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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湖骨笛、龟甲和叉形器的真相 ─兼驳“万物有灵论” 鄧宏海 摘 要 在有关古代文献同出土材料的对证中，本文对贾湖骨笛、龟甲和叉形器及其有关石斧的形制、纹饰及出土情况的知识背景、科技含量、组合关系和时空动态的引证和分析，批驳其“宗教法器”说，论证其分别为候气律管、龟算器兼定向器和鸟羽风筝式候风仪放线器及斧形石圭的真相。通过追踪制作和使用这些器具的知识谱系的来龙去脉，不仅古代文献有关伏羲的记载、神话和传说得到了出土材料的验证，也不仅殷商以降的有关宗教法器、神具和礼器得以返朴归真，而且凸显出一条贯穿风候历--伏羲八卦--古四分历--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之起源的创造性思维进化链，即从环绕它 们的一切迷乱中追踪到贾湖人及其先辈和来者之思维进化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作为中国传统科技和宇宙观出发点的古四分历起源于伏羲八卦；伏羲八卦起源于旧新石器时代交替之际的候气术和候风术中的四方八维模式；而四方八维模式又起源于由旧石器时代物候历和单项记数发展而来的、以多项组合记数为基础的风候历。本文证明了这一思维进化过程符合自然、社会和认识进化顺序的规律性，从而验证了本假说定义这些器具的逻辑和历史依据。 關鍵詞﹕ 知識考古學﹐ 创造性思维，风候历，伏羲卦數﹐ 古四分曆 作者：邓宏海,现任世界自然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任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客座教授；在中外发表学术论文百多篇、出版专著五本; 近十多年来从事易源考古与中国科技起源和史前发展研究。
《舞阳贾湖》(以下简称《贾湖》)大型报告，以该遗址的出土材料，不仅展示出“贾湖人有着惊人的数学知识”，“已掌握了一定的天文、气象历法和定向知识”及“物理、化学知识”，并且证实“贾湖文化为太昊氏部族所创造”(1)，从而第一次使我们有可能以系统的考古学证据来直接验证古代文献以伏羲为文祖的记载、传说和神话。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贾湖》为研究中国传统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初始起源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丰富、最原始、最直接从而最宝贵的实证材料。这些无价之宝重见天日，乃中华民族之大幸！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能否识宝？特别是这几种代表贾湖文化的典型器具的真相能否弄清？是中国传统科技和思想文化能否正本清源的关键。可惜的是，《贾湖》对贾湖人物化其精神文化的这几种重要器具，从当今流行的“万物有灵”论及其派生的“龟灵崇拜”、“太阳崇拜”、“卜卦工具”、“凤鸟图腾”诸说的条框出发，将其功用和文化内涵，往“原始宗教法器”的模子中生搬硬套，由此得到的种种说法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作出“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原始宗教”这样毫无历史和逻辑依据的结论(1)。对此，我们当然是不能苟同的。为什么它们不是宗教法器？到底它们的真相是什么？其依据何在？下面来一一予以考证，以抛砖引玉。 一. 它们为何不是宗教法器？ 在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的贾湖墓葬中，以其各种组合同出的，除了骨笛、盛有石子的龟甲和叉形器这三种器具外，还有较为精制的石斧也同这三种器具分别以其 1、2或3种的组合而同出，因而，对认识这三种器具的真相不可缺少。这几种器具，从其形制、刻纹、使用痕迹和随葬情况来看，为“居特殊地位的人、甚至氏族首领长期经常使用”(1)而对维持氏族生存和繁衍有重要意义；从其用料、制作工艺和使用性能来看，“至少在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1)，都是集当时科技最高成就之大成。如将 它们认定为“宗教法器”，无异于把殷商时期的神权统治提早到其五、六千年前新石 器时代早期，显然，既不符合宗教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也不符合精神文化乃至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人类进化史告诉我们，处于任何一个进化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其精神文化都由 (1)从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出发的理性思维──科技知识、(2)形象思维──艺术和(3)从对超自然的幻觉出发的非理性思维──宗教意识所构成；其中何种成分起主导作用决定该社会的兴衰存亡(2)。就像生物生存竞争乃至现代人类社会的市场竞争及国际竞争中的“适者生存”、“用进废退”的进化规律一样，生存竞争中的各氏族服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谁能理智地用领先科技来驱动其社会生产力发展而维持其人口的再生产，谁就能维持其生存和繁衍；谁能更理智地用领先科技来驱动其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而维持其人口的扩大再生产，谁就能壮大和发展；否则，就会衰退以至被淘汰。人类社会进化的这一普遍规律，早以被易经总结成“穷则变，变则通”的教导，并被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史和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也为世界各民族的兴衰史、包括三大古国衰亡和西方列强兴衰史所反复证明。最近一美国学者，总结了四千年来世界最重要城市(包括一千年前的开封在内)的兴衰史，得出的第一条历史教训便是：“保持科技领先和健全的经济政策极为重要”(3).从人类社会的兴衰取决于能否以领先科技来主导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来看，如这些集中当时领先科技的器具，竟是原始宗教的“法器”，而不是主导其生产发展的科技器具，那么，贾湖文化就会像殷商神权社会或一千年前开封市的繁荣一样地短命，而根本不可能维持1200年之久，更不能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四周。因此，“宗教法器”说在根本上是违反历史规律的。 “万物有灵”论是英国学者泰勒(E.B. Tylor, 1832-1917)于十九世纪末，为当时英国殖民者管理土著民族寻找理论依据而提出(4)。不久就暴露出种种漏洞，一些西方学者对其修补，而各自强调“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活物崇拜”等形形色色的崇拜论(5)。其实，它们充其量只是对宗教和神话起源的一些假说，从来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证和检验；即使在西方人类学和考古学界都受到致命的批判。西方人类学功能学派开山大师之一的B. Malinnowski,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依据自己对 一 些 土著部落的调查指出：“泰勒对于原始宗教的见解固然重要，但因所据事实范围太小，以致将初民弄得过于幻想、过于迷信。晚近专家实地研究的结果证明：野蛮民族关心渔猎农时节候等事者较多，关心梦幻和怪异或解说中邪等事者较少；而且原始宗教的好多方面，都无法局限在泰勒的‘万物有灵’论的狭小范畴之内。”(6)他以亲自对新几内亚的一个“仅靠尖棍和小斧就能收获粮食供养其人口而有余”的部落的调查，证明“土人将两个领域划分得清楚：一方面是一套谁都知道的自然条件、植物生长的自然顺序、一般可用篱笆和农作来预防的害虫和危险等；另方面是意外的幸运与坏运。对付前者是知识和工作，对付后者是巫术。”(6)没有生存竞争压力的土人尚如此，在生存竞争压力下的原始人当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这样没有生存竞争压力的土人部落，如何处理科学与巫术这两个领域的关系？ Malinnowski以其调查结果证明：“巫术虽然凭借强烈的欲望或不遂愿的感情、自然崇拜及其仪式而得到鼓动力，虽然它凭借巫术师所有的个人声望、社会势力和成功案例等而得到鼓动力；它虽然有这一切鼓动力，但究竟还有失败，还有破坏──假如我们不以为野蛮人也同样知道这类情形而加以解说的话，那就对他们的知识、逻辑和对经验的把握，就估计得太低了。”“人能认识他的四周，能利用自然力，都是原始知识或科学的力量，人有了这些便有其生物学优势，远超过自然界的其它生物”(7)。这就是说，即使是野蛮人也有认识和利用自然而取得的经验、逻辑和知识，也能从巫术的失败和破坏中取得教训；即使是在无生存竞争压力的土人部落中，巫术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人长期愚弄下去；其生存繁衍的长期维持也需以科技为主导。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作为考古学的新部门出现在西方以来，对人类思想和符号文化进化过程的考古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使当今学术界对人类理性思维、甚至创造性思维进化过程的认识已追溯到二十五万年前现代人类起源的时代。全世界范围的人类化石遗存和遗传基因的比较分析证明: 与 标 志 人与其它生物之本质区别的器具制作，是与其创造性思维相伴随的；自器具的制作把人类同其它生物区别开来、并在距今四万年前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起决定性作用以来，器具设计和制作技术上的创造性思维对器具制作的影响成指数增长，以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类创造性思维大“爆炸”，从而主导人类社会和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从此，作为人类创造性思维主要物化表现的生产工具，便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生产力要素(8)。同人类思想进化的这一历史规律相对照，《贾湖》“宗教法器”说的荒谬性昭然若揭；其所依据的“万物有灵”论的伪科学本质则暴露无遗。 既然“万物有灵”论早已破产，但它在学术界的影响何以依然存在？这也是Malinnowski曾讨论过的问题。他认为此论易被人们想当然地接受和滥用，易被人们推广到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切领域,当成一条既可对点滴发现任意抒发想象、又可避免做艰苦考证的捷径，而得到广泛采用，以致其影响长盛不衰(5)。至少从客观效果来看，其对发展中国家古代文化、特别是世界古国文明起源的妖魔化作用是明显的，从而其衬托西方文明优越论之效用，较疑古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论，考古工作者尤其应当慎重，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发掘出来的无价之宝，沦为妖魔化自己祖先和民族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廉价材料。 将“万物有灵”论导出形形色色的崇拜论，尊为普遍规律，视为人类有生以来便有的本性，而当作考古学的前提公理，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甚至冒充成其“精神文化”内容塞进代表新石器早期文化的贾湖文物中，来取代其极其宝贵的真实内容，既违反“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哲理，也违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常识，更同考古发现和人类学进展相冲突。Malinnowski也指出：“依据我们对于图腾心理的调查，原始宗教本来就较接近实际，本来就较接近于野蛮人对于实际生活的直接兴趣，不似泰勒和早期人类学家所注重的‘万物有灵’论。”(6)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对某些自然物的崇拜，不是人类有生以来便有的；各氏族、部落乃至民族都是在其进化的一定阶段逐渐形成某种自然崇拜，且崇拜的具体对象各不相同，而同所谓“万物有灵”、“活物崇拜”相差万里。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区、各时期的先民，对自然物的崇拜都各不相同，合起来也仅限于能作方向和时令参照物的鸟、鱼、虫、蛙、龟、鹿、犬、人、日、月及其它星体；且各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先民长期重视利用这些自然物作时令和方向信使之传统的神化产物。自旧石器时代以降，凡靠以植物作主要来源的原始采集为生的氏族，都自然而然地把认知方向和时令，当成维持其生存繁衍的头等大事；都从本地的自然物中模索出候气特征最明显者为标志，而形成自己传统的定向器和物候历(9)；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独立于自然和集体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各地氏族和部落便以越来越浓的神化色彩来强调这些自然物的形象，以因神设教，使重视这些信使的传统和知识得以世代相传。这一神化过程在商代中期达到完成，由此龟灵崇拜、凤鸟崇拜、龙崇拜、太阳崇拜等等，便扩散开来而成为众多器物的外壳，并由随之而形成的文字载入传世文献。 因此，以“万物有灵”论导出形形色色的崇拜论作为理论基础，把同后世完全神化的某些器物在形制和纹饰及随葬情况上的点滴表面形似，来解读远古文物，必妖魔化其天真纯朴的本来面目和科学内核，必得出“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结论。面对这样的结论，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思想文化起源果真如此,那李约瑟《中国古代科技史》之巨著所证明的中国在17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于世界的科技从何而来?世界上哪有一个民族能持续搞八、九千年宗教迷信？如此宗教迷信的民族何以没在生存竞争中亡族灭种，反而创造出最具生命力的文明?哪一个如此宗教迷信的民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和科技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这 些 都 是 “万 物有灵” 论及其派生诸说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 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立论“宗教法器”说的全部依据，总地看来不外有二：一是将这些器具等同于殷商神权统治以降的宗教法器；二是将这些器具等同于现代世界上一些落后民族的巫术法器。