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版原载于《广州日报》2011年5月10日) (1)如果仅作为手段技术无所谓好坏善恶 科学和技术不能混为一 谈。科学是认识、了解自然的规律;技术是什么?就最浅显的层面来讲,是在一个实践上的目标已定的时候,选择技术知识和技术工具去实现这个既定的目标。至于 目标本身是否有最终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人类的价值追求、是否有损于人类个体的尊严、等等,这类问题,属于伦理价值判断的范畴,科学和技术都不能回答。比如 说,克隆人该不该实施?核武器该不该制造?光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回答不了这些“该不该”的问题。 作为手段的技术,服务于既定的目标,就无所谓工具意 义之外的好坏善恶,有的只是有效无效低效高效之分。但目标有合理不合理有利还是有害之分,目标怎么定,是有独立的道理可讲的。至于科学、技术与自然三者的 关系,则是这样的:科学就认识自然,技术就是把自然(包括人本身的生物自然)变成人们想要它变成的样子。那么,要变成什么样子呢?要做好这个有关人类实践 的目的的评估,既要求我们掌握以实证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需要我们具备以对人文精神正确把握为基础的反思批判精神。所有这些,没有直接利 益关系的独立思考的研究者才能做到客观公正,系统地摆事实讲道理。但这种“应该变成什么样子”的决定权往往会落在利益集团的手中,他们很难做到为整个人类 的未来负责,也没有基本知识与理念的储备来指导他们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 (2)利益当事人总会把技术带来的危害故意低估 技 术虽然是手段,但因为技术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当然也会在成为有效工具之前直接改变人的文化品格,这一点很多思想家都有论述,在这里先存而不论。而作为工 具手段的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是一般工程技术给人类造福的同时给环境带来的普遍污染或生态失衡,这就是,在人类干涉自 然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对后果的预计和控制能力,或因各种切身的原因故意掩盖负面后果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第二个层面,本来就是用来对付人类本 身的,像原子武器、生化武器、航母等,即所谓的国防科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技术本来就是在跟别人对抗时使用的,就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自我防卫用的,对 人的生命的毁灭一开始就是其存在的理由;第三个层面就是核电、生物技术一类的技术,这一类的技术,人们清楚知道它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核电站核废料可能带来 的辐射以及事故发生后的严重后果。但人们通过综合平衡,认为利益压倒风险。比如日本,谁不知道会有地震?但核电能够为他们暂时解决能源问题。他们能做的就 是尽量把核电站选在地震少、人口少一点的地方。 但这三类技术与人类的关系都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一部分风险不是估计不到,但当事人故意把风险低 估。这个当事人,有可能是为了政绩的政府机构,也可能是为了商业利益的集团。比如这次日本的核事故,福岛核电站的设备早已经过期,正是商业利益的驱动,使 得核电站超期服役,结果酿成大祸。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控制力。同样,原子弹等核武器会不会将人类带向灭绝?与其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当事者都不会很客观, 因为他们往往屁股决定脑袋,甚至屁股绕过脑袋直接决定说话的嘴巴。 刚才说到的都还只是“客体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人之外的人造物。还有一类我 称为“主体技术”的东西,是专门用来直接改造人本身的,如人类基因工程和虚拟现实技术等,这一类技术不做东西只改造人类的自然本性,那就不能首先被当作工 具了,而是一开始就碰到了人类生活的终极价值问题。比如说,克隆技术本身,到底是造福于人还是人类最直接的伦理灾难?这类问题,就不是简单的工具有效性的 问题了。 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谨慎的假设,那就是:每当干涉对人类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举措的评估时,掌握了话语权、传播权的所谓主流力量的话是最不可信的,最可信的是没有直接切身利益关系的独立思考者的声音。 但是,正像我刚才说的,最有资格的独立思考者的看法的传播,往往在关键时刻被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故意遏制。要打破这种僵局,就要尽量在制度设计上着手,让独立的思考者顺理参与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并以民意与舆论监督保证这种过程不被滥用。 (3)人类想要逃离技术的陷阱还得依靠技术 谁也不能否认,技术是让人类生活得更好了。比如医疗技术让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对灾难的抵御能力也越来越强;再比如,能源技术有望让我们使用和控制可循坏再生的新能源。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还是需要技术。 但是现代技术也逐渐让人类的文明趋于脆性,使其变成“脆性的文明”。它将各种设施和技能串联起来、把能量的生发传送集中起来,经过集中控制后再分派 至各个区域与人类生活对接、与自然对接,这终将会表现出一种“脆性”,即一个地方出了毛病,其他地方也会一起跟着出毛病,甚至酿成大祸。比如多年前北美的 停电事故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典型案例。这次日本的核辐射危机带来的电能短缺,影响的也绝不只是福岛一个地方。 人类已经陷入了技术的包 围,想要逃离技术,既不明智,也无必要。要克服技术带来的可能灾难,还得要靠技术。谁都知道,城市里的生活,整个通过技术手段被控制,与自然几乎隔绝。比 如说,一个人如果想要返回自然到原始森林生活,如果真的可持续的话,你就得依靠现代的通讯技术和供给技术才可能做到。最明显的,大家都知道,环境保护运动 是大规模的回归自然的运动,但有效的环保依赖高效的环保技术,而环保技术几乎都是尖端技术。你要进行有效的环境保护,不靠技术靠什么?石油煤炭之类的化石 能源被用完指日可待,如果我们还没有更有效的可持续的能源技术,像核能之类的风险高的技术,也很难彻底摈弃。 总之,这种关系人类命运的技 术应用,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抗拒。重要的,像刚才我说的,是应该从程序和制度上保证让独立的思考者成为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让直接的利益关涉者说了 算。这类独立思考着,是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基础有深刻理解和系统反思又对人类未来有高度责任心的哲人智者。此外,我们的社会还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设计,让一部 分人专门从事对重大决策挑毛病的工作,保证这些人与从事建设的人在权力构架上相互独立,利益上也相互制衡。这样的话,领导者和公众才可能在信息充分对称的 情况下进行互动,找到最佳方案。 最后必须说明,不管我们多么小心谨慎,也不能保证我们就能在享用技术成果的同时完全避免技术带来的危害。但只要我们以系统的价值理性为引导,至少可以避免在重大的决策上过于鲁莽草率,从而大大增加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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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平和的面对人生 > 《中国社会思潮探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