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延延
在本届伦敦奥运会上，规则的制定与合理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规则当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往往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反复博弈的结果。据说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奥运会。在进行撑竿跳远比赛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日本运动员佐间代富士在试跳时，他从容不迫地慢慢走到沙坑，把手中的撑竿用力插在沙土里，把另一端靠近高处的横竿，然后他顺着撑竿一直爬到高处，再越过横竿，顺势跳下。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怎么有这样的撑竿比赛？全场一片嘘声。但按当时的比赛规则，他没有违反规则。为此，裁判连夜补充了撑竿比赛的规则，要求运动员必须先有一段助跑过程。这个日本选手在第二次试跳时有了助跑动作，但跑到沙坑时，他又把手中的撑竿用力插在沙土里，再如前法完成比赛。这一次他又取得了好成绩。裁判组连夜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规定撑竿比赛必须要有助跑，并且不能有交替使用双手的动作。这个规则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规则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往往是与之作对的人的产物。每一项规则的背后总是站着那些“可笑”或者“可恨”的人，没有他们规则就不能完善。
从这个真实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涉及社会公正、效率和科学的复杂问题，它的背后是对人性弱点的充分估计。让我再引用一个十分有趣的分粥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有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是自利的。他们想通过规则设定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在没有计量工具或有刻度的容器的状况下分食一锅粥。大家发挥聪明才智，多次博弈，设想了很多办法，前后形成了以下诸种规则：
规则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成为专业分粥人士。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分配稀粥的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规则二：指定一个分粥人士和一名监督人士。起初比较公平，但到后来这二者从权力制约走向“权力合作”，分粥者与监督者给自己分粥最多。这种制度自然也不成功。
规则三：谁也信不过，干脆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又给予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一制度造成了资源浪费。
规则四：大家民主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开始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以后他就有意识地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放任其腐化和败坏风气，还得寻找新规则。
规则五：民主选举一个分粥的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民主监督与制约机制。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粥分完时，粥早就凉了。此制度效率太低。
规则六：对于分粥，每人均有一票否决权。这有了公平，但恐怕最后谁也喝不上粥。
规则七：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规则下，七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七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
这次在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中出现的“求输”事件充分体现了人性在面对循环赛和淘汰赛的规则时必然表现出的行为：所有人都想从规则中获得好处，同时所有人都想钻规则的空子。难怪有学者无奈地指出：“很难凭空设计出一种完美的制度。它取决于你想制止哪一种具体行为。”在体操、跳水、拳击和马术这类项目上，裁判员打分采取去哪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做法似乎就是想制止“国家偏见”。说实话，每次看我国运动员跳水和滑冰（我最喜欢的项目）时，我仍然很害怕出现“国家偏见”。中国现在是体育大国，如何防止被“国家偏见”所伤害，需要认真关注有关规则的制定和可能的漏洞。
我觉得这种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规则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极高的智慧，它包含着一个很不寻常的思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遵守契约。它指的是如果我有权打你，那么你也有权打我，否则就是不平等。现在我们签订契约，你不能打我，我也不能打你。这种想法看似简单，三岁小孩都会说。但是把这种想法，推而广之，变成整个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就是一种旷世之举了。有人说：竞技体育是和平时代的“合法战争”。所谓“战争”是指它在人类的各类活动中极具竞争性，符合人的天性，而所谓“合法”是指它比其他人类活动都更好地履行了人类文明的契约精神。它蕴含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资格追求自己的幸福，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才能保障每个人在共同的基点上追求自己的福祉平安。遵守规则，并不意味着抹杀个性，相反，它恰恰是给个性的张扬提供条件——发令枪响，大家一起起跑，刘翔才有了证明自己是飞人的可能，它打开了个人改善自我境况、发挥潜力的大道。
中国人似乎很讲究平等，却对遵守规则的态度非常随意。也许是深感我们中国人对规则的态度太过随便，甚至太“老奸巨猾”，我到世界一些地方旅行时特别注意那里的人群，总要从他们有什么样的规则，是否遵守规则的角度去审视，并总愿意以此作为评判这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