前者忽视了近古宗教法器由远古天文仪器和其它重要实用器具演化而来的漫长历史，以形制和纹饰及随葬情况上的点滴表面形似，来掩盖远古天文仪器和其它重要实用器具与近古神具在功能、使用、知识背景、科技含量和文化内涵上的本质区别。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手法之重演，只不过将其任意选取论据的范围扩大到漫无边际，直到无视远古生存竞争中的氏族与那些远离竞争而停留于现世之外的一些落后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千差万别。显然，如此立论，与严肃的历史学研究相距甚远，也同考古发现的事实相违背。例如，一方面，考古发现的事实明摆着是：“贾湖人已认识了正整数的奇偶律”；另方面，又说“贾湖人用来占卜的石子，除奇偶数卜外，还能赋于黑白石子某种阴阳之象，而进行象的占断” (1)，那 阴 阳与奇偶如何统一？一方面，考古发现的事实明摆着是：“贾湖文化的原始数学水平远在这些落后民族之上”；另方面，却把体现和应用此上等数学知识的这些器具矮化，混同于这些落后民族的巫术法器(1)；这两方面岂不互相冲突？ “宗教法器”说除了其理论基础、认识这些器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外，其对每种器的具体考证，也是脱离贾湖文化的实际，而漏洞不少。兹将其主要漏洞逐一列举如下。 1.“ 龟甲为龟卜用具”说的主要漏洞 (1)由“万物有灵”论导出的“龟灵崇拜”，是“龟卜用具”说的理论基础。 《贾湖》中不仅找不到龟受到“龟灵崇拜”的证据，反而列举了龟鳖为捕捞、宰杀、肉食、利用和抛弃之对象的事实，如“遗址文化层和各类遗迹的废弃堆积及填土中，均发现大量龟、鳖甲壳碎片，应为食余的废弃物”(1)；“龟鳖，发现数量相当大，只要有生活垃圾的地方，都有龟、鳖的甲片存在”(1)等，由此看不出其受到崇拜的任何迹象。至于“置于墓葬中者和房基、灰坑中保存较好者”(1)，是由龟壳加工制作而成的器具，也看不出其受到崇拜的任何迹象。既然不存在贾湖人把龟神灵化而予以崇拜的事实，那么，何以能把“龟灵崇拜”的帽子扣在贾湖人的头上，把“龟卜用具”的帽子扣在贾湖龟制器具的头上？ (2)贾湖盛石子的龟甲(壳)，即使从形制、刻纹、使用痕迹和随葬情况来看， 与商代凿、烁、钻俱全且有烁裂痕的卜用龟甲和兽骨都根本不同,更不用说其间在功 能、使用、知识背景、科技含量和文化内涵上的本质区别了.张忠培先生的跟踪研究 证明:继贾湖文化之后,半坡文化的龙岗寺墓地、淅川下王岗的后岗一期文化墓地、乃 至大汶口文化众多墓地和大溪文化的大溪墓地,都可见到龟或龟甲随葬的习俗;而看不 出这种习俗与骨卜、龟卜有任何直接联系(10).相反,确有考古学证据坚证：龟卜是在商 代中期才由骨卜扩展而来(11)。可见，将贾湖盛石子的龟甲及以其为祖型而发展出来的 龟制器和龟形器同龟卜混为一谈，完全是捕风捉影。 (3)远古以降的数占与近古才出现的骨卜、龟卜, 无论在其起源上,还是在后 世 的使用上, 都是两回事。考古出土的大量材料足以证明: 在骨卜、龟卜出现之前, 中 华先民已应用龟甲、石子、石球、骨针、陶球、蓍草杆(筮)等各种方式的数占,来进 行历算和其它计算达数千年之久；先秦古人以 “占”为观测， 所谓“数占” 就 是 应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观测； 所谓“筮占” 就是以成套筮杆为 计 算 器 的 策 算 法 来进行观测(12)。即使商代中期筮占被完全神化而开始出现卜、筮共用的局面后，龟卜 与占筮一直是以不同程序而各行其事.这点在先秦文献中都讲的一清二础。宋镇豪先 生综合大量文献的结论是:"所谓卜与筮、龟与蓍,凡卜凡龟是指烧烁龟甲或兽骨视其 圻纹兆象判断吉凶; 凡筮凡蓍则是指揲蓍草据数列预测休咎, 这是中国古代最广泛 流 行的两种主要占卜法." (13) 因此，把明确显示有计算器功能的贾湖龟制器具， 往 本 来 就 不是一回事的龟卜上生拉硬扯， 不弄得不能自圆其说才怪。 (4)龟甲在贾湖14座墓中“以二、四、六、八的偶数”成组随葬的事实(1)，也与“龟卜器具”说相冲突。如果当时就已用龟来卜卦，那就应当奇偶数都有，怎么这里只有偶数组合？既然如此，“奇偶排卦法”的帽子就戴不上去。其龟腹所盛石子数，更无奇偶数组合可言，“奇偶占断法”的帽子更戴不上去。至于各墓随葬龟甲所盛石子的颜色，有一、二、三种，不仅难以用“黑色和白色…区分‘阴阳’”(1)，且其数目也不成对偶，“阴阳筮卦法”的帽子还是套不上去。除随葬龟甲的组合和所盛石子的情况各不相同外，贾湖龟甲上的刻划、穿孔和修治痕迹也各不相同，与后世各种卜卦用具的整齐划一正好相反，完全不能形成任何卜卦得以进行的随机化局面，将其称 为“卜卦工具” 实属张冠李戴。 (5)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现的龟制器和龟形器，分布在延续数千年的不同的时期、南北相距数千里的不同的地区,并在形制、纹饰和随葬情况上成谱系地演 变，且其刻录的标记和符号越来越明确地趋近于后世文献记载的八卦、九宫、河图、洛书等一系列易数图表,反映了上古以来各地越来越多的氏族和部落以伏羲卦数为共同的认知体系,而在不同条件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应用于观测和民生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之多元统一的总体趋势。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和其他科学史家的著作，己初步揭示了这些易数图表的科学内涵，其科学性不是仅以其龟状即扣上一个"卜卦器具"的帽子所能掩盖的(14). (6) 新石器时代早期, 鱼猎和采集仍是主要生产方式; 畜牧和农耕还在兴起中, 先民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除了维持人口再生产外所剩无几, 根本不可能有剩余 时 间 和精力来搞耗时长的宗教活动, 更不可能来搞祝卜这类较成熟的宗教活动。现已发 现 的较大型的宗教遗存,如内蒙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祭坛和神庙，良渚文化的祭坛和神徽玉器等，最早的都只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比贾湖龟制器具的制作和运用晚三、四千年;至于随骨卜而产生的龟卜就出现得更晚.由此可见,把龟制器和龟形器与龟卜混为一谈，不仅违反科技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也违反宗教和占卜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2. “骨笛为法器”说的主要漏洞 (1)正如《贾湖》所说：“其实在那远古的洪荒时代，人类为了求得一顿温饱，常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自己的生命，可能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从事生存以外的消遣活动”，“当时贾湖人生活水平相当低，出现了营养不良”(1)，既然如此，贾湖先民在此终日操劳而难以果腹境况下，更没有闲情逸致从事音乐这类消遣活动。因此，说“贾湖先民在骨笛出现之前，它们的音乐文化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1)，当属毫无根据。 (2)贾湖骨笛的制作、使用和发展，最先发现并应用了器乐音程音律变化的规 律，因而在人类音乐发展史上客观地具有其奠基性的意义；但贾湖人是否在主观上把骨笛作乐器来用，以满足他们对音乐的需要，则是需要证明的另一回事。正如《贾 湖》所说：“贾湖骨笛，与比它晚二三千年的西安半坡陶哨…，河姆渡陶熉…相比，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1)既不证明为何和如何在远古中华文化的发展中，独音乐文化方面有如此大幅度的超前发展；也不证明贾湖人为何和如何对音乐有超前这多倍的需要，仅仅以“天才音乐家出现”的幻想来解释其离谱之奇(1)，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3)贾湖骨笛在其文化延续的一千多年中，经历了由5孔、6孔到7孔以至8孔的进化过程(1)。在贾湖文化的延续终止后，骨笛的进化过程并未终止。其附近的中山寨遗址一期(7500年前后)，“发现骨笛一件(T102(4)12)，…器身穿有两排相错的小孔，共九个”(15)；还有“中山寨十孔骨笛”被认定同贾湖骨笛“的制作材料相同，在形制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看起来不是演奏的乐器”(1)。既然贾湖骨笛经进一步发展后还不是演奏的乐器， 那么，其前期的原型就更不是演奏的乐器。 (4)据说“贾湖骨笛开孔的数目和所产生的音阶又是依据人们对音乐的需要不断增加的"(1)，如真是这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贾湖文化之后的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在其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对音乐的需要反而倒退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什么用骨笛这样高度发达的乐器作法器的宗教仪式，反而消失在原始宗教进一步发展的新石器中期，并在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中竟为落后“不知道多少倍” 的陶乐器所取代？而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贾湖人，何以对对音乐的需要在此一千多年中都有增无减，以致使骨笛开孔的数目不断增加？这些有关内在原因和机制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就无法透过这些文化现象而看到其本质。 3. “叉形器为法器”说的主要漏洞 (1)在“万物有灵”论的视野中，原始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搞宗教巫术活动，以致从贾湖叉形器上由经常使用磨损而造成的痕迹，推断“反复的拔插行为，可能与特定仪式有关”(1)。“反复的拔插行为”，难道只与特定仪式有关？贾湖人日常采集、种稻、做饭、织网等，这些生产和生活中反复的拔插行为，不是比宗教巫术仪式中的多得多？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的行为肯定占绝大多数，其比例越早越大。这意味着此文物与生产或生活行为有关的概率，比同宗教巫术有关的概率，要大得多。在此文物的考证中，如此把研究兴趣偏好在其极少出现概率的宗教巫术活动一方，如何保证其考证的客观性？ (2)在“万物有灵”论的视野中，原始器物、特别是那些制作精致而用途不明的器物，是怎么看就怎么像巫术法器，以致贾湖叉形器因“可能用于手握”而被认定“有理由推测它很可能也与宗教仪式有关”(1)。“可能用于手握”的器具，难道只与宗教仪式有关？贾湖人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手握的器物，不是比宗教巫术仪式中的多得多？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器具肯定占绝大多数，其比例越早越大。这意味着此文物为生产或生活的器具的概率，比为宗教巫术器的概率，要大得多。在此文物的考证中，如此把研究兴趣偏好在其极少出现概率的宗教巫术器具一方，如何保证其考证的客观性？ (3)以该器“大多与随葬的成推龟甲放在一起”，而推断它“甚或就是龟祭仪式上的法器”(1)。如果是这样，那该器同骨笛、石斧随葬在一起，又作如何解释？其实,该器同龟甲、骨笛、石斧随葬，其中每三种器具分别以其1、2或3种成组合而共出，除没有其1器单独和同石斧2器组合共出外，其余统计学上可能有的各种组合都出现过，这就表明它必是能同龟制器和(或)骨笛及石斧相配合而使用的器具。“龟祭法器”说不能对所有这些实际上存在的组合做出合理解释，也表明其说不能成立。 二. 它们为何是科学仪器？ 究竟应当如何识别这几种器具？张忠培先生说得好：“既要摆脱传统教条，又不应受新进口的模式所牵制，当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13)只要真正摆脱“易本卜筮之书”、“易起源于宗教迷信”之类的传统教条1)，又不受新进口的“万物有灵” 论及种种崇拜论的模式所牵制，不只关注文物的"宗教意义",真正立足于中国历史之 所以能成五千年文明史的实际，就能在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中认清这些器具的本来面目。既然一些地区后续文化的同类器具由贾湖文物发展而来，只要不带诸此等条条框框，直接沿着各类器具形制、纹饰和出土情况及其知识背景和科技含量演变的历史过程跟踪溯源，不仅理出其形制、纹饰和出土情况演变的时空谱系，而且系统地理出其知识背景和科技含量进化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顺序，其本来面目就会脱颖而出。 针对殷商至春秋那段期间充斥的满布神秘色彩的礼器、法器和饰物，老子就发出过“复归于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一系列返朴归真的呼吁。这本身就意味着，他见证了当时人们所用器物的本来面目已失真到触发社会危机的地步；也意味着在这些器物物种之进化过程中，越早而越接近“结绳而用”的时代，其神秘色彩越淡而越接近其朴实面目。他的这一贯彻历史辩证法的观念，实际上，已为古今中外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如三上义夫就考证出:中国筹算是"中国结绳的遗物…始在书契以前"(16)。李约瑟对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的一列重大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溯源研究，都从中国古代文献中为它们找到了他所能发现的最古来源；而且只把文献中的来源看成是通往其更古来源的一个支流。 如他从近世各国表达数和零的符号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其最早的符号出于中国古代文献，继而将这些古代文献的记数，溯源到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数目字，进而追溯到更古的策算和筹算对数的表达(14)。他将近代欧洲出现的计算器同中国近古以来的算盘和算尺联系起来，也由此而跟踪到其由筹算器、策算器、珠算器、龟算器乃至结绳记 数发展而来的渊源(14)。他对十七世纪欧洲出现的二项式定理及其巴斯卡(Pascal)三角形进行溯源研究,令人惊讶地发现同样的三角形出现在十二世纪初期的中国数学家贾宪的著作中，并指出：”这三角形被称为‘古法七桀方图’，说明至迟在十二世纪初期中国人已理解了二项式定理”(14)。他对现代代数的不定解析法予以追根溯源，发现1)D. F. Hook (1978): The I Ching and You. New York, Arkana, 1-149. 