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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的处世智慧

2012-09-24  今世游
 


第一章 司马懿vs曹操

——司马懿和曹操的智谋大比拼

说起来,司马懿和曹操还真有点相象,都是很有才干、很有谋略的人。而且两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后代扫除了子孙夺位的障碍,
由子孙夺位,然后子孙在封自己一个帝位。不过这两个人的能力,到底谁强谁弱?谁的智谋更胜一筹呢?

1.装病骗曹,混淆视听


司马懿

司马懿(公元179年—公元251年),魏国后期卓越的军事家,字仲达,三国时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
多谋略,善权变。青少年时,就得到当时名士们的品评赞扬。大名士崔琰曾说“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初为曹操主簿,后任太子中庶子,
为曹丕所信重。魏明帝时,任大将军,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为魏国重臣。明帝死,又以太尉奉遗诏与曹爽同辅政。曹爽欲夺其权,
司马懿应变机诈,卒诛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独专朝政。后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谥司马懿为宣帝。

然司马懿的仕途可谓坎坷无比,挫折重重,首先是有才不能施,有能无处展的魏武帝时期,但这依然埋没司马懿的超人的才能,
他可谓棋高一筹,步步为赢。

出身大士族地主的司马懿在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被郡政府举为上计掾。此时曹操刚刚掌权,当他得知司马懿的名声后,
便决定征召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早已看出汉朝已国运衰微,朝廷大权实际上已落入曹操之手。他本属大士族之裔,而曹操乃宦官之后,
怎肯屈节事之。于是便不愿意应召,但是又不敢得罪曹操,就想了一个计谋假装得了风瘫病,拒绝征辟。曹操一向机警而多疑,
马上就怀疑司刀懿是在借故推辞。于是就派了一个刺客深夜闯进司马懿的卧室去察看虚实。


曹操

从这一幕方可看出司马懿的高超棋局,用“烟雾弹之术”躲避此劫,历史上因此而成功脱险的也为数不少。

像赵国的文相蔺相如也因装病而少了很多与武将谦颇的纵多冲突;还有明朝大画家唐伯虎也曾为了脱离叛逆乱党也曾装疯弄痴而幸免杀身之祸。

这种做法表面看来好像很懦弱,是胆小之人所主张的一种做法,其实则是一种麻痹敌人,得以自保的最佳办法。

司马懿就运用这一次装病事件,成功的逃过了曹操的眼睛。他同所有成功者一样都善于用计用策,在危难来临之际,保持镇定自若的心态,
接着我们就来看他是如何从容应对曹操所派来的刺客的利刃的。

面对曹操的招幕,司马懿虽多才多智,随机应变,利用装病这招企图蒙骗过关,但依然会引起天生多疑的曹操的警惕,于是曹操便深夜派人试探。

那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傍晚时分,一个刺客穿墙越屋来到司马懿的寝室,一进去,果然看到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刺客想要一试司马懿病的真假,
手挥寒光闪闪的利剑,猛地刺向司马懿,他以为司马懿要不是风瘫,一定会吓得跳起来。但警觉的司马懿察知刺客到来,立即悟到这是曹操派来
验察他的病情的。于是干脆来个将计就计,毅然放弃了一切逃避求生、自卫和反抗的努力,装着风瘫病重的样子,仍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瞪着眼望了望刺客。刺客这才不得不相信,收起利剑向曹操汇报去了。

司马懿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冷静、沉着,随机应变和临危不惧的精神,都乃人成功所必须具备之优良品德,纵观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无不具有这种心态。


草船借箭

草船借箭中,诸葛亮在关键时刻仍能镇定自若,饮酒做诗;淝水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谢安,在大敌当前也依然临危不惧,从而大获全胜,
给中国战争史写下了以少胜多的辉煌一页。还有上面所提到的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故事,倘若当时刘备太过于紧张,而将心中
的计划泄漏出来了,他也就不能为历史所记载了。


淝水战役

而相反的,假如在攀城战役中,只凭曹操的慌张行事,则魏军早已被击败了,而正是因为司马懿的全面分析,冷静应战,才解了樊城之围;
还有败走麦城的关羽,正是因为当时不知道静下心来想办法,才会落得被杀的下场。

无论是何时何地,要想永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困境到来之时,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做到头脑清醒,全面分析形势,才能找到最佳的突破口,
而对于诸葛亮等人的优点,司马懿也都具备,这也是司马懿得以常胜的缘故。

在历史舞台上拼杀,遭遇到种种不幸与危难是常有的事,面对这些突然来临的困境,有的人能泰然处之,有的人则方寸大乱。这就是所谓的心态问题,
也是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切记:当你碰到所有使人紧张的场面时,一定要稳定情绪,冷静思考,明察原因;一定要鼓足勇气,坚定勇度难关的信念,
还要认识到不幸和烦恼是不可避免的,不要无端地把自己与这些所有不幸的事紧紧捆绑在一起,那无疑是自己摧残自己。

冷静也是一种素质,是一种即使面临生死关头也镇定自若的心态,冷静有时候还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遇事只有冷静,才会时时刻刻都能控制住自己易变的情绪,他们不会因为场面太过于宏大而浮躁不安,他们始终只会保持冷静,
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能够利用的资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执著奋战。

冷静是一个人立足于历史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得以成功的根本。一个人能够保持冷静的程度,更多的取决于他的胆识、勇气、信心、修养与智慧。

历史上风云多变,彼此都想要有一番作为,每个人在面对各种环境的挑战时,一定要冷静地思考和分析,看看是不是哪一个环节漏了,是不是成机还不成熟所以才导致这样的后果……

其实成功并不是太难,而历史上成功者之所以稀有,是因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法则太简单了,没有坚持,不屑于去做。这个法则叫冷静、执著。就是在告诉我们:当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时,应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而最忌讳的则是紧张的心态,心慌意乱向来为取胜之大忌,面对对手,只有静下来冷静的思考,沉着应对,才能把握主动,寻找到一线生机。从另一方面讲,平静心态也能很好的将其缺点掩盖起来,从而致使对方难以找到可以进攻的缺陷。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示弱将自己很好的保护起来,只要有人在又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所以,无论在何时,司马懿都能具备这种冷静的思想性格。所以,才在装病的情况下顺利地躲过曹操的耳目。

司马懿的一生可谓“艰难重重”,然而他懂得搞好人际关系,他会为了生存下去,为了不与人之间形成仇视或敌对的人际关系,在其一生就总是学着向敌人示弱。

当然,示弱并不是真弱,它仅仅是高明者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示弱赢得成功才是最后的目标。无论何种形式的示弱,都要以强劲的实力作后盾,否则,只会弄巧。

