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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现代心理学和宗教女性主义所标举的“双性气质”理论，对理解《红楼梦》主旨及其人物形象有着崭新的意义。本文以王熙凤和贾宝玉为个案，着重分析了“女性的男性气质”和“男性的女性气质”，认为《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性别的“双性”人格特征，他们集中展现了小说家卓越的艺术追求和人文理想。
关键词：双性气质；社会性别角色；阿尼玛原型；阿尼姆斯原型；
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顶峰，被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它是一轴浓缩时代风貌的历史画卷，是一曲对纯洁女儿世界的赞歌，更是一个追求完美人格——“双性气质”的理想之梦。《红楼梦》的不朽，不仅在于它广阔的视野、恢宏的结构、纷繁复杂的人事，内蕴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更在于它探索到了人格的深层结构，模糊甚至是解构了两性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捕捉到了人类的“双性气质”之美。这种对“双性气质”的深掘和表现，对“双性气质”魅力的由衷赞叹，构成了曹雪芹卓越的人文情怀和文化理想，即：对真正的男女两性平等和自由的本质意义上的追求。
提起男人，人们习惯上往往把“他”与公共领域、集体利益、积极的、理性的、果断的、暴力的、独立的、支配性和统治性相联系；说到女人，人们则习惯把“她”与私人领域、个人利益、消极的、感性的、优柔寡断的、温良的、依赖的、被支配性和被统治性相等同。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传统二元论思想。同时，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给女人制定“三从四德”、“出”和“戒”的标准，强令女人不得僭越男权半步的诸种伦理规范，实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把男人与女人截然分开、区别对待的二元思维。
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则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通过千万年来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男人和女人都获得了异性的特征。这种异性特征保证了两性之间的协调和理解。”“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必须允许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1]（pp.53-54）基于上述思想，荣格提出了男性的“阿尼玛”原型和女性的“阿尼姆斯”原型理论，即现代心理学中常说的“男性的女性气质”和“女性的男性气质”理论。
以卡罗琳·G·海布伦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宗教女性主义也认为：在人身上本来就存在着两种性别的特质，或者人本来是无男女之分的，只是父权制文化为巩固其地位，将男女两性塑造为它所需要的形象，压抑男性身上的女性因素，否定女性身上的男性因素；因此，男与女与其说是构成的，不如说是文化地形成的。基于上述思想，宗教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双性气质”（或“双性同体”）理论，以“双性气质”的理性消除人类处境的对立面两极——阴与阳、男与女、乾与坤、肉体与灵魂、公与私、社会与家庭、感性与理性、混沌与区别等等二元的对立与分离，从而结束男女两性的对立不平衡关系，代之以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和可变换的、非恒定化的“文化性别”。卡罗琳·G·海布伦在《迈向双性的认识》（1973）中指出，“我相信未来的救赎完全超脱性别的两极化和禁锢，而迈向一个允许自由选择个人角色和行为模式的世界。我持的这个理想称为‘双性人格’。”“双性人格”概念“阐明一种非僵化地派分两性特质和本能的情境，而设法将个人由理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2](p.120)宗教女性主义摒弃“双性气质”的生物学意义，发扬其象征寓意，以此象征理想的两性关系：男女是心智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两性的精神才能达到“共鸣”、“剔透”，才能传递情感毫无障碍，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两性才能共存共享，彻底消除性别斗争。
