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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所长杨义研究员新著《读书的启示》，2007年12月由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本书是作者最近五年学术讲演的结集，所述的文学、文化问题复杂宏大而多有动感：时间上从先秦到当今，空间上从中原到边疆，种族上从汉族到诸多民族和少数民族，文体上从诗、词、文到小说戏剧，学理上从中国到外国。这种动态的繁复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核心的情结，就是力求以创造性的思维，深入地考量东方直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哲学、审美特质和精神史程，以及她对人类智慧应有的辉煌的贡献。 作者认为，学问要做大做深，应该是“耳学”（讲授讲演之学）、“眼学”（文献阅读之学）、“手学”（动手搜集材料之学）、“脚学”（走访调查之学）、“心学”（悟识思辨之学）等“五学”并举的。这部阐述作者治学思路的讲演集，或可使人认识“五学”的门径，培养学思的兴趣和创造的能力。 兹将该书序言、目录及后记迻录于此，以飨读者。 目录 自序：读书之学与讲演之术 1 第一辑 读书的启示 3 第二辑 古今贯通方法论 43 材料"视野"方法 ——杨义学术访谈录 87 第三辑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117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 161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文化学、图志学问题 199 世界大文化背景下的《格萨尔》 233 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开拓：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274 第四辑 认识诗学 285 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 314 李白诗的生命检验和文化分析 338 杜甫诗的历史见证品格及其审美分析 362 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 393 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 ——杨义访谈录 401 第五辑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 429 钱锺书与现代中国学术 476 文学：生命的转喻 484 为文学洗个脸 492 后记 502 自序：读书之学与讲演之术 一 读书是一缕清幽的灯光，从轻盈的书页照亮心灵的眸子，逗起了几分智慧的愉悦，闪烁着几分宁静的光辉。在此烦躁喧嚣的岁月，能够临窗披卷，也许是人们享受着回到内心的清福的一种方式。 读书可以长学问，其实它本身也是一门学问，或者不妨称之为“读书之学”。人类创造文字，已有五千年，由于知识得到有效的承传，这五千年的文明步伐远非此前的百万年所能比拟。书者，著也，著于竹帛谓之书，其字形如手握笔在方块形的竹帛金石上，画上了惊天动地的一笔。自从有了书，人类打开了精神空间的一片浩瀚无垠的新天地。人类发展自此敞开了两个天地：物质天地，精神天地，以及这两个天地相互作用的无限探索和发展的历程。书，改变了和创造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和形式。 因此，读书之学，首在态度。既然书是人类保存经验、思想、情感、想象和记忆的一种基本形态，那么我们对书的态度总要存有几分敬重。对书的敬重，实际上是对人类的生存史、生命力，以及其间所蕴涵的人格力量、知识分量和智慧能量的尊重。有了这份尊重，我们才能尽心读书，以此为乐，从中发现历史的亮点，分析变动的教训，寻找心灵的脉络，汲取智慧的源泉，以便脚跟踏实而元气丰沛地开拓未来的可能。读书当然要有眼光，知所选择。有千样的人，定然写出千样的书，书与书品位不一，良莠兼杂，其间的思想格调互异互殊，因而不知选择和分析的读书，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一个烂泥潭，或一堆乱麻团。古人既说过“不读诗书形体陋”，又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有鉴于此。读书切不可死于一本书之中，而应该书书相参、思思互质，实行出入自由的文化对话和思想对撞。进而言之，还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以实行书里书外、现实和传统的文化对话和思想对撞。这就是读书之学中由敬重到尽心、再到创造的过程性或多维互动性的态度。 