示弱可以减少乃至消除不满或嫉妒,凤中之凤,龙中之龙,被嫉妒就一定在所难免。在一时还无法消除这种社会心理之前,用适当的示弱方式可以将其消极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

古往今来,死于锋芒毕露、张扬个性的人不胜枚举。韬光养晦是做人之根本。水的适应性;柳的柔韧性;鹅卵石的圆滑性都能给我们以很好的启迪,让我们从中悟出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免受不必要的伤害。


韩信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人要想自保,还是适时的示弱一下。历史上以此种自保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身为人质而胸怀大志重耳,败走华容道,呈无畏的匹夫之勇,又哪来留名史册,率领千军的淮阴侯,勾践要不认输,一味死拼硬打,又哪来自保和越国的强盛。刘邦大军入巴蜀后,张良主张三士兵烧毁巴蜀通外的唯一栈道,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向项羽示弱以求自保。


越王勾践剑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懿是明智的,是聪明的,是一位大智者。

俗话说:树大必遭风,在与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相处归,就一定要学会示弱这项本领,它就是一种策略,于己来说则更是一种生存本能。

秦朝末年,匈奴内部政权变动,人心不稳,邻近一个强大的民族东胡,便借机向匈奴进行勒索,东胡存心对匈奴进行挑衅,他们要匈奴献上他们的国宝千里马,当时匈奴的将领们都说东胡欺人太甚,“我们的国宝决不能轻易送给了他们”。而匈奴单于冒顿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给他们吧!不能因为一匹马与邻国失和嘛。”匈奴的将领们听后都不服气,认为单于是太过于懦弱了,而冒顿面对这种厉声厉语却若无其事。东胡见匈奴是如此的胆小怕事,软弱可欺,竟然又提出向冒顿要一名妻妾。没想到,东胡会这样得寸进尺,个个都义愤填膺,而此时冒顿却依然平静地说:“给他们吧,不能因为舍不得一个女子与邻国失和嘛!”就这样,东胡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而举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于是他们便料定匈奴软弱,不堪一击,所以根本不把匈奴放在眼里。这一切也正是冒顿单于所求之不得的,他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这样的不断纵容他的“胡作非为”,我们才能得以保存实力,才能有更充分的时间蓄积力量,待机而动。不久之后,东胡又看中了与匈奴交界处的一片茫茫荒原,这荒原属于匈奴的领土,因为前两次的轻而易举,所以这次他们也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派使臣去匈奴,要匈奴以此地相赠,此时也由于以前单于冒顿的做法,所以匈奴众也认为冒顿一定会再次忍让,将这杳无人烟的荒漠之地让给东胡。谁知冒顿却突然义正严词地说道:“千里荒原,杳无人烟,但也是我匈奴的国土,怎可随便让人?”于是,冒顿便下令集合部队,进攻东胡。匈奴将士已受够了东胡的气,所以这一次,个个都奋勇争先,锐不可挡。而得意的东胡做梦也没想到那个痴愚的冒顿会突然发兵攻打自己,所以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很简单他们哪里是匈奴的对手,其后可想而知。最后的结局即是东胡被灭,东胡王被杀于乱军之中。

强大固然可敬,但适时的显弱有时也是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谋略,也就不失为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曾有这么一句话,要做你就做强大的狮子,千万不可做肥大的羊,任人宰割。这也告诉我们在与别人相比时,若你并不是一个强者,就要试着放下自己的架子,将自己弱小化,让敌人放弃对自己的捕杀,从而得以生存下去。这些,司马懿都做到了,所以他能身处强者环境,依然不显山不露水,将自己很好的保护起来。

2.蓄华敛芳,惧而就职

据史实记载:大约从公元184年到280年间,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之间就开始着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而这整整一百多年间,司马懿虽在前期出场不多,但每次出现,都被设置在一定的关键时刻,发挥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这也体现了司马懿善于抓住时机,后起而动之的高明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

试问司马懿出身官宦世家,并且据记载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干,那为什么所有过程的前半部分几乎就没有司马懿的出现呢?尤其是曹操当权时期,司马懿出现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就要追究到在曹操统治下的魏武帝时期了。

曹操很早就听说恩公司马防的二儿子司马懿是八个儿子中的佼佼者,于是当曹操在拯救了汉献帝掌握了中枢大权之后,便要急着招纳司马懿入宫。

当司马懿一开始听说曹操要重用他时,他十分高兴,但冷静下来一想,曹操那种挟天子而纵横天下的行径,又有谁会服他?再说现在汉室朝运衰落,天下鹿死谁手尚不可定论,何以要这么快就要归于他名下,再者说了,曹操有一个既重才又疑才的双重性格,对于他的发展也不利呀?于是,司马懿灵机一动,便以患“风痹”之症作为幌子,先骗一下曹操再说,司马懿可谓懂得审时度势,遇事心思缜密。不过,同他具有同等智谋和势力的曹操来说,这点小伎俩还是被曹操所识破,因此,在曹操做了丞相之后,便以“若复盘桓,便收之”相威胁,而碍于同曹操此时非同寻常的势力,他也不便再装下去,于是,便被动地接受了曹操的邀请。可想而知,在生性多疑的曹操的部下想要有一番大的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司马懿也正是深知曹操的既重才又忌才的双重性格,所以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恃才傲物、功高盖主,在曹操面前抖机灵是最不明智的一种做法,若聪明尽显于外,则下场会是很可悲的——弥衡、杨修就曾是前车之鉴。

司马懿对形势已洞若观火,因此在接受曹操的征辟时,为防止曹操对他还有防备,只是采用务实、苦干的精神,以博得曹操的信任,作为首领的曹操见司马懿接受如此尽心尽力,也没再多想,任命他为丞相府文学掾,并命他与其子曹丕游处。很快便将其转为主簿。

从司马懿这方面来看当时的形势:若曹操是头凶猛的狮子,那么他就是那只狮子的统治之下驯良温恭的小羔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只小羔羊就不会再反抗,他在明哲保身的基础上退隐藏拙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历练自己,完善自己,从而等候时机,蓄势待发。