“双性气质”理论可以说是女性主义者解决妇女问题、两性关系和男性之人格困境的方法和答案，它使女性主义者从二元对立和中心/边缘之对抗的男性化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而不是陷入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困境。因此，“双性气质”可以说是女性主义者理想的人格形象，是男女两性人格之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同时也是她们用来反对阴阳两极化及性别本质永恒不变的一件有利武器。著名女权/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脑子才能变得非常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不能创作”，“任何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艺术家是或多或少的双性人。”[3](pp.120-121)“双性气质”被女性主义者赋予了新的主观性：解除压抑、释放被否定被压制的部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对立因素和对立文化和平共处，互补互利，消弭等级和不平等关系。珍妮特·希伯雷·海登的《人类一半的体验：妇女心理学》勾勒了理想的男女“双性气质”在现实中的存在，并认为：“双性同体是一种理想，它允许性别角色的自由选择，允许人们表达其相对性别的倾向。”[4](p.115)
“双性气质”理论是对传统文化二元对立模式的断然否定，是对由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制度所强加和人为割裂出来的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反驳和整合，是一种更趋自然和符合人性的理想的人格发展模式。“双性气质”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合一”、“阴阳互补”观念存在着相通之处，而且，这种思想也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双性气质”也是一种更接近中国道家学派所宣扬的“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互依互存互融互补互为消长的思想；是海阔天空的“双性人格”所独具的特质；是“男性的女性气质”或“女性的男性气质”；是“两性间水乳交融的精神，它指的是一个宽广的个人经验的范畴，允许女人具有侵略性，也允许男人温柔，使得人类可以不顾风俗礼仪来选择他们的定点。”[5](p.120)
这类禀赋阴阳二气、具有“双性气质”的人物在《红楼梦》中俯拾皆是：女人当中，从“威重令行”的“脂粉英雄”王熙凤，到她的“老年版”、“宗法家庭的宝塔顶”[6](p.119)贾母；从凤姐的“少女版”、“俊眼修眉、顾盼神飞”颇具改革家风范的探春，到稳重豁达宽容理性的薛家之灵魂宝钗；从拥有须眉之豪爽、名士之旷达、诗人之率真的湘云，到英姿飒爽、从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宝琴；从“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放诞诡僻”颇得竹林贤士阮籍之“青白眼”遗风的妙玉（63回），到以毒攻毒，以淫攻淫“嫖了男人”的奇女子尤三姐。男人当中，从“面如敷粉，唇若施脂”、“目若秋波”的“闺阁良友”贾宝玉，到“形容秀美，性情谦和”、“才貌双全”的北静王水溶（14回）；从“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的秦钟（7回），到“妩媚温柔”、极柔情曲意的承顺的名优蒋玉菡（28回、120回），以及最喜“串生旦风月戏文”的标致人柳湘莲（44回、66回）。这些人物形象，或容貌或性情或行为举止闪烁着较为分明的“双性气质”之美，比照恪守传统妇道的李纨，所谓的“女性气质”衍生出来的只是人生的苍白与刻板，“竟如槁木死灰一般”（4回）；比照“呆霸王”薛蟠，所谓的“男性气质”派生出来的只是人生的粗鄙与鲁莽。下面，我们就以王熙凤和贾宝玉为例详加讨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双性”人格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格魅力和人性活力。
总的来看，王熙凤和贾宝玉的社会性别角色较模糊，他们既属于纯洁的“女儿世界”又属于恶浊的“男子世界”，且能自由出入其间。同时，他们特殊的成长环境和志趣在很大程度上又被“允许自由选择个人角色和行为模式”。[7](p.120)
一、“双性气质”的形成：适宜的成长环境
宝玉抓周时，“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抓周诚然不能判定和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命运，但他先天敏于艳色馨香的感官功能却露出端倪。王熙凤“本性要强”、口齿伶俐、从小就有“杀伐决断”不让须眉的气魄，这也不是仅靠后天的教育就能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这些禀赋是先天的、与生俱有的。
尽管每个人天生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异性特征，但在由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所积淀形成的“男尊女卑”“男女有别”这一思想的箝束下，真正能把这种异性特征发展完善并敢充分显露的又有几人？就像佛教宣扬“众生皆有佛性”，然而，最终成佛的何其寥寥。王熙凤和贾宝玉天生的异性特质之所以没有夭折没被扼杀，而且还得到长足发展，主要应归功于他们后天的成长坏境。西蒙·波娃在《第二性——女人》开篇谈到男女性别差异的形成时告诉我们，一个人之为男人或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8](p.23)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期待心理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王熙凤和贾宝玉生活在一个“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末世。在这个充满衰亡气象的时代，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已日益失去其向心力与外延力：从村野市井之家到诗礼簪缨之族，到处弥漫着星星点点反封建反传统反压迫的民主主义思想。这是他们生存的共同的大环境。再看看他们各自生存的小环境。
