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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唯和论的谱系的多神教

 思想盛宴 2012-09-20

中华:唯和论的谱系的多神教

      (《文明的立场与高度》第二稿节选)

胡列清

辩证观的宗教必然会是一种浓厚的伦理色彩和历史氛围下的“尊天敬祖”的多神教。

辩证观所展开的是一幅气化论的世界图景,必然将世界揭示为一种唯生论的谱系式结构。所谓谱系,也就是一个依循亲缘关系而展开的体系,意味着多样而又有序的差异。对于谱系的展开和延续来说,谱系中的每一子系的源头、每一标志性环节,都具有特殊的建设性的意义,因而都将在其宗教中被神化,被其辖域内的人们当作神来敬仰。

辩证观的“神”既不是实体观的作为“全能者”的“上帝”,也不是关系观的作为“彻悟者”的“梵天”或者“佛”,而是“天道”谱系的诸环节,是谱系中的每一子系的源头或者标志性环节,也就是那些“得道者”或者“至善者”,归根结底是有益于整体格局的“稳健”而“最能生生者”,也就是“最和者”。所以,辩证观的“神”本身就是谱系式的,不是一神,也不是泛神,而是多神,且亦像一个大家族一样依序排列。这也就使得众神各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并形成一个主要依据伦理法则而秩序井然的神灵世界。正如许烺光所指出的,“中国人的神灵世界基本上类似于他们的人间世界,两个世界中的普通人都由一个官僚等级制度所管辖。”[1]

以儒家道统为主流的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辩证观文明。因其辩证观立场,而必然“不语怪力乱神”,但必然遵循“天道”,崇拜“祖先”,信仰“圣贤”,因为这些都是生命的演化谱系的源头和环节。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一般都会在家里供奉一个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因为,有道是:“天生我,地载我,君管我,亲养我,师教我”,都与我有关,都是我生命本质的构成要素。

关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许烺光曾进行过非常细致的揭示。他说:“关于祖宗崇拜,中国人至少有三种假设:第一,所有活着的人的幸运或不幸都应归因于其祖先。……第二个假设是,所有已故的祖先,与其他神仙一样,有着和活着的人毫无差别的需要。……第三个假设是已故的祖先仍能像生前一样,继续帮助他们在人间的亲属,正如他们活着的后代仍能帮助他们一样。”[2]除了少数基督徒和穆斯林以外,我还不知道有哪个中国人不遵从这种崇拜。这确确实实是中国的国教。此外,它也是中国人的人间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主要联系。”[3]“在中国信徒的心目中,没有哪个神真哪个神假的问题,也正因如此,那里不存在宗教争论的土壤。”[4]

其实,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并非狭义的仅仅只拜自己的直系祖先,而是广义的,包括所有的那些有功于群体因而有恩于己的往圣先贤。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是天道,遵循的是天道所展开的谱系,因而天道谱系所表现的地方就都是该尊敬的地方。荀子曾讲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而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降君师。”[5]故而,不只是天道和祖先,还有君师中的那些圣贤,那些盛德者,都是中国人的“神”,都会受到敬仰和崇拜。并且,其祖先崇拜,事实上所拜的也只是祖先中的那些杰出者。这并非只是后人的虚荣心的需要,而是因为先人以其贤德必然成为了整个家族演化谱系中的建设性的一环,且将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延续。儒家的这种广义的祖先崇拜,乃是中国人的正统宗教。在中国,不管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不会不认祖先。

在中国人看来,那些曾经为群体的繁衍做出过贡献的人,其生命价值并没有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被后人所继承、所内化,成为了生命演化谱系中的一个个标志性环节,并作为后人生命格局的底层结构而代代相传,而永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人看来,人生的价值必须通过群体来实现,个体作为群体的谱系中的一环被内化、被定位,方可永恒。所以,中国人最敬畏的是天道和历史,最在乎的是他在天道谱系以及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希望他的人生价值能够通过子孙昌盛以及青史留名来得到传承,从而可以生生不息。

