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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三国演义》的最大冤案

2012-09-14  宏琰飞的...

周瑜:《三国演义》的最大冤案

(2007-04-18 15:13:50)

周瑜:《三国演义》的最大冤案

 

主讲人:周思源

 

主持人:细心的读者只要拿《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对照,就会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冤案。《三国志》里那个文韬武略、心胸开阔、英雄豪侠的周瑜,到了《三国演义》里成了心胸狭窄、疾贤妒能的“小气鬼”。接下来,我们欢迎周先生给我们讲《周瑜——〈三国演义〉的最大冤案》。

 

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尊重艺术规律

长篇小说毕竟有自己的艺术规律,不能完全服从历史事实,必需在总体上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虚构,有时候就不得不在人物总体评价不变的情况下对某些重要人物的个性作一些重大改变。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周瑜。由于诸葛亮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诸葛亮前期的主要对立面就是周瑜,为了陪衬诸葛亮,这样周瑜(175——210)就吃亏了。

周瑜字公瑾,瑾和瑜都是美玉。他“有姿貌”,是美男子。他和孙权的哥哥孙策同年,是好友。周瑜协助孙策打下了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南的许多地方。本来袁术想用周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谢绝了,只要求当个地方官走了。孙策立即任命他为中郎将。<<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建安十三年(208 )大破曹军时只有33岁,35岁因病去世。周瑜多才多艺,年青时就精通音乐。只要奏乐有错误,他必定会发现,发现了就一定会加以指点,所以当时有民谣说:“曲有误,周郎顾”(周郎会发现,可以请周郎指点指点)的说法。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吴抗曹,这个战略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整个战役的指挥者实际上是周瑜。周瑜在说服孙权上起了重要作用,小说中是诸葛亮激将法激的;利用火攻是黄盖提出来的,后来都改成诸葛亮,这些都是出于突出诸葛亮这个主要人物的创作需要。小说中周瑜的性格特点主要是心胸狭窄,特别忌妒诸葛亮。这是小说为了使不同人物性格区别鲜明的创作需要。<<三国志·周瑜传>>说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唯与程普不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毛宗岗在评点周瑜的忌妒时有几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也。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矣。”他说,庞涓忌孙膑是因为他们同事一君之故,所以想杀他,那是为己,是个品质问题。而周瑜想杀孔明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是品质不好,所以“周瑜真爱孔明之至耳。”(44回)小说过于突出周瑜的气量小,电视剧也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当然作为艺术形象气量狭窄的周瑜也是很成功的。在戏曲中周瑜就更加吃亏了。诸葛亮(181__234)在戏曲行当中属于老生,挂髯口;而周瑜属于小生,形象上显得就没有诸葛亮成熟。所以我一直认为周瑜心胸狭窄是<<三国演义>>最大的冤案,不过这是艺术需要,没有办法,不能平反昭雪。

如果说对于周瑜性格的改变是出于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需要,那么对于赵云年龄等作调整则是出于艺术结构平衡的需要。