自此书论证“易经是宇宙规律的总结”以来，此论以考古发现和科学发现为证据推翻了这些教条。 “中国数学家至迟从四世纪的《孙子算经》以来一直对不定解析很感兴趣”，并从唐代天文历法学家一行和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著作中得知其来自历算、策算和占筮中有重要应用的大衍术(14)。他整理了中国古代文献有关风观测的记载，发现对风的观测贯穿中国的全部历史，且对风的分类之精细达到8风乃至24信风的地步，对各类风乃至某些特种风如花信风、台风、练风等都有精深的研究，甚至对用风筝来测验风候予以高度评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古代风信仪或风标之祖型的问题，这不像世俗所见那样的不重要，因为这种简单的器具也可能就是全天候风信仪的祖先；其在自然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4)他把西汉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译成“earthquake weathercock"(地震风信仪)，将候风地动仪的发明同古代中国人对风的长期研究联系起来，既肯定了此项发明在科学史上崇高的地位，也论证了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科技基础(14)。近来中国数学史家们进一步充实和扩展了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发现 了作为中国数学之源的筹算和策算之结构同易卦的图式是一致的，从而把筹算和策算返朴归真到伏羲卦数的本来面目(17)。上述这些先贤的研究，既验证了返朴归真乃历史研究、特别是考古研究之正道，也为我们考证这几件器物本来面目提供了直接的启 示学习这些先贤的榜样，将后世有关礼器、法器、饰物乃至玩物返朴归真，来同贾湖这几件器物相对证，就不能象“宗教法器”说那样从“万物有灵”论的框框出发，而是遵循历史规律，从其包含当时领先科技而受到贾湖人特别重视的公认事实出发，在运用古史新证法对这几件器物的考证中，着重从出现概率最大生产性器具中寻找其归属；并在被后世神化而成为礼器、法器乃至玩物的有关器物的溯源中探索以其为源头的合理性，在文献学依据同考古学依据的对证中对其本来面提出假说；再以此假说对遗址中实际存在的所有组合的情况进行解释，如所作的解释符合人类认识进化的逻辑和历史规律，那么此假说便基本上得以成立，如进一步得到实验考古学的 验证， 就可靠地复原了器物的本来面目。 既然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件器物受到贾湖人特别重视，而在旧新石器时代交替之际，为农业定居的开拓者们所重视的莫过于辨识方向和认知天时，因而这几件器物很可能是用来辨向和定时的工具。通过对证这几件器物的考古学材料于有关古文献的记载，我们对它们在贾湖文化中的真相提出如下假说： 1.龟甲或龟壳是定向器；其平放于地面的首尾两端的缘板边缘磨平处或有缺口处，或于其穿孔，用来竖插细棍或骨针，观其日出、日入和日中时在阳光下的成影，以影到龟甲上特定的天然纹样或人工刻划所成的直线，来判定其方向；盛有石子的穿孔龟壳，除了像上述龟甲兼用于定向外，还用来记数；每一龟甲用来记一个或一组数，有二或三种不同颜色石子的，便可用来记一个或一组乃至二、三组有关的数。 2.骨笛，是用来测风气以定自然时节的候气律管，可能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岛古代流传下来的风笛一样，以兽皮制作的风袋吸风供气、持笛人用嘴和手指的按动来掌握其所能发出的声音的音阶音律；由此可摸索出全年各时节的风所能发出声音之标准音阶音律，用来确定其所标志的时节。 3.叉形器，是用来测量风向及其它风况的鸟羽风筝式候风仪的放线器，就像后世放风筝的放线器一样，由人以手把持，也可固定于木桩上，以其叉上的线系着鸟羽制作的风筝而放于空中，以对全年各时节的风信、主要是风向作出辨别，以全年各时节的风所特有的风向来定时。 4.较精致的石斧，特别是没有使用痕的和2件成套者，是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 圭，由测量全年四时八节所特有的日影长度，来确定其所标志的时节。 提出这套假说的文献学依据和考古学依据很多，远超出充分兼必要的程度，这里仅 分别拣其主要者简述如下。 1. “可配骨针或石子的龟甲为定向器和龟算器”说的主要依据 (1)《周礼》、《山海经》、《楚辞．远游》、《礼记．曲礼上》、《考工记》以及张衡《灵宪》等一系列典籍，都记载了当时已神化的龟的定向功能：以龟代表北方，象征冬至之“水”，并将其同蛇一起合称为“玄武”；谓“龟蛇四游，以象营室”、“前朱雀而后玄武”。古代正方向的观象器具──玄武表座，也是取龟蛇为营室之象，负筒于龟背，作立表，以北方星座之“定”以正方位(18)。营室位于北方，属主北方的玄武七宿，在中近古天文地理的“仰观”“俯察”中都作为“定”，即定向定位的重要标志。古代规矩四神镜和风水图中，都把龟排在北方。这样一律以龟代表北方，除将龟的定向功能与主北方的星宿等同齐观外，也表明用北斗星定向是对用龟定向之远古传统的继承。在由观测日月为主的古四分历向观测星象为主的星象历过渡的中近古，给当时兴起的观星定向法贴上远古用龟定向之传统的标签，显然，可促进盛行祖先崇拜的民众对新法的接受而成习俗。《诗．庸风》就描述了当时以龟蛇象征的营室为方向之“定”的习俗：“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可见，后世习俗所神化了的龟定向功能只要得以返朴归真，远古先民用龟定向之真相便可还原。 (2)尽管从中近古以来，远古用龟定向之传统被以北斗星定向的习俗逐渐取代而失传，以致人们只知龟代表北方、象征营室，而遗忘了用龟定向的具体方法，幸好 《周礼》、《淮南子》等典籍对观星定向法之前的测日定向古法有明确记载。如《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絷以县,视之以其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 入之景. 昼参诸日中之景, 夜考之极星, 以正朝夕." 郑玄《注》云: "絷, 古 文 臬 假 借字. 于所平之地中央, 树八尺之臬, 以县正之. 视之以其景, 将以正四方也." 清儒戴震《考工记图》, 绘有"为规识景"图, 并附说明. 当代学者方孝博先生将其作 成解说图: 以日出、日入时日影定东西, 以日中时日影定南北.《墨子·经上》曰:" 日 中, 正南也." "直, 参也." 经一些学者考证, 这也是讲: 日中正午之时, 测日光照 射直立木标之影, 参照其影所指方向, 即可定正南方. (19) 这些记载, 尽管是以后世 的语言和作法来解释古法的原理和操作，但只需用平地放置的龟器和与之配套的木棍或骨针来分别代替水地和八尺之臬就照样可行，从而为我们理解贾湖人如何用其加工过的龟甲或龟壳来定向提供了文献学依据。 (3)汉代徐岳《数术记遗》记天目先生言：“隶首注术，乃有多种，及余遗忘，记忆数事而已，其一积算，其一太乙，其一两仪，其一三才，其一五行，其一八卦，其一九宫，其一运算，其一了知，其一成数，其一把头，其一龟算，其一珠算，其一计算”。甄鸾注：“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 央”，唐王希明《太乙金镜式经》也称：“九宫之义，法以灵龟，以二四为肩，六八 为足…，此为不易之道也”。《数术记遗》正像其书名所说的那样，记载了业已失传的由伏羲卦数发展起来的古易数术；其失传是如此之久，其中有的被后世神化为占筮法而得以流传下来，以致为历代学者无法理解。尽管李约瑟对此也明说不理解，但仍评价《数术记遗》具重要意义，认为它与以《九章算术》为主体的正统数学不同， 而更接近于天文历法和道学派所坚持的河图、洛数等易数术(14)。这些早已失传的由伏羲卦数发展起来的古易数术中；既然有龟算和“法以灵龟”的九宫算，那就证明在通行《九章》体系之前的远古，确有以龟制器和龟形器为算器来进行计算的数术。 (4)仰韶文化阎村型遗存中就有龟象水标志冬至的彩陶图案。如红山庙遗址M1W84:1的"双鸟戏龟"图, 在保留河姆渡文化以来用相向而对的双鸟作二分(春分和秋分) 标志之传统的同时,巧妙地加入龟纹以代表据日影观测数据进行龟算所确定的冬至, 借 以 向部落成员传授阴阳四分历知识之要点, 并开以乌龟象水标志冬至之先河. 再 如 红 山庙M1W42:1斜腹缸上的纹饰. 其口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鸟喙状纽, 像其前代文化以 四个对称的乳丁或其它记号一样, 表示四时; 其中一纽宽扁代表冬至, 以突出其有别 与其它时点的重要性. 该遗址的发掘者继而描述,其"腹中部抹光, 绘白色宽带彩一周, 上下以黑彩镶边, 中间用黑彩五等分画出五幅图案, 其中两组同心圆纹图案一致, 两 组同心圆之间绘一鹿, …缸另一侧画一人，…手作圆形, 五指作五条射线.人似在急 速运动中. 人前方一龟…." (20) 只需把这陶缸上下图案结合起来观察, 就可看出上下 图案是一有机整体, 表示在用四分历的基础上, 按当地生产的实际需要, 将一周年分 为五行时令:即分别以1)乌龟为冬至标志的、2)以点鸟眼图表示的候鸟飞来为标志的、3)以鹿的交配到怀孕为标志的、4)以小圆点鸟眼图表示的候鸟飞去为标志的、5)需人们忙于鱼猎采集和收获的一时段.这是刚从四时时令脱胎出来的五行时令,尽管是极其原始,但为走向后世的月令迈出了一大步。 中古流行的阎村文化式的五行时令以龟代表冬至的原始习俗，一直传承到《尚书·尧典》、《夏小正》、商代甲骨文、《山海经》记载的四方风及历代《月令》。它们都把冬至作最重要的授时基准予以继承和发扬,将据日影观测数据进行龟算所确定的冬至以龟来代表,将冬至本为阴气由升转降、阳气由降转升之转折点的天文学知识,以对龟的神化和崇拜来强调和灌输,就把冬至的阴气由升转降,以"龟生于水"来比喻,或说成是"阴之老";把冬至的阳气由降转升的"阳气始动",也说成龟"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龟非火不兆,以阳动阴也"、"龟能行气""知气"等.可见,后世的龟灵崇拜，源自上古和中古先民对据日影观测数据进行龟算来识别方向、确定冬至之地理、天文实践的高度重视。 (5)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江淮地区古文化乃至凌家滩文化的龟制器和龟形器，为远古龟算和九宫算提供了物证。这类器具利用龟甲上的纹路作网格以定向、定数、定位，以小石子作算筹和以骨针为算策，来进行历算和其它计算，开后世筹算之先河。作为这类器具进化的高级形态，红山文化的玉龟和凌家滩玉龟,都模仿龟甲，以相连的孔和暗槽作河图和洛数的三行格局，使龟背成为一张可灵活运用的表格，就像万用表一样，通过置放用作算筹的小石子,既可用来演示和变换作为历法基本参数的河图和洛数易数，又可用来开展各种数值计算，还可用于时间和方向的定位,应是当时掌天文历法者不可缺少的计算工具.同凌家滩玉龟的河图和洛数格局相对应,与其相配套的玉片，同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佩上的阴阳消长纹一样,刻录的古天文历法参数是如此之明显,以致只要从实际出发,就可看出这玉片"是通过观测太阳出山、落山不同位置测算时节的仪器”(21)。从贾湖文化到凌家滩玉龟,既贯穿有阴阳四时八卦模型的进化过程:与八风八音相对应的八个龟甲──八角星纹──天文历法玉质模型;也同步出现了由八个龟甲发展成玉龟的系谱:代表八组数的八个龟甲──天然龟甲制作的龟算器 ──玉质龟算器。 只要不带“占卜用具”的成见,就可看出：这些龟制和龟形器具如此成谱系的演变,所携带的趋同标记和符号,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由不同的人们作出,需要有共同的规矩及其使用规矩技能的承传,需要有代代相传以致普遍接受而表达于标记和符号中的伏羲卦数作共同的认知体系，更需要从这些体现羲卦数的龟制器和龟形器的运用中获得物质上的实惠。如民众不能从其运用中得到实惠，这些器具的使用和传播是不可能长久的。正如已故美国总体林肯所说：“你可能长期愚弄人民中的某些人，也可能短期愚弄全体人民，但是你不可能长期愚弄全体人民。”(22)方圆数千里的人民世代相传地使用这些龟制器和龟形器达数千年的历史事实，本身就与商代中期后在少数王公贵族中兴盛数百年的龟卜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本身就显示其作为龟算器的科学内容。 (6)就象巢居、穴居的动物必有其定向能力一样，原始人由野游进化到巢居、穴居直到定居农业，是随其定向技术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据《贾湖》介绍， 贾 湖 人 刚刚实现了由穴居向定居农业的过渡，其生活来源的绝大部分尚来自野外集体采集、狩猎和捕捞(1)。开展这些野外活动，都离不开使用定向工具来导向；否则，在那处处洪荒的野外，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遇到农业欠收年景，更需到更远的地方开展更大量的野外生产活动；随着近处生存资源日益消耗，也越发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劳动；就越需要有可靠而简便的定向工具。同时，由穴居时代的长期摸索经验的积累而发展出来的观日定向技术，当地盛产龟鳖的有利条件，也使他们既有技术又有丰富而适用的材料创制可随身携带的定向工具。《贾湖》载：“在贾湖人的墓葬中，有相当多的 墓为正东西方向，占31.8% 的墓头向为270o, 265o-275o的占52.7%”(1)，成如此角度的 方向测定，也表明必有定向器的运用。 (7)更直接的证据之一是：一座四开间、规模较大的房址的房基和几个灰坑中，置有“较完整的”花龟龟壳或鳖壳，H112中的腹甲片上有划痕(1)。这表明，贾湖人已开始用龟制方向器为建房挖坑定向，而开后世《诗．庸风》所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之习俗的先河。另一更直接的证据是：狗“系驯养…不是主要用于食肉”，“完整的狗骨架多出自墓葬区和房址区”，而在其后续文化中此俗演变成龟狗同葬(1)。在当时“营养不良”境况下，都舍不得食狗，必因其有更重要的用途。狗的辨向能力是最突出的，因而人类对狗辨向能力的利用最悠久；不论墓内还是墓外的龟狗同葬，都意味着龟和狗在当时都是用来定向的工具。这便是将犬牲之类的宗教仪式予以返朴归真的必然结局。第三方面更直接的证据是：“墓葬中随葬之龟大多成组”，有四种“埋葬状态”：置于“双手所及之处”、“头顶之上”、“二次葬的人骨之上”和“小腿部位”(1)。这与龟甲带石子或骨针的情况相印证，正表明当时的龟制器有双重功用：计算和定向。从其随葬情况及后续文化的有关案例来看，其置于头顶之上者，当为统掌天文的墓主生前用于历算和重要定向而最受重视；置于双手所及之处者，为其一般掌天文者生前用于计算和定向；二次葬者为后人对前人的纪念之所致，因前人生前对龟制器的使用难以划分，于是将其遗物置人骨之上；置于小腿部位者，为墓主生前负责日常定向和计算而带领集体活动所用。 (8)龟甲上的刻划、穿孔、所含石子及成组随葬的情况，最直接地显示出其为龟算器和定向器的本来面目。 (8.1)龟甲在贾湖14座墓中“以二、四、六、八的偶数”成组随葬，其实，在所有这些墓之前的I1期墓葬M341随葬有“单个”“较完整”龟甲(1)。这就证明，贾湖人的这些偶数概念，不是在卜卦中产生的，而是为生存的需要在生产实践中从1个龟甲代表1个量的概念进化而来。从人类的数概念产生的规律来看，人类只有在对成对偶数出 现的客观存在进行长期反复观察中，出现其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才会产生这些偶数概念。