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讲的是诗人的学与才的关系，书至万卷，就是转益多师的意思，其问既要贯穿着若有神助的自由创造性的阅读，又要达至若有神助的消化吸收的创造性转化。不妨对这句杜诗作一些引申，用于一般人的阅读。引申的关键是读懂那个“破”字，甚至可以说，读得“破”字透，可解读书之诀窍。读书之学，通窍最为要紧。那么，这“破”字的秘密何在呢?“破”字有三重意义：一是破烂之破，把书都读烂了，喻读书之勤；二是破解之破，读书读到“打破砂锅璺(问)到底”，喻读书之多思和深思；三是突破之破，读书读到如古代画家画龙点睛，破壁飞去，喻读书之有原创精神。勤、思、创，乃是读书的基本方法。宋朝以后书籍日丰，学人开始讲究读书之法。陆游《晨起》诗云：“吾家读书法，一字亦当核。”他以检验核对之细，联结着读书的勤与思。朱熹的《朱子语类》专设二卷“读书法”，他认为：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他以一个“疑”字，即问题意识，贯通了思与创。又有明朝状元杨慎在《丹铅录》中记述了“苏公(轼)读书法”： 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庵常举以教人，诚读书之良法也。 虞邵庵就是元朝重要的学者诗人虞集，字伯生，世称邵庵先生。杨慎这段话，是从他的《杜诗纂例序》中抄来的，也就是说，苏东坡的读书法经过虞集、杨慎这些名家之手，传至元明两朝。这是以归纳法读书，分门别类地清理典章制度的衍变脉络，并加以反复参照、多方质疑，从而使零散无序的知识化入自己的学理体制。这就是东坡诗所说的“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了。只要读书的时候有眼光，知选择，在熟读深思、祛蔽启蒙上下工夫，就可以逐渐养成一种习惯：以书为友，可以启智慧；以书为鉴，可以审是非；以书为阶，可以辟新路。这样读书就使读书人的人生体验，以正反顺逆或断续超越种种方式，连通了写书人来自不同文化空间的人生体验，心灵为此丰富，智慧为此发光，生命为此增色。联想到金圣叹读《西厢记》到《拷红》一出，为红娘的快人快语拍案惊奇，拈出种种情景，连称三十三个“不亦快哉”!读书之乐，确实有时如金圣叹所说：“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二 话说到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部学术讲演集选用“读书的启示”作为书名了。这不仅由于本书的首篇题为《读书的启示》，取巧借以为书题，而且我想借近年的一系列重要的讲演，清理一下自己的读书之学，以便使自己多一点自觉，增强读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首篇《读书的启示》，本是2005年10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南国书香节”上的首场讲演，原题是《以读书开发生命》。因为在我看来，读书既是对书的生命的开发，同时也反过来是对读书人的生命的开发。这篇讲演的录音整理稿在《光明日报》的“光明论坛”上以两个版的篇幅摘要发表时，编辑建议以“启示”为题，由此引起网络的讨论和朋友的注意，也对我如何为文章起一个简明而合适的题目，给以不少的启示。“启示”一词，在《晋书》、《北史》中已经出现，意思是启发提示或者通告，倒是清康熙年间的《词谱发凡》中说：“前贤著谱之心，与今日订谱之心，皆欲绍述古音，启示来学”，已经有了由启发而心悟的意思了。至于基督教《圣经》之所谓“启示”(revelation或apocalypse)，无论宇宙启示或先知启示，多采用寓言、象征、异象的方式，向人们提示或暗示着道德训诫、真理持守和未来预报之类的神的旨意，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我们所说的“启示”却超越了古代，也超越了宗教，踏踏实实地回到了Et常的读书生活。它把现实中人的生命与书中的生命相对证，不抱成见，直指本原，有所启示，就形成思想的可以发芽的种子。因此我之读书，极其重视第一印象，仔细寻思，不放过感觉上电光石火的闪亮。第一印象有时难免有点随意，但有时又触及少有遮蔽的本真，触及不装腔作势的实事求是，进行着人与书之问赤手空拳的智慧搏斗。当然，可以发芽的思想种子并不等于思想种子已经发芽，它已经蕴涵着一些必要的基因或原质，还需要一个培育和生长的过程。 “孵化思想”，是读书有得，获得第一印象或思想种子之后顺理成章、又须投入认真的刻苦的重要程序。首先要保持精神上的敏感，对于原始印象的闪光，甫经发现，就记录下来，不能任其稍纵即逝。据李商隐的《李长吉小传》记载，李贺出游时经常跟着一个小书僮，骑着毛驴，背上一只破旧的锦囊，能苦吟疾书，遇有所得，就写下来投到锦囊里。晚上回家，母亲让婢女接过锦囊，掏出里面书写的许多纸片，就唉声叹气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饭后李贺从婢女那里取回字纸，研墨铺纸补写成完整的诗，投到另一个锦囊中。这则故事也被欧阳修转录到《新唐书李贺传》中，只不过把所骑的“距驴”改成“弱马”。