贫困坎坷的生活，但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北魏政权占领青州后，基本统一中国北方，也由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政权转化为一个强盛的帝国。为巩固统治地位，它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措施，因此，也放松了对平齐民的控制。许多平齐民便利用北魏政权民族融合的政策，在经历了坎坷生活的磨砺之后，奋发自强，摆脱了屈辱的带有俘虏性质的徙民身份，重新取得士族特权，登上政治舞台。不少人成为北魏的官吏，甚至当了朝廷重臣，如崔光、崔亮、傅永、蒋少游等。他们把家族重新迁回青州等地，仍然是当地最有势力的豪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勃兴是青州文化最为显著的文化现象。而最有名望的青州士族当属崔氏、王氏、房氏、刘氏、高氏、张氏、封氏等。这些簪缨士族都为今天留下了他们的风采遗韵。
崔氏原籍清河郡（今临清西北），自西汉崔业起，世居东武城，曹魏时代家门兴盛，出现了崔林、崔琰两位著名人物，南北朝时期，为北方甲族，居山东士族之首。北魏时期，留居清河的崔氏后裔，因光禄大夫崔浩朝中失势被杀，“清河崔氏无论远近，尽夷其族”，遭受重大打击。但迁居其他地方的崔氏后裔仍然兴旺发达。其中，居住在青州的崔氏就出了不少名人，显赫一时。如崔光、崔亮、崔光伯、崔道固、崔敬默、崔敬远、崔信明、崔圆等。其中，有的官至宰相，有的是著名文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诗篇。
今青州博物馆珍藏有一方碑刻，名《崔氏宗门宝塔之颂》，是青州广福寺的遗物，现存于青州博物馆。石刻碑文约500字，其内容是记述崔氏家族建造佛像和佛塔的事情，开头议论佛教功德无量，崔氏兴盛，乃是敬奉佛祖的因果；其后，讲述建造佛塔的时间、过程，描述宝塔的庄重辉煌；最后，祈愿佛祖保佑，并有赞辞。从石刻文字中我们知道，崔氏宗门“合亲姻一十六家”于北齐天保九年(558)十月廿三日，在胜福寺敬造了一座宝塔，并留有崔氏家族30人的名字。“宗门”，即门阀士族，这块碑刻就是青州崔氏士族的遗物。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看门阀高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门做高官，寒门受排斥，门第之间的彼此交际、婚配、任官、坐列亦有区别。此碑建于北齐时期。北齐高洋政权建立后，在北齐境内大兴佛法，青州的佛教文化达到高峰，庶民官吏，信奉佛教者甚众。崔氏家族除了出资造佛像外，还联合亲姻十六家，共同修造了一座壮丽辉煌的宝塔。这件石刻是研究崔氏家族及青州地区佛教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在青州市的近邻临朐县发现崔芬墓，引起巨大轰动。崔芬墓位于冶源海浮山前，东靠弥河，南邻冶源水库。墓内出土的文物，除墓志外，还有彩绘陶俑、青瓷八鼻罐、鸡首壶、神兽镜等，最具特色的是甬道两侧及墓室内壁的彩绘壁画，显示了北朝时期潍坊区域的高超艺术水平。 墓志上刻667字书法刚劲，为典型的魏碑体。志文载明，墓主人崔芬，字伯茂，为清河崔氏青州房。崔芬曾任北魏的郡功曹、州主簿，被授威烈将军、南讨大行台都军长史。北齐天保元年(550)十月十九日卒，终年48岁，建有军功。墓志有“运筹方寸，骞旗万里，恩沾汝镜，威震建业，公之策也”的记载，次年入葬于“冶泉之阴，浮山之阳”。崔芬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墓志还记录了崔芬作为贵族子弟的仕宦经历，并暗示了其因追随侯景而被北齐政权抛弃的事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青州博物馆还珍藏一块《刘怀民墓志铭》，其中记载了南北朝青州刘氏家族的一些信息，志文中说：
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君讳怀民，青州平原郡平原县都乡□迁里，春秋五十三。大明七年十月已未薨，粤八年四月甲申，葬于华山之阳。朝夫人长乐潘氏。父询，字士彦，给事中……
墓主刘怀民即是青州刘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刘氏先祖是汉代的胶东王刘寄。刘寄后裔刘植，官平原太守，因而世居平原，为河北望族。其后裔刘昶原在后燕为官，随南燕国主慕容德南渡迁徙青州，家于北海郡都昌县（今昌乐东北，一说昌邑西）。东晋大将军刘裕击南燕，血战10个月，破广固城，派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羊穆之看到广固城一片废墟，不堪据守，就另筑新城，称东阳城。这时，青州屡经战乱，人口锐减，整个北海郡只有不足4000户，35000人。而当时的州郡县建制繁多，所以许多郡县实行寄治制度。所以，《宋书·州郡志》记载：北海太守、都昌令并“寄治州下”。《益都县图志》也考证：“盖其时侨置都昌，其大族多寄居州治，故守令亦从而寄治耳。”所以，史书记载说青齐豪族刘氏名人，有时说“平原人”，是说郡望；有时说“北海都昌”，则是说籍贯。而实际上在刘宋一朝，刘氏世居东阳城内。直到北魏破东阳城，刘氏家族大多成为“平齐民”，迁往平城。后来，部分刘氏族人回到青州，定居于北魏的都昌。刘氏士族名人众多，如刘怀珍、刘怀民、刘善明、刘休宾、刘峻、刘文晔等等，均在史书有传。其中，安邦定国属刘怀珍，孝友仁善属刘善明，文藻秀出属刘孝标，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南北朝时期的又一青州望族是临淄张氏。著名人物是张烈，字徽之。其曾祖张恂，随慕容德南渡，落藉临淄。当时的临淄治所即是广固城，即今天的青州城。所以张氏定居广固，为青州望族。史书载：张烈少年孤贫，涉猎经史，有气概。当时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张徽之三人，皆有声誉，时人号“青州三徽”。张烈官至司空长史，北魏朝廷拟任为青州刺史，担心他在青州的家产、故旧太多，怕有异志，改任瀛州刺史。其儿子张僧皓与崔祖螭一起发动土民起义，攻打东阳城，事败，死于狱中。张氏家族中还有张泰，曾任河间太守；张攀，官至骠骑大将军、光禄大夫。今青州博物馆藏有《张攀墓志铭》。该墓志碑文约600余字，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张攀的显赫家世：张氏家族历代人才众多，从尧舜到汉魏，“公侯卿相，代彼天工”；第二部分介绍墓志主人张攀的生平和业绩：他秉承家世遗风，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器号时英，声隆偌隽”；第三部分墓主之死及其赞铭。这篇墓志文笔华美流畅，风格亮丽，是典型的南北朝骈体文风格；另外在书法上保留了北魏以来盛行的魏碑体，是研究南北朝士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发源于古印度，开始在印度和南亚国家传播。汉武帝时，西域的交通得以开辟，为佛教东传创造了条件。东汉初年，洛阳建有白马寺，佛教在中国立足，并开始传播。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仇杀和持续战乱，使社会心理状态发生重大变化。