王熙凤出身在“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显赫贵族之家。其祖父为外务官，“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及“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凡有外国人来”，都是由她们家养活（16回）。其叔父王子腾先为京营节度使，后官至内阁大学士。王熙凤在这个洋务家庭中“自幼假充男儿教养”（3回），从小与贾珍等人“一处淘气了这么大”（54回）。正是处在这种当男孩养、与男孩为伍、与洋人洋物接触的开放型成长环境中，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的约束力在她身上没留下多少痕迹。也就是说，其家庭并没有把“女德”“妇道”作为她人生的必修课灌输给她，因此在王熙凤的意识中，封建的伦理规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观念相对减弱，个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时，压抑小又引发了她的潜能，使她获得了当时应属于男性才可能具有的聪明才智。王熙凤口齿伶俐、反应机敏、果敢好强的天性与她的生活环境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定格了她坚毅刚强、独立狠辣而又自信果断的主导性格。这为她嫁到“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的荣府后不久，就能以孙媳妇辈的身份登上管家奶奶的高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贾府虽然没有像王府那样有意识地、自觉地、性别倒错式地教养孩子，但贾家的环境，也为宝玉“双性人格”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这一点上，贾王两家殊途同归。
宝玉的出生具有传奇性：“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众人莫不以为怪，更觉得他“来历不小”（2回）。贾宝玉虽然秉性乖张，但异常聪明灵慧，且长得“像他爷爷”（29回）。所以贾母视之为掌上明珠心肝宝贝。王夫人中年丧子，好不容易又晚年得子，再加上宝玉的存在对她在贾府的地位有“战略性”意义，因此无论从母性本能还是从自身权益角度，王夫人对宝玉都弥足珍贵宠爱有加。元春入宫前与宝玉“同随祖母，刻未暂离”，是宝玉的启蒙老师，“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入宫后，对宝玉的“眷念切爱之心，刻未能忘。”（17回、18回）宝玉深得贾府“老中青”三代权威人物的宠幸，又加上他“素昔禀赋柔脆”（64回），对他的教育造成了一种想管不敢管、敢管又不能管得太严的局面。宝玉成了贾府中的“宝银宝金宝天皇宝皇帝”。他女性化的生存意向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他没有和姐妹们分院分房，而与她们一处娇养，从而使他在穿着打扮、习性爱好、外在言行上自觉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以女儿为参照系来观照自己规范自己。
二、男性的女性气质与女性的男性气质：从相貌到习性的对比
贾宝玉有着一副女孩型的长相：气色娇嫩、俊雅秀丽、风韵楚楚。他身着五彩斑斓的“金冠绣服”；从冠服到便服，从夏装到冬装，款式之多，色彩之绚丽，居全书人物之首（前八十回对宝玉的服饰描写多达14处，见第3、8、15、19、20、30、31、45、49、51、52、63、70、78回）。相反，对王熙凤穿着打扮的描写没有像宝玉那样浓墨重彩，只集中在黛玉、刘姥姥、尤二姐等人首次见凤姐时对她的打量（3、6、68回），其余的只是一个词捎带而已（40、50、51回）。
贾宝玉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爱红：爱调脂弄粉（9、19回）、爱吃盒里的或姐妹们嘴上的胭脂（21、24、19回）；爱闻姐妹们身上的“冷香”、“幽香”、 “香油气”（8、19、24回）；爱穿着或佩带做工考究的女红（17、18、27、32、36回）；爱购买或收集“轻巧玩意儿”（27回）。
贾宝玉还爱哭，爱流泪：为友人的生离死别，为凋零戚苦的情景，为一句感伤的诗，为姐妹们不理他，为一句不理解心声的话……他为别人为自己落的泪比黛玉的自怜之泪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常没有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宝玉性格中的多愁善感成分绝不亚于黛玉。王熙凤则是“有泪不轻弹”。除了哭贾敏、哭向贾母告贾琏的状之类作秀的哭之外，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哭只有三次：一次是哭可卿，一次是受邢夫人当众指责后伤心委屈的哭（71回），还有就是抄家后绝望地哭（106回）。