欧阳修自称“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大概也受了李贺的启发。从李贺到欧阳修写诗属文，都讲究及时把握住灵感，一般人读书要有所得，怎么可以不捕捉住第一印象的闪光?这里同样需要“呕出心乃已尔”的那份苦思疾书。 “孵化思想”的过程既要留住思想的种子，使之着床就位，进入注意的中心，又要对思想的种子加温、培土、施肥，激活它的生命，创造它茁壮成长的条件。使思想的种子土厚肥足的方法，在于搜集和调动中外古今的文化资源，从中寻找那些与之相似、相反、相关的成分，博采穷搜，直至尽可能竭泽而渔。材料的搜集与思路的清理，是齐头并进或参差进行的。其要点有三：一是在时间上排比材料的顺序，梳理某些材料元件和思想元素萌生累积、分合升降的年代脉络；二是在空间上安置思想材料的方位，考察不同文化空问中同类思想材料的承续变异、疏密偏正所隐含的文化原因；三是在论辨结构上进行逻辑推衍，追究思想材料在不同的意义层面上所组成的正反、进退、深浅、隐显的互、动互补关系。如果能够在时问、空间和论辨结构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材料搜集和思路清理，就有可能开拓出一块肥沃的文化园区，使那颗精心选择的思想种子，生气勃勃地长成一株能思考、会想象的创造性理论之树。 三 当这株能思考、会想象的理论之树长成一定的模样的时候，不妨出去讲演，与人共享读书与发现之乐，并且在答疑解惑、相互切磋之中使理论之树获得新的生长空间。讲演是讲者与听众面对面的双向交流，它不仅是给予，给予听众一同体验你读书有得的辛苦和快乐的机会，而且也是一种收获，在听众的笑声、掌声、质疑和提问中，你可以发现自己的理论创设的亮点、盲点、含混之处和可以进一步生发之处。讲演要使人听得津津有味，要把握好生动有趣和不能过分荒腔走板之问的弹性，随机发挥，当堂作答，在气氛活跃、精神亢奋之时，极易激活在正襟危坐时难以出现的奇思妙想，极易爆发出在面对质疑问难时急中生智的思想火花。这就意味着，在日常读书中步步为营的精密思路，在讲演中可能出现非常规的跳跃，其间意想不到的妙处甚至使某些百思莫解的问题豁然开朗。也就是说，某些讲演有可能在读书以“孵化思想”的过程中，加速使“思想破壳”的效应，不亦快哉!一旦品尝到这份讲演之乐，我每年都有意识地安排几次外出讲学，使自己的思想敞开几扇窗户，呼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鲜空气。 比如2001年lo月我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学或文化地图”的命题，并且以“边缘的活力”的关键词来解释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一年后我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论证了这种“边缘活力说”：(一)它拓展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二)它丰富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三)它改变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四)它参与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太原的发言是在火车上用黑笔和红笔勾勾描描，写出坯子，又受会议的气氛和对话的感动启发而形成讲稿的。由此发挥的“边缘的活力”的关键词，引起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相当广泛的兴趣，并被一些论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所采用。 历次讲演的命题，追随着读书和著述的进展而推移，我是不愿意徒作空言或重复套话的。据说任继愈先生对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作过交代，务必请各个领域有专门研究的人来讲，并点名要我去讲李白和杜甫。这实在是对我的莫大鼓励。李白和杜甫，是我关于诗学的系列讲演的对象。我曾经提倡具有巾国特色的“生命一文化一感悟”的多维诗学，以生命诗学为内核，以文化诗学为肌理，由感悟诗学加以元气贯穿，综合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由于有学者和我商榷，我就借在英国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之机，普查了一千余种英文诗学著作，并在江西南昌的两所大学讲了《认识诗学》。在这个系列中，我还讲了屈原和陆游，在兼顾生命诗学和感悟诗学的同时，侧重于文学地理学角度的探讨。 既然把读书、著述和讲演看做一个互为表里、互相启示的过程，那么它们在一段时期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凝聚若干焦点，照亮几个问题。