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名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河南人

6名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河南人

 

张磊磊，30岁，汝州市小屯镇人，

2007年8月4日出国，二副，协助大副驾船、下钩。

 

李国奇，21岁，汝州市陵头镇人，

2007年8月4日出国，船员，杀鱼工。

 

张亚飞，21岁，汝州市陵头镇人，

2007年8月4日出国，船员，下钩、起钩、做饭。

 

朱奎杰，25岁，汝州市庙下镇人，

2007年8月13出国，船员，杀鱼工。

 

桂亚雷，23岁，汝州市汝南街道人，

2009年12月21日在开普敦上船，二副，协助大副驾船、杀鱼。

 

桂延恒，23岁，汝州市汝南街道人，

2009年12月21日在开普敦上船，船员，下钩、起钩。

 

李国奇出海的五年间先后错过两个哥哥的婚礼。回家后他已有了一个可爱的侄子。如今他神情仍然恍惚，眼睛里的恐惧一时难以消失。摄影 商华鸽.

 

六个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河南人，突然就成了海员，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之后，他们和家人只能听天由命。

 

中国周刊 记者 商华鸽 河南汝州报道

 

六个河南人被索马里海盗劫持570天后，终于在7月25日平安回家。

一连串的错误，从他们做出出海打鱼的决定开始，那本是沿海居民的传统营生。

牛全水是河南汝州大庙村三百年来第一位船员。他到乌拉圭当船员的原因太过偶然：在汝州市区的一根电线杆上看见了招聘广告。

作为一个内陆三线县城，煤炭资源丰厚的汝州市处丘陵地带，一些居民至今仍住在黄土窑洞内。面朝黄土的营生背后，贫困如影随形。牛全水曾两次出国当船员，回来后娶老婆，盖楼房，买轿车。受他的影响，同村的李国奇和张亚飞也成为了海员。

作为叔伯兄弟的桂亚雷和桂延恒，他们选择逃离黄土的原因则为避险：在汝州下煤窑太辛苦，而且太危险。抱同样心思的，还有朱奎杰和张磊磊。

六位不会游泳的汝州老乡，2009年底终于在南非的开普敦相识在台湾渔船旭富一号的甲板上。

那天是12月21日，369天后，他们被索马里海盗劫持。

 

一?

“下煤窑挖煤挺危险。上船虽然挣得不多，但好歹有钱没处花，能攒下钱来。”抱着这个念头，桂群成最终同意让儿子桂亚雷出海。跟中介公司联系时他曾问过，出海安全不安全？中介公司的人回答说，“船大，安全得很。”

桂群成相信了。中介公司全名叫河南国际合作有限公司，隶属于河南省商务厅。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儿子搭上香港飞往南非的航班时，都不知道儿子到底会在哪片海域捕鱼，也不知道渔船的名字。

桂亚雷初中没毕业，2009年曾去东莞短暂打工，按照他的文化程度，在汝州，也只能下煤窑。桂亚雷的父亲开过一个洗煤厂，他知道下煤窑的辛苦和风险。而对于从没见过的大海，桂亚雷和父亲都无端地觉得安全，桂亚雷见过最大的水域，是老家的汝河和黄河。

当船员收入并不高，桂亚雷2009年出国时，月薪有400美元，而李国奇等2007年出国的船工，月薪则低至200美元。

李国奇在出海前曾被中介公司安排去郑州参加培训。他觉得自己这只旱鸭子总算可以学会游泳了。但在培训的十多天中，每天被要求的却是跑步、走队列、单杠和双杠。

在经历过一番磨难回到家乡后，神情木讷的李国奇，在说到自己出海前的培训时，突然冒出一句“冷笑话”——“ 我没有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计划，也不清楚走队列与出海打鱼有什么联系。”此外，他还在中介公司的要求下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以免在海上阑尾炎症突然的发作无法得到医治。

这是他在出海前，做的全部准备。

 

二?