统治阶级门阀士族为他们的兴亡无常的命运担忧，劳动人民为他们的漂泊苦难生活绝望，佛教在这样的土壤里，在中国南北各地都得到迅速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州，是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是战乱纷繁的地方，佛教在这里找到了发展契机，许多寺院相继建立，佛教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当时，有一位高僧名叫佛图澄，是西域人，来中国传授佛法，被尊佛的后赵皇帝封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要务，策划谋略。他对青州一带的佛教发展状况十分熟悉，有一次后赵皇帝石虎要修建邺城的旧塔，缺少承露盘等法器，佛图澄说：“青州有座古阿育王，塔底有许多法器，我画张图，你派人去找吧。”石虎派人到青州，按图寻找，得到了他需要的承露盘。佛图澄所说的阿育王塔，故址在今临淄城西，唐朝在此建寺，宋朝增塔为12级，并将寺院更名为广化寺，古人有诗句“宝塔万年灯”，赞誉阿育王塔。
南燕国皇帝慕容德也笃信佛教。他在滑台时讨论行动计划，尚书潘聪建议占领青州广固立足。慕容德仍然拿不定主意，就咨询高僧朗公的意见，朗公说：
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今岁初，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而虚危，齐之分野，除旧布新之象。宜先定旧鲁，巡抚琅邪，待秋风戒节，然后北围临齐，天之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潘聪的建议非常正确，看天象，今年初，有慧星起于奎娄，随后扫向虚危，而虚危，是齐地的分野，这是除旧布新的兆象。应该先占领鲁国一带，进而巡抚琅邪郡；待秋风起来的时候，就北进齐地，占据广固城，大事可成。听了朗公的话，慕容德这才下定决心，向青州进军。南燕定都广固后，慕容德十分感谢朗公，赏赐绢100匹，封为“东齐王”，把两个县作为朗公的食邑。朗公，姓朗名素，此后多次来青州传教，促进了青州地区佛教的兴盛。今青州境内有“朗公山”、朗公洞，民间也有朗公的许多传说。
义熙八年（412年），我国第一位到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携带大量经文，自海外归来，在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崂山）登陆，受青州刺史刘兖的邀请，在青州居住译经传教，停留一年之久。这些高僧的青州之行，大大地提高了青州的佛教文化水平。
南北朝时期，是青州佛教的鼎盛时期。北魏、北齐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积极提倡和崇奉佛教。北魏文帝就下诏，命令各州郡县必须建立寺院，听任并鼓励士民出家为僧尼。魏太武帝灭佛时，青州时归属南朝刘宋管辖，所以未受大的影响，反而超过了北方其他地区。北齐时期，佛教更为兴盛，全国2000万人口，僧尼就占了200万。这时的青州，是山东最大的佛教文化中心，许多著名的佛教法师常在青州修行传教，如《高僧传》中记载的道奘、道明、道宗、道猷、僧密等等。
同时，青州还建有大量的寺院，总数约有200余所，至今尚有文化遗存的就有数十所，比较知名的有：宁福寺，始建于西晋初年，故址在今郑母村东荆崖，是青州最早的佛寺之一；广福寺，建于西晋时期，旧址在青州城南，劈山南麓，留有舍利塔十几座，有的保存完好，塔高不一，高者8米，低者5米，皆以圆形雕花石柱和八边形石盘垒砌而成，其中一座塔腰处有石龛，龛内镶嵌墓志《舍利塔下铭》，今存于青州博物馆；弥陀寺，俗称北大寺，故址在今城区河滨路东首北侧，南朝刘宋所建；兴国寺，故址在黄楼镇迟家庄，近代曾在此地出土汉代石羊，上有补刻的“正始五年”（508）字样，另出土东魏的造像残石，证明该寺建于南北朝；南阳寺，即龙兴寺的前身，今范公亭路西首南，北魏时所建，现存的《大齐碑》称南阳寺为“正东之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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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 |
驼山的造像规模最为庞大，崖壁间并排着大小石窟5座，摩崖石刻一处，共有石佛造像638尊。大者高逾7米，小者不过方寸，造型精美奇特，雕刻流畅细腻。驼山造像最早的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延续到隋唐时代。是中国东部最大的摩崖石窟造像群。1988年，被列入全国重点保护的11处石窟造像之中。5座石窟中，最大的一窟位于中间，共有一佛二菩萨和341尊千佛象，为北周时期所雕刻。主佛阿弥陀佛，呈坐像，高7米，鼻高目长，面容丰满，给人以威严而又慈祥的感觉。两侧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身材窈窕，目如飞凤，头戴化佛高冠，面目略为清瘦，宽大的帔帛，拖至地面，长裙下摆整齐，少有变化。且上身长，双肩宽，比例严重失调。这种雕刻手法表现出一种富于幻想的神秘色彩。该窟主佛基座正中，刻有“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几个字。《隋书》记载，韦操于北周末年平定尉迟勤叛乱有功而被晋升为柱国，封平桑公，做了青州的总管。于此可以查证，这尊造像开凿于北周时期。
左边第二窟保存最为完整，中间阿弥陀佛，面目清秀，嘴角上翘，似在微笑，身着袈裟，上有用赭石色绘出的方格。两边雕有两尊菩萨，头上高冠造型奇异，雕有复杂花纹，并有化佛和宝瓶，冠两旁有较大的如翅，如翅上引出两条下垂的飘带，颈部佩有连珠状的项链和极为精致的璎珞，长裙曳地，宽阔的裙带下垂至脚面，微笑的面孔、亭亭玉立的身材，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门边两位力士，赤裸上身，怒目圆睁，手举兵器，是力量的像征。犹为奇特的是，在北边石壁下方，有一个西方弟子雕像，头戴瓜皮小帽，身穿翻领长袍，腰系皮带，足蹬尖头皮靴，波斯人的相貌雕刻得生动形象，此为青州石窟造像一绝。这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波斯人在青州居住了。
驼山石窟集南北朝、隋、唐三个时代为一区，跨度五百年，展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艺术特点和追求，真可谓是雕塑艺术的一幅历史画卷。
驼山的佛教文化遗产，不仅在于摩崖造像，还有天下一绝的“山体巨佛”。站在驼山，向东南望去，就会看到一个由起伏的山体曲线勾勒而成的巨佛头像，仰面而卧，全长2600米，由9个山头组成，轮廓清晰，极为逼真，游客到此，无不称奇。1996年，青州市政府邀请全国知名的十几位考古专家，对山体巨佛进行专题论证，比较一致地认为：
青州巨佛是在人面形山体景观基础上，经人工修整而成的珍贵文化遗存。它的成因，不仅可以从巨佛的面容上存在的修整痕迹所直证，而且可以被历史曾有过的凿山为佛的事件所旁证。