当时最能引起他们观察的成对偶数出现的客观存在，不是四方风乃至八方风的周期性重现，就是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形成的日影长度在各时节的成对偶数出现，如冬至之风或日影至长与夏至之风或日影至短成对偶、春分与秋分成对偶，依此类推的六段、八节也分别两两对偶。贾湖人有由一个龟甲而展开出的二、四、六、八个龟甲，正好反映他们由认知冬至起步而逐渐探知二至、四时、六段、八节的过程。二者的逻辑和历史顺序如此完全吻合，证明这一系列龟甲非龟算器莫属；每个龟甲被用来表达一个时节 ！ (8.2)既然每个龟甲代表达一个时节，每个龟甲所含石子就是表达这个时节有 关事物量的算子(即后来的算筹)；其所含石子有二或三种颜色，就可表达这个时节有关的二或三种事物的量。就像后世的数字一样，一个龟甲所含不同颜色的石子个数，可用来表示某个时节任何有关事物的量。从各墓随葬龟甲所含石子的总数和M233、M327和M363随葬龟甲所含石子分类统计数来看，其总数在49以下的，可能是用来记各时节的日影长度的，如M233的浅色石子分类统计数，很接近各新石器遗址中以各自方式刻录的二至和其它四节气的日影长度；如此推测是真，那深色石子便是用来表示其测量整数之余数的。其总数在49以上的各色石子，可能用来记各时节的刮风日、下雨日、甚至下雪日，也可能用来记各时节各大宗猎获物的数量或其它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数量，还可能用来训练计数。其中两个墓M16和M327随葬龟甲所含石子的总数分别为121和169粒(1)，即11和13的对乘积，与贾湖陶器上沿袭结绳记数的绳状网格纹、兴隆洼遗址的房屋排列格局和北首岭及半坡遗址的网格图一样，显露出管子所说的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的真相。 (8.3)既然每个龟甲代表达一个时节，为表示各个时节的区别，各个龟甲必有相互区别的记号。贾湖龟甲的情况正是这样，其各龟甲上的刻划、穿孔和修治痕迹，使每个龟甲都显得有其特定用途。《贾湖》载：“龟甲穿孔现象比较常见，往往背甲和 腹甲穿孔位置相对应，最多者为背甲的颈盾和腹甲前叶前端各一孔，腹、背甲两侧各穿一至二孔次之”、“背甲的修治，多表现在将首尾两端的缘板边缘的边棱磨平，… 个别还在缘板边缘刻一缺口。腹甲的修治较简单，一般仅在前后叶连接处的两侧磨平”(1)。所有这些都是为竖立木棍或骨针作成影圭表而设定的部位；都是沿边端设定,以便其投影落在背、腹甲的范围内而能按上面特定的纹路和记号判别方向。龟甲上的刻划，除用来作判别方向的特定记号外，也用来表示各自所代表的时节，特别是那些成组刻划纹和契刻符号各不相同，显然是代表某些重要时节、尤其是冬至的标记。从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所显露的以冬至为岁首而特受重视的迹象来看，M344、M335和M387随葬龟甲中，各有一个上面刻有一定涵义的符号，可能就是用来代表冬至的。M233随葬6个龟甲，其上的刻划各不相同，与所含石子数之各不相同一一对应，显然代表全年6个不同的时节。 (9)贾湖人用盛有一定数量的石子的龟甲(壳)来多项组合记数，同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降结绳记数这类单项记数的方法相比，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后来策算器的算策随之实现了由光杆算策发展到标数算策的飞跃，李约瑟曾对中国策算器发展史上的这一飞跃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十七世纪前中国数学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是靠这些高度发达的算器来实现的(14)。贾湖人取得领先于当时的成就，也是同他们率先创造和采用这些能实现多项组合记数的原始龟算器分不开的；正是靠这些领先科技，他们革新了旧石器时代的定向技术并将其风候历推进到以观测日月为基础的四分历，适应了发展定居农业的需要而使之走向前列。既然他们掌握了多项组合记数的方法，那么，他们就不只把这种方法用于定向、授时，必在其它方面也有运用。其它遗迹和遗物所反映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这里仅对下列主要方面的运用作一概述。 (9.1)用作算策的骨镞和骨镖：贾湖出土的大量骨镞和骨镖中，有些骨镞的器体上有1-15道横线刻划；有些骨镖有3-10对两侧对称倒刺；有些骨镖的器体上有1-16 道 刻线，有的甚至刻“有交叉状划纹五组和斜线纹五条”(1)。这些骨镞和骨镖上的原始记数刻划纹，显露它们曾被借用来记数，有些甚至异化成专用的记数工具，特别是与此四器一起随葬而同出的骨镞和骨镖，看来已成为这些墓主生前所用的记数工具。同龟甲一样，除少数墓中有单件外，它们也大多分别成组合随葬；且骨镞大都成偶数组合，骨镖大都成奇数组合。如M282中有骨镞8件、骨镖9件；M22中有骨镞10件；M263中有骨镞6件、骨镖1件；M277中有骨镞22件、骨镖5件；M282中有骨镞8件、骨镖9件；M395中有骨镞6件、骨镖9件；M411中有骨镞6件、骨镖5件；M121中有骨镞4件、骨镖3件；M73中有骨镞2件、骨镖1件；M335中有骨镞4件、骨镖1件；M363中有骨镞8件、骨镖1件；M344中有骨镞6件、骨镖6件(3类)等(1)，这分明是在以骨镞和骨镖作算策分组记偶奇两类不同的数量，可能是分别用来计量夏至后各时节的日影长度和冬后各时节的日影长度，也可能分别是打猎和捕鱼的人数等；其中刻有上述记数标记的骨镞和骨镖，便可能是日影长度的刻度，也可能是记录某人打猎或捕鱼的数量；无论计量的对象如何，都意味着多项目组合记数已在向分层定位的更高阶段发展。尽管看不出其中使用过某种策算法的迹象，但毕竟开后世策算的坤策与乾策、光杆算策与标数算策分组计数之先河。原始龟算器和原始策算器如此搭配同出而相互印证，充分显示贾湖人在创制和运用此二种算器的过程中，不仅奠定了伏羲卦数的原始基础，而且开启了以伏羲卦数作思维语言和逻辑来认识和开发自然的进化过程。 (9.2)陶器上的乳钉纹：《贾湖》载：“侈口罐。此类罐明显来自角把罐，…B型…器表施红陶衣并打磨光滑，素面，束颈部一周四或八个乳钉。此类器多出自墓葬”(1)，在墓葬中也多与此三器和石斧同出。与此三器同出的，如标本M282：2“肩部对称四乳钉”，标本M325：6“上腹对称四个圆乳钉”，标本M363：3“沿下四个对称扁乳钉”，标本M233：2也有对称四乳钉。与石斧同出的，如标本M22：3“颈下一周八个圆乳钉”(1)。而其它种类的陶器，则没有如此之多地与这四种器具同出，其乳钉也不一定以四或八个的组合出现。如折沿罐“上腹一周圆乳钉”，标本M383：2“对称两组共六个圆乳钉”，标本M328：2“对称两组共八个圆乳钉”，标本M389：2“对称四个扁乳钉形横耳，之间填四组共八个圆乳钉”。又如盆形鼎B型I式“沿下大多附加饰扁乳钉一周，数量10~21个”，其III式“沿下一周圆乳钉15个”；釜形鼎“肩部装对称四个扁乳钉”。再如釜B型标本H105：7“上腹饰28个扁乳钉，分四组(每组7个)”；钵B型I式标本H187：37“口沿外侧一周8个乳钉”，其III式标本H161：2“上腹近口部饰等分三个扁乳钉”，三足钵C型I式标本H161：1“近口部一周六个圆乳钉”(1)。同此四器共出的侈口罐与其它陶器的区别这样明显，以致其纹饰的内涵和功用的区别也显而易见。后者制作较粗，其所饰乳钉的组合数量不等，奇偶都有，当是供普通氏族成员用来记数习数的；前者不仅制作较精致，其乳钉组合不仅同龟甲组合一样成偶数，且以一周四或八个乳钉的特定格局规律性地重复，正好同古四分历的四时八节的周期性来往相一致，显示其真相原来是将周年划分成四时八节的周天历度之立体模型，其功用原来是专供这些掌天文者于历算和治历中确定四时八节的周天历度之用。在贾湖文化早II期才出现的这些侈口罐，就这样纯朴地展现了《周髀算经》记载的“包羲氏立周天历度”的原始面目。其中模拟的日地月周期性运行规律，对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如此重要，以致这样乳钉饰纹世代相传七千年后，直到汉代仍在以“四神乳钉”纹的神化形式予以强调。 (9.3)陶器上的等分圆纹：如圈足罐B型I式标本H109：2“底周呈齿牙状花边”，共有等分圆周的20个齿；罐型鼎D型I式标本H331：1“器底周三等分处穿三个孔”；“方口盆…数量较多，是早期的代表性器物，最大特征是在圆形器口的外侧对称加宽形成内圆外方的四角形”；“五角口盆…，共同特征…是制作时即将器口制成五角形”；碗A型II式标本H27：1“假圈足周边有对称四个缺口”，III式标本H102：16“假圈足周边有对称六个缺口”等(1)，都显示出贾湖人已掌握了将圆作2-28等分的 几何学知识和有关的测量技术，即后世所传的以规矩的应用为关键的方圆术。正是由于他们已掌握了方圆术，他们才能制作以环绕圆周的对称乳钉来模拟周天历度的立体模型；有了周天历度认识，他们才能用偶数组合的龟甲来逐步针对其各基准时点记录数据。这样一来，后世“伏羲女娲持规矩”的神话，便返朴归真为他们当年用其所创规矩作出的这些等分圆图。它们同偶数组合的龟甲和环绕圆周的对称乳钉，共出于贾湖文化中而体现出其间的内在联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其六千年之后的《周髀算经》将方圆术和周天历度及其各基准时点的日影长度数据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连为一体。 (9.4)陶器上的对称穿孔纹：如卷沿罐标本H104：3“沿下可见四组共八个缀合 孔”；敛口罐D型标本H198：6的横耳“上对称穿5对10个小圆孔”，盆形鼎B型I式标本M396：2“沿面上对称穿4个小孔”等(1)；虽然不像后来的镂孔饰纹运用得那样广泛而系统，但毕竟为用对称穿孔纹来按伏羲卦数记数、习数、授时和传艺开启了源头。 (9.5)陶器上的组合饰纹：较突出的有两类，一类为组合刻划纹，如标本H112：21“用直线构成完整图案六组，其中八条的三组，七条的一组，六条的二组”；划线盆“B型…划纹较细，一般三至五道为一组”，“C型…划纹一般三条为一组”；碗B型II式标本”分组饰细划纹，每组五个齿”；陶支脚A型”划纹以四、五、六条一组者为多，也有七、八条一组者，个别为二或三条一组刻划纹”等(1)。 另一类为组合点纹， 如Ca型标本H110：2“顶面戳刺六周圆坑点纹”，T68(4)：9“周身竖行斜刺出十四行 坑点纹；H304：7”器身有五组斜行交叉圆点纹“；Cb型标本T108：53“周身戳刺六周小圆点纹”，T102(3B)：10“周身戳刺五周小圆点纹”等(1)。这些组合饰纹，不仅为其后各地新石器文化以组合饰纹记数表意开辟了道路，也为伏羲卦数作为理性思维语言和逻辑以划纹组合乃至划纹符号组合形式开展交流和传播，摸索出了一条通往后世数字卦和符号卦的道路。 (9.6)穿孔石、骨珠的组合：随葬的穿孔石珠组合中，最明显的有下列墓葬：I1期一状年女性墓M58中，随葬方形穿孔石(9，2)、三角形穿孔石(1、3，5，12)、圆形穿孔石(6、4)(1)；这样按形状分类成三个亚组合的不同尺寸的八个穿孔石，显示当时就已开始出现分组对偶记数之八卦组合记数的苗头。I2期的一老者墓M318中，随葬17粒穿孔石珠，其中有一粒“不规则”(1)，当是串中作间隔而将全串分为两个八数的一枚，为早期单项记数向组合记数的一种过渡形态。I3期一少女墓M249中，随葬三角 形 穿孔石二粒和圆形穿孔石二粒(1)，显示其学习四象组合记数的迹象。II5期一青年男性墓M121中，随葬青一色绿松石制规整圆形穿孔石珠10粒，龟甲2件含石子30粒，还配之以骨镞4枚、骨镖3枚(1)，用来为骨笛和石斧分别用于候风和测日做记数和计算，充分显示其采用多种组合记数而致力于候风历向四分历过渡的历法革新者形象。 “骨环发现数百件…在墓主人身上成串状放置，一串数十枚，…器体形状、 大 小随骨管而异”。据仅有报道的I2期一少女墓M41来看，与形状、大小不同的6枚“骨环标本”共出的，有4件骨镖和1件石斧(1)，与裴李岗M38乃至半坡M152、姜寨M7等墓墓主及其随葬品很相似，一脉相传地显示出上古氏族以有数学天才的少年作掌天文者的学徒而从小练习记数测日的传统。 (9.7)数学和测量科技的其它物证：据贾湖骨笛的制作、聚落中的土木工程和器具的设计和制作，《贾湖》合乎逻辑地推测贾湖人“已有了完整的规矩”、“都曾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测量和计算，断定其数学、度量衡技术和测量技术“属于领先地位”、“决非数学的肇始阶段”(1)。此合逻辑的推测需进一步落实到考古发现的实证中，以探讨这些测量和计算是如何和为何实现的。除了上述一系列用作计算器的物证回答了这些问题外，一些显示出测量器功能的器物还可充实我们的答案。如T108(3B)：2陶“垂球”“成圆锥体，一端磨成钝尖，一端磨成平面，上有十字形刻槽， 近平面端刻一周凹槽，可做测量用的垂球”(1)，这不仅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十字纹而 成为后来广泛流行的十字纹之始祖，而且也表明贾湖人已懂得作垂线、测高度和以正交十字寻找圆心的方法，还可能是伏羲卦数之四象坐标系的萌芽，而同当时已大量出现的四象组合记数交相辉映。又如“火候很高，很圆而规整”的“陶弹丸”，颜色、大小不同的石球(1)，都显露了已异化为球算器的迹象而成为后来一些地区流行的球算器之祖型。再如“一端…对穿一圆孔”的石璜，“在根端穿一孔或两孔”的野猪獠牙(1)，都显露了已成为测向器的迹象而成为后来一些地区流行的这两类测向器之祖型。再如“制作规整”的石环(1)，除了可能用来作等分圆图外，也显露了已用作为璧的迹象而成为后来各地区流行的璧之祖型；特别是II4期M411中，与石环同葬的有骨笛、叉形器、6件骨镞和5件骨镖(1)，表明墓主生前掌候风历的过程中已使用石环来测日。还如刻有横划线的“契刻骨板”，与四重器同出的骨板、骨柄等都有显露其为测量用具的痕迹，也为龟算器的使用提供了旁证。 2. “骨笛为候气律管”说的主要依据 (1)候气法，是以标准化的各时节的风所能产生的声音的律吕，与实测的风相匹配，以确定实测时的时令节候的传统做法。对有关此法的文献，冯时先生作了综述：“候气法是一种以律吕测气定候的方法，它的起源相当古老，惜其术绝来既久。《后汉书．律历志》中略有涉及，但已不得其详。《魏书》卷九十一、《北史》卷 八十九 及《隋书．律历志》，均载东魏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信都方曾潜心研习古式，复原了律管候气之法，《隋书．律历志》同时记载随开皇九年高祖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依古法候气立节，并作《律谱》，后皆不传。近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骨制律管，似乎透露了早期候气之术的某些线索“(23)。所有这些文献都说明，上古先民确实采用过律管候气之法；贾湖骨笛正是应用此法的候气律管。 (2)八风与八节通过八卦相配合，是中国传统的卦候及卦气说的主要内容，在《尧典》、《夏小正》、商代甲骨文、《周书》、《逸周书》、《周髀算经》、《山海经》乃至历代文献中都有系统的记载，直到在《淮南子》、《史记．律书》将全年12月、24节气都配之以律吕而完成其标准化的体系之后，八风仍旧通过八卦与八节相配合。这些新旧材料及其它大量新材料都相互印证:以八音的吕律按八卦模式同八风相 匹合来测风气定节候，是由原始物候历流传下来的候气之术发展到高级阶段而步入观象授时历的过渡形态；自进入观象授时时代以降，便成为观象授时历法的辅助和补充(23)。从此传统的候气术便被说成是："节八音而行八风"(《左传·隐公五年》)，每一音对应一方风; 八风，就是"八方之风"(杜预《集解》)， 以八卦布定方位， 也就是 "八卦之风"，每一卦既代表一方，也代表一音(服虔《注》韦昭《国语·周语注》); 而"八卦应八节"， 每一卦代表一节（《乐纬》）。 