李春江是第一个知道儿子遭难的家长。

李国奇上船五个月后，第一次给家里打了越洋电话，第二次通话则在八个月后，第三次通话是13个月后的2009年10 月。远洋渔船打电话非常不容易，渔船至少半年一靠岸，海员才有机会在港口买电话卡向家里报平安。

在第三次通话之后，李春江已经十个月没有接到儿子的电话了。他一直以为，李国奇正在印度洋上努力打鱼赚钱。

“你儿子李国奇所在的渔船去年就被索马里海盗劫了，赶紧救人！”2011年6月，在印度洋当海员的同村老乡刘干奇打来电话时，李春江不敢相信。

可他明白，老乡是通过越洋电话来报信的，没人会用渔船靠岸的宝贵时间来开这个玩笑。

他立刻去中介公司汝州办事处求证，工作人员的回答令他半信半疑：别说不吉利话，孩子们在海上都好着呢！几乎如此同时，家住小屯镇的张金岭也得知儿子张磊磊被劫持的消息。反复询问后他摸到了李春江、桂氏兄弟和朱奎杰的家。六个坐在同一条船上的家庭终于取得联系。

当六个父亲一起上门，中介公司的人最终承认：台湾渔船旭富一号2010年年底已被劫持，赎金正在谈，但人应该都还活着，不过公司的卫星定不了位，不知道旭富一号现在在哪儿。

这意味着，中介公司对六个孩子遭难的消息，欺瞒已半年。

从知道孩子被劫持后，六个农家的耕地就开始荒芜，没人再有心思侍弄庄稼。直到儿子回来后，李春江家的玉米的高度还不到邻地的一半。知道儿子生死不保，李春江的爱人邢珍常常突然就大哭起来，她慢慢养成了晚上逛街的习惯，人少的街道上适合抽泣。需要嚎啕大哭时，她会一步一步走上村后的山坡，然后找一个角落。

六个父亲一遍遍跑去中介公司，只有一个问题：海盗到底何时才能放人？有时中介公司的回答令他们哭笑不得：海盗感冒了，这两天不谈判。

中介公司的瞒骗，让李春江等儿子快等疯了。他曾想自己办护照，然后去索马里找儿子。

他跑到汝州市出入境管理中心花两百元照相办证件，工作人员说：“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

“能去索马里就行。”李春江说。

“这得自己去办签注，而且索马里不是闹海盗吗？挺危险的。”

李春江沉默了，为了儿子，他不怕海盗，可他弄不清什么是签注。除了河南话，他不会其他任何语言或方言。

想了又想，李春江要回了办护照花去的两百元。他觉得自己还是得依靠国家和“国家的人”。

 

桂亚雷（左）和桂延恒是叔伯兄弟。在被海盗拿枪抵着头的570天里，兄弟俩仍勉力互相扶持。摄影 商华鸽.

 

三?

汝州工商所的退休干部牛东友，是李春江找到的第一个“国家的人”。

同为大庙村老乡的牛东友考虑再三，最终帮李春江等6个家庭写了反映信，寄往外交部、商务部和河南省商务厅等部门。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公司作为劳工中介，是隶属于河南商务厅旗下的国企。

2011年9月，河南省商务厅接待了六个家长，答复是“慢慢等待，事情必须得经国家才能处理”。

等待的时间总是“慢慢的”，慢到六个家庭都等不及。两个月后，他们还是决定到北京反映情况。事后回想，李春江其实很过意不去，“商务厅的人没说不帮我们办事，我们这样直接去北京反映情况，跟告他们状差不多。但没办法，我得救我的孩子。”

2011年11月中旬的北京已有凉意，“寻子六人组”在一个凌晨第一次来到了中国的首都。为了省钱，六个家长出西客站后并未登记宾馆入住，他们最终选择瑟瑟发抖地躲在街角和屋檐下，等待天亮。

吃早饭后，李春江发现自己的干粮带得有点少。他没想到在北京五元钱只能买三只小笼包子，“在汝州，能买至少二十五个。”