这个时期,他虽处于有才不能施的境地,但他依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为了成就一方霸业,他在丞相府找到了两个人生榜样即荀彧和曹操,对于这两上的优缺点他进行了很深刻的剖析:荀彧虽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便他却只能在幕后发展他的才能,并不能驰聘沙场,所以注定他不能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而曹操却不同,他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与荀彧相比,曹操的发展可谓宽阔无比,而且他必能登上历史宝座,自从他注意到这一点以后,他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自我,使自己集曹操、荀彧之长于一体,从而能成为文武双全,能出将又能为相的真正的强者。


荀彧

忍对指挥家来说,是他们得以全胜的最高明的斗争艺术,运用忍这个简单的技巧,就可以很容易的将对手麻痹,将对手迷惑,从而消耗对方的体力。它是孙子兵法中最有戏剧性又最难运用的策略,就是扮猪吃虎。古往今来,这一策略最成功的运用,首当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他以割爱美女西施和卧柴薪、尝苦胆为代价,使江山失而复得。其次是孙膑的膑膝装疯和韩信的胯下之辱。他们以一时之羞辱,保全自己,而成就炳彪史册的大业。


孙膑

而司马懿也总是以“忍”告诫儿子们,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忍”当是处世法宝,永不可忘,要该忍则忍,绵里藏针;当断则断,利刃斩麻。

这一句话正道出了司马懿一生的行为准则和胜利法宝。对儿子说的这番话,我们不难看出,司马懿主张以忍作为处世原则,
他认为这才是政治上的一种成熟,要想取得一番成就,就必须“忍”字当先,方为上上策。

他能忍受曹操的歧视与压制;在面对诸位同僚们的排挤与诬陷时,他依然能忍;在魏明帝,遭受诸葛亮的“巾帼之辱”时,他能忍;
在魏少帝曹芳时期,虽已处于无人能敌的地步,但在面对曹爽的故意排挤的十年中,他也依然可静观其变,忍以待之。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司马懿为什么会忍受诸葛亮的羞辱,而他又是如何才做到这一点的。

一个不算太痴的人,面对普通人或者蠢者对他的嘲笑,或许不会太放在心上。但是如果被一个智者嘲笑或者侮辱,他必然会暴跳如雷。
而司马懿却是一个例外,当诸葛亮送化妆品和女人的内衣到魏营想要借此侮辱司马懿时,魏军都觉得忍无可忍,但司马懿却一笑置之。
这并不是说司马懿就甘愿受他的欺侮,好像看起来司马懿是那种胆小如鼠,不敢声张,一切都主张忍的风格,其实并不是司马懿没有脾气,
没有勇气,从他与曹爽之后的斗争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懿有勇有谋,所以我们不应该怀疑司马懿的能力,那为什么此刻,他会有这样的态度呢?
那是因为,他心里明白,高手对决,尤其是与诸葛亮的较量,就更可能会造成两败俱伤,而唯一兵不血刃的方法,就是直击对方的死穴。
那完美的,甚至所向披靡的诸葛亮会有什么死穴呢?常人可能不知道,但对于一向洞若观火的司马懿来说,他却有不同的想法,
他懂得深谙物极必反之道即一个人最大的优点,也就是他最大的缺点。对于无微不至,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来说,司马懿的致命武器就是一个字——拖,
从最后诸葛亮“过劳死”的结局,我们会发现,笑到最后的人只有司马懿。

凡成大气者不拘小节,忍辱负重,坚定自己的信念,给周围的人以鼓舞和继续战斗下去的动力。越王勾贱也能因为坚持守住“忍”这一品格,
最终战胜了自己的对手。


范蠡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96年,强大的吴国和弱小的越国只因为一名王女的仇怨而爆发战争。年轻的越王勾贱命楚国谋事范蠡为军事,以弱胜强,使吴军大败,吴王合闾重伤而亡!在吴国大臣伍子胥的帮助下,公子夫差登上王位。三年后,夫差率兵攻伐越国,越败吴胜。

然而,为了使越国有存,他便被迫率王后与范蠡入吴为奴,这里勾贱放弃了曾为王以及作为一个男人的全部尊严和欲望,先是尝便问疾,后又是王后被辱,这一切他都能忍下来,只有越国有一线生机,他都要忍下去,他都必须强迫将自己的自尊放下来,这一切终于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使得夫差彻底对他放弃了警惕,同时勾贱也博得其同情,而被其安全释放回越国。

勾贱回国后搬进马厩,每日卧薪尝胆,伺机复仇。终于在公元前473年,勾贱秘起藏于民间的三万雄兵,一举灭了吴国。

这就是越王勾贱的传奇经历,卧薪尝胆的典故也广泛流传,正是因为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才会创下人类君王史上的奇迹,创下了以小打大,以卵击石的人间神话。

相反,不能忍则乱谋,冲动的行为则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武田信玄

在战国时期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的四次川中岛合战中,武田军的军师山本勘助采用“啄木鸟”战术,本部少量的士兵抗击长尾景虎的车悬阵,主力骑兵背后夹攻上杉谦信,但当背后夹攻部队还未赶到时,武田的本部陷于极大的苦战,军师山本勘助认为计策失败,冲动的冲入阵中自杀,但背后夹攻的部队出现在上杉谦信的后方后,上杉谦信的军队就立刻崩溃。

所以说在面对困境时,一个人的心态极为重要,不好的心态会致使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好的心态则会使事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司马懿的“忍”之风格,学习“小忍则乱大谋”的生存策略。


上杉谦信

“小不忍则乱大谋”正是司马懿遇事所坚持的“忍”,一贯表现的是“忍”之可贵精神,在纵多风云人物上也皆有体现,“忍”常人所不能忍,这是成功者最基本的生存技巧之一,也是一种境界。

很简单,人一生漫漫无期,谁都会遇到挫折与苦难,这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智慧、毅力、勇气,最重要的是忍,凡事只有多点耐心,具备“忍”的这种高贵品格才能突破重重险境,从而出人头地,让世人瞩目。

忍耐是一种执着,忍耐是一种谋略,忍耐是一种意志,忍耐是一种修炼,忍耐是一种信心,忍耐是一种成熟人性的自我完善,它不是一味的逆来顺受,而一种主动收缩和战略调整,善忍耐者必然有着大智慧,大视野,大心胸。

当你对于命运的安排有所不甘,而你又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之时,你就要学会忍耐。忍字头上一把刀,忍耐的过程是漫长的,忍耐的感受是痛苦的,所以忍耐本身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经不住忍耐的考验,前途是一片黑暗,反之,你的前途一定是灿烂无比。