在生死问题上,儒家也最为达观,并不一味惧死,所要避免的只是死于非命。倘属知命尽性而舍生取义,亦可慷慨赴之,且认为那是死得其所。有道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儒家看来,生命就如永不止息的接力赛,每个人的天命就是传好他的那一棒。儒家之所以奉“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的“三不朽”,并以“无后”为最大的“不孝”,也都是辩证观的必然表现。

在今天,由于佛学东传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冲击,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过激反叛,使得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显得非常混乱,甚至被不少论者批评为没有宗教。

中国人今天的宗教观念已然异常混乱,这是一个事实,但并没有到传统断绝或者主流颠覆的地步。佛学传入中土已有两千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并且,自魏晋开始即有“儒释道”三教并立一说,三者间往往相互参取,互为借用。所以,今天中国人的很多宗教观念,甚至包括一些非常普及的宗教观念,就都是来源于佛学。譬如,牟宗三就曾指出:“中国古代传统没有玉皇大帝、三十三天,这是从印度来的。”[6]西学东渐迄今也已逾千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信众。在中华大地上,儒家的书院、祠堂、宗庙,佛家的寺庙,道家的道观,回教的清真寺,基督教的教堂,都很容易找到。在我所在的城市长沙,美丽的湘江由南向北穿城而过。湘江西岸有一座不高但却非常灵秀的岳麓山。山的东侧脚下是著名的儒家书院——岳麓书院,半山腰有一座佛家寺庙——麓山寺,山顶上则是一座道家道观——云麓宫。到访此三处的客人都很多,并非都是旅游参观,不少人是为了各自的信仰。我常想,“儒释道”三家在岳麓山的这种布局,就正是三家与中国社会的距离的写照,儒家最近,佛家次之,道家最远。至于清真寺和教堂,多是针对特定的人群而设,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所以,虽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多样,甚至表面上显得有些混乱,但其实自古及今,只有儒家所弘扬的“尊天敬祖”的多神教,才是主流的正统宗教。可以断言,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都不可能在中国真正扎根下来,除非其被中国化。因为,唯有“尊天敬祖”才是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共同信仰。

至于那种批评中国没有宗教的说法,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中国人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着不一样的宗教。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必然就会将宗教类型单一化,就会得出中国没有宗教的错误观点。这正是今日学界所普遍存在的原则性问题之一,甚至即便是当代新儒梁漱溟也不能幸免。梁漱溟曾提出,中国文化有“两大古怪点”,“一、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二、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7]季羡林、张岱年、朱谦之等,也多有此论,皆认为中国不重宗教,甚至没有宗教。如说:“对天、对鬼神,不太感兴趣”[8],“没有正式的国家宗教”[9],“没有真正的宗教”[10]。在今天,也有人试图以下面这样的观点来反驳西方人对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指责,试图以此赢得西方人的信任。说:虽然中国是无神论的,不以宗教信仰为特征,但并不说明中国人没有灵魂和精神,没有良心和信仰。[11]显然,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事实上,相应于人类文明的三大基本逻辑立场,人类宗教也会固有三大基本类型。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不等于没有宗教,更不等于没有信仰。以有没有西方式的宗教来衡量中华文明甚至中华民族的“人性”,这正是许多西方中心论的鼓吹者和拥趸们的论调,是一种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话语霸权。

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着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宗教。中华文明的辩证观立场必然会是一种唯生论的自然观,必然以“生生不息”为价值取向,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演化着的谱系,不承认有绝对实体或者纯粹关系,因而不会承认有“全能者”和“彻悟者”,而只有“至善者”。所谓“至善”,就是能够“时中”而“通权达变”,从而能够“利生”。这就使得“至善者”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演化序列,即谱系的源头和环节。故而,在辩证观那里,“天道”、“祖先”和“圣贤”都会受到尊敬,都会被看作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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