山体巨佛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借助山势，雕凿而成，雕凿痕迹，至今清晰可见。至于巨佛雕凿于何时，仍有待考证。青州民间流传一种说法：“南蛮子”来到青州，看到这里有帝王气，就凿开了劈山和云门山，把帝王气给破坏了。《益都县图志》记载：“《齐记补》曰：其云门、劈山皆始城者疏凿以宣风气，疑皆郭大夫筑东阳时所为。”根据这些传说和记载，巨佛极有可能是凿劈山以疏通风气时所为，年代即刘宋时期，那时的佛教正是在青州兴盛时期。
山体巨佛极为恢宏。山体正中最高峰，组成巨佛的鼻与唇，鼻梁修长，鼻尖浑圆，双唇微开，“人中”微凹，下颌饱满。顺着巨佛的下颌延伸，一处微凸的山头形似巨佛的喉结。特别奇妙的是，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巨佛双唇有着“开”、“合”的变化，当巨佛“开口”时，还能看到隐约的牙齿。仿佛巨佛在不断诵念着禅语真言，思维着大千世界的永恒真理。最西南端，是长达700米的顶髻，由一座较为平缓低矮的山丘构成。仿佛绾出宝瓶式发型的头髻，使佛像的造型起伏多变，增加了韵律感和神秘感，表现出巨佛的庄严与崇高。巨佛主要是以剪影效果展现的，可是，山前一处山坳巧妙地构成巨佛深陷的眼窝，山坡纹路兀现出巨佛面部的肌肉线条，赋予巨佛以鲜明的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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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无水，便没有灵气，这是城市建设者的共识。青州古城的灵气，便来源于穿城而过的南阳水。南阳河主流发源于古城西南的玲珑山北麓，全长不足百里，水势也不浩淼。但它对于青州的文化意义却非同凡响，犹如秦淮河之于南京、黄浦江之于上海。两岸的历史文化遗迹如璀璨的珍珠，一路播撒，星罗棋布。这些遗迹，又与众多的历史名人相关联，构成丰富的文化内容。
说起南阳河，不能不提郦道元。郦道元在他编著的《水经注》中第一次对南阳河作了生动而详尽的描述。郦道元记述：南阳河发源玲珑山北阜，流经古青州治所广县城，与石井水合流；石井水有瀑水涧，“长津激浪，瀑布而下”，水势壮观；河水东流，经过古代七级寺，“修修释子，眇眇禅栖”，静谧肃穆；继续东流，穿过青州东阳城，“澄映盈川”，风景如画；然后北屈，河畔有汉城阳景王刘章庙；之后曲折东向，注入巨洋水，即今弥河。在郦道元的笔下，这段文字十分优美，有些段落堪与选入中学课本的《三峡》媲美。如描述石井水：
其水北流注井，井际广城东侧，三面积石，高深一匹有余。长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赑之音，惊川聒谷，漰渀之势，状同洪河。
石井水发源“劈头山”，“北流注井”。“井”即是深潭，即后人谓之“瀑水涧”的地方。看来，1500 年前的南阳河，水势浩荡，瀑水涧气魄壮观。童年的郦道元沿着南阳河“极游其下”，流连忘返。郦道元描绘的瀑水涧，后来成为南阳河上的著名景观。到宋代，涧旁曾建有冰帘堂，富弼、欧阳修等名人都喜欢在此游览，并留有众多诗篇。可惜，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人为的破坏，瀑布已经消失，只能留在古人的诗作中。
郦道元喜欢南阳河，有挥之不去的童年梦幻。《水经注》记述大小河流1256 条，为何作者唯独对南阳河情有所钟，这与他敬慕父亲的丰功伟绩有关。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时期范阳涿县人。范阳郦氏家族，据说是汉大将军郦商的后代。从郦道元的曾祖父郦绍开始，到父亲郦范，历代在朝廷为官。郦范曾做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老师，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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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这10 余年间，年幼的郦道元跟随父亲定居青州东阳城，耳闻目睹父亲的为政方略，从而确立了日后的远大志向和人生理想。而且，当年发生在南阳河的一件事情，也对他日后著写《水经注》产生了重大影响。《水经注》卷二十六记载：
魏太和中，此水复竭，辍流积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期，是水复通，澄映盈川。所谓幽谷枯而更溢，穷泉辍而复流矣。
魏太和中，南阳河断流达三年之久。但是，郦范再次来青州任职之后，南阳河竟然奇迹般的众泉涌流，谷溪洋溢，澄映盈川，水势浩荡。南阳河流程短、流量小，遇到大旱之年，时有断流，这对中国北方的河流十分正常。可是，郦道元对断而复流这一现象，却同父亲来青州任职联系起来，赋予对父辈的深厚情感。同时，郦道元还大量引述了当时众多名人对这一“幽谷枯而更溢，穷泉辍而复流”的赞颂诗赋。如平昌人孙道相的《通津颂》写道：“惟彼渑泉，竭逾三龄。祈尽圭璧，谒穷斯牲。道从隆替，降由圣明。”郦道元借别人之口，说出南阳河“通津”乃是父亲郦范的功德感动上天的结果。
也许通过这件事，郦道元审美联想，爱屋及乌，深深爱上了南阳河，也爱上了青州的山山水水。他写道：
先公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持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父亲在青州做官，我的童年时代随父居住，炎炎夏日，和几个玩伴，在河边沙滩上柳阴下，弹琴唱歌，游泳嬉戏，欢情舒畅，无忧无虑。多快活的日子，能不让作者回味终生？十几岁的“总角之年”，是人们形成终生理想和情趣的关键年龄，伟人更是如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父亲在青州的政绩，使南阳河魅力重现；郦道元从对父亲的敬慕，喜欢上了南阳河；因为喜欢南阳河，从而培养了游览江河的志趣。此后，他终生喜爱江河川溪，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美丽的南阳河，启发了郦道元的童年梦幻，是浇灌历史名著《水经注》的第一滴清泉。而且，南阳河从此珍藏郦道元心底，一生不能忘怀。他曾这样表白：
余生长东齐，极游其下。于中阔绝，乃积绵载。后因王事，复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赋诗言意，弥日嬉娱，尤慰羁心。
郦道元对青州难以忘情，有排遣不去的青州“情结”。多年后，郦道元因“王事”再到青州，找到儿时的好友郭金紫，携手旧地重游南阳河，在瀑水涧赋诗唱和，缅怀童年时代的嬉娱，心情十分愉快，终日不愿离去！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是“余生长东齐”，二是“尤慰羁心”。
