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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科学之母。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实在是近代哲学的产物。这倒不是因为牛顿那部为自然科学奠基的著作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是因为导致了自然科学产生的那些基本观念，其实是哲学原理的演绎结果。例如笛卡尔基于其可追溯至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几何原子论而得到了对于光的折射与反射的解释，波义尔则在对物质的化学实在的理解上贯彻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对自然对象或实在采取的微分和积分的数学方法，当初在其创始人牛顿和莱布尼茨，并且更早地，在笛卡尔（正是他创立了使微积分的发明成为可能的解析几何）那里，是与对于物质存在的连续性本质的思考有着直接关系的。因此，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根源。
这一断言并非只有历史学的意义。哲学并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发端的年代里或阶段上是自然科学的根源，更在自然科学理论构建的逻辑上是其根据或基础。例如，自然科学理论构建的基础是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原理），例如“原子”、“万有引力”、“广义协变性”、“量子”等概念的提出和确定。当自然科学的奠基性人物在寻求对于自然的理解时，这些概念将构成其逻辑起点。因此，最根本、最关键的科学创见便是这些概念的提出。正是在这里，哲学的作用尤其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在建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大胆地突破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认识到观察者的作用而否定同时性的绝对性，能够突破引力场的实体性观念而使之与以一定加速度运动的坐标系等价，显然与他的普遍的因果决定论的哲学立场有着直接关系，正是这一立场使他不断寻求更为普遍的对于自然的物理诠释，一直到所谓“大统一理论”。同样是出于对“因果必然性”和“实在”等哲学概念的理解，爱因斯坦始终不能接受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这使得他与玻尔之间有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是物理学的，倒不如说是哲学的。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两大内容就这样与这场革命的参与者的哲学修养和立场直接相关。 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体现出的这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绝非偶然。托马斯·库恩让我们看清了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背后，始终存在着某种支配性的范式。科学革命说到底就是范式的转变。而这些范式作为特定自然科学的基础，其最终的根据正是关于实在的哲学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初叶那“激动人心的年代”（狄拉克语）里，走在前沿的物理学家几乎都像是哲学家的原因。事实上，在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上，哲学不仅直接地启发科学范式的创新，还能够强化科学家的批判精神，开阔他们的视野和提升他们的想象力。 与自然科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哲学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自然科学确实是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如笛卡尔的“知识树”所刻画的，是根与树干的关系。因此，了解这种哲学，了解西方科学伟人们的与其科学思考密切相关的哲学思想，应该成为我们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始终只有西方哲学才能够充当自然科学研究的精神资源。日本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就曾坦言过老庄思想对其科学发现的正面影响。 总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哲学都是自然科学之根。一旦哲学贫弱了，以哲学为根由的、受其滋养的自然科学也就很难发达。并且，如果在整体上并没有深入到哲学精神的层面，却形成了一种无视真正的哲学思考的极端工具主义，不仅使我们既未能“拿来”直接支撑了自然科学的西方哲学，也未能发展自己的传统哲学。 （作者钱捷 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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