因此， 八风、 八音、 八方、 八节都是同八卦相对应的; 或者说，所有这些不同事物诸如时间与空间、 声音与风 向等信息，都由八卦联系在一起而加以处理的。这就是《周礼·春官·保章氏》贾公彦《疏》引《春秋考异邮》曰:"故八卦主八风， 距同各四十五日。"又引《易纬 · 通卦 验》曰: "惟有八风以当八卦八节。" "八风以时则阴阳合，王道成，万物得以育生。 王当顺八风， 行八政、当八卦也。"(24) 可见， 贾湖八音骨笛和八个龟甲的匹配， 绝 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在当时物质技术条件下，以八音骨笛测八风，配之以八个龟甲当八卦(八个时节的时间标准)，用来确定八节之候所必要的工具。它们一起同出,正好是候气术以伏羲八卦为模式来配合八风、八音与八节的铁证。 (3)贾湖八音骨笛和八个龟甲的匹配，也是历代传说"历者律之宗”的返朴归真。持此说的文献，举不胜举，这里仅对其中说得最精辟者略举一二。《周髀算经》载:"冬至夏至，观律之音，知寒暑之极，明代序之变化"。对古乐律最有研究的明代学者朱载堉结论道:"历者律之宗，其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故曰'律历融通'，此之谓也。"(《律历融通·序》)但是，律为何以历为宗？历代文献都因律管候气术的失传而说不清楚，贾湖骨笛只要以候气律管的本来面目重见天日，围绕此说的数千年迷雾就会烟消云散而真相大白。原来，人类发明骨笛，首先是为了满足其生存的首要需要──认知自然时令节气以便适时开展生产活动；只有这个生存的首要需要得到满足而生产的生存资源有相当剩余时，人类才有业余时间开展音乐之类的消遣活动。因此，就像生产性活动必为非生产性活动之源一样，作候气律管的骨笛必是作乐器的骨笛之祖。事实上，正是在制作和使用律管的长期过程中，先民逐渐掌握了器乐音程音律变化的规律，以致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有相当剩余之时，便可利用当时当地所具备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各自的乐器，并以律管为准用于各种乐器的调音。天文仪器先于乐器发展的这一历史顺序，同人类认识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顺序是一致的；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先于作为物理学的一门的声学的发展；更先于乐器科技的发展。人类认识和实践发展的这一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个天才能扭转的。 (4)贾湖八音骨笛和八个龟甲的匹配，还是历代传说"同律度量衡”的返朴归真。如同《贾湖》所证：“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有了共同音高的基本概念”(1)，中古以降这种用律管来统一乐器调音的传统，与近古用律制来统一度量衡的制度，确实有着密切联系。其所以如此密切，就是因为二者都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上古候气律管 制作中所摸索出来的度量衡计量原理和数理逻辑──伏羲卦数。正是由于候气律管是用来认知天时的天文仪器，在中古以降的神化过程中，其本身被逐渐神化而成掌天道的神器，其制作中的度量衡计量原理和数理逻辑──伏羲卦数被渐神化而成统制一切的天地之道，于是，用来统一乐器调音和统一度量衡，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同律度量衡”制度在汉代的建立和实施，也是在结合物候历和观象历的天文历法所贯彻、所验证的数理逻辑──伏羲卦数的指导下进行的，正如《淮南子》所反复强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锺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锺之数立焉。…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律之初生也，写风之音，故音以八生。…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其实，"同律度量衡”也不是只从西汉才开始，早在《舜典》中就将其同天文历法中的计量统一而论：“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可见，历代传说中"同律度量衡”的“律”，归根结底是指用作候气律管的音律，而不是后来其所异化而为乐笛的音律；其本义也意味著：音律和度量衡计量的基本原理都来自以候气律管的发展为标志的风候历向四分历转化的过程。 (5)《庄子·大宗师》云：“夫道，…伏羲得之，以袭气母。”历代学者将其视为“庄子神话”。贾湖八音骨笛和八个龟甲的匹配，为这个神话的返朴归真提供了原本。它们分别作为候气仪和八卦组合记数器的相配合，标志着贾湖人“得”了“道”──伏羲八卦模式，用来实现了原始候气术──“气母”向四分术的转变。贾湖文化早期的五孔骨笛，确实标志着贾湖人承袭了原始候气历，并通过继承和发展候气律管，使之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正如《贾湖》所说：“它的形成至少有9000年，甚至10000年以上的历史”(1)，其中必有由单管向13孔进化而来的过程，必有其更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渊源。事实上，该遗址中就有示踪这一进化过程的遗物，如其H113中一石管，“一端稍细，另一端稍残，横剖面椭圆形，中穿圆孔，制作规整，…可能是一种哨子”(1)，贾湖人制作的石管哨尚如此，可见其制作骨管必有相当深厚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其周围地区的前期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示踪这一进化过程的遗物。如距今18,000年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出土4件刻有沟槽的鸟骨管；距今10,000年的河北虎头梁遗址，出土1件鸟骨管制的扁珠，与山顶洞人的很相似(9)。这些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黄河中游一带过穴居生活的原始人，已经利用鸟骨管为其求生工具并开发出鸟骨管的加工技术；从当时这一带原始人以候鸟为历的背景来看，他们对鸟骨管的重视、加工和利用，必是为了适应他们对认知天时的需要。在由穴居到农业定居的数千年过程中，随着对认知农时的需要日趋强烈而具体，他们对鸟骨管的加工和利用不断改进，以致达到贾湖文化早期发展出五孔骨律管的阶段。在当时整日操劳食不果腹的境况下，只有在这种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也只有对作为求生工具的候气律管，他们才会如此坚持不懈。 (6)贾湖律管在其文化延续的一千多年中，所经历的由早期的5孔、6孔到中期的7孔以至晚期8孔的进化过程，正好同贾湖聚落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动态相一致。“与早期相比，中晚期聚落…房屋和墓葬数量大幅度增加，…反映出贾湖聚落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1)。在其采集和渔猎资源相对稳定甚至日趋耗减的情况下，其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显然主要依赖其原始农业的增产；其原始农业的增产又主要依赖其适时播种、防灾和收获。因此，发展认知农时的技术、提高不误农时的机率，成为氏族繁衍、人口增加的关键。能否认识和抓住这个关键，并利用和发展当时领先科技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决定氏族在生存竞争中的存亡。事实上，贾湖人正是这样妥善地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才赢得了其人口的大幅度增加。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贾湖古稻群体中的变异很大，…并且在距今8000-9000 年的1000年中粒形的长与宽逐渐增加，而长与/宽比逐渐变小，容积逐渐增大而接近 现代栽培稻的趋势。”(1)这种趋势的出现，在这1200年间的原始条件下，显然主要是其栽培环境条件逐渐改善而形成定向选择的结果；而其栽培环境条件逐渐改善，不是凭墨守祖传的“自然历”就可办到的，必完全归功于贾湖人不断发展了认知农时的技术、逐渐提高了不误农时的机率。贾湖人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其所依赖者非这四种集当时领先科技之重器的改进莫属。 随着准确认知农时之需要的日益高涨和迫切，他们对全年农时节气的划分就越精细越具体。正是他们这种对全年农时节气细分化认识的追求，促使了骨律管的变革和发展，即促使他们利用其它三种器具做配合，将骨律管的开孔数目由确定四时、六段的5孔、6孔，增加到确定八节的7孔，再增加到确定九气的8孔。继此之后，骨律管的进化沿着这一细分化的道路向24气的方向延续，以致后来出现了9孔、10孔骨律管。H190：2AIII圈沿罐口沿下的所谓“太阳纹”，其“周围还刻出放射性直线”，由圆圈内“放射”于外(1)，与后世圈外放射的太阳纹明显不同；看来不是什么“太阳崇拜”的材料，而同上述圆等分图、十字纹一样，是原始周天历度图，这些由圆圈内放射于外的直线，就是对一周年各节气的划分，开后世此类授时图之先河，乃大汶口文化陶尊上那些授时图之祖型。此图也显示贾湖人对全年农时节气细分化认识的追求，是何等强烈而周密。所有这些都证明：所谓贾湖骨笛， 原来是骨律管， 其开孔的数目 和 所 产 生 的 音 阶音律， 是依据人们掌握自然时令节气的需要而不断增加的。 (7)正因骨律管是贾湖人发展生产的关键性器具，它的状态自然地成为贾湖氏族社会兴衰的标志。一方面，“贾湖文化遗存的分期与骨笛的分期结果是完全一致 的”。“贾湖中期出土的骨笛数量最多，而形制又最统一”，中期“M282号墓葬中出土2支骨笛，…在贾湖全部出土的25支骨笛中，其骨质最优良，制作工艺水平最高，音质也最优美。…虽折而不弃，而是利用最高技术予以鉆孔缀合”(1)。另一方面，“到了中期，该聚落的居民明显增多，…该聚落繁荣期到来，…发现房址十多座，墓葬307座，比起早期来有很大的增加。…中期聚落的规模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同时，人口的急剧增加也制约了聚落的发展。晚期人口有减少趋势，…盛极一时的贾湖聚落逐渐衰落了”(1)。当骨律管的改进所能带来的生产增长不能承载人口的继续增加时，便需要更先进的天文历法技术来取代它了；这便是律管候气术后来失传的原因。如此能作社会生产力发展标志的骨律管，只能是直接为生产力要素的生产性工具和科技仪 器。 (8)骨律管的制作过程和制作技术发展，特别是孔位设计标准和计算方法，孔位调整和设计修改的标准和方法，“应遵循某种理论或经验是可以肯定的”(1)，那么，这种理论或经验是什么？由此理论所导出的标准和方法，必须反映客观实际才能带来实效，那么，这些标准和方法又是什么？将其5孔、6孔与四分历的四时、六段相对应、7孔与四分历的八节相对应的事实，与“律之初生也，写风之音，故音以八生”的记载相对证，就可看出：其所遵循的理论就是伏羲卦数的数理逻辑；其所遵循的客观标准就是四时八节之风所能发出的声音的音阶音律；其所用的计算方法就是伏羲卦数的方法，包括九九表中的四则计算。“贾湖早期骨笛上无制作计算痕迹”，正处于“初期摸索”阶段(1)，那是在摸索四时、六段之风所能发出的声音的特定音阶音律，以便作为标准用来判别未来各年四时、六段的来临；当他们掌握与四时对应的音阶音律之后，便以此为基础，进而探索与八时对应的音阶音律，于是，“中晚期大多都有计算刻孔位置的痕迹”，“钻音孔是在设计孔位之后开始实施的，在钻音孔的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孔位，修改设计，如标本M78：1，就经历了设计──钻第七孔──修改设计──钻四、五、六孔──再修改设计──钻一、二、三孔”(1)，这就是先钻与冬至对应的第七孔，使其音阶音律与其掌握的标准相符，并据以修改设计；随后，钻四、五、六孔，使其音阶音律与其掌握的与四时对应的标准相符，并据以再修改设计；这样使与四时对应的音阶音律都符合标准后，再钻一、二、三孔，使之其发音和第八音分别同其它四节气之风的的音阶音律相符而成标准。通过这样“一生二，二生三”的太极八卦衍生式的制作程序，一支标准化的骨律管便得以作成，便可用来测风气而定节侯。由此制作过程展开的逻辑和历史顺序来看，此骨器也只能是且必然是用来测风气定节侯的律管。 3. “叉形器为鸟羽风筝式候风仪的放线器”说的主要依据 (1)候风法，是依据测定的风向等风信状况来确定自然时令节候的传统方法。同候气法一样，以候风法测定的八风，也是通过八卦与八节相配合的。正如上述新旧材料所对证的，作为中国传统的卦候及卦气说的主要内容，这通过八卦与八节相配合的八风，是"八方之风"(杜预《集解》)，以八卦布定方位，也就是"八卦之风"，每一卦代表一方;而"八卦应八节"，每一卦又代表一节（《乐纬》）。因此， 八风、 八方、 八节都同八卦相对应;由此时间与空间、时节与风向，都由八卦统一在一起。所有这些材料，都一致地对四方风和八方风的方位及其所对应的时节有明确的界定(24)。如此高度规范而成熟的风候历法体制，必有其远古渊源。 (2)除上述文献涉及早期候风之术外，西汉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也当有早期候风之术的继承和发展。张衡为何将其命名为“候风地动仪”？其中为何把风同地震联系在一起？竺可桢和李约瑟对此有精深的研究。他们在《周易》、《国语》、《史记》等文献中发现，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地震由天地气失序所致”的理论，并将其用来探究候风地动仪的机制，进而认定张衡发明的这种仪器，正是依据这一理论，模仿侯风仪测定风向的方法，来测定地震中心所在方位角的方向；甚至认为该仪器就是侯风仪同地动仪的结合。他们还引用《三圃黄图》、《述征记》等文献所记载的汉初已采用的多种侯风仪器，来支持他们的论证。李约瑟通过其世界范围的考证已证明，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公元624~635)是世界地震探测仪器的始祖(14)。张衡发明此仪器必有其领先于世界的知识背景和科技基础，而如此领先于世界的知识和科技，也必有其实践经验之点滴积累的漫长过程，其初始渊源必来自远古先民创造和使用候风仪的实 践。 (3)正如李约瑟所考证，对风的观测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其风观测仪器的发明和使用必渊源于远古。在《淮南子》界定相配于八节的八方风之方位的同时，还提到用来测风的候风扇。据《古新注》等三国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此类候风仪器由羽毛作成鸟形，其重只“五两”，而通称为“相风鸟”，古称“挸”，传说黄帝时代就已发明了。另据郭缘生在其《述征记》记载，西汉太初年间(公元前101年)的灵台上，除有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和测日的铜制圭表外，还安装有相风铜鸟；此鸟随风而动。