郦道元的出生年月和出生地，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郦道元自己说的非常清楚，即“生长东齐”。东齐，是青州的代称，“生长”，按照古汉语的语法，包含“生”“长”两重意义。换句话说，郦道元应该出生和成长在北魏的青州。关于他的生年，学术界大多倾向公元470 年的说法。史书记载，郦范从467 年开始，即带兵征战山东，围困青州东阳城，前后三年，日日交兵，占领青州后，随即接任青州刺史。而且南北朝时期，带兵将帅常常携带家属，这也从史料印证了郦道元“生长东齐”。“余生长东齐”这句话，好像郦道元不经意之间说出。但他治学严谨，不会没有根据地脱口而出。郦道元对青州的山水记述之多，笔端感情之浓，难道不说明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州之子”吗？正因为他从小生长在青州，所以把青州看做故乡，青州是他心灵深处的归宿。“尤慰羁心”，一语道破他的心境。羁旅在外，飘泊周旋，多少艰辛，多少思念。一旦回到魂牵梦萦的青州，一颗羁旅之心总可得到了片时的安宁！
郦道元成年后，曾做过中郎将等中央官吏，并出任过冀州长史等地方官。郦道元在做官期间，执法清刻，素有严猛之称，颇遭豪强和皇族忌恨。孝昌三年（527 年），雍州（今陕西凤翔）刺史肖宝夤企图反对北魏政权，郦道元的政敌为了达到除掉他的目的，玩弄借刀杀人的阴谋，故意怂恿北魏政权派郦道元去陕西任关右大使。肖宝夤果然怀疑郦道元要去与他作对，于是派部下半路劫杀。当郦道元赴任行至临潼东的阴盘驿亭时，受到肖宝夤部队的攻击。他与随从被围困在山冈上，吃水断绝。为寻找水源，打井十几丈深，仍然没水。最后水尽力穷，郦道元和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儿子同时被杀害。临死的时候，郦道元还怒目厉声呵斥叛贼，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精神。
郦道元终生爱水，最后却因水尽而亡。可是，美丽的南阳河依然流淌，美丽的南阳河依然滋润着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
童年的郦道元离开青州不久，另一位名人来到青州，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书法家郑道昭。郑道昭同样喜爱南阳河，不过，他的目光却是瞄准了南阳河的源头——玲珑山，并在此留下了享誉中外的书法名作：白驹谷题名。
玲珑山，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怪石嶙峋，洞窟众多，山林葱翠，鸟语花香，是青州的旅游名胜。玲珑山，秦汉时称逄山，因殷商时有诸侯逄伯陵而得名；北魏时又称石膏山，因山色泽润滑如膏，故名；此外，还有北峰山、笔架山等名称。山顶瑶台王母宫东墙处，有一方名为《游北峰山记》的石碑，碑文记载：清康熙七年（1700 ）六月十七日，青州发生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起，房屋倒塌无数，石膏山山体震裂。隐居此处的名士吴恪三登山查看，发现山顶“石畔有隙，依稀有光”。于是召集子侄数人发掘，越挖越曲折，上下相连，到处幽洞，通体玲珑。从此，人们便开始叫响玲珑山这一名称。
玲珑山最早被郦道元记入《水经注》，说它“山麓三成，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鸣则年凶”，每逢荒乱年景，石鼓会自然发出特殊的声响，数里之外都能听到。西汉中叶的汉宣帝，曾派钦差大臣专程来这里祭祀石社、石鼓。“石社”则指山上的石质建筑——逄公祠。到元代，于钦所著的《齐乘》说石鼓“今不存矣”。其实，今天玲珑山仍有一块巨石，坐落于悬崖之上，名天降石，如天造神设，蔚为奇观。关于这块石头的来历，民间传说古代天漏大水，百姓苦不堪言，女娲用七彩石补天，不小心掉下一块，恰好落在玲珑山上。这方巨石四面悬空，像一面大鼓，大风吹过，呜呜作响。不知这方怪石，是否就是郦道元所说的石鼓？
玲珑山北麓有一条谷壑，陡峭险峻，树木茂密。每逢雨后，泉源涌流，溪水潺潺。这里，便是南阳河的源头——白驹谷，也是郑道昭的题名之处。郑道昭（？－516），字僖伯，北魏荥阳开封人。荥阳境内有中岳嵩山，所以，他又自号“荥阳中岳先生”。史籍载，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以诗赋著名于当世，常常与北魏皇帝对座饮酒赋诗，颇得皇帝赏识。他早年在朝廷做官，当过国子祭酒，负责教育，曾多次上书北魏孝文帝，请求“招集英儒，广开学校”。后出任地方官，任青州刺史、平东将军。他为政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同时，郑道昭对书法艺术和文字研究也有极高造诣。
郑道昭所处的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朝代更迭，民族交融，人们思想活跃，文学艺术呈现出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兴盛期。作为文字艺术的书法，也逐渐地从汉隶向楷书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魏碑体。魏碑石刻在我国书法艺术和文字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时代久远，保存到现在的魏碑寥寥无几，全国不到200 种，其中能自成流派的大概只有10 家。郑道昭的碑铭，现存的有40 余种，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冠群家之首。
由于汉文方块字的独特性质和书写特点，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但自隋唐以后，书法家们大多崇扬“二王”，即临帖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草书，形成所谓的“帖派”。所以，很长一段时期，郑道昭的碑刻书法不被人们重视，以至很多人不知道郑道昭精通书法。清朝以后，许多书法家注重从古代篆隶、魏碑、金石中汲取营养，追求厚重、雄浑、朴拙，形成了“碑派”风格。他们到处搜集古代碑刻，这才发现了郑道昭题名的许多碑刻，也从而发掘出了郑道昭书法的巨大艺术价值。碑派书法潮流影响了整个20 世纪的中国书坛，也漫及到日本和韩国。郑道昭也成为这些国家书坛大家们顶礼膜拜的书法巨匠。康有为不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也是宏扬碑派书法艺术的领袖。他十分尊崇郑道昭，1925 年曾经到过青州，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造访玲珑山，瞻仰鉴赏郑道昭留在青州的无价墨宝。
郑道昭留在世上的40 余处碑刻，主要集中在山东的青州、平度、莱州等地。在青州有3 处，都在玲珑山，山顶有两处，山下有一处。山顶的两处，一处叫《白云堂题名》，全文是“荥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13 个字。题刻在山前通天洞内的西壁上，字径4厘米，笔墨遒劲有力，古朴浑穆。另一处在山顶祠宇东北门侧，称《北峰山题名》。据志书记载，原有“荥阳郑道昭解衣冠处”9个字。可惜年代久白云堂题名远，风雨浸蚀，祠宇毁坏，碑石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现仅有碑上半部的拓片传世，极为珍贵。山下的一处在北麓山谷内，称《白驹谷题名》，最大，也最为知名。巨大石壁上刻有“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此白驹谷”19 个大字，字径一尺见方。整个题名结构宽博，笔意苍老。《白驹谷题名》不仅是郑道昭40 余处碑刻之最，也堪称1500 年前中国榜书之最。