第一站来到外交部门口时，李春江的腿有点发抖。他并不害怕什么，但心里总觉得不好意思而且自责：我儿子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要这么麻烦国家？

从外交部到国台办，再到商务部，负责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各花了一个多小时与他们交谈。李春江回忆，自己得到的答案比较类似：“慢慢等待，这事情得联系台湾地区才能处理。”

从商务部接待室出来已是傍晚，被深秋夕光笼罩的六位家长打算向西走。他们想沿着长安街去看看天安门，既然来了北京，就在从小就热爱的天安门前留张影吧。

毫无知觉地，素不相识的五个人从背后跟了上来。

“被海盗劫持这事情，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其中一个河南口音的人对李春江说道。李春江至今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被河南省的人找到的。他们被五个健硕的“河南口音”带上一辆大巴车，连夜送回了汝州。

“我们都很听话，他们也没有为难我们六个人。”没见到天安门，虽然有点遗憾，但李春江说，那次自己省了一张回程的车票，两百多块钱。

对已为寻子家徒四壁的李家而言，十元钱不是单纯的十元钱，而是一百次弯腰捡起的一百个饮料瓶。

因为没有消息，六个父亲准备第二次进京，但桂亚雷的父亲桂群成却无法再度前往：从北京回家后，桂群成发现自己突然不会走路了。医院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头疼、失眠、白头发此后开始将他日夜纠缠。后来在一位老中医的调理下才慢慢好转。桂群成感觉自己的病来时稀奇古怪，好时也不明不白。他只能相信，自己是被儿子朝不保夕的一条命惊着了。

虽然不能去北京，桂群成还是把自己能筹措出的钱交给其他5个父亲，人不能出力，钱得到啊。

桂群成一年的卖粮收入为四千元左右，这是桂家每年最主要的进项。得知儿子桂亚雷被海盗劫持后，桂家屋里的东西没过几天就会消失几件。最开始是电视机，后来是洗衣机，再后来是衣柜。为了能买火车票来回为儿子的事奔波，桂家能卖的东西，差不多已卖干净。

如果不是2011年除夕前两天的那通越洋电话，桂群成觉得儿子肯定是被海盗弄死了。他曾搜索过相关新闻并总结索马里海盗的行事规律：人被劫持后，不超过半年都会收到赎金并放人，不然就撕票。

桂群成已经开始劝自己，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2012年1月20日，除夕前两天，晚上11点左右，来自索马里的求助电话打到汝州。

“爸，我腿被打折了，指甲也被海盗拔光了……”桂亚雷的声音持续了不到三分钟就被摁掉。桂家人一人一间房，虽然各哭各，但哭声彼此都能听见。

桂群成好歹知道，儿子没死。

相同的电话，也在其他五名汝州籍船员的家中响起。家长们知道，海盗们缺钱已缺红了眼，已快到撕票的临界点。

 

7月25日，在河南平顶山，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中国大陆船员张磊磊还家后双手合十，“ 感谢祖国关怀”。图 王天灏.

 

四?

李春江觉得自己麻烦了国家，一直感到很歉疚。出国务工的人不少，但别人的儿子并未像自己的儿子这样给国家添麻烦。

从第一次进北京反映情况至今，外交部、国台办或商务部并未直接给六个家庭任何反馈。但李春江坚持认为国家还是很关心自己的儿子，“只不过因为自己是平头老百姓，国家没有专门跟我个人说那么细。”

虽然政府和家长之前没有通畅的联络渠道，李春江还是从另一家中介公司处了解到：2012年6月，台湾船东已与索马里海盗谈好赎金，协议已达成，正协商如何交赎金和如何带人到安全地带的问题。

7月25日，台湾船东付出200万美元赎金后，六名船员在索马里几经周转，最终从北京回到汝州。介绍船员出海的中介公司给每个船员送来五十只鸡蛋和一壶食用油后，就再未露面。