而“忍”已成为司马懿人生规划中最璀璨的亮点之一,正是因为他能忍的坚韧性格,才得以使他夯实了魏国的基石,正因为他能“忍”,他最终站在了历史的大舞台上,且造就了一千古名帝。

不过因为忍,司马懿也被认为是最阴险之小人,在众人眼中,司马懿虽胸怀大志,但居心叵测,极善于掩饰自己,你根本猜不透他。他总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并不对外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一忍再忍,一等再等,一点儿也不着急,一点也不露出着急的迹象,而只有当你等得没有耐性了,等得你都等不住了,他才最后一刀子把你置之于死地。

曹操因为自我膨胀,所以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都格外地突出。我们能直接感受到他是真实的、完整的人,能够通过他所做的事,把他一眼就看穿,而对于内敛的司马懿而言,我们却更难发现他的秘密,他从内到外都似乎很一致,但有时做的事我们却总是捉摸不透,对于他做的事,我们甚至怀疑,他如何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做这么的事?就拿他杀曹爽来说吧,想来也许曹爽只是知道司马懿装病一事,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很快将其全盘缴杀,而对旁局者的我们来说,他就像一种影子,一种概念,虽然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难以被看透,难以被人所理解。

此刻,我们或许对司马懿的传奇创业经历也不再怀疑。

他有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高深谋略,也难怪他能在一再被贬,不怎么受重视的情况下,还能一跃而起,成为三国这场政治游戏中最大的赢家,成为唯一一个能笑到最后的响当当的人物。

3.远见卓识,老辣至极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每一次他都能发挥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

建安二十年,曹操亲率大军西征汉中,讨伐张鲁,已升任主簿的司马懿随军出征,并取得了胜利,在此次战役中,司马懿只是小露才华,就致使取得了胜利。此时,刘备刚刚从刘璋手中夺取西川,自领益州牧,立足未稳。于是,在庆功宴上,司马懿立即向曹操建议:“今既已取东川,何不乘胜进取西川呢?西川刘备以诈力取刘漳。蜀人对他都不满意。今得汉中,益州震动。不如火速进兵,势必可得。这是天赐良机,圣人不能失时呀。”然而,沉浸于讨伐汉中胜利喜悦之中的曹操,对于司马懿这一介儒生所提出的点子,似乎有点反感,于是他冷言相对:“人呀,不能不知足。哪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才得陇,又望蜀呢?”于是,曹操就放弃了乘胜南下,挥师入蜀的良机。不久,刘备集团的势力在西川得到巩固之后,就乘机兴兵从而将汉中和东川一举拿下,此时的曹操追悔莫及,想当初要是听司马懿的话,刘备就不会战领了汉中和东川。


刘备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被封为前将军,率军攻打曹仁驻守的攀城,以其破攀后,直下皖、洛,占领曹操的统治地区,从而能一统中原。曹操深知攀城的重要性,便派于禁、庞德两名大将前去支援,时值秋季,霖雨不止,汉水猛涨,关羽水淹其军,于禁被生擒,蜀军此时气势大增直逼攀城。而已到达洛阳的曹操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也开始惊慌失措,想要迅速迁都。与此相反,司马懿却冷静、沉着的做出这样的分析,“于禁将军是被水淹才失败的,并非是战场上杀不过敌手所致,对于国家并无什么大碍。而假如你现在匆忙迁都,势必是在向敌人示弱,从而也会助长了关羽的嚣张气焰,至于淮沔一带居民就更容易有骚动和不安的反应,这与我们是很不利的。我已观察发现孙权和刘备,实际上是外亲内疏,其实孙权并不想看到的正是关羽自以为是的面孔,而我们正好可以借机派使臣与孙权联系,请其派兵抄关羽的后路,这样樊城之围不就轻而易举得到解决了吗?”


于禁

听完司马懿的话,曹操感到一种希望,于是决定依计行事。这也真是天赐良机,孙权也恰巧派人来要求帮助,他希望曹操能派人自后路进攻关羽。曹操大喜过望。此时,当关羽听说孙权想要乘机抄他的后路时,心中也开始有点惊慌,本想撤兵回救,却又不想放弃樊城,使战役功亏一篑,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孙权已派大将吕蒙率兵袭击公安,刘备的南郡太守糜芳也宣布投降,吕蒙占据了江陵。与此同时,东吴的另一大将陆逊也攻取了宣都等地。关羽无奈,只好放弃樊城之围,还当阳,走麦城。后被吴将俘获,不降被杀。樊城之围这就这样不战而解。

司马懿的策略可谓是有远见,有见的。这一战役中,曹操联合孙权共同攻打刘备,不仅使刘备遭受了重大打击,同时在兵力、财力和物资方面也减少了不少的投入,免去了曹操首尾难顾之危险境地的后顾之忧,更为关键的是孙刘反目成仇,两人不会再结合,乘虚而入,对曹操造成威胁,这可谓一箭三雕,大快人心。


孙权

经过樊城大战之后,曹操便病死于洛阳,之后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后迁为丞相长史。

此时眼见孙权举兵西进,曹丕便召集群臣分析军情,商议对策,众大臣一致都认为,东吴此次兴兵西进,其目的一定是为了攻取樊城、襄阳,所以对于两城积储不多的形势看来,很难持久与之抵抗,于是,他们一致的意见便是及早弃城,退居皖城。此时的司马懿依然还是冷静思考,他仔细的分折:“孙权刚刚打败关羽,必然担心刘备会伺机报复,现在是他欲与魏王结好、防御西蜀的时候,决不敢冒然犯我军,而樊、襄二城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千万不能放弃。”遗憾的是,曹丕固执己见,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命曹仁焚弃二城,退居皖城。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孙权并未侵扰二城。

想要取得战役的胜利,就必须对目前所处的形势洞若观火,对事情的发展要有一定的远见,否则就会全盘皆输,春秋中期晋国大夫,著名军事将领先轸就是其中一人,正因为对晋、楚、曹、卫等几个国家的形势分析的很透彻,才得以使当时于己不利的形势转变过来。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领兵伐曹,向卫国借道,卫国不答应,便绕路从卫国南面(今河南汲县南)渡过黄河,侵曹、伐卫。正月,先轸请求率本部军攻卫之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北)。他采取先声夺人之法,一举攻占五鹿。

然而,这时晋中军元帅郤觳病死,晋文公以为先轸在战争初期的表现,确如赵衰所赞:“先轸有谋”,于是升任先轸为中军元帅,指挥全军。

晋军攻占曹、卫两国之后,楚军还用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宋又向晋求援,当时秦、齐虽已与晋订盟,表示支持,但并未实际出兵,仍意图观望。重耳因之仍有顾虑,唯恐孤军势弱,难有胜楚把握,感到进退两难。

这时作为中军元帅的先轸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这是楚为陷晋于被动而使用的诈和手段。他说:楚国所提条件,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是一个息事宁人,能使宋、曹、卫三国都得到安定的方案。如果我们反对这个方案,就要受到诸侯们的责难,救宋的目的我们也达不到了,可我们接受了又怎样呢?楚国就成了曹、卫、宋三国的恩人,而我们则将受三国的怨恨,争霸之战就无从谈起?