正是贾宝玉这种容貌着妆和习性爱好等外显的女性特征，常被人误以为女孩。雨中划“蔷”的龄官凭声音和露见的半张脸，直觉地判定他为女孩，喊他为“姐姐”（30回）；贾母从园内踏雪归来，途中见山坡上宝琴身后的他，问身旁的人：“那又是那个女孩儿”？（50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玉和芳官被众人笑为“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再次证明了宝玉的性别迷离与雌雄难辨。胆大心细的尤三姐一语中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那是只在里头惯了的。”（66回）
王熙凤的长相扮相虽没被人误以为男性，但她的一些日常动作、偏爱喜好等也时时露出异性特征。第二十八回，宝玉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第三十六回，王夫人盘问发放月例一事，王熙凤气呼呼地出屋后，“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这些泼皮无赖、泥脚市井的动作，粗俗中伴有几分放诞，和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帕子笑呢”的顽皮腼腆的娇女孩形象迥然不同。砸玉风波后，贾母派王熙凤来劝和，“只见凤姐儿跳了进来”，把宝黛二人唬了一跳。王熙凤恼怒时爱扇人耳光，又快又狠，把剪灯花的小道士“打了一个筋斗”（29回），把替贾琏望风的丫头们打得“一栽”、“一个趔趄”（44回）。王熙凤还会撑舡，会放炮仗（40、54回），听到芦雪庵烤生肉，忙里偷闲巴巴的赶来吃。以上是王熙凤性格中粗犷、张扬和暴力的一面。
同时王熙凤的性格中还有强烈的支配欲和统治欲。这体现在她对钱、权的极度爱好上。不用说她怎样克扣月例放债盘利，更不用说“弄权铁槛寺”（15回）为了三千两银子间接地害死一对有情人，单看看她平常的玩笑话，就知道她对钱的敏感和钟爱程度有多深。清虚观打醮，她笑话用盘子托了巧姐寄名符的张道士，“倒像是和我们化布施来了。”（29回）园中姐妹成立了诗社，请她作“监社御史”，这本是件风雅的事，到她嘴里就成了“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钱的铜商”（45回）。陪贾母等人玩牌，故意输钱，先不给却指着贾母放钱的木匣子笑道：“这一吊钱顽不了半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恰好平儿又送钱来了，她又忙说：“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47回）这种拟人化的呼朋引伴的“孔方兄”形象，只有“财迷”王熙凤才能想象得出。贾母瞒着王夫人和凤姐悄悄地来园中和孙辈们同享雪趣，凤姐不一会儿就找来了，理由是：“我正疑惑，忽然来了两三个姑子，我心里才明白。我想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老祖宗年下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50回）这种对钱的本能性敏感已深深地植入王熙凤的思维，她三句话不离本行，即使是轻松的幽默和逗乐。
王熙凤对钱情有独钟，但她更爱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冯（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这种霸气和武断，显示了她极强的权力意志。对权力的争夺、把持和尽情施展，充分满足了她支配统治他人的强烈欲望。王熙凤对权力的拥有不仅仅局限于全府全族，甚而触伸到府外的封建权力机关。弄权铁槛寺，调排张华状告贾府而后又欲杀人灭口等等都是与她剧烈膨胀的权力欲和支配欲有关。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单维二极性别模式及其社会角色规范是迥异的。对于女性来说，在那些定型了的性别模式和角色规范下，必须努力使自己像个“女性”。可是，王熙凤却不然，她身上最显著的气质都是非“女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男性”的。例如，她惯于发号施令，办事杀伐决断，胆略识见非凡，而且喜欢争强好胜，等等。这些都与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和要求大相径庭。正是由于王熙凤的动作、话语、爱好等渗透着较明显的男性化的生存意向，所以提及她的人往往自觉地把她与男性相比照：冷子兴说她“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2回）；周瑞家的说她，“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6回）；可卿托梦，说她“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13回）
三、“英雄”、“霸王”与“无能第一”：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错位
曹雪芹为“闺阁昭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无才”昭雪。他肯定了两种“才”，一种是以林黛玉为代表的才华横溢自创诗社的“咏絮才”，一种是以王熙凤为代表的能干实事的“齐家才”。