六个河南船工的身体如此虚弱，他们的父亲顾不上等着中介公司出钱给孩子做体检，便先带着孩子在汝州做了全身检查。

在被海盗劫持前，6个船员都被拖欠着近一年的工资。六个家庭多次寻找中介公司，希望能将这笔钱结清，但截至8 月25日，这个愿望还未达成。旭富渔业老板台湾人张文俊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为营救旭富一号，他卖掉公司其他渔船并四处向别人借贷筹措巨款，旭富一号是公司最后一艘渔船。由于旭富一号投保理赔项目不包括遭海盗挟持，目前他几乎已倾家荡产。

李国奇回到了他窑洞里的家。二伏天的山村窑洞里仍很凉快，苍蝇已结队飞行。他们有时会落在李国奇后背右边的第四根肋骨上。这根肋骨中间有一块铜钱大小的印痕，海盗枪托留给他的疤瘌将伴他度过劫后的余生。

 

在被索马里海盗劫持570天后，李国奇瞳仁中的恐惧无法轻易消弭。走在村里，他开始向姑姑喊姨娘，冲爷爷叫大伯。父亲李春江觉得，老三是不是魔怔了？

李春江养了一头牛，这头牛在李国奇回家前刚生了一头小牛犊。李春江原本想，卖了牛再加上孩子的工钱，再借点钱差不多可以给李国奇娶老婆了。在大庙村，娶老婆平均需花去十五万。攀比之风刮到猛烈时，甚至超过城里的价位。

但一年半来的变故已让李家背负四万余元的外债。李春江实在没有能力给李国奇娶媳妇了，他只能指望着让儿子入赘女方家。即使入赘，也要等到李国奇完全恢复后再说。8月2日中午，李国奇的午餐是炒鸡蛋和炒茄瓜，还有一碗面疙瘩汤。李国奇喝了一口汤，又觉头晕，放下碗便躺回床上沉沉睡去。

他的妈妈在门楼下垂泪，“回来一星期了都这样，一天能吃一碗饭就很不错。”

与李国奇类似，回家后桂亚雷的胃口也不好。被海盗劫持的一年半中没吃一粒盐，如今炒菜时稍放点盐，他就觉得咸得受不住。

父亲桂群成说，今后哪怕一天挣一座金山，也不会让儿子出国打工了。

（感谢樊建伟先生对采访的大力协助）

 

 

7月24日，北京首都机场，桂延恒（右）和爸妈喜极而泣。摄影 樊建伟.

 

570天地狱之旅

煮白菜，剑旗鱼片，烧鸡块，白米饭。这是桂亚雷进入地狱前最后一餐的内容。

2010年12月25日，旭富一号正在马达加斯加海域作业。桂亚雷上午八点多起床后奉命开始起钩。

起钩没多久，船长吴朝义透过望远镜看到一个黑点。船长开始通过步话机联系这个正在靠近的“黑点”，并未得到回应。桂亚雷记得吴朝义还嘟囔了一句，这船怎么是个哑巴？

半小时后，黑点船在桂亚雷眼中变成一艘名叫“巴拿马”号的巨型油轮。油轮停在1.5公里外，放下的一艘小艇七八分钟后就开到眼前。

“Stop!Stop!”桂亚雷听到这句话时，一个黑乌乌的枪口顶住了他的额头。黑、瘦、络腮胡、半自动AK47、红背心、大裤衩、光脚……桂亚雷看到的第一个海盗一米七多，衣服上印着“China（中国）”字样。海盗冲着控制室扫了一梭子，其中一颗子弹穿破玻璃从船长的肩膀旁划过，惊得船长一动不敢动。

脆亮的枪声钻进桂延恒耳朵时，他正在船舱内干活，他以为是谁在为了庆祝圣诞节放鞭炮，“听起来像‘大地红’ 的声响”。但马上又觉得不对劲：船上压根没储备过鞭炮。

船上的26个人全被海盗带到甲板上，双手抱头蹲下。这时距离海盗上船不超过两分钟。船长吴朝义在海盗的威逼下开始不断安抚船员：不杀人，只要配合，他们抓到一艘大船就会放了我们……