于是,他提出对策要宋国去贿赂齐、秦,利用他们去劝楚撤兵;同时我们再扣留曹国的国君,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宋人,以坚定其抗楚的决心。楚国要保卫曹、卫,必定不会听齐、秦的劝告,齐、秦既接受宋国的贿赂,必定抱怨楚国不听劝告,因而就不能不参战。晋文公依此对策行事,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两国的调停;齐、秦两国终于出兵参战。于是出现了晋、齐、秦三个强国联合攻楚的形势。

察明事实,分析透彻,方可获胜,这是一个军事家所必须具备的一项才能,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优缺点才能更好的运用策略,取得胜利,从解决樊城之围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司马懿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谋远虑的优秀军事家。

司马懿这种远见卓识确是被人们所认同,但司马懿的老辣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面曾提到过司马懿具有“忍”这种超出常人的品格,所以他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城府太深,为人太阴险狡诈。当时,他为了麻痹曹爽,干脆向皇帝请了病假,长期在家休息。暗地里,他已招募训练了三千死士,并争取到太尉蒋济、司徒高柔、太仆王观等元老重臣的支持。而曹爽曾经试探过司马懿所说之病的真假,终究还是被司马懿的高超演技所蒙骗。至此,曹爽便更加胆大妄为,对司马懿不再有所顾忌。

就在正始十年,魏帝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曹睿的陵墓),曹爽兄弟四人及其心腹率领禁卫军出城护驾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司马懿便开始出动了。

他带领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和三千死士假传太后旨意关闭城门,占据武器库,并派兵占领城南洛水上的浮桥,封锁曹爽回京的通道。然后司马懿派司徒高柔临时行使大将军的权力,占领曹爽的军营,命太仆王观行使中领军的权力。这样,司马懿就完全控制了军权。

布置完毕后,司马懿和太尉蒋济等人联名上书魏帝曹芳,列出曹爽的种种罪状,并要求罢免曹氏兄弟的权力,如若不然,就军法处治。奏章传到高平陵,曹爽兄弟慌忙把皇帝车驾留在伊水,征发了几千名屯田兵筑寨守卫。

司马懿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劝说曹爽投降,并说自己指着洛水发誓,只要曹爽交出兵权,最多革职免官,绝不治罪。

对于形势的发展,司马懿分析的所谓是头头是道,在用人方面亦是如此。“知己知彼,百战百贻”,他深入抓住曹爽这种小人贪生怕死的弱点,从而在这次战役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也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正如司马懿所说,为了一条小命,为了还有福可享,他宁可放下尊严,苟且偷生。

那时,曹爽的谋士桓范逃出洛阳来到伊水,一见曹爽就说:“赶快带着皇上到许昌,下诏命令全国的军队镇压司马懿的叛乱。”曹爽犹豫不决。桓范又说:“天子跟着你们,号令天下谁敢不应,否则,你们就等着砍头吧!”曹氏兄弟默然不语,从初更一直拖到天亮,最后曹爽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刀狠狠地往地下一扔,说:“免官就免官,好歹还能当个富翁!”气得桓范失声痛哭,嘴里大骂:“曹子丹(曹真)恁有本事,怎么生了你们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连累我和你们一起被杀头。”


曹真

曹爽的行为可谓正中司马懿下怀。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是孙子兵法中关于示弱诱敌的一句小结。示弱诱敌在于将自己的强隐藏起来,以达到麻痹和引诱对方的目的,这样就会使对方很快地将自己的天性暴露出来,从而能使自己在适当的时机出手对其以制止。

孙膑就曾增兵减灶以强示弱、诱敌入翁,致使庞涓最后因智穷兵败而刎颈自杀。

东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那时因桂陵之战惨的庞涓,一直想要寻机报复,于是孙膑便抓住庞涓骄傲轻敌的心理,在庞涓寻求与其决战之时,故意率齐军撤兵,并在三天之内减灶以示弱,一路追赶着孙膑的庞涓果然不察孙膑示弱诱之计,便很快就落入了孙膑的包围圈。


庞涓上马

可见,《孙子兵法》是被司马懿正确的得以利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是他这种以逸待劳的计策也正是符合了曹爽的心意,
所以曹爽才会在短时间内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才更快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曹爽等一路回到洛阳,向司马懿请罪,然曹爽等还没有缓过神来,就被司马懿就以大逆不道、企图谋反的罪名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
虽当时太尉将济曾以“曹真有功,不应灭其子嗣”为由建议司马懿留下曹爽的性命,但司马懿一点都不手软。

你是否可知,当初司马懿在收拾曹爽一伙的时候,还曾跟曹爽的心腹何晏开了个玩笑。司马懿让曹爽的心腹去主持审理曹爽集团的“谋反”大案,而作为曹爽这一派且是最信任的人之一的何晏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再也顾不上什么昔日好友、旧时同僚了,他采用刑讯逼供,坑骗引诱,让曹爽供出罪恶,就是为了讨好司马懿,以得到他的宽宥,有一条活路可走。


何晏

等到何晏将案子的审判结果呈给司马懿看的时候,司马懿用手指头比划了一个“八”字,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杀八个家族他才解恨。而何晏报上去的只有桓范、丁谧等七个人,司马懿一个劲摇头,说还不够。何晏岂不明白,但他仍不敢相信,而是战战兢兢地问道:“难道还有我?”司马懿点头道:“这就对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可以用“斩草除根”来形容,曹氏宗亲被其歼灭殆尽。这一举措虽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认为他必须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而对于司马懿来说,他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至此司马懿完全掌控了曹魏,魏国名存实亡,而在晋朝代魏后,司马懿被后代追封为晋朝文宣皇帝。