<<三国演义>>中有两个艺术形象是按照“完人”来塑造的,文的是诸葛亮,武的就是赵云。常山(今河北省正定南)赵子龙是<<三国演义>>中最得人心的人之一,他武艺超群、品德高尚、稳重多谋,是作为一个儒将的艺术典型和完人来塑造的。他在当阳救甘夫人和阿斗历史上确有其事。他曾以数十骑抗击曹操的大军,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在刘备不顾一切意气用事地要发全国之兵伐吴时,赵云一再劝阻,晓以大义,要刘备分清公仇和私仇,一定要“以天下为重”,真是见识过人。92回“赵子龙力斩五将”写到“后人有诗赞曰:‘忆昔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建奇功。’”这是刘后主建兴五年(227 年)的事。也就是说70岁时还力斩五将,赵云公元229 年去世时已经72岁了,这是虚构的小说家言,因为那时赵云已经去世多年了。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都没有明确交代赵云哪年出生,不过我们可以作个简单的考证,推算出他大概出生在什么时候,这样就能确定他70岁还力斩五将是否虚构。赵云首次出场是第七回公孙瓒差一点死于文丑枪下时救他,“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救了公孙瓒。下面的一百多字中连续四次提到他是“少年”。那么这是哪年呢?因为紧接着写到孙坚之死,那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是在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 )。我们知道古代说的“少年”就是现在的青年。第10回写到马超,说他是“少年将军”,当时马超17岁。古人20岁为“弱冠”,表示成年,“少年”应该是不到20岁。古人寿命普遍很短,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一首写他在密州打猎的词非常有名,说“老夫聊作少年狂,左牵黄(猎狗),右擎苍(鹰)”。其实那年他才三十九岁。三十九就可以自称老夫了。所以在比苏轼(1037—1101)还早八百多年的赵云的时代,“老夫”和“少年”的年龄还要提前。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老大刘备二十八岁,而他们都没有被称为“少年”,而是“大汉”(关羽)。因此“少年”赵云也就是十七八岁,大约生于公元174 年前后,他死于229年,所以他没有活到七十二岁,而是55岁左右。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寿的了。到223 年刘备伐吴失败去世时五虎上将中关羽(?—219 )、张飞(?—221)、黄忠(?—220)已经逝世,马超于次年(176—222)也离开人间。从阅读心理来说,人们希望蜀汉还有大将能够辅佐诸葛亮。赵云活着,在全书的结构上能够起某种平衡作用,即蜀汉前期主要人物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一位大将赵云在,所以五十多岁的赵云就活到七十多岁。

司马懿(179—251)比诸葛亮还大两岁,是三国时期主要人物中罕见的长寿者。曹操时期任主簿,是个重要幕僚。但当时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林,还轮不上他。曹丕(220—226在位)时受到重用,曹睿(227—239在位)时任大将军。后期成为主要人物的原因并非全是韬光养晦,而是创作需要。小说必须有主要矛盾,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要有一些代表人物,尤其是要有主要代表人物。诸葛亮前期的主要对手是周瑜,后期则为司马懿。所以小说后来写司马懿比较多主要就是这个缘故。

蜀汉最终失败是历史事实,但是以悲剧结尾,是<<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由于具备诸葛亮、刘关张、赵云等各种优秀人物(领袖型、军师型、猛将型)的蜀汉没有成功,会给人们带来遗憾的同时引发一些思考。曹操之子夺取帝位,但是不久又落入司马氏之手,而东吴一直没有成大气候,所以<<三国演义>>在主题与结构重心上突出蜀汉刘备与诸葛亮,在创作上是明智之举。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突破了尊刘贬曹的历史局限,让人感到刘备、曹操、孙权都是为统一中国奋斗的英雄豪杰。其实古代也有人早已有这种看法,辛弃疾就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主题影响情节与细节的调整

由于从尊曹抑刘到尊刘贬曹,所以就必需对历史上某些情节细节作出调整,以突出主题和重要人物。

<<三国志>>中关于刘关张的关系是这样记载的:“先主与(关羽张飞)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本传>>)并没有写到正式结拜为兄弟。<<先主传>>说:“(公孙)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也没有说结拜。但是作为小说,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头,以便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住,而且将历史上的刘关张亲如兄弟的关系更加紧密化和世俗化平民化,所以设计了这个“桃园三结义”。

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是张飞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但是历史上怒鞭督邮的是刘备。<<先主传>>说:“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之所以改成张飞干的,我想是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蜀汉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关张、赵云五人,后三人均为武将,要写出各人的鲜明个性才是。在小说中刘备是作为明君英主的领袖人物来写的,<<三国志>>说他“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而张飞本身的事迹较少,<<三国志>>中篇幅不到关羽的一半,所以将这个大怒而鞭打      督邮的精彩细节给张飞。刘备则先是“唯唯连声而退”,后来又“怒喝张飞住手”,有助于刘备性格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张飞暴烈性格的突出。