一路走来，山一程，水一程，程程照亮。由于讲演的过程性，每个讲演题目自身有一个不断调理、补充、丰富而趋于相对完善的发展变化。我并非讲演天才，性格还有点内向，因而一个题目的讲演往往要讲过三番五次，才略感得心应手，才宜于录音整理，形成文字。同时讲演的过程和读书、著述的过程互有参差，并非一致，这就形成了讲演的不同形态。讲演处在读书、著述过程的前中期者，属于探索型的讲演；处于读书、著述过程的后期者，属于总结型的讲演；处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书、著述过程的交叉期者，就应该称做综合型的讲演了。以上述的诗学讲演为界，我前期讲演较少，主要是潜下心来，大量读书，刻苦著述，修炼内功。那时的讲演大体上围绕着我读书著述的结果，讲中国现代小说史、古代小说史，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中国叙事学，属于总结型的讲演。直到2001年5月，我还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引起海外学人的极大兴趣。在哈佛的讲演，由于上午参观人类学博物馆，中午由朋友陪同吃饭，下午匆匆赶去开讲，忘记了带讲演提纲，就临时找来一个信封写了一二三四几行提纲，讲了一个半小时。又应听众的要求，讲了一个小时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叙事”。由于是总结型的讲演，此前已读过数以千计的古今文史叙事文献，写过二百余万字的五部专著，因而未带讲稿也不妨碍旁征博引，讲出一些能够与西方理论进行深层对话的中国学问学理。 四 1996年我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项目，同年又在福建师范大学讲了“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五讲。后者是我几年前在英国牛津访学，读过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的学术著作，加上研究现代文学时较为熟悉的梁启超、胡适、鲁迅、朱自清等人的材料，想借学术史的材料做方法论的文章。讲演中有一些活泼的思想，至于系统性和深刻性是谈不上的，只能称做探索型的讲演，借此激活我在同一领域继续探索的思路，或者说在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中绷上几根随时一触即响的弦。两年后，我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开始大量接触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材料，并在一些会议上讲演《格萨尔王传》、《蒙古秘史》和北方民族文学的“边缘的活力”。这些都是探索型的讲演，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的立场上，考察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身份、特质和功能。至此，我已经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读书、著述、讲演多条线索相互纠结的综合研究状态，往往在讲演一个领域的问题时，其他领域的材料和思路也会不安本分地跳出来，与你不依不饶地纠缠，使我有时难免心力交瘁。 所幸的是这多条线索纠缠尽管纠缠，但它们都是渊源有自，并非无端滋事。比如古典文学图志的设想，并非凭空而生，我在1992年就开始了新文学图志的探索，把文学作品和原始报刊的插图当做蕴涵着丰富的信息量，有时比一些文字更会说话的原始材料来对待，并且从图画与文字的互文性上，创没了“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史互动”的文学图志学写作模式。更何况古典文学图志立项不久，我就普查了大英图书馆等国外著名图书馆数以万计的中文典籍，并在全国各地对古代作家的遗址遗迹、行踪和族谱，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图片搜集。同时，对于不同学术文化领域的相互沟通、转移、融合的内在逻辑的处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心得。比如从现代小说史转移到古典小说史的贯通研究，从古今小说史深入到与国际对话的叙事学的学理深化研究，从叙事学拓展到诗学的宏观学理追问的研究，直到把汉语诗文小说戏剧文献与少数民族民间口头传统和文献传统的比较参证、互动互补的研究，都陆续做了一些兼顾材料和思想的探讨工夫。本人自知，知识有限，却长期保持着探索新领域的奥秘的强烈欲望，并且坚持通过著述和讲演，对新获得的知识进行清理、记忆和巩固。这个时期的讲演，多是探索型和综合型的。比较重要的讲演是2003年在剑桥大学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身在国外，虽然可以借助中文藏书以历史学和考古学见长的剑桥大学图书馆，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阐发，则是多凭记忆，这方面的材料和思想是听者较感新鲜有趣的。