王熙凤出色的理家才能和管理能力，在“协理宁国府”中得到了绝好展现。她一上任就快刀斩乱麻，理出府中的五大弊病，然后对症下药。她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纵横捭阖运筹帏幄，一派王者风范；短时间内就把一个乱糟糟的宁国府整治得秩序井然。同时她还要管理荣府，“因此忙的凤姐茶饭也没功夫吃得坐卧不能清净”，但“心中倒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画得十分的整肃”（13回）。王熙凤以超人的才智和加倍的辛劳出色地同时挑起了两副重担，因此“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13回）。而王熙凤的这种突出的“齐家才”又可移于治国，确实展现出她驾驭全局、治繁理剧的才干。相比之下，威烈将军贾珍、一等将军贾赦和工部员外郎贾政都没有这种才干。因此，秦可卿称赞凤姐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贾母说她是“霸王似的一个人”，连作者曹雪芹也掩不住“都知爱慕此生才”的褒奖之情，感慨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2回）“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1回）
王熙凤精明圆滑审时度势，再加上巧舌如簧的口才不但赢得贾母的欢心和宠爱，也得到公子小姐们的亲赖，连一批有头有脸的丫头也与她亲厚有加。但她对“愚强、克啬”的婆婆邢夫人却疏而不惹，而与自己的亲姑姑贾府的权力人物王夫人抱成一团、亲敬有加、共同执掌着荣府，以致邢夫人骂她们“黑母鸡，一窝儿”（65回）。贾赦欲娶鸳鸯为妾，作儿媳妇的她一听马上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且假用贾母的话说明理由。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是儿媳“恭顺、孝敬”公婆，对丈夫更应该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不得丝毫违背”。王熙凤不仅与公婆不合，对丈夫也不怎么忠顺。她瞒着贾琏藏有大量梯己，贾琏托她办事还得要支付小费。她更是贾府有名的“醋缸醋瓮”，“凡丫头们二爷儿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65回）她收平儿为心腹，吓死鲍二家的，逼死尤二姐，以至于贾琏这种淫浪之人却只有一个正式的小妾。在贾府即使是贾政这样最正经的道学家也还有两个姨太太。王熙凤对贾琏像“防贼一样”管束得十分紧，她自己却对异性男人“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正是由于她与贾蓉贾蔷等人有一种暧昧关系，贾瑞这只“癞蛤蟆”才会不顾凤姐的权势与厉害打起“天鹅”的主意。
传统礼教要求女子以男子为核心，要求女性对男性绝对服从，从属于男性。而王熙凤对自己的丈夫既不柔顺也不依从，相反，她要作核心，要主宰男子、主宰一切：第十四回，她使贾琏为了一绺青丝吓得脸都黄了，并“杀鸡抹脖子使眼色”求平儿替他遮掩；第十六回，贾瑞求贾琏为他谋份差事，贾琏来求王熙凤而她却不买他的帐，并嘲笑贾芸“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同样，贾琏的奶妈为儿子求差事和贾琏说了几次，最后还是找了王熙凤才成。凡此种种，都显示了王熙凤十足的霸气和骄横。
如果用传统礼教“七出”之条来衡量王熙凤，那么她首先就符合“不孝顺公婆”“妒”“淫”这三条，另外“七出”中的“多言”“贪”“恶疾”“无子”她也完全吻合。还有她出色的齐家才能，在传统礼教看来，也是一种严重的“缺德”行为。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教罪人，“要想在她身上找出符合封建‘妇德’的地方恐怕得用放大镜。”[9](p.149)王熙凤否定“妇德”、不遵守“妇道”，当然并不能因此称她为反封建的民主斗士，主要是因为“妇德”阻碍了她的野心和占有欲，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她思想中暗含了追求女性解放、要求人格自由的个性觉醒因素；同时，这也与她身上所具有的异性特质不无关系，或者说她在内心深处根本上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依附的、无才的“女人”，恰恰相反，她的才干和行为表明了她身上掩不住的“男性气质”。
王熙凤在家族这一小型公共领域内大显身手大展其才，并成为贵族之家有才干的当家奶奶和有英气而骄大、有治国治军潜能的女英雄；贾宝玉则在封闭的女儿世界里“无事忙”，施展发挥着他的“情不情”。“宝玉自进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23回）可见他喜欢这种淡泊宁静与平和的深闺生活，认同女性与世无争的生存价值。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不愿读圣贤书，“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36回），厌恶追求“功名利禄”、“仕途经济”，也没有“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所谓抱负，更不考虑“什么后事不后事”（71回）。在家庭生活中，贾宝玉无疑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主体性感悟，而不是家族集体的兴衰荣枯。