郑道昭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入仕在朝廷做官，很想有一番作为，几次上书建言，为巩固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出谋划策。但朝廷却听不进他的正确意见。他晚年仕途失意，放外任，先后做莱州和青州刺史。这时，郑道昭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从经世济民的儒学向清净无为的黄老玄学转变。为政做官，崇尚无为而治，休养生息。闲暇时间，他流连山水，钟情自然。玲珑山有道教庙宇白云堂，加之这里山清水秀，林壑幽深，自然成为郑道昭钟情游乐的地方。
1500年前的某天，闲倦的郑道昭忽发游兴，顺着南阳河溯源而上，一路逶迤，来到玲珑山。山势陡峭，山路崎岖，郑道昭边走边看，兴趣盎然。登上山顶，云雾飞掠，山势磅礴，满目青山，尽入眼帘。游兴之极，酣畅淋漓，郑道昭索性脱掉衣衫，摘掉冕冠，得意忘形，怡然自得，令白云观道长准备笔砚，挥笔写下“荥阳郑道昭解衣冠处”。郑道昭游玲珑山，他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世间的好多事情看不懂，怎么办？同中国古代许多失意的文人名士一样，他要从释老哲学中寻找答案。“白云堂中解易老也”，即是在白云堂中解读黄老经典，“易”为《周易》，“老”即老庄的著作，主要是《道德经》。书法家沉湎于道家的玄奥哲理之中，也时时产生归隐山林的念头。
郑道昭在白云观解读“易老”，呆了几个时辰，还是呆了几天，不得而知。但是，官身不由己，还要回州衙上班。他冉冉下山，又来到那处南阳河发源的谷壑。泉水叮咚，凉风习习，林荫幽谧，花香鸟语。没有案牍劳神，没有交际烦嚣。郑道昭游乐之余，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去。便让道长取来纸砚，挥笔泼墨，写下的震撼千古的传世之作：“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此白驹谷”。“白驹”，出自《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郑道昭继续他解读“易老”，想想岁月易逝，年华不再，人生如白驹过隙，一生抱负难以实现，一种英雄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从此，玲珑山北麓山谷、南阳河源头也有了个典雅的名字：白驹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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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5 |
古代青州文化发端于两汉时期，到南北朝形成了发展高峰。从中国文化史上讲，“青州文化圈”是魏晋南北朝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所谓“青州文化圈”，是指以青州城为中心，以潍淄两河地域为腹地的区域性文化。这种文化，从传承关系上讲，它直接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文化，并融合两汉时期北海文化、齐郡文化、琅琊文化的诸多因子；从承载主体上讲，它以北海士族、青齐豪族为主要承载者和传播者，同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基本内容上讲，它涵盖儒家、法家、道教、佛教等各种文化思想，涉及经学、文学、艺术、民生等各个领域，博大精深，底蕴丰厚。
首先，青州文化是齐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两千多年前，齐文化以她独具的魅力和品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大地的东方。魏晋以后，青州城取代临淄城，成为山东三齐大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齐文化也便演衍为青州文化，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例如，它的务实思想演化为注重民生，注重科技。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只有在潍淄沃壤上才能产生。崔亮任职地方，造“崔公桥”，研制石磨，造福一方；刘善明任职海陵(今江苏新沂)，植树造林，改善了自然环境。平齐民青州博昌（今寿光）人蒋少游“性机巧”，多才多艺，曾任职北魏的都水使者兼将作大匠，主持宫殿修建、船只制造，都获得极高评价，号为妍美。曹魏时的青州淄乡（今寿光）人刘徽改进了割圆术，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6，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科技成果。
第二，青州文化融合了北海文化中的儒家经学传统。汉魏之际，儒家思想在青州地区得到广泛传播，郑玄的经学代表了当时儒学的最高成就。魏晋以后，尽管郑氏经学衰微，但儒家思想传统依然根基深厚，儒学经典成为名家士族教育子弟的必修课，也是各类官办学校的基本教材。即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注重当地的文化传统，推崇儒学以赢得民心。如慕容德建立南燕后，即明确宣示：提倡和灌施儒家的忠孝礼义之道是他的一贯方针，他说：“朕据三齐之地，藉五州之众，教之以军旅，训之以礼让，上下知义，人思自奋，缮甲待衅，为日久矣。”儒家的礼让精神，仁义思想，在慕容德那里得到了提倡和宣扬。魏晋以后，南迁的士族中经学衰微、玄学盛行，但留在潍坊区域的北海士族和西来的河北士族仍然奉经学为宗本，这与青州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不无关系。
第三，青州文化广泛吸纳了佛教、道教等文化因素。青州文化继承了齐文化中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等积极因素，在魏晋南北朝各种文化碰撞交汇的环境中，吸纳融合，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交融体。其中，佛教、道教占有重要地位。持续多年的战乱和仇杀，使当时社会心理状态发生重大变化，统治阶级门阀士族为他们的兴亡无常的命运担忧，劳动人民为他们的漂泊苦难生活绝望，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在这样的土壤里得到迅速的发展。
