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难做，有天宽地阔之气象，珠圆玉润之文采的词章更不易作。近读《曾国藩家训》甚觉此公深谙写作之道，其训导两子(纪泽、纪鸿)作诗文之法，大可圈点、品评。相信拨出两千来字述之，于今人提高写作自信和品格，或有启迪、荣养之用。
通览《曾国藩家训》全书，发觉曾氏所开悟并力迪其子的写作之道，其要有八：
一曰，“行气为文章第一义”。
“行气”系指立文要旨、主义。一生甚好韩愈雄奇之文的曾国藩，深得“雄奇”之道：“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他认为：“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这就是说，司马相如(字长卿)、杨雄(字之云)文气纵横不拘而顿挫铿锵，韩愈文气卓绝，则更是立意邃远宏达而难以效法。故而，他冀望其子从韩文的倔强中揣摩行气之法，以达文旨雄奇高古之境。
二曰，“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
曾国藩自称“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比如韩愈的《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等作品，在他读来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
因此，他告诫其子“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俗套)”。若无卓然超俗主张，则必休笔不作。
三曰，“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诗情向碧霄”，此类思路宏开、旨义高淡之章句，皆为诗文上品。
针对纪泽之文“有发达之概，惟思路未开”之现状，曾国藩训之曰：“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惟襟怀坦坦，仰观俯察，思路宏开，文章方能万千气象。
曾国藩楷书赠显庭参军扇面
五曰，诗文当存自个“面貌神态”。
风格即“我”。有风格的大家必不“随众口附和”。曾国藩认定：“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书家若此，“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因此，他希冀其子读古人诗文，“惟先认其貌，后观其神”，而自个成文则“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合也。”
六曰，“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曾国藩认为凡作诗文，最宜讲究声调。古人惨淡经营，吟诗作文极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过半矣。”其子纪泽时作七古诗气清而词稳，但音韵声律之工夫尚不到家。
故曾国藩要求纪泽深谙“作诗文以声调为本”的道理，并亲手选抄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还有未抄大批古文，令其子“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这样，就能在高声朗诵、密咏恬吟《诗》《书》《易经》过程中，深得古书雄伟之概和遥深之韵，并令自家诗文之声调也达极铿锵、极清越、极琅琅之境地。华章出口，其韵律或若长风穿谷奔流击石，或似飞瀑归潭松涛逐云，或如春风拂柳、夏雨敲荷……达此境界，则文章大美矣。
七曰，文章当求词藻圆润富丽。
言之无文行不远。要使格高韵远、理奥趣深的宏达议论传之久远，必以飞扬文采为之添翼。曾国藩深察：“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这种珠圆玉润之蕴藉文采，须得富丽词藻之助。
因而，曾国藩在字谕纪泽信中强调：“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而欲求词藻富丽，则“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指典故、词藻、箴言、警句之类的汇纂)”。他认为凡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惟随身带着笔记小本，学“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随时随地“抄撮”他人独造、精当、妙绝、富丽之词藻，且铭印于心，待自个下笔，方可入左右逢源“如有神”佳境。
八曰，成人成业立言一体化。
曾氏常以《左传》所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笔者按：立德讲做人或成人，立功讲做事或成业，立言讲做学问或述著)律己训子。他悟古人文字意趣，知“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之情理，以为某人欲立懿言，则必令气势、识度、情韵、趣味集融一身。这就必在立德立功上作功夫。
曾国藩时常告诫纪泽纪鸿：世家子弟最易“奢”、“傲”，因而要立坚卓之志，永葆“寒士家风”；应存“莫作代代作官之想，须作代代作士民之想”；须“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要“日日早起”“刻刻谨慎”，通过读书“变化气质”，最终成为胸怀博大举止厚重，心志高淡忠恕勤勉，气象峥嵘“劳”“俭”安身之士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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