该书还介绍了西汉皇宫一高塔上安装的另一铜凤鸟，此铜凤鸟有风向标，且可随风而以上下辏的旋转而飞行，显示其能指示或记录风向和风速。明代一些著作在这方面仍有记述，如叶秉敬在其《书肆说铃》中记载24种信风的分类；王逵的《蠡海集》提到用风筝象鸟测风的实验(14)。随着技术和材料的逐渐革新，后世对风的观测越趋细分化、具体化，其风观测仪器由羽鸟到铜鸟以至纸鸟；其万变都不离对候鸟的模仿，其原始祖型当是如传说所言，由鸟羽作成的鸟形风筝。 (4)中国近古盛行神鸟崇拜，有“日中有晙鸟”(《淮南子》)、“鸟，日气也”(《论衡》)、“神鸟”(简册《神鸟传》)之说，其主要来自中古先民重视利用候鸟和风作授时标志的鸟俗；而这种鸟俗，又归根结底来自旧石器时代初民以候鸟和风为参照物的物候历传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所说的少皞(挚)，“以鸟纪，鸟师鸟名”， 设 五鸟官──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和丹鸟氏，负责天文历法, 即分掌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和司闭。据古代文献同甲骨文对证，神鸟即凤，凤即风(25)。由此可知,这五鸟官的职责就是观测四方风和各种候鸟的动态,以确定历正、春分和秋分、冬至和夏至、立春和立夏。可见，在少皞时期的纪时造历中，由上古流传下来的候风定时的传统还在延续。由此上溯，近古的神鸟，就可返朴归真为上古先民模仿候鸟，用羽毛作鸟形风筝来测风定时的实践。 (5)贾湖人用鸟羽风筝测风定时的实践，是新石器时期各地流行飞鸟负日图、各种鸟纹、鸟形器和羽冠人面纹、神面纹乃至甲骨文“皇”字的上古渊源。如河姆渡文化陶器和牙骨上的双鸟负日图、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列队飞鸟图乃至龙山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鸟纹；仰韶文化北首岭早期陶器上的蛇身人面鸟纹图、半坡期乃至庙底沟期彩陶上的的飞鸟负日图等。与这些鸟纹相配合的，往往有形形色色的羽冠人面纹。较为朴实的羽冠人面纹，从仰韶文化北首岭早期出现以降，随半坡乃至庙底沟文化的扩展而流传各地，并逐渐趋于神秘化，以致在龙山和良渚文化玉器乃至夏、商、周三代铜器上以神面纹、龙凤纹出现，并在文字上取得了“皇”字的形态。皇字本义和起源的研究证明:皇字本义是以鸟羽为饰的冠,喻指神界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起源于 上古掌天文者冠之以象候鸟的遗制 (26). 古代文献对此也有不少记载, 如 帛 书《易 传· 要》：孔子曰" 损益之道, 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 《左传· 僖公二十四 年》:"子臧好聚鹬冠". 杜注: "鹬, 鸟名, 聚鹬以为冠".《庄子·田子方》: "儒者冠 圜冠者知天时."《说文·鸟部》:"鹬,水鸟,知天将雨鸟也.礼记曰,知天文者冠鹬."后 汉书《舆服志》也引礼记曰: "知天者冠鹬." 颜师古《匡谬正俗》曰: "鹬, 水鸟, 天 将雨即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为象此鸟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中近古掌天文者以载 羽冠为标志的传统，显然是远古掌天文者用鸟羽风筝测风定时之习俗的遗传；既然鸟羽风筝是远古掌天文者经常高举的器具，久而久之，同样模仿候鸟的羽冠便成为掌天文者的标志。 (6)贾湖人既用鸟羽风筝测风定时，又用骨律管候气定时，二者都以风为观测对 象，且都是利用鸟的器官作观测仪器，就为解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太昊氏风姓”的本义提供了物证。它们证明：即使是该氏族以凤鸟为“图腾”，那这个“图腾”也不是这个氏族生来就有的，而是由他们世世代代重视利用风和鸟来认知天时的传统所致；正因这样利用风和鸟来认知天时给氏族带来了生存繁衍的实惠，于是，他们将自己氏族的命运同风和鸟连在一起，而以此给自己命名；而别的氏族也以该氏族对风和鸟的特别重视而将其同风和鸟视为一体。该氏族埋葬天鹅和环颈雉的骨骼(1)，是因为他们用其美丽的羽毛作了测风的仪器；就像他们埋葬的狗和龟一样，这些鸟都是为氏族头等大事所用而受到格外珍惜。只要不带“图腾”说的框框来看，这些有关风和鸟的事实本来就给定了“太昊氏风姓”的本义；而这个风姓本身也是其用风和鸟来认知天时的明证。同样，该氏族用风和鸟来认知天时的事实，也证明了少昊氏命名的的本义：少皞(挚)“以鸟纪，鸟师鸟名”，设五鸟官测风观鸟以确保“敬授人 时”，分明是复兴了太昊氏族的这套历法，因而以少昊氏命名乃是强调此复兴太昊之法的本义；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所云：“少昊象日月之始，能师太昊之道，故号少昊氏， 此谓象其德也。” (7)作为贾湖遗址的典型器物之一，叉形器“分为两段，上段为两股叉形…下段一面呈钩形，另一面呈斜刃形，钩端与刀下角相连接。两段之间呈管状，…大多经长期使用、把握，圆润光滑。叉端看起来经常使用，有的叉断了一股仍继续使用，并在 使用中被磨圆润。 两段之间的管筒上多有因破裂后为缀合而钻的圆孔， 可见这 两 处经常受力。”(1)这正是鸟羽风筝放线器之结构和使用的说明：上段两股叉用来固定和控制牵引风筝的线，下段或用来作手柄由手把握着放风筝，或两段之间的管筒用来 套在木桩上放风筝。在风刮动风筝时，风力牵动引线将力作用于叉端，并经常以其滑动于上而使之磨损圆润；一旦风力过大，就会使其折断。在以手把握此器放风筝时，其下段经长期使用、把握，而变成圆润光滑。在用套在木桩上的此器来放风筝时，则传递到上段两股叉上的力就会进而落到两段之间的管筒上，加之套接不可能天衣无缝，于是，风刮动风筝便牵动上段晃动而引起管筒磨损；一旦风力过大，就会使其破裂。为了放鸟羽风筝以测风定时，此类放线器是长年累月天天必用的，因而其上必有这些长期而经常使用、磨损和反复修补的痕迹。只有用来执行此头等大事的器具，才能带有如此特殊的痕迹而以典型器物的地位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 (8)叉形器的随葬情况也为还其本来面目提供了证据。这些叉形器”多置于成堆的龟甲上，也有个别握在死者手中或置于身旁，其用途可能与龟有关。”(1)就像测量和记数是不可分离一样，鸟羽风筝放线器和某种记数器的连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龟算器是贾湖人分组记数的主要工具，他们的掌天文者必然主要以成组的龟算器来分别记录每时节的风向；他们以对氏族的特殊贡献，而于死后其生前使用过的工具自然会被一起随葬以兹纪念；至于“个别握在死者手中或置于身旁”者，都为老年人所用，除显示其生前把握此器的的情景外，也意味其积累了丰富的观测经验或以别种计算器记数。叉形器与龟制器的同出，是二者同为历法仪器的互证。 (9)作为此典型器中的典型，M344：3叉形器的“一股叉多次残断又多次打孔缀合，钩、刀状面下端连接处残断，有残存缀合孔，器身中部有两对缀合孔，刀状面上有‘卯’形刻划符号。”(1)由此看来，M344墓主生前对此器的珍惜，不会亚于M282墓主对其骨笛的珍惜；此二器同为该氏族求生重器的地位凸显无疑。这‘卯’形刻划符号，呈鸟的形象，正是其所系鸟羽风筝之形状的写照。 4. “同出石斧为圭”说的主要依据 石斧及其它斧形石器，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直是最重要的器具之一，其演变经历 了由生计用石器被逐渐精致化、玉器化乃至礼器化的过程，同各地新石器文化的进化乃至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对此需专著详论，这里仅就与贾湖石斧真 相有关的要点作一概述。 (1)邓淑苹先生综考了有关圭的古代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述的 "圭" 分为两种, 其一为源自斧、铲、锛等端刃器的的平首圭, 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晚 期到西周。 其二为源自戈的尖首圭, 主要流行于东周至汉代."(27) 这就是说, 即使是 从其形制和出土情况来看, 以平首圭的形式出现的斧、铲、锛等端刃器，不是直接由 生产工具而突然变成最高级别之玉礼器的, 而是先成为测日影的圭后才由圭逐渐变成 最高级别之玉礼器的。我们对各地考古学文化天文历法进化过程的考证则以系统的证据证明：作为后世高级别礼器之源，上古石斧、铲、锛、刀等端刃器,通过借用和移 植于日影观测而异化成天文仪器后,随天文历法在部落生存繁衍中所处的头等重要的 地位而不断被精致化、玉器化和神圣化,以致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日盛的后世上升 为最高级别的礼器.而此漫长进化过程所遗留下的这类器物,从新石器时代的骨、陶、石质斧形器、锥形器和刀形器,到铜石并用时代的玉、铜器,到商周时期的高级礼器,都记录了以不同级别的尺度来标定各时节日影长度为普遍作法的长久传统.多件组合 石斧在贾湖文化中出现,开这一传统之先河，是伏羲氏族立周天历度、创四分历的坚证。 (2)对各地新石器文化石、玉斧(铲、钺)的演变过程的系统考察发现：自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起，生产用石斧的数量走弱势，而以石斧随葬的习俗开始加强；所出土的随葬石斧皆是石质较佳，通体磨光，器身较薄，刃部锋利，大多无使用伤，顶部有一鉆孔，与一般生产用石斧大不相同；其出土位置大多在死者腰部或腿骨附近，刃部朝左右。同这些事实相印证的，有北首岭墓地一些男性墓中有成束骨镞与穿孔石斧同出的事实，河南临汝阎村出土陶缸上的带柄穿孔石斧图及其柄中间所画的数字记号“X”，大汶口文化、淞泽文化乃至良渚文化各地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带柄穿孔石斧的图案、模型和实物，且随葬这类斧形器的有男女老少、贴身放置着而呈体制化趋势；器身愈趋扁薄、刃口愈形整齐锋利、躜孔愈固定与精整、使用玉质器的比例增加、玉材的选择愈加讲究而呈精致化趋势；以致多件成套随葬于大墓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同期江淮地区的古文化乃至后来的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普遍存在。此类斧形器如此广泛而长久流行且逐渐精致化、玉器化和礼器化为圭的事实，特别是随葬于这些大墓多件成套组合与圭的多件成套组合相一致，而同《周髀算经》所载二十四节气日影长度相印证，就显露出其由上古斧形石器被借用和移植于日影观测而异化成天文仪器的真相(12,28)。 (3)随着采集鱼猎生产日趋普遍地向农业畜牧生产发展，各地先民对四分历的实行逐渐出现了由认知四时到划分八节再到分辨24节气的普遍趋势，大汶口文化和同时期江淮地区的古文化也不会例外。就像薛家岗文化三期的全套多孔石刀，以其一系列由1到13个奇数孔之7个等级，配合运用正八角形纹作八卦模型和球算器于历算，全面 实现了分辨24节气的四分历一样，大汶口文化和同期江淮地区的古文化以带柄穿孔斧形器(斧、铲、钺)的多尺寸配套化，配合运用八角星纹作八卦模型和龟算器于历算，逐步实现了由认知四时到划分八节再到分辨24节气的过渡。这就是其晚期的一些大墓中，出现以多件斧形器成套随葬之现象的根本原因。石斧和龟算器同出于贾湖墓葬, 开斧形器作日圭测影用而同龟算器配套以敬授人时这一传统之先河(12)。 (4)随各氏族和同一氏族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时节增多, 斧形器尺寸的级别 逐 渐 增加, 到后来就像薛家岗文化三期的7个等级的多孔石刀、一级多件由多人按时节 分工掌管使用的情况一样，一氏族在同一时期内拥有多套斧形器由多人按时节分工掌管使用.尽管各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受破坏的程度不尽相同,其出土穿孔斧形器的数 量和尺寸数据不全, 但仅就以公布尺寸数据的穿孔斧形器的尺寸来看, 也可看出其尺 寸级别由少到多、到全的这种趋势.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出土穿孔斧形器的尺寸,已开始 有级别之分, 如北首岭遗址有19.7 和17公分两级，姜寨遗址有15.1 和13.2 公分 两 级、史家遗址有19和10公分两级. 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 M18、 M26、 M38和M131分别出土一石铲, 从其墓葬图看, 石铲尺寸各不相同，共为4个级别；其晚 期墓葬M9、M10、M25、M118、M122和M117共出土10件石铲、2件玉铲和1件石斧,其中M10的玉铲长19公分、M117的玉铲长17.8公分、M25的大理石铲长15公分,代表3个等级(27). 斧形器尺寸级别由少到多、到全的趋势, 在同大汶口文化紧密相连的 崧 泽 文 化和江淮地区古文化中几乎同步展开. 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中期遗存中共 发现16座墓葬,出土穿孔石斧五件,其中四件报道有尺寸, 分别为: 9.3、 13.1、15 和 17.8 公分, 当是四个级别(29). 江苏海安青墩、张家港徐家湾和金坛三星村等地的 中 古居民，进而以全套7个尺寸级别的石、玉斧，把大汶口─崧泽文化式的四分历实行体制发展到顶峰。这些遗址出土的石、玉斧尺寸等级,与薛家岗文化三期遗存出土7件全套多孔石刀的孔数等级之间保持着完全的一致性,从而二者与红山文化的那套玉璧外径尺寸的等级之间也保持着完全的一致性. 这三处文化相距数百年、相隔数千里, 都 不约而同地与其后三千多年的《周髀》的全年24节气日影记录一一对应. 这就从数量 关系上和数理逻辑上确切地证明了：这些遗址出土的这些石、玉斧,同薛家岗文化三 期的那套多孔石刀和红山文化的那套玉璧一样,都是完整的一套日影测量仪器,都是用 来测量全年24节气日影以定周年四时八节24节气的.斧形器作为日影测量仪器进化的这种趋势的源头在哪里？从仰韶文化的发源地望上追溯，就会从贾湖墓葬有多件不同尺寸的石斧随葬的习俗中发现其源头。 (5)贾湖墓葬中有特殊器物与之同葬、且未有使用痕迹说明的石斧，除在M22、M275中的1件和M386中的2件与策算器(成套“骨镞”)及一少年墓M119中的2件与1石环(红山文化式玉璧的祖型)同出外，其余都与龟算器、骨律管和测风仪放线器同出(1)，可见这些石斧已与一般石斧不同，而同此三大重器一样，对该氏族的生存繁衍具有重要功用，且与此三大重器的使用有某种联系。既然此三大重器都是该氏族用来定向授时的仪器，那么，随葬的这些石斧必同置于其它地方的石斧不同，而是像其后续文化的随葬石斧那样，是用来观测日影的仪器。也只有具有这种功用的石斧，才与此三大重器有内在联系而同为这些掌天文者所使用，而同为其随葬品。 特别是T9II5期的M121、T9II6期的M119、T101II5期的M282和M386中，分别随葬有2件不同尺寸和类型的石斧(1)，透露出与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石斧组合相衔接的相似性，从而更加突出了其石斧用作测影日圭的功用。M121的2件分别为Ba型长15厘 米、“圆顶”和Bb型长7.7厘米、“顶圆角方形”;M119的2件分别为Bb型长9.9 厘米、 “顶圆角方形”和Bc型长6.6厘米、“顶圆角方形”;M282的2件分别为Bb型长9.7厘 米、“浅色砂岩、方顶”和Cc型长10.6厘米、“浅色砂岩、凸弧顶”；M386的2件分别 为Ba型长12.6厘米、“绿色砂岩、顶近尖”和Bc型长7.2厘米、“绿色砂岩”、“方顶”(1)。