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全国文学博士精品班和苏州大学讲演过，直到2004年秋冬之际，在南开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讲演后才略感可以，遂将录音整理修订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文化学、图志学问题》两篇文字。此后，“文学地图”、“文学图志”一类词语，在报刊、网络和文化书籍中逐渐多了起来。 终于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两个项目，历时十年，进入定稿结项的时候。我的方法论意识似乎变得更为浓郁，甚至有点走火入魔，想从方法论的角度反思自己多年学术研究的成败得失。2006年5月我到浙江义乌市进行文化国情调查，应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先生之邀，讲了《文学研究古今贯通的方法论问题》。随之又应复旦大学章培恒、陈思和先生之邀，讲了同一题目，由于三百听众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和博士生，我援引古今文献也就格外卖力。这个题目后来又在湖南师范大学讲演一场，并录音整理成章。章培恒先生还指定我专门讲一场《关于文学地理学问题》。2006年冬，文学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到南方参加一次比较文学的会议，回来告诉我，会上颇有几位外国文学专家感慨中国人研究文学史只讲汉族，不讲少数民族，引起他当场与之发生激烈的争论，希望他们好好读一读本所所长近年的系列文章和《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这位同事有感而发地建议我，多到各地讲一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本来在这年的夏秋之间，我曾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坛上，讲过《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引起了不仅是文学领域，而且包括哲学、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博士生们的浓厚兴趣，在讲坛上下与我热烈地讨论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的可能性。适好岁末有个出访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机会，同事的建议言犹在耳，我就潜返程经香港入境之便，在深圳大学、惠州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就“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连讲了五场，听众颇感新鲜，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是第，一次听到把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多维合观的讲演，证明我的同事的建议其言不虚。五场讲演的环境和听众不同，用语用例和随意发挥自然也有许多差异。讲演不能刻板地照本宣科，须有添油加醋，打趣逗乐和妙语飞来的地方。我对此虽不能臻于化境，却也尽力为之，以免失去与听众的互动，辜负听众的期待。有心者不妨调阅一下中山大学名家论坛网站对我讲演的述要，对照收入本书的根据北京讲演录音整理而成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题目虽同，但版本已相去甚远了。 如果说我的讲演有什么追求，那只不过是对听众尽心，对学术尽心，对中国文化尽心而已。这或许就是讲演之术的生命所在。 后记 本书是最近五年的学术讲演的结集，所述的文学、文化问题复杂宏大而多有动感：时间上从先秦到当今，空间上从中原到边疆，种族上从汉族到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文体上从诗、词、文到小说戏剧，学理上从中国到外国。这种动态的繁复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核心的情结，就是力求以创造性的思维，深入地考量东方大地上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哲学、审美特质和精神史程，以及她对人类智慧的应有的辉煌的贡献。 