对家庭中发生的对贾氏家族兴衰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他往往以冷淡的态度漠然处之。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探春理家，兴利除弊，宝玉却称之为“俗事”。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回用两首[西江月]词来“批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在大观园内宝玉又最忙碌，可与日理万机的凤姐相媲美。他不停地穿梭于姐妹中表及侍儿之间，尽他力所能及的菲薄之力帮助她们：替平儿理妆香菱换裙，为彩云瞒赃藕官编谎，留迎春悦黛玉怜玉钏惜龄官等等，甚至为画上的美人故事中的抽柴女担虑，但他的帮助只局限于鸡零狗碎极为琐屑的日常小事，且多停留在情感慰藉表层，一遇到实质性的有关生命宏旨的大事，他的软弱性就暴露出来，只能表现出一种指向自己的内倾性的自我发泄或阿Q式的自我安慰。
逐晴雯、驱司棋，宝玉一句挽留的话都不敢说，只“恨不能一死”或背着婆子的面恶狠狠地说：“比男人更可杀”之类的话。他找金钏逗乐，被王夫人发觉，他自己吓得“早一溜烟去了”（30回）；金钏死后他却偷偷地祭奠她。他经不起忠顺府长史官的盘问和使诈，马上说出蒋玉菡的藏身之处，随后被父亲贾政打得皮开肉绽却毫无怨言。对待黛玉缠绵悱恻，极尽关爱之能事，他却不能像尤三姐那样当众表白“非她不娶非他不嫁”之类决心。贾宝玉处事优柔寡断，但在微不足道的关爱中仍透出至真至善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对贾环、门客、小厮们的态度极其随和、宽容与温良，不端架子，不需要他们敬他畏他。他常常只带一二名小厮溜到这溜到那，与王熙凤威风凛凛的“簇拥”大相径庭。
王熙凤和贾宝玉从内到外都散发着“双性气质”的魅力。“魅力就是一个天资深厚的个性身上男女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激发出的光彩，有魅力的女人不失阳刚与严厉。有魅力的男人也有令人销魂的女性美之光。”[10](p.120)他们同时又是灵异的，他们“超越一般历史性存在的特质，使人仿佛与人类或个体创生前的混沌母题有所接触，而能自其中吸取凡人没有的能力。”[11](p.120)贾宝玉能和燕子、游鱼对话，也能跟月亮星星交心，并认为“凡天下有情有理的东西，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77回）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齐物论思想，“正是贾宝玉生命质量中具有超前意味的价值支撑点”。[12](p.388)而王熙凤机智幽默雅俗共赏的天才般的口才和突出的操办大事的才干也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因为它“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13](p.338)现在则可以说，《红楼梦》还打破了“叙男人完全是阳刚，女人完全是阴柔”的传统文化模式。
曹雪芹笔下这一大群“女不女男不男”的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双性气质”，正是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脚踏着中国封建社会土壤的曹雪芹尽管没有创造出“奥兰多”[14]那样的形象，但他笔下的人物对社会强加给女人和男人的极其荒谬的有悖于人性的“三从四德”和“功名利禄”之说予以或隐或现、或多或少的反叛和解构，从而追求人性的自然本真，追求社会性别差异的最小化，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追求彻底自由平等的女性观和民主精神。曹雪芹的思想意识是超前的，他的社会批判属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但他的文化理想和人文情怀却是属于全人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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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中的同名主人公：奥兰多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四百多年的历史，从一个仪表非凡的少年变成一个花容月貌的少妇，最后完成了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创作的长诗，并生了一个儿子。主人公性别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性别的非恒定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伍尔夫关于人格多元的思想，是其“双性气质”思想和多元化观念的理想范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多元气质和品格，阴性的、阳性的，历史的、现实的，世俗的、诗意的等等融会于一体，可以互相转化，并非由单一的品质恒定地构成；人不是绝对的一面体，而是全面的、完整的、一身融会了所有差异因而失去了一切界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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