<<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在情节与细节的处理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有些故事看起来似乎都是作者虚构的,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事。比如官渡之战初期曹操军坚守不出,袁绍军筑土山居高临下射箭,曹军大惧。于是曹操采纳谋士之计造发石车(袁军称之为霹雳车),以石击破袁军射箭的石橹。袁军又挖地道,结果曹军在大寨周围挖堑壕,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三国志>>的叙事非常具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在长期的流传中说书人和民间戏剧艺人作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如关羽被迫降汉不降      曹,曹操用尽各种办法想要将他笼络住,赠美女金银宝马锦袍,都是史实。但是史书上从曹操的<<武帝纪>>到<<关羽传>>等总共不到一千字,而民间艺人和罗贯中等人长期艺术加工,结果25—28共四回,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遇张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这就表明为了使人物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有些事实与细节就要集中使用。这四回生动地刻画了曹操、关羽、张辽等人的个性。

小说创作自然离不开虚构。<<三国演义>>为我们创造的经验是,要虚构得合乎情节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因此它尽管是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却是可能存在的。如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不仅出于艺术需要,而且有它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确实没死,在小说中更不能死,否则少了这个主要人物戏就不好看了。何况曹操当初确实有恩于关羽,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除了诸葛亮之外影响最大的艺术形象。他的主要事迹和性格特征都有历史依据,但是在小说中更加艺术化了。他缺点是非常骄傲。<<三国志·本传>>说“羽刚而自矜”,“羽善待卒而骄于士大夫。马超归顺刘备后关羽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可比谁类”,诸葛亮知道他的毛病,回信说:“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可以和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关羽对孙权“为子索羽女”,不仅不许,还辱骂其使,这是蜀、吴失和的导火线。本来曹操因关羽作战连胜,水淹七军,已经“议徙许都以避其锐”。手下建议他“许割江南以封权”,离间蜀、吴的关系,从背后打击关羽。现在孙权恨死关羽,而关羽平时对驻守附近的友军将领糜芳等看不起,所以孙、曹夹攻时      他们不救,关羽后来走麦城被杀均与此有关。

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还要让他去,其实小说中已经交代了,就是为了表现诸葛亮“知天”的超凡本领:“亮夜观乾(天)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让云长做了,也是美事。”(49回)<<三国演义>>最著名的评点者清人毛宗岗在五十回评论说:“孔明既知关公之不杀操,则华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龙当之?曰:孔明知天也。天未欲杀操,则虽当之以翼德、子龙,必无成功。故孔明之使关公者,所以成关公之义。而其不使翼德、子龙者,亦以掩翼德、子龙之短也。然则关公之释操,非公释之,而孔明释之;又非孔明释之,而实天释之耳。”所以小说这样写,目的是为了突出一切都是天意,而所有的人中只有孔明一个人是“知天者”。鲁迅曾经批评小说<<三国演义>>对某些人物的描写过分,说“欲显刘备之长厚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电视剧有些地方纠正了这些偏差,有些地方只好保留,否则就没有这个故事了。另外,华容道事件还表现了许多中国人的一个大缺点,就是以小义害大义。毛宗岗说:“虽其人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国士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所以为什么黑社会都最崇拜关羽,问题就在于他们提倡的是小义,只要“大哥”对我好,“大哥”让我干什么都行。因此“华容道放曹”虽然写得很好看,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对于塑造关羽这个人物有重要作用,但是表现的是人们道德观念中的最落后的东西。<<三国演义>>突出刘备、关羽、张飞之间的“义”气,把这种兄弟之义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是很错误的。实际上蜀汉的事业就败在这个小义上。

鲁迅曾批评小说<<三国演义>>对某些人物的描写过分,说“欲显刘备之长厚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电视剧很好地纠正了这些偏差。小说由于贬曹,所以较多地突出曹操的残暴和奸诈。如果曹操完全是这样,他怎么可能团结那么多人,成就统一北方的大业?电视剧着重表现曹操的雄才大略,胆识过人,知人善任和办事果断的王者之风,同时也表现出他奸诈的一面。这两个方面统一在表现曹操的极富心机上,鲍国安充分运用了眼神和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来突出曹操心机过人,城府很深。这个现象塑造得很有深度,有雕塑感。

