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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就存在两种取人途径：“以财取人”与“以才取人”。 以财取人，是因为财能通神。 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把钱视为图腾，以钱为价值判断标准与人际关系润滑剂？鲁褒在《钱神论》中做出精彩回答：钱这东西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简直没有钱做不到的事情。 后来，一些中国人把鲁褒的理论化为了实践，使得钱在流通、行藏等正常功能之外弊端丛生，恶臭流溢，其中以科考之贿、官场之贿、诉讼之贿为最甚。此三贿，搅得社会风气乌烟瘴气，人被钱役使，钱为恶开道。 唐朝有个叫张延赏的官吏奉命审案，发现桌案上有一张纸条，上写“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张延赏不为所动，继续审理。没过几天桌案上又发现一张纸条，上书“十万贯”。张延赏立即决定不再追查。别人问他何故。他说：“钱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祸及，不得不止。” 但在另一些人那里，“才”可以替代“财”沟通人际关系。 古汉语中“才”、“财”本是相通的。“才”、“财”分用之后才走上两途，再无瓜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先人在很早以前就产生了一种“褒才贬财”的倾向。从称谓上就可以略见一斑：有钱人的称谓少而俗，不过“财主”、“富翁”之类；“才”的称谓却多而雅，比如才子、才客、才人、才士、才杰、才流、才笔、才俊、才女等，不一而足。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才能通神”的事情。 管仲被齐桓公重用与鲍叔牙的力荐关系很大。鲍叔牙不仅不嫉妒管仲之才，反而用贬己褒管的方法劝说齐桓公，让齐桓公心服口服，终于任命管仲为相国。 毛遂自荐的故事为中国人所熟知。战国时代，毛遂向主子平原君自我推荐，得到重用，毛遂凭的是“才”，而非“财”。 北宋文学泰斗欧阳修发现苏轼之才不嫉反喜，竭力提携，以至于最终苏轼的成就反超欧阳翁。苏轼以其才通文学之神，被传为历史佳话。 北宋邵雍有“才”无“财”，他没有俸禄（邵雍自己不愿意入仕），缺衣少食，写作无以为继。司马光、吕公著得知，赏识邵雍之才，便将邵雍供养起来，按月提供生活费用，结果造就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邵雍的“象数之学”及“皇、帝、王、霸”之说至今仍有一定影响。以自己之财成他人之才，司马光、吕公著因善举而留芳史册。 如若才流，即使身为妓女，也能得到众人赏识。书载：“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画兰草，虽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满其室”。 君子见才，小人见财。君子之交以才契合，友谊弥坚；小人之交以财相聚，利尽交疏。财主大亨难以因“财”而留芳史册（即使留下名字也是骂名，如西汉邓通），他们的命运还不如有“才”的妓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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