这些成对随葬石斧，都出自五孔律管向七孔律管过渡所标志的大变革时期；不仅尺寸不同，且形状和颜色也不同，像律管于当时呈现出的规整化局面一样，石斧的制作和配套也出现了规整化的苗头。正是这一苗头开启了斧形器作为日影测量仪器进化的大趋势，而在其后的6千年间席卷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和辽河左右。 (6)尤其是T101II5期的M282和M386共有的两对石斧，显示出其配套分工分别被用来测量二至二分之日影长度的功能：M386的一对同为绿色，而尺寸和形状差距最大，显示出最长而顶尖者用于测冬至日影、最短而方顶者用于测夏至日影的分工；M282的一对同为浅色，尺寸差距很小，显示出用于测春分和秋分等长日影的功用，其形状的差别当用来区分春分和秋分之用。就像M282的骨律管标志着贾湖文化的最高候气科技成就一样，M282和和M386共有的两对石斧也标志着贾湖文化的最高天文历法科技成就，并作为物候历向四分历的转折点， 开启了观象授时的新时代。 (7)M386的这件最长而顶尖的绿色石斧，用来测冬至日影的实际，也开启了后世重视冬至日影观测、以定岁首的传统。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可找到这样具有特殊标记而用用来定岁首的器具。如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M10的玉铲长19公分，为当期墓葬中最长者, 当是用来测量冬至日影的, 因冬至的测定关系到 岁 首 的确定，而较其它节气更重要,所以该玉铲最为精美、该墓主的随葬品也最丰富(27).江苏张家港徐家湾遗址出土的全套7个尺寸级别的石、玉斧中，有件长9公分的穿孔石 斧，发掘者报道:为"辉绿岩, 有黑白相间班晶结构, 质地颇坚, 磨制极精细, 器 形 规 整"(29), 显示出超越其它穿孔石斧的特殊功用; 它与薛家岗文化三期多孔石刀 的13孔刀相对应,表明它是专门用来测量冬至日影以定岁首的,因而功用特殊而受到格外重视.怪不得它被以"黑白相间班晶结构"作成,原来是用它来象征冬至为阴阳相间之时点,同 《夏小正》等近古月令文献的"冬至, 阳气始动"的规矩, 虽有二千多年相隔, 但都一脉相承于上古阴阳四分历.这就不仅在各地出土材料相互印证之中,而且又在出土材料与文献材料的相互印证之中,证明了这些不同时代的石、玉斧,都是重视冬至日影观测、 以 定岁首之传统的物化表现。 三. 科学仪器说的验证 既然假说贾湖文化的这四大重器，分别为有其专门科技功用的仪器，那么，下一步就应当依据此假说来考核它们在各墓葬的同出组合中的情况，考核其使用中是否有此假说所规定的技术联系来使每种组合中的有关器具配合在一起，而对该氏族的生存繁衍发挥特定功用；考核此假说能否对遗址中实际存在的所有组合的情况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并使所作的解释符合人类认识进化的逻辑和历史规律，以检验此假说是 否能在逻辑和历史上得以成立。这四大重器在贾湖墓葬中的同出组合，都是按其中三器分头组合。由此我们可推导出它们在统计学上可能有的组合，并以其同实际存在的所有组合相对照，结果得到了对全部组合的下列分类。 1)候气律管：M270，M78，M99；用候气术掌历者，其成年者以绕线板结绳记数，少年者学候气术。 2)候气律管+龟算器：M341，M233，M263；用候气术掌历者，前者以龟制定向器定向，后者以龟算器和(或)策算器记数。 3)候气律管+候风仪：M90，M39；老年风候历执掌者，靠丰富经验测风授时。 4)候气律管+候风仪+龟算器：M387，M344，M253；各期风候历统掌者，其使用的这些器具上有特殊契刻标记。 5)候气律管+候风仪+斧形石圭：M395，M411；用候风术摸索四分历的掌历者， 以策算器记数。 6)候气律管+龟算器+斧形石圭：M121，M282，M55；用候气术摸索四分历的掌历者， 以龟算器和(或)策算器记数。 7)候气律管+斧形石圭：M73；用候气术摸索四分历的掌历者，以策算器记数。 8)候风仪：无单有此器的墓葬；表明候风仪已不被单独使用。 9)候风仪+龟算器：M125，M363，M94，M16；用候风术掌历者，以龟算器记数。 10)候风仪+斧形石圭：无此二器的组合；表明候风术必通过某种计算器的运用才能向四分术转变。 11)候风仪+龟算器+斧形石圭或石璧：M411，M327，M17；用候风术摸索四分历的掌历者， 以龟算器记数。 12)龟制定向器：M277，M325，M326，M335；掌定向者，提供导向服务。 13)龟算器+斧形石圭：M15；摸索四分历的掌历者， 以龟算器记数。 14)斧形石圭：M22，M380，M119；摸索四分历的掌历者，成年者以策算器记数 ，少年者学日影测量术。 按这四种器具的所有可能组合，将其有关墓葬进行分类，所归纳出的各类墓主的上述共同特征，不仅通过其相应器具组合而得到与其出土情况相印证的解读，而且其总体情况也合乎逻辑和历史规律地表明：创造贾湖文化的伏羲氏族，在这1200中的历法体系包含三大历法科技：以候气术为主导，候风术已处于辅助地位，四分术尚在兴起中。这三大历法科技在此期间都经历了推陈出新的进化：候气术和候风术，在发明龟算器和改进策算器而开展组合记数的基础上，以四方八维的格局实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进而上升成伏羲四象八卦的理性思维语言和逻辑。伏羲四象八卦概念经龟算器、策算器和珠算器、球算器的应用、特别是在候气律管、环周对称乳钉纹、等分圆图、网格图等的测量、设计和制作中的应用，进而表达和推衍出伏羲卦数，就为按四象八卦的模型发展出四分历法奠定了数学基础和提供了思维语言和逻辑。古四分历正是在逻辑和历史上按伏羲八卦衍生的程序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中国天文历法乃至 整个中 国传统科技和文化不同与其它民族的最基本根源之所在(30)。 (2)这四大重器在贾湖墓葬中的同出组合，也可按其时空定位作如下分类：
上表所列墓葬的时空定位分类，反映了贾湖四大重器组合演变在其1200年中的时空动态，以这些组合的纵向分类更具体地印证了上述创造性思维进化链所贯穿的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的起源。这一时空动态正好同贾湖文化兴衰的三个阶段完全一致。 1)兴起阶段的初期，M341集中继承和发展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生存斗争中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的精华：5孔骨律管、候风仪和龟制定向器，使氏族当期风候历发展到能认知四时六段的高度。 2)兴起阶段的后期，M125集中继承和发展了由M341传来的的科技成就：由单龟记数器的运用发展出8龟配84粒石子的龟算器，实现了单项记数到八项组合记数的飞跃，适应了测八方风以定八节的需要，用来配合候风仪的使用，使候风术发展到能测八方风而认知四时八节的高度。这表明当时伏羲氏族通过其发展风候历的实践开始掌握了四方八维的概念。 3)兴盛阶段早期后期，M411集中继承和发展了由M125传来的的科技成就：6件骨镞和5件骨镖组成的策算器与候风仪相配合，发展出7孔骨律管，并以此在执掌风候历的过程中用石环测日以摸索四分历。 4)兴盛阶段中期前半期，伏羲氏族的人口大增而分出四个各自掌管自己历法的家族；每个家族都以其选定的器具组合，来确保本家族能适时开展生产活动。 T101所居家族，由M387使用7孔候气律管、候风仪和8龟甲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其龟甲上的“大”形契刻标记及其它契刻标记，都为其统掌天文历法所用，其作法流传到后世便成为称伏羲氏为“大”的根源和伏羲的象征；M282使用7孔候气律管、斧形石圭和2龟甲组成的龟算器和策算器，用候气术摸索四分术，并以四分术测日影定四时来校正候气结果，为M387提供主要支持，还擅长策算必对开创伏羲卦起奠基性作用；M270则以使用候气律管，加上其丰富经验，为M387起辅助作用。 T102所居家族，由M344使用7孔候气律管、候风仪和8龟甲配30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其龟甲上的“目或月”形等契刻标记及其它器具上的契刻标记，都为其统掌天文历法所用，其作法流传到后世也成为伏羲的象征；M395使用7孔候气律管、候风仪、斧形石圭和策算器，用候气─候风术摸索四分术，并以四分术测日影定四时来校正候气结果，为M344提供主要支持；M335和M325使用龟制定向器和策算器，在导向的同时，为M344提供辅助，其龟甲上的“日”形等契刻标记，为其定测定方向所用，此作法流传到后世也成为称伏羲氏为“大昊”的渊源。 T9所居家族，其兴旺程度不如上述两个家族，只由M121使用7孔候气律管、斧形石圭和2龟甲配47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及策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 T1所居家族，其兴旺程度更不如上述两个家族，只由M15使用斧形石圭和4龟甲配17多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 5)兴盛阶段中期后半期，伏羲氏族的人口继续增加到极盛的顶峰而开始停滞，以致出现了五个各自掌管自己历法的家族；每个家族都有正、副专职掌历者用其选定的器具组合，来确保本家族能适时开展生产活动。 T101所居家族，由M233使用7孔候气律管和6龟甲配48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其龟甲上的契刻标记，都为其统掌天文历法所用；M363使用候风仪和8龟甲配97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用候风术测四方风、八方风定四时八节来校正候气结果，为M233提供主要支持；M277使用龟制定向器和策算器，在导向的同时，为M233提供辅助。 T102所居家族，由M327使用候风仪和8龟甲配169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M326使用龟制定向器和策算器，在导向的同时，为M233提供辅助。 T9所居家族，由M90使用7孔候气律管和候风仪，统掌其历法和定向；M94使用候风仪和8龟甲配173粒三色石子组成的龟算器，与M90相配合。 T1所居家族，由M17使用候风仪、斧形石圭和6龟甲配98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M16使用候风仪和4龟甲配121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与M17相配合。 T7所居家族，由M55使用斧形石圭、候气律管和2龟甲配8粒二色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M57使用斧形石圭，加丰富的测日经验，与M55相配合。 6)衰退阶段末期前半期，伏羲氏族的人口因洪水逼近外迁而大减，只剩下两个能维持独自掌管自己历法的家族： T101所居家族，由M253使用7孔和8孔候气律管、候风仪和2龟甲配47粒石子组成的龟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像以往的统掌历法者一样，其候气律管上也刻有特殊标记；M263使用7孔候气律管和龟制定向器及策算器，与M253相配合。 T9所居家族，由M73使用候气律管、斧形石圭和策算器，统掌其历法和定向。 7)衰退阶段末期后半期，伏羲氏族的人口继续因洪水逼近外迁而大减，只剩下一个能维持独自掌管自己历法的家族： T9所居家族，由M99仅用候气律管，来统掌其历法和定向。 上述四大器具组合同贾湖文化兴衰完全一致的时空动态表明，其时空认知系统之知识内容和科技含量的进退，对于伏羲氏族在贾湖文化延续1200年中的兴衰，是仅次于毁灭性洪水灾害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分析这一时空动态过程，可以看出这一决定因 素起作用的内在机制： (1)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在其生态环境的压力没到毁灭性的地 步、但又引起生存竞争的条件下，能否掌握和改进认知时空的科技，是决定原始氏族 能否由穴居走向农业定居、进而维持其生存和繁衍的首要因素。这些从其必要性来 看。另方面从自然进化和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和历史顺序来看，物体的时空运动是物质运动最简单的形式，因而原始人类的认识及其自然科学的发展只能从认知时空开 始。正是这两方面前提条件的的天然结合，导致伏羲氏族创制和改进了这四大重器，实现了其时空认知科技超越旧石器时代的大突破。 (2)伏羲氏族时空认知科技，先是通过发展候气律管和改进候风仪，突破了旧石器时代物候历识别时节少的局限，开辟了以四方风、八方风为时间基准的风候历阶 段。这第一步突破是以旧石器时代的单项记数发展到多项组合记数为知识背景的。伏羲氏族继而通过借用和移植石斧做日圭以风候历来摸索四分历，突破了风候历识别时节标准不稳定的局限，而进入以日月为时间基准的观象授历时代。这第二步突破的知识背景，是在风候历的四方八维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并在候气管制作和使用及多种形式的计算工具的表达和应用中反复检验和发展的伏羲卦数。 (3)尽管候气律管始终是这1200年间的主导历法工具，但龟算器和斧形日圭的发明，代表了时空认知科技朝观象授时发展的新方向，代表了新的生产力。贾湖文化的兴衰与此二器发明和使用的关系，比同候气律管的关系更加密切。此二器发展和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上升之时，就是贾湖文化兴起和兴盛之日；最兴旺发达的家族都有全套8龟算器、6龟算器和4龟算器用于历算，都采用斧形日圭与之相配合于四分历的摸索，从而确保有较为可靠的农历用来获得增产。与此相反，贾湖文化衰退阶段，龟算器中所组合的龟甲数减少到2、且同斧形日圭的运用相脱离；尽管贾湖骨律管在此阶段直至末期仍被用来主导历法，但没有用多组合龟算器和斧形日圭来予以配合，以致历法不当而误农时，必导致农业衰减。在受贾湖文化影响的各后期文化中，凡继续沿用贾湖骨律管的文化，尽管继续将其改进到9、10孔等，其发展的范围和持续时间毕竟有限，其沿用的候气律管也终于被取代而早就失传；而接受其龟算器和斧形日圭的文化，如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发展的范围要大得多，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这些器具，在如此广阔的大地上，直接随人类社会在此数千年生存竞争中的进化，而出现适者生存、用进废退的新陈代谢过程，本身就显示出它们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工具、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仪器之本色。 结论 在有关古代文献同出土材料的对证中，本文对贾湖骨笛、龟甲和叉形器及其有关石斧的形制、纹饰及出土情况的知识背景、科技含量、组合关系和时空动态的分 析，批驳其“宗教法器”说，论证其分别为候气律管、龟算器和鸟羽风筝式候风仪放线器及斧形石圭的真相。