这种思路的建立，大概不能否认是感染了新世纪的阳光，感染了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最近三十年全面振兴和迅猛崛起所创造的人类传奇的气象。 需要解释的是，一部讲演集为何以“读书”命名?究其苦心，无非是认为，不读书，或读书而未得到启示，是不宜作学术文化讲演的。但愿一些重要的讲演，能有数百种文献为之支撑，能有读书悟道的原创性加以贯串。虽然不敢比拟竞技体育之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却也不妨追求台上两小时讲演，台下万小时阅读，才能做到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随手拈来而给人智慧上的启悟和喜悦。广阅文献可以戒浮，追求原创可以戒腐，戒腐戒浮是讲演之车能够在人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痕的两轮。 全书十八篇讲演的讲坛是流动的、开放的，不像某些名校讲座或百姓传媒论坛，听众的文化层面大体固定。听众广布各个区域、各种层面，有外国，有中国，或院校，或社会，亦官员，亦学生，又广众，又个人，场合屡变，听者纷纭。这就需要上下古今，不断调整话题，即便相同或相似的论题，也要根据听者的社会类型和文化层面的不同，适度增减和转移讲演的知识含量、学理深度和表述风格，才能形成台上台下共享智慧的良好氛围。尽管如此，但还要承认，这是一个追求创新性和精深性的学者的讲演，他的兴趣在于前沿开拓和文化发现，他更愿意讲的是凝结着自己心血精华的开创性见解，因此面对高文化层面的听众，尤其是博士以上的听众，就可能讲得神采飞扬，意态淋漓。因为学术讲演，也要有知音，也要有人知道如此讲的好处所在。常识性的讲演自然可以救助知识的饥荒，应有人认真去做，若有人厚积薄发、取精用宏地做去，当会有可观的成效。但似乎应该有点自省，切不可以常识代替精华，或蔑视精华，那可能在我们民族原创精神的浓度上兑人过多的白开水，到底在哪个层面上有助于或影响了民族原创精神的大国风范，也是颇费思量的。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既要思考文化的共享性，更要思考文化的原创性，思考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思考文化精髓、文化脉络的承传、更新和弘扬。 我还想返回与本书相关的讲演与读书的关系。讲演不是使人疏离书本，而是使人受到启发，获得感觉，提高兴趣，从而亲近书本，甚至进而使人以新思想、新眼光，从读书中获得精神的提升和兴趣，这才是最为要紧的。清朝初年的顾炎武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他是主张采铜于山，接触原始材料的，不能把别人舂剉碎散又拼装起来的铜片，当做自己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清朝中期的章学诚谈到当时做学问的流弊时说：“风尚所 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日聚之而已。”(《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书》)他提倡不仅要精于选择材料，而且要善于创造新的体制。这种从根本上做学问的方法，便是值得一个严肃的学者追求的。 清末民初的章太炎也借用前人采铜造钱的比喻：“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顾炎武的字)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致柳翼谋书》，1922年8月《史地学报》一卷4期)他不仅认为听他们的讲演，甚至认为只读他们的书还不够，而应该阅读富有文化含量的原始经典了。为此他强烈抨击了当时学校注重讲授的“耳学”，而忽视研读的“眼学”，列举“耳学”的五弊，指责它“学在皮肤”(《救学弊论》，1924年8月《华国月刊》一卷12期)。其实，学问要做大做深，应该是“耳学”(讲授讲演之学)、“眼学”(文献阅读之学)、“手学”(动手搜集材料之学)、“脚学”(走访调查之学)、“心学”(悟识思辨之学)等“五学”并举的。讲演作为“五学”的入门初阶，亦有助于培养学思的兴趣和创造的能力。 后记还须一记的是，本书的编集，由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热诚督促。然而自知这些东讲西讲的东西，头绪纷杂，所引文献跨度极大，本人又有广东口音，讲演稿在各地报刊发表时错字难免，体例不一。幸有黄华女士做编辑，以独到的学力、经验和细心，检出原稿的不少纰缪。出一本书能得一位编辑诤友的指谬，当是学术人生的幸事。她在编辑拙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时，我就有此感受，一并附记于此。 杨义2007年8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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