第四，青州文化植根于士族社会的深厚土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就文化层次来讲，却往往控制在社会上层人士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州文化也不例外，士族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播者。所谓士族，是“士”与“族”的结合，就是士人化的宗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士”一直是指古代社会的知识阶层，士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掌握文化知识，二是怀有政治抱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士人开始宗族化。由于封建政权以经学和儒家思想作为选官的标准，世家大族鼓励子弟研习儒家经典，掌握各种知识，从而使整个家族的文化水准不断提高，文化知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士族阶层手中。如青齐豪族青州崔氏、都昌刘氏，即便沦落为平齐民，艰难困苦之中仍然不忘学业，这种家学传统使其家族人才辈出。
第五，青州文化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魏晋南北朝期间，尽管青州战乱频繁，但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从而使文学艺术呈现繁荣昌盛的局面。在文学尤其是诗赋方面，人才灿若星辰。流落南朝的北海士人任昉、刘孝标、徐广均以文学著称，留在北朝的青齐名士崔亮、崔鸿等也以著述留名。北魏人的著述，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部，即《水经注》《齐民要术》和《洛阳伽蓝记》，前两部都离不开青州文化的孕育，《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长东齐”，《齐民要术》为益都人贾思勰编撰，由此可见海岱地区乃是当时文苑繁华之地。在艺术方面，雕塑、绘画、书法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佛教的传入与发展，直接推动了雕塑艺术的兴盛，佛像雕塑是其典型的代表。
发端于南燕、兴盛于刘宋、影响到隋唐的青州崔氏，儒学传家，名人辈出，影响最大的有北魏尚书崔亮、隋代文士崔信明、唐朝宰相崔圆等。其中，崔亮以经世济民勤于政事而著称。
崔亮（450—516），字敬儒，北魏的朝廷重臣，官至吏部尚书。崔亮幼年生长青州。青州刺史沈文秀叛宋，父亲崔玄孙被杀，母亲房氏只好带着10岁的崔亮到历城投奔叔祖崔道固。慕容白曜平定三齐，崔亮被作为平齐民迁徙到桑乾（今山西山阴）。平齐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崔亮只好“佣书自业”，靠替别人代写书信为生。当时的著名人士李冲位居高官，崔亮便去投靠。李冲见到崔亮，便问：“比见卿先人《相命论》，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记之不？”崔亮当即为其背诵，尽管想到先人，涕泪交零，但依然声韵不异。李冲马上另眼相看，迎为馆客。并对自己的子侄说：“大崔生宽和笃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彻，汝宜敬之。二人终将大至。”此处大崔生、小崔生分别指青州的崔光、崔亮，李冲的判断非常正确，后来二崔都位居高官。
崔亮虽然官居显职，但他的妻子仍然操持家务，做饭舂米。北魏孝文帝听说后，赏识他自甘清贫，下诏让崔亮兼任野王县令，以增加家庭收入。北魏宣武帝亲政后，崔亮迁任给事黄门侍郎，仍兼吏部郎，同时领青州大中正，青州许多人由于崔亮的栽培得到朝廷的重用。崔亮负责官吏选拔将近10年时间，廉洁清明，用人慎重，吏部尚书郭祚把所有重要事务委托他负责。崔亮又迁任度支尚书，主管税赋和财务，制定财务制度，量入为出，严格把关，每年要节省亿万计的费用；又倡导和主持修建汴、蔡二渠，发展漕运，改善交通，官民都受益。
崔亮恪守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做官注重为百姓着想。他出任雍州刺史，雍州城北临渭水，由于水浅不能通船，行人来往非常不便。崔亮决意造桥，但苦于没有立柱，恰好天降大雨，山洪暴至，从山上冲下数百根长木。崔亮喜出望外，用这些长木横架渭水，桥终于建成，百姓方便，交口赞誉，百姓命名为“崔公桥”。崔亮读《杜预传》，见记载有“八磨”，非常赏识它的济时便民的功用，便教居民制作石碾。他官居尚书仆射时，曾奏请在张方桥东堰谷的地方制造水碾磨数十区，比一般石磨提高效率十倍，得到百姓喜爱。
崔亮的宦场生涯，以发明“停年格”常常为后人所诟病，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他出任吏部尚书，正赶上武官得势，纷纷要官，结果僧多粥少，多数人心怀怨恨，崔亮便发明“停年格”以应付。所谓“停年格”，就是“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即专以年资为授官的标准。对这种用人标准，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他的外甥刘景安也写信责难。崔亮回答说：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皇帝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皇帝不接受，所以我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崔亮说的话在某些方面是对的。纵观古今，只要是自上而下、由少数人选官，在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论资排辈确实有一定积极意义。
崔亮有三个儿子：士安、士和、士泰，都以精明强干著名于当世。其孙崔頠官至开府参军事，有墓志铭传世，现存青州博物馆。
青州望族刘氏是汉代宗室之后，随南燕国主慕容德南渡迁徙青州北海郡都昌县。当时的都昌县寄居东阳城，所以刘氏家族实为青州人。刘氏士族名人众多，如刘怀珍、刘怀民、刘善明、刘孝标、刘休宾、刘文晔等等，均在史书有传。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人，且各有文化内涵：安邦定国属刘怀珍，孝友仁善属刘善明，文藻秀出属刘孝标。
刘善明(431—480)，其家住宅位于青州城区淘米涧西侧，宅院内建有佛祖供奉场所，由于刘家的声誉，四周的善男信女都来拜佛，香火兴旺，人们称之为“佛堂”。那时，青州的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刘家佛堂不断扩大规模，遂成为寺院，因寺址在南阳河边，北齐后主高纬赐额“南阳”，故名南阳寺。唐朝之后，改名为著名的龙兴寺。刘家信佛施善，在当地有很高的民望。刘宋元嘉末年，青州一带发生灾荒，颗粒无收，饥民人相食。刘家存有历年的粮食，便开仓赈济乡里灾民。刘善明亲自操办粥棚，施粥于过路的乞民，救活百姓无数，因而百姓称呼刘家田地为“续命田”。