通过追踪制作和使用这些器具的知识谱系的来龙去脉，不仅古代文献有关伏羲的记载、神话和传说得到了出土材料的验证，也不仅使殷商以降的有关宗教法器、神具和礼器得以返朴归真，而且凸显出一条贯穿风候历--伏羲八卦--古四分历-- 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 之起源的创造性思维进化链，即从环绕它们的一切 迷乱中追踪到贾湖人及其先辈和来者之思维进化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作为中国传统科技和宇宙观出发点的古四分历起源于伏羲八卦；伏羲八卦起源于旧新石器时代交替之际的候气术和候风术中的四方八维模式；而四方八维模式又起源于由旧石器时代物候历和单项记数发展而来的、以多项组合记数为基础的风候历。本文证明了这条思维进化链，符合自然进化由非生物到生物再到人类的历史规律，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决定其全部活动和思想意识的历史规律，符合人类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中由简单到复杂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符合自然科学门类由数学、天文学到其它科学的发展顺序。这就意味着，这些客观规律决定了，贾湖文化的这些器具本来面目，必然是、也只能是本假说所分别定义的科学仪器。当然，這只是對現已發現的這些證據而言﹔ 这个假说还需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和实验考古学研究的检验。 參考文獻﹕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i-xi,14-1029. 2. Needham J: 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 New York, G. Braziller, 1955, 1-355. 邓宏海： 农业与人类知识的积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报，1985年2期，12-22。邓宏海：论技术哲学．百科知识，1986年6期，30-31。Mithen S. J.: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 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art,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6, 1-288. 3.邓宏海：论现代综合思潮． 新华文摘，1986年3期，48-68。邓宏海：新的农业革命．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15. Kristof N. D.: China, the World's Capital.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2, 2005. 4.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1871). New York: Harper, 1958,1-34. 5.Stocking G. W.: After Tylor.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1-570. 6. Malinnowski B.：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54,1-274. 7.Malinnowski B.：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Conn: Negro UniversitiesPress, 1971, 1-94. 8. van der Leeuw S. E. & Torrence R. : What's New? A Closer Look at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Ltd. 1989, 1-353. S. Mithen: Creativity in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London: Poutledge, 1998, 1-285. 9. 王朝闻：中国美术史．原始卷．齐鲁书社，1987年，33-190。 10. 张忠培: 窥探凌家滩墓地. 文物， 200年9期， 55-63。 11. 徐基: 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 文物, 1995年6期,47-52. 12. 邓宏海：多孔石、玉刀是日影测量标尺。未发表论文。 13. 宋镇豪: 殷墟甲骨占卜程式的追索. 文物, 2000年4期,35. 14. Needham J: Si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5-630。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 考古学报,1991年1期，65-66. 16.三上义夫(Mikami Y)：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thematics. Fujiwara， Orig. pub. in Japanese, TYG, 1926, 中文版， 林科棠译， 商务出版社，上海，1934。 17. 陈良佐：中国传统数学位与象的结构. 汉学研究，第10卷1期，137-179. 18. 饶宗颐：论龟为水母及有关问题. 文物, 1999年10期35-37. 19. 方孝博: 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103-105 . 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汝州红山庙遗址发掘, 文物，1995年4期, 4-11. 21. 李修松: 上古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太阳崇拜. 历史研究, 2002 年, 2期, 20-31. 22. Lincoln's quatations．www.quotationspage.com/quote/ 27074.html. 23. 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 考古学报, 1994年2期,135. 24. 冯时: 殷卜辞四方风研究. 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131-152. 冯时 : 殷历岁首研究. 考古学报, 1990年第1期， 19-42. 董作宾: 董作宾先生全集. 乙编，艺文印书馆， 44-93 。沈宜甲：科学无玄的周易.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民国七十一年，1-167。 25.饶宗颐：中国古代鸟俗的传说. 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民国85年，61-75. 26. 丁山: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 198-202. 杜金鹏: 说皇. 文物, 1994年7期, 55-62. 27. 邓淑苹: 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关礼器. 故宫季刊， 八 卷一 期， 30-47 。邓淑苹: 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一--璧与牙璧. 故宫季刊， 五卷一期， 1-56 . 28. 杨美莉:多孔石、玉刀的研究. 故宫学术季刊,15卷3期， 17-74页。 杨美莉: 中国古代墓葬的‘玉兵’. 故宫学术季刊，十三卷二期，97-123。 2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 考古学报,1990年3期,307-336. 30. 邓宏海：论中国天文历法的起源. 未发表论文。 Researches into the Truth of Bone Flutes, Turtle Shells and Fork-shaped Bone Implements Unearthed from Jiahu Site ── Anti-Animism Honghai Deng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unearthed from Jiahu site of early Neolithic culture (7000-5800 BC) at Wuyang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China, in consistent with the documented eviden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for matching the typological, decorative and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lics with their knowledge pedigree and scientific contexts, the present paper is trying to trace the cognitive process for making and using the tools and to prove the following concludes. 1. The turtle shells with pebbles in sides were used not for divination. The bone flutes were not music instruments and both they and the fork-shaped bone implements were not used for worship. Any one of their combinations was not repressed for religion. 2. The turtle shell with bone needles was used to distinguish directions by observing the bone needle's sun-shadow. The turtle shell with pebbles in side was used to note numerals in groups as the antiquity of the counting-board of the later ages. The bone flute was a windpipe fitted with a weather vane; it was used to test the sonic temperament of seasonal winds for determining the wind 'seasons' during the year. The fork-shaped bone implement was a part of the bird-shaped wind-indicating kite that was used to fix and control the rope to fly the kite; it was used to test the behavior of winds for determining wind "seasons" during the year. The stone celt accompanied with the tools listed above in the burial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un-shadow lengths for determining the solstitial and equinoctial points of the year. 3. The 1200-year history of rise and decline of Jiahu culture wa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process of changes in the tools listed above. The evalua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of Jiahu people led to these change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1) Single numeral notation by tying knots and using rods, bone or stone beads, cobblestones, stone balls and other things for determining wind "seasons" and direction finding by observing the sun-shadow. (2) Grouped numeral notations by dividing counting shells and pebbles or other things and various forms of marks symmetrically decorated on pottery, bone and stone objects into 4 and 8 groups for determining 4 and 8 wind "seasons”. (3) As the Sixiang and Bagua model (four quadrantal diagram and eight trigrams), 4 and 8 group-numeral notations for representing four cardinal points and eight periods of the solar year as well as four and eight directions of the space and other aspects. (4) A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he Fu Xi Gua, the numeral notation of natural numbers, using as the language and logic of their rational thin kings. Key words: Cognitive Archaeology, Creative Thinking, Weathercock Calendar, Numbering System of Fu Xi Gua, Sifen (four quadrantal) Calend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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