小说<<三国演义>>诞生六百多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比如刘备的忠厚待人,求贤若渴;诸葛亮的多谋善断,鞠躬尽瘁;关羽的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别的小说所没有的。另外,这部小说写了许多具有出色领导才能的人。日本人从管理和谋略的角度研究<<三国演义>>,对我们很有启发。

有些细节出于艺术效果的需要而夸大了。小说写刘备率精兵七十余万伐吴,等于全国男子都被征兵,还有许多女人,因为蜀汉人口只有一百万。这就像赤壁之战曹军一样,小说中多次提到曹军百万,43回孙权问诸葛亮曹军有多少,他说“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孙权说:“莫非诈乎?”诸葛亮一一点告,总共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而据史书记载,曹军为二十余万人。所以刘备伐吴的军队至多二十万人。

这里顺便讲一下怎么会有两个赤壁的事。三国时发生赤壁之战的赤壁在湖北省南边洪湖地区紧靠湖南省的蒲圻市,那里江边有赤壁山。另外,在湖北省东部的黄岗(现在的黄州市)长江边有一座突出的高大岩石,形状险峻,大概像个大鼻子,颜色赤红,名叫赤鼻矶。后人误以为就是当年的大战一场的赤壁,还说颜色发红是当年火烧赤壁时留下的。越传越神,连后来宋代大诗人苏轼苏东坡也弄错了,他游览了这个黄州赤壁,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还有千古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因为苏东坡名声极大,所以黄州赤壁又叫东坡赤壁,比蒲圻的周郎赤壁更加有名。其实蒲圻赤壁和黄州赤壁差三四百里地呢。

用先进历史观解读和演绎历史

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和演绎历史事实。秦始皇确实是很伟大,不仅统一中国,而且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尤其是书同文字,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中华民族和辉煌的中华文化。荆轲刺秦王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不惜牺牲生命反抗暴政的象征,荆轲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国人为正义事业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但是这些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秦始皇是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人,其余的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以荆轲为代表的英雄豪杰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人物。其实当时六国君臣都想统一天下,他们统一天下后未必不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这些作品中秦始皇嬴政的暴政几乎完全回避,他只有伟大而没有不伟大。那么秦怎么会二世而亡?现在秦始皇行情不断看涨而荆轲不断看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多么悲壮,鼓舞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去反抗暴政,保卫祖国。而现在荆轲几乎成了对抗历史潮流的普通刺客了!我们不能怀有“成者为王败为寇”的陈腐观念。在塑造荆轲与秦始皇的艺术形象时不要伤害崇高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有些影视片的出现看来是使人们得到了一些娱乐,但是却使人们模糊了是非,失去了最宝贵的民族精神!