刘善明自幼文静，喜欢独处读书，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对乡亲也很仁慈。他身高七尺九寸，相貌堂堂，但为人朴实，不好声色。虽然家中富足，但他住的是茅草斧木做成的简易房子，床铺、几案也不加刬削。刘善明淡泊功名，无意官场，直到年近40岁，仍然居家为民，一介布衣。父亲刘怀民为家族考虑，让他出来为官。刘善明是有名的孝子，不好违背父亲的意愿，只好应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的邀请，担任青州治中从事。泰始元年(465)，刘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火并，青州刺史沈文秀起兵反叛。刘善明家在东阳城的外城，秘密收集宗族部曲3000余人，乘夜斩关夺门，出了东阳城，去平寿（今潍坊市区）与叔父刘怀恭会合，响应讨伐沈文秀的刘怀珍大军。在刘氏家族势力的配合下，刘宋军队很快扭转了局势，迫使沈文秀投降。刘善明改任海陵(今江苏新沂)太守。海陵郡靠近海边，一向没有树木，刘善明大力组织农民种植榆槓杂果，优化了自然环境，农民也得到了实际利益。
青州东阳城被北魏慕容白曜攻占，刘善明的母亲同刘氏宗族一并作为平齐民掳掠迁置在平城。刘善明闻知，极为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哭泣。刘宋出使北魏，朝廷让刘善明推举人选，他推举同乡田惠绍担任使节，嘱托他把母亲赎回。田惠绍不辱使命，终于把刘善明之母安全带回。刘善明少年立志，要为人清正，常说：“在家当孝，为吏当清，子孙楷栻足矣。”可是担任州郡高官后，经常接受贿赂，而且贪得无厌。他的朋友崔祖思非常诧异，责备他。他说明原委：聚集财富是为了把母亲赎回来。等到母亲回来，仍然保持清节方峻的本性，坚持廉简不烦，所得俸禄都救助亲友。
萧道成称帝建立南齐后，刘善明为开国元勋，被任命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虽在地方做官，仍然关心萧齐的治国方略。曾上表陈事，提出11条建议，有安抚远近、去宋苛政、崇尚俭约、暂停征战等内容。又撰《贤圣杂语》，劝谏停建宣阳门，建立学校等。这些建议大多受到萧道成的重视和采纳。刘善明少与同乡崔祖思友善。崔祖思出为青、冀二州，刘善明曾写信给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经历和追求，信中说：
昔时之游，于今邈矣。或携手春林，或负杖秋涧，逐清风于林杪，追素月于园垂，如何故人，徂落殆尽。……藿羹布被，犹笃鄙好；恶色憎声，暮龄尤甚。出蕃不与台辅别，入国不与公卿游，孤立天地之间，无猜无托，唯知奉主以忠，事亲以孝，临民以洁，居家以俭。
这封书信辞采璨丽，感情充沛。开始，追述自己与友人在青州游玩的惬意，描写了当时青州的美好风光；后面述说自己的志向和操守，语意深沉，可为后人砥砺。建元二年（480），刘善明因积劳成疾去世，年仅49岁，遗命薄殡。他一生清贫，家无遗财，唯有藏书8000卷。
刘孝标(462—521)，名峻，字孝标，南朝齐梁间著名学者、文学家。父亲刘旋之曾在始兴郡（今湖南桂阳）任职，刘孝标就出生在这里。刚刚满月，父亲去世，母亲许氏便携带刘孝标和他的兄长刘法凤，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家乡青州。北魏陷东阳城，5岁的刘孝标及全家被作为平齐民迁徙到山西，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8岁那年，刘孝标又被人掠卖到中山(今河北定县)。中山有个富人，名刘实，看到刘孝标十分可怜，就用丝帛将他赎回，并教他读书。后来，北魏得知他在南朝有很多亲属做官，担心南朝把他抢走，又将他迁徙到更为北边的代郡(今河北张家口)。此时家境穷困不堪，只好出家，母亲做尼姑、儿子做和尚，不久还俗。
刘孝标勤奋好学，他“寄人庑下，自课读书”，经常点燃麻秸为灯，通宵达旦读书，有时打瞌睡，麻火烧着了他的头发，醒了继续读书。魏孝文帝时，朝廷选拔人才，许多流落到北魏的南朝士人都得到擢用，但刘孝标兄弟性格直率，不入俗流，始终得不到重用。到南朝萧齐永明年间，20余岁的刘孝标终于找到机会逃往江南。他自认为少年困窘，读书不多，学问不深，没有开悟，便发愤攻读。他到处寻找书籍阅读，听说哪里有好书，必然想方设法借来，被时人称为“书淫”。经过一段时期的苦读，终于博极群书，文藻秀出。
刘孝标生平坎坷，在仕途上也很不得志。直到梁武帝萧衍建国之初，刘孝标才有出头之日，被召入朝廷秘书省，任典校秘书。然而，刘孝标性情率直而有主见，不能随众沉浮。武帝召集文士策问经史事，别人都按武帝的旨意发挥议论，武帝听得十分高兴。最后皇帝呼问刘孝标，这时的刘孝标正“贫悴冗散”，懒洋洋地打不起精神，听到皇帝问话，也不答言，要来纸笔，当场上疏十余事。刘孝标对皇上的不恭，让群臣大为吃惊。皇帝也沉下脸色，大为恼怒，从此讨厌刘孝标，不复引见。
刘孝标在仕途上处处碰壁，官场不兴文场兴，他潜心学问，著书立说，一生以文章传世。《隋书·经籍志》录《刘孝标集》6卷，《类苑》120卷。其著作大部分散失，只有《辩命论》《自序》《广绝交论》《山栖志》《相经序》等13篇书文保存下来，诗作仅存4首。
刘孝标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为《世说新语》作注。《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宗室刘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鲍照等编撰的，记载了汉、三国和晋代许多人物的言行故事。刘孝标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为《世说新语》作注。刘孝标作注广征博引，用书400余种，其中有经、史、子、集、佛经、仙传，也有地理之书，尤以史书为丰。刘孝标的注既增补了大量的《世说新语》未载的史实，又对原书中的错误记载予以纠正，对不正确的看法进行评论，材料极为丰富。所以，撰写《史通》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称赞他“善于攻谬，博而且精，”论其才可与司马迁、班固、华峤媲美。清朝的纪晓岚将《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并提，号称“名家四注”。
贾思勰，北魏时期人，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他是青州益都人，以写作《齐民要术》彪炳史册。《齐民要术》初见于《隋书·经籍志》，但是很长时间，人们对作者的了解只有《齐民要术》中署名“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谈到《齐民要术》的作者时，也只是说：“思勰始末未详，唯知其官为高阳太守而已。”近代以来，《齐民要术》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加大了研究力度。许多学者认为贾思勰应是贾思伯、贾思同的同族兄弟。而贾思同、贾思伯在《魏书》中均有本传，注其为“齐郡益都人”。因此，人们一般认为贾思勰也是益都人。从《齐民要术》中也可看出，贾思勰出身于士族家庭，做过官，曾任北魏的青州高阳郡太守，还去过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后来回乡亲自经营农牧业生产，并潜心撰写《齐民要术》一书。