司马懿的远见卓识,老辣至极的性格不仅在高平陵事变中有所体现,在他夺取都督之位时,这种性格也被他表演的淋漓尽致。

魏明帝时,司马懿是曹操丞相府的长史,官职并不小,但总管属幕僚,没有实权,后在诸葛亮准备联络东吴,共伐曹魏之时,大将军曹真便染上了重病要回洛阳,于是军中便无主,而形势却在一天一天的恶化。就在魏明帝六神无主之时,司马懿主动向魏明帝分析了形势,并认为陇西诸葛亮的一路军马是最让人所担忧的,而如今军中无主,得派得力之将前往主军,等蜀军粮草供应不济,就可以反败为胜了。

司马懿分析的头头是道,被曹睿所认可,而一切也在司马懿预料之内,他委任司马懿为都督,抵卸蜀汉进攻,本来曹睿是想让他先上战场,然后再给取官印,但却被司马懿所否认,司马懿认为自己应该先去取,于是便出现司马懿智取官印这一幕。

司马懿来到曹真府上,先探了探了他的病情,又告诉了他关于前方的危急军情。曹真的家里人怕他病情加重不敢告之实情,现在又听说军情这么紧急,便有点忧心地问:“现在国家如此危急,为什么皇上不让你担任都督,以退蜀兵呢?”狡猾的司马懿,却故弄玄虚,装作一点也不知情的样子,并推辞着说:“我才疏学浅,不堪重任。”这一切还是骗过了曹真,曹真赶忙派人将帅印交给司马懿,这时司马懿仍是不住地推托:“帅印还是请大将军掌管吧,我即便没有帅印,也会一如既往地竭力辅佐。”曹真忙说:“你不接帅印,我又不能理事,现在国家危险了,军队是不能没有统帅的,我要抱病去向皇上保举你。”

这时,司马懿才说出实话:“其实,皇上已有恩命,只是我不敢领受罢了。”曹真一听,高兴地说:“有你挂帅,蜀兵可退了。”于是,司马懿假意推辞不过,拜谢再三,才把帅印接了过来。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司马懿已经受到皇上恩准由他任命都督,为什么他还要装腔作势,自取帅印,多此一举演这一场“闹剧”呢?其实,并不是司马懿不想劳驾别人,他并不傻,相反,他是极其高明的,这也正是他的阴险之处。他处心积虑地作过分析,知道此时明帝让他挂帅是因为此刻十分紧急,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一旦蜀军击退了,帅印就势必会回到曹真手中,可若是直截了当,开口就要官印就会被曹真所怀疑,于是他便采用假意推托的办法,不但解除了曹真的疑虑,还可以长保帅印。其结局可谓是一举两得。

因为司马懿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古怪性格,所以在后代的戏台上,他被人们赋予阴险狡诈的形象,他总是反面人物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尽管人们对他的概念是用“阴险”两个字来形容,但我们仍不可抹煞他的政治谋略以及在军事上所发挥出的超出常人的才能。

4.大飙演技,换取信任

《晋书》中曾有记载:“魏武察帝(即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由此可见,魏国君臣上下,尤其是曹操对司马懿更有防范之心。而司马懿的才能毕竟不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魏武帝时司马懿人生规划的第一个重点便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此时他抓住了曹操重才、忌才、用才、疑才的双重性格,便公而忘私,勤于吏职,夜已继日,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不难想象,他很快就利用君主一向之心,很快使曹操放弃对他的怀疑,最后被提升为丞相府主薄。

据《晋书》卷一《宣帝纪》上所说: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吴主孙权称藩,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曹操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由于此时曹操的下属中有大多数都仍拥护汉,并不同意曹操自立为帝,而其左膀右臂像荀彧等的思想意趣也与他有很大差异,最后也郁郁而终,于是此时,有着专业演员水平的司马懿便一反常态支持曹操称帝,这也许就加深了也曹操之间的感情,从而更加使曹操对他信任有加。

获取别人的信任是一个人生存之本,所以他必须首先让怀疑自己的人对自己放松警惕,他才能实施下一步计划,这也许正是司马懿之所以务实、苦干,顺应曹操之心的其中缘由。

为了统一大业,他必须博得他人的信任,而且这个人必须能成为自己坚强的靠山,司马懿就很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曹彰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汉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即到了他大施拳脚的时候,尽管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也正是看到了这个不错的时机,司马懿才选在这个时候毅然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才能展现给大家,他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更稳定了人心,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魏王,这一次的大显身手,果然在司马懿预料之中,他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信用,当曹丕立为魏王时,他便马上也被封为封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晋书》卷一《宣帝纪》也这样记载过:“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乐号曰四友。”

获得曹丕的信任,无疑就为自己找到了更大的政治靠山,无疑为其今后进入国家权力决策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他摆脱了魏武帝时的压抑,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的全力施展了,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从魏文帝称他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睿:‘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就不难看出,此时司马懿已完全博得魏文帝的信任,且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陈群

想要成就一番霸业,就必须首先取得上级的信任,上级才会放开对你的束缚,给你施展才能的机会,你才能逐渐奠定、巩固自己的地位。

秦国丞相吕不韦曾经也是一文不名的商人而已,然而就因为他能运用各种手段博得异人的信任才能以有后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让我们欣赏一下他的传奇经历。

他原是卫国富商,后因为卫国衰败,便奔走于赵国之间,但由于他一心想从经商变为政治投机,于是就结识了当时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太子安国君(当时的国君是秦昭王之妾夏姬之子异人),而为了博取异人的信任,吕不韦便招来他的情人赵姬伴舞,并故意将赵姬很不情愿地送给了异人,见他十分感谢,便借势说:我可以帮助你回到秦国并且当上王。异人一听,十分高兴,称:要是你真能帮助我回到秦国并且当上王,愿意和你共事大秦。

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吕不韦已经取得异人的进一步信任。


吕不韦

在吕不韦的努力下,庄襄王也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王,他当上王所干的第一件是就给吕不韦封地封侯,封的地在河南一带,邑10万,并任吕不韦为丞相(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

能享受像吕不韦这样待遇的人,秦国以前就2人,除了吕不韦在金钱上的支助以外,博得异人的信任也是成功的途径之一。


赵姬

纵观历史,哪一个英雄人物不是在他人的信任才能成就一番霸业,从而才能名垂青史。

像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晏殊也正是因为取得了皇上信任,才能被皇帝赏识和重用;还有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完璧归赵情节中,他不惜生命、视死如归的精神赢得了赵王的信任,才被任用为上卿。