李国奇偶然抬头，看见巴拿马油轮上站着一堆人，甚至有的黑人穿着裙子，他偷偷问蹲在身边的大副：他们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桂延恒后来才知道，海盗控制的这艘巴拿马油轮也是抢来的。他更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旭富一号和自己将成为海盗的“帮凶”，成为抢劫其他船只的一艘母船。

巴拿马油轮返回索马里后，旭富一号作为被海盗控制的一艘母船，开始了海上抢劫之路。

过一周左右，海盗在船长室意外发现了两把手枪和三百发子弹。这让海盗们大怒。船长被暴打的惨叫声开始从餐厅里传出。

桂亚雷成为第二个挨打的人。他还没走进餐厅，就被四个海盗一起按在地上。海盗把他绑成U形。两个小时后，呼吸不畅的桂亚雷面如猪肝，海盗怕出意外，也就给其松绑，但拳打脚踢并未间断。

2011年6月，海盗控制的旭富一号终于“抓获”了一艘2000多吨的丹麦货轮。丹麦的六名白人船员也被海盗打得青肿。

海盗给船员的伙食水准仅为维持不饿死：26个人一顿饭只能吃四斤大米，这四斤大米中近半发霉变黑。此外，每餐会炒三个鸡蛋大小的土豆和两个洋葱作为26人的配菜。

海盗们从不吃盐，饭量都不大，却爱吃大量的糖，爱喝红茶，嚼一种提神草根。

心情好的时候，海盗曾把这种草根给船长吴朝义品尝。吴嚼过之后，兴奋得两三天都不想睡觉。但只要海盗心情不好，毒打还是会随时落在包括船长在内的每一个人身上。

“海盗之所以心情不好，大多是因为赎金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桂亚雷说。

2011年10月，已被劫持十个月的旭富一号在索马里海域搁浅。船员们被海盗押解上岸，到达索马里霍比奥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的居民多以海盗为业，各自分守自家领地。一个三十多平米的铁皮屋成了旭富一号船员的新住所。

铁皮屋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扇窗户可以透气，太阳暴晒后内部温度堪比蒸笼。26个人，每人每天可分到一瓶水喝。张磊磊曾把装水的瓶子冲着太阳看一眼，不少肉眼可见的虫子都在水里游得欢实。有时在水中还能看见漂着的羊屎蛋。最多时，桂亚雷一天内曾拉肚子20多次。

铁皮屋的生活持续到2012年4月，直到他们被另一伙海盗抢走。

人质作为一种商品，在索马里成为海盗团伙争抢的热点。这片混乱的土地上没有规矩，钱与枪是最大的规则。桂亚雷曾见，当地十多岁的小孩走动时都挎着枪，家家户户也都有弹药储存。

进入赎金谈判的最后阶段，海盗带着26名船员在三个月内换了七个地方住，每个地方都在大树下或蛇蚁遍布的灌木丛中，24小时有人持枪站岗，警戒共设了三层。

张亚飞无疑是与海盗关系最好的被劫持船员。他做事勤快，深得海盗欢心。到最后，甚至张亚飞要想抽哪个牌子的烟，海盗也会买来送给他。

临别，一个海盗甚至给张亚飞留了电话。张亚飞把写着海盗的那张纸卷成烟卷抽掉了。他再也不想与索马里发生任何联系。

2012年7月17日，经双方谈判、地下管道斡旋后，船东与海盗最终敲定赎金为200万美金。26名被劫船员最终登上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常州” 号导弹护卫舰，最终经坦桑尼亚转机飞回北京。

在军舰上的体检结束后，被劫船员们在军舰上吃到了19个月来最好的一顿饭菜：稀饭、面条、炒鸡蛋、炒青椒、炒鸡块、烧豆腐、榨菜丝。此外，他们还看到了录播的《新闻联播》。

那时，他们距离汝州还有八千多公里，他们也不知道，父亲们为了自己，受了多少的惊吓与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