《齐民要术》总结了公元6 世纪以前，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齐民要术·序》说，其内容“起自耕农，终于酰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结构为10 卷，92 篇，约10 万余字。卷一有耕田、收种、种谷3 篇，卷二为各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13 篇，卷三包括种植葵、葱、韭、蒜等蔬菜14篇，卷四、五为种植树木、果品等共25 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养鱼等共6 篇，卷七是货殖、涂壅、酿酒等6 篇；卷八、卷九主要为农产品加工，包括酿造酱、醋、豉及食品的调制和储藏等24篇，卷十为五谷果蓏菜菇非中国物产者，引载了100 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和60 多种野生可食植物。纵观全书，范围广泛，种类之多，大大超过先秦、两汉农书的规模。所记述的生产技术以种植业为主，兼及吞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储藏加工等；在种植业方面则以粮食为主，兼及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饲料作物、园艺作物等。从地区来说，以反映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同时也涉及南方和其它地区的植物品种等。从农副产品的加工到油盐酱醋的酿造，到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凡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该书都作了详备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中国古代农林牧副渔各方面知识的百科全书。
《齐民要术》具有学术、思想上的重大成就和贡献。首先，《齐民要术》对秦汉以来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系统论述。它保存了当时农业技术的精华，着重总结了汉代以后北方旱地农业的新经验、新成就。如记载的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系统和轮作倒茬、种植绿肥、良种选育等项技术，标志着中国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成熟。其次，《齐民要术》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技术操作，注重第一手资料。例如，贾思勰在《种谷》一篇中，根据访问所得或亲身体验，从耕地整地的特殊要求、播种的适宜条件谈起，详细正确而系统完整地叙述播种方法、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等管理技术。第三，《齐民要术》引用并保存了北魏以前的重要农业科学技术资料。该书实际征引的古书和当时著作共计约160 种，还记有30 多条当时流传的农谚与歌谣。例如西汉的《汜胜之书》早已散佚，由于《齐民要术》引用，保存了一部分重要内容，后人根据这些资料并参考其它书籍，编成了《汜胜之书》的三种辑佚本。第四，《齐民要术》不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贾思勰论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农业发达，百姓才能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富强安定，教化才能顺利实施。他还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轻视生产劳动的人，犹如“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 。像贾思勰这样的士族知识分子，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环境中，不去在官场上攀附，却愿意花费毕生精力，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研究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科学知识，实属难得可贵。
《齐民要术》诞生在青州，不是偶然的，既有生产实践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的根基。一方面，青州地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农耕生产。贾思勰的一生，主要活动在青州、寿光、临淄一带，对当地的气候、土壤、作物、种植方式以及风俗民情非常熟悉，这为他撰写这本巨著提供了实践条件。另一方面，青州文化承继齐文化，融合儒家文化，具有崇尚功利、注重民生、开放进取的品性，贾氏家族又有深厚的儒学造诣，这些都对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青州沃土培育出了《齐民要术》这朵绚丽的花朵。
《齐民要术》对培育它的故土也情有独钟，书中明确记载了许多潍坊区域的农事情况。如《种椒篇》说：
按今青州有蜀椒种，本商人居椒为业，见椒中黑实，乃遂生意种之。凡种数千枚，止有一根生。数岁之后，便结子，实芬芳，香、形、色与蜀椒不殊，气势微弱耳。遂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也。
最早是有商人从四川买来花椒，见有种子，便种在地里，几千颗种子只有一颗发芽，几年之后，终于适应青州的环境，培育成功。这里记述了青州种蜀椒的起源，以及到处普遍种植的情况。再如《种枣篇》说：
按青州有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父老相传云：“乐毅破齐时，从燕赍来所种也。”齐郡西安、广饶二县所有名枣即是也。今世有陵枣、幪弄枣也。
从中可知，青州种枣，最早是从河北燕地移植来的。此后，“贡枣”成为青州的知名特产。直到今天，青州枣树仍然很多，最好的一种叫“圆铃枣”，就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乐氏枣。
《齐民要术》的巨大价值在于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第一次形成系统的理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恒久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农学家编写的农书，也无不从中汲取精华。它不仅是我国珍贵的科学遗产，而且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英国最伟大的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就曾经说过，他的人工选择思想就是从《齐民要术》中得到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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