完璧归赵

正因为懂得信任的重要性,所以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坚守不战,不仅仅是因为诸葛亮诡计多端,在战术上难有胜算,还因为自己与对手相比,政治上的劣势更为明显,那就是蜀国后期,诸葛亮得到后主刘禅的绝对信任,对于战场上的胜败,付出的政治成本不高。而司马懿却并未完全取得魏主的信任,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他并不打算在战场上急着应对诸葛亮这样的军事强敌,假使这样的话在政治上他反而会占更多的便宜。

信任自始自终就是被信奉为人立足于历史舞台的第一件大事,只有获得他人的信任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度,才能调动人马,使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要想得到他人的支持时,最重要的是取得对方的信任。只有对方信任你,才会正确地、友好地理解你的观点和理由。信任是人际沟通的“过滤”。只有对方完全信任你,才会理解你友好的动机,否则,如果对方不信任你,即使你说服他的动机是友好的,也会经过“不信任”的“过滤器”作用而变成其他的东西。因此说服他人时若能取得他人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司马懿做得可谓很到位,虽然处处被压抑,但仍不忘用自己的高明战略一步一步的拉近与他人的距离,逐步不断地提升在他人心中的信任度。


吕布

吕布骁勇,天生神力,无人可敌,但他有勇无谋,又见利忘义,反覆无常,为天下人所不容,曾几何时,这个名噪一时的人物便被历史的风云席卷而去,留下的只有后人的责备与惋惜。

吕布武艺出众,使他成为群雄争取的对象;而他见利忘义的本性又使他逐渐丧失人心,变成了孤家寡人。

其实归要结底,是他给人的感觉不可信,由于他的善普通,使得人们不敢相信他,也就不敢重用之;他虽然能嚣张一时,但却很难稳立足于历史的大舞台;他虽然能战,但在人们眼中却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被人们所唾弃,这也是他之所以最后被自己的亲信惨杀的一部分原因。

取信于他人终可成大事,无信于人,最终害人更害己。历史舞台,人才济济,且竞争又十分激烈,要想有一片属于自己的一小片舞台,就必须付出点代价,然而有时所付出的并不一定是头可断,血可流的义气,也不是说只要此时尽力而为就罢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在别人心中竖立一个好形象,这就是最有魅力可言的“信任”两字,其实这两字已足矣,具备了这两个字,至少你不会竖立更多的敌人,至少你不会被人们所唾弃,这就无疑为你的前进扫除了些许的障碍,既然别人已经向你铺开了道路,那于自己又有什么不能施展的呢?

司马懿就没有因为自以为是,而将信任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抛弃。对想要成就一番大业的司马懿来说,他必须在部下心中有一个“信”,位居于首位的即是威信,无论是统兵将领也好,一国之君也罢,必须有以身作则,身为表率的精神,才能使部下服之。第二点就是信誉,身为纵多士兵的领导者,必须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赏罚分明,才能使士兵愿意遵守军队纪律。

作为领导者,只有具备以上的两点才可以使一个团队齐心协力,共赴大业。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想要建立的长久稳固是很难的,但破坏它却总是轻而易举,或许只需短短的几句挑拨离间的话,就能使彼此信任度很快就降低到零摄氏度。而一旦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这根强大的支柱,就会很可怕,即使强大如燕国上将军乐毅、诸葛亮、岳飞,也会感到束手无策,最后功败垂成;诚信缺失,失信于民,即便一个强大的国家,短时间内也会岌岌可危,甚至土崩瓦解。


《乐毅论》局部:王羲之

是啊,如果一个人除了金钱、权力、地位而没有了现实生活中最宝贵的诚信,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被人们所抛弃,难道你想做一个不受欢迎的领导者吗?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诚信这个永久的身份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样即使哪一天你会面对失意,但依然会有人想起你曾经对他们的扶持及帮助。

正因为司马懿懂得人与人之间取得信任难,难于上青天的道理,所以他才会专心于自己的“演技”,使自己的“谎言”尽量完美,使对方能完全放下心对他信任之。

5.诈病交权,立不世之业

公元239年正月,司马懿在讨平辽东回到洛阳不久,魏明帝曹睿病死。魏明帝临死前,把司马懿和皇族大臣曹爽叫到床边,拉着8岁的太子曹芳,嘱咐他们共同辅助太子曹芳。

可见,这时司马懿的身份、地位已位居于魏国首列,他已经成功的打入了魏国势力范围之内,从下面这段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懿的权势之高。


曹芳

在魏明帝死后,太子曹芳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魏少帝。曹爽当了大将军,司马懿当了太尉,两人各领兵三千人,共同执掌朝政。司马懿由于为历代元老,所以他德高望重,而曹爽鉴于他这份身份,所以对他是恭敬有加,不敢专断独行,有事总听听司马懿的意见。后来,曹爽手下有一批心腹提醒曹爽说:“太尉有大志而甚得人心,不可推诚信任。”曹爽于是便开始对司马懿猜疑提防,曹爽的心腹为其出了一个主意,即用魏少帝的名义提升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曹爽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二月使魏少帝下诏,提升司马懿为太傅。而且朝中奏事也得先经曹爽。曹爽还把自己的弟弟曹羲、曹训、曹彦等分别提升为中领军、武卫将军、散骑常侍。司马懿看在眼里,装聋作哑,一点也不干涉。为了提高威望,建立功名,曹爽不顾司马懿的反对,于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二月强行伐蜀,结果劳伤财,无功而返。

司马懿虽受人尊敬,令人敬仰,但对于一些小人来说,无疑会是一个阻碍他成功的最大障碍,所以司马懿会被夺去军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从这件事例中,我们也可看出部下的作用不容小觑,假使曹爽没有一些有“才华”的心腹,那曹爽也许对司马懿就束手无策,也许曹爽就不会那么胆大妄为,那样曹爽至少不会那么快就被砍掉脑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谋士也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所以每一个想要立志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都要做到亲贤臣,远小人。

那曹爽这样压制历经百战的司马懿,他又做何反应呢?

司马懿表面不说,心中却自有打算。在如此不利的情势下,老谋深算的司马懿采取以退为守的策略,运用韬光养晦之计,收敛锋芒,藏形隐迹,告病居家,不问朝政。曹爽一听说司马懿生病,就觉得是天助他也。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不敢他会在关键时刻一下就能得病来,所以他还想打听一下他的病究竟是真是假。

正剧就此开始上演,从这里我们依然可看出司马懿的高超演技,可谓是准确抓住对方心态,把握的滴水不漏。

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四月,曹爽的野心日益膨胀,竟将太后迁入永宁宫,进一步独专朝政。并与其党羽密谋,企图夺取皇位。但是,他最为忧虑的仍是司马懿。

有一次,曹爽借心腹李胜调往荆州之机,让他以向司马懿辞行为由,前去观察这个称病居家、不问朝政的太傅。当李胜来访时,司马懿立刻猜出了他的来意,于是便临场发挥,现场表演起来。


李胜

李胜到了司马懿的卧室,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旁边两个使唤丫头伺候他吃粥。他没用手接碗,只把嘴凑到碗边喝。没喝上几口,粥就沿着嘴角流了下来,而且还弄得胸前衣襟哪里都是。李胜在一边看了,觉得司马懿病得实在可怜。

这正是司马懿想要的结果。

接着李胜说:“听说太傅旧病复发,没想到竟病得如此严重。我此次蒙皇上恩典,将赴本州(李胜是荆州人,所以称本州)任刺史,今特地来向太傅告辞。”

司马懿故作气喘吁吁状,说:“哦,这真委屈您啦,并州在北方,靠近胡人,您可要好好防备啊。我年老病重,死在旦夕,只怕以后见不到您啦!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请您日后多加关照。”

李胜纠正道:“太傅听错了,我是回本州,不是去并州。”司马懿问:“您不是去并州吗?”李胜又重复一遍:“我是回本州,回荆州。”司马懿装作才明白的样子,说:“我年老糊涂,没有听懂您的话。您调回荆州,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李胜回去后,将其在司马懿处的所见所闻详细地禀报了曹爽,并说:“司马公不过是尚有余气的尸体而已,形神已离,将军不必再对他有何顾虑了。”

最让曹爽忌怕的对手就是司马懿了,当曹爽听完李胜的这番话后,他认为把持朝政、为所欲为的最后障碍已不存在了,于是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一切都在司马懿预料之中,就连对李胜所说的“本”与“并”也能不露出一点破绽,司马懿做事可谓是细心有加,滴水不漏。

事后,司马懿便开始实施自己蓄谋已久的宏伟计划。

嘉平元年新年,也就是公元249年,魏少帝曹芳到城外去祭扫祖先的陵墓,曹爽和他的兄弟、亲信大臣全跟了去。司马懿既然病得厉害,当然也没有人请他去。哪知道等曹爽一帮子人一出皇城,装病蛰居而暗中准备的司马懿便立即抓住时机,发动了政变。他披戴起盔甲,抖擞精神,带着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领兵马占领了城门和兵库。并假传永宁太后的诏令废免曹爽兄弟,夺了他们的兵权。然后,亲率太尉蒋济等兵屯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的归路,并派人给魏帝送去罢免曹爽的奏章。曹爽和他的兄弟在城外得知消息,急得乱成一团。有人给他献计,要他挟持少帝退到许都,收集人马,对抗司马懿。但是曹爽和他的兄弟都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哪儿有这个胆量。为此司马懿还指洛水为誓,保证曹爽等人仅予免官,决不加害。愚不可及、贪生怕死的曹爽此时早没了主意,索性把刀往地下一扔,投降了。然而,这一次曹爽又上当了。曹爽等人回到京都不久,司马懿便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戚权”的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下了监狱处死,并夷灭三族。

就这样,魏国的政权转到了司马氏手里。到此,该剧幕算是告终了,司马懿也终于一统魏国,再无人阻挠。

前面曾提到司马懿为了暂时躲避曹爽的排挤而故意装病,司马懿正是猜到了曹爽一伙的意图才会转为“地下活动”,诈病交出兵权,而在最后突然发起兵变,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这用在政治谋略上,就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意为自己力量弱小时,应及时调整策略,从强大转为弱小,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在发现形势不利于自己发展的时候,可表面上装疯卖傻,将自己所有的才能隐藏起来,将伟大的政治抱负暂时的掩盖于内心深处,从而给人以碌碌无为,软弱可欺的假象。

示弱在心理与生理上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带来的痛苦也是非常之大,需要的是勇气,更需要的是智慧。要有胸怀,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示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而是准备与计划着东山在起,时刻在积蓄力量发展与壮大自己。

“示弱”是一种隐藏,是一种韬光养晦,是一种潜在的蓄势,是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大智慧。

三国时期,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这段故事,也已被广泛流传,它很好的例证了这段计策。那时刘备早已有一夺天下的雄心抱负,但碍于当时的力量太弱,与曹操势力相比起来简单是小巫与大巫,且仍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刘备每天所做的就是装作只是饮酒种菜,不问世事,不关心政事,曹操为了试探他,便选了一日宴请刘备,与他一起喝酒。那日的酒席上曹操问刘备谁可为天下之英雄,刘备列了几个名字,都被曹操否定了。忽然,曹操说道:“天下的英雄,只有我和你两个人!”一句话说得刘备惊慌失措,深怕曹操了解自己的政治抱负,吓得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下。幸好此时一阵炸雷,刘备急忙遮掩,说自己被雷声吓掉了筷子。曹操见状,大笑不止,认为刘备连打雷都害怕,成不了大事,对刘备放松了警觉。后来刘备摆脱了曹操的控制,终于在中国历史上干出了一番事业。

刘备也以示弱的方法,成功的麻痹了曹操,这才使他躲避了曹操的魔掌,成就一番伟业。这也是司马懿成功之处,对于司马懿来说,他以弱避强的谋略,使他成功地夺得了兵权,成为最高统领。在军事上,此计可以达到以逸待劳的功效,它真正起到了麻痹敌人、待机破敌的目的。

历史上像司马懿这样具有大智慧的人有很多,例如东晋政治家谢安。


谢安

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从小便享有盛誉,年轻时曾在司徒府担任左著作郎,后借口有病便辞官到会稽的东山隐居。他还经常游山玩水,不问政事,场州刺史听说他很有才气,便几次派人邀请或逼迫,然而,他没干到一个月,就又一次隐居起来。后又被吏部尚书范汪等推荐但也被拒绝。直到四十多岁之时,他的弟弟谢万被罢官,他再次出山,这次他很快得到升迁,到东晋孝武帝时,已升为宰相。

我们不难看出,暂时的装病也是一种明智之举,这只是一种以逸待劳的一种可以迷惑对方的谋略,其实看似是已经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则是为了蓄积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

五代时期,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杨行密因宠爱夫人朱氏,重用她的弟弟朱延寿,结果朱延寿趁机尽揽