无论是陈寿、裴松之还是罗贯中,毕竟都是一千多年前几百年前的人,他们当时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在解读这些作品时,就要用先进历史观来看待那些材料和情节。蜀汉为什么失败?蜀汉有刘备这样的明君英主,有诸葛亮这样的卓越军师,有关羽等五虎上将,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有三个原因:一是,实力相差悬殊。开始刘备连根据地都没有,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孙权在富饶的江东已历三代。虽然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苦心经营,但是到三国后期魏人口900 万,吴300 万,蜀汉仅不足100 万。在农业社会中,人口多少决定兵员和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性因素。二是诸葛亮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孙刘联盟多次遭到破坏。先是关羽中计兵败被杀,蜀汉损失巨大,荆州(今湖南、湖北)诸郡尽失,孙刘联盟严重动摇。但是蜀汉主力尚在,孙刘联盟还有可能修复。但刘备不听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动用全国兵力伐吴,结果被陆逊指挥的吴军大败,元气大丧,孙刘联盟彻底破坏。三是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被以司马懿为代表的魏军将领识破,未能奏效。诸葛亮在蜀汉发展农业,安定后方(包括平定南蛮),与东吴修好,然后北伐,六出祁山。他深知蜀汉实力远远不如曹魏,所以他力求以智谋取胜,速战速决。而曹真、司马懿等魏将知道蜀军因交通不便,运粮困难,往往采取坚守不出的战略。仅<<三国志. 诸葛亮传>>中就有三处记载“(诸葛)亮粮尽而还”,“粮尽退军”,“(诸葛)亮每思粮不济,使己志不申”。最后一次北伐他率军坚持时间最长,与司马懿的军队“相持百余日”,结果在军中病逝。蜀军退兵后司马懿看了诸葛亮留下的营垒处所赞叹说:“天下奇才也!”赤壁之战是孙刘联盟和以智谋取胜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而蜀汉最终失败也因为孙刘联盟破坏和以智谋取胜被人识破故而以弱胜强战略没有成功。由此可见正确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三国演义>>证明,尊重历史同样可以写得非常好看。重要的是充分发掘历史事件内在的艺术因子,首先要有艺术家的眼光,调动艺术手段加以渲染、丰富、充实。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不宜采取戏说态度。因为历史主要就是由重要人物及其重要活动构成的网络。重要人物处于历史网络的联结点上,改变了人物的基本面貌实际上就会改变历史的真实性。现在出现大量“戏说”历史的作品,一是为了娱乐,过去大家生活得太沉重;二是有些宣泄(反对贪官,体察民情);三是反映了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清官      情结和侠客情结,其核心是期盼救星,中国人历来特别希望出现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小生产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大救星身上。这种戏说的帝王戏多了,反映了咱们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不太健康的一面,总是将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大救星的身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迅速流行。其实比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同一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进行比较,以比较历史学的观念来看待某些历史现象,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也可以进行比较阅读,会有许多新鲜的感受。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进行比较阅读,对于提高欣赏水平和写作技巧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英雄豪杰犹如天空灿烂的群星,不计其数,光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精彩故事就有成千上万。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或是电视连续剧拍摄,咱们中国都是这方面的资源大国,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咱们中国这么丰富的资源相比。我们在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开发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千万不要糟蹋这些资源。而我们在开发历史题材这个比巨大的多金属共生的富矿时,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创作经验特别值得我们现代作家学习。

 

主持人:在罗贯中笔下,周瑜真是冤深似海。按周先生所说,罗贯中不仅制造了周瑜冤案,而且还永远得不到平反昭雪的时日。可见小说家的笔功有多大。但我们听了周先生的演讲之后,应该明白,我们了解的是小说的周瑜,而不是历史的周瑜。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以后在读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时候,都该对其中的史实部分,不疑处都要存疑。反正我现在是这样。《三国演义》中的史实部分,是根据《三国志》而来,这就牵引出了又一个问题,《三国志》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像周先生讲到《三国志》里写曹操和许攸的那段对话,《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怎么知道的?我想,这大概是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到了史家笔底记载下来了。还有像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是这样。以刚才周先生讲到的荆柯刺秦王为例,那也是司马迁把他听别人说的记载下来。告诉他这件事的那两个人,又是听秦始皇的私人医生说的。那个私人医生,正好当时在刺秦的现场,并且还向荆柯扔了药囊,变相保护了秦始皇。仔细一分析,也是文学的笔法。“史以文传”嘛。但我从自己十余年的口述历史田野实践中发觉,口述历史未必可靠。所以,我现在常有一个讨巧的说法,不一定对,文责自负,我有时甚至觉得,历史文学的,小说是艺术的。

周先生最后讲到了历史观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好。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根据戏说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来认识历史,有的像周先生举例说到的历史上那个大贪官和珅,都觉得他可爱得不得了。我想,我们还是要用科学、民主的历史观,来看待和理解这些文学和影视作品。

最后,我要说,今年是2004年的最后一场演讲。真诚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文学馆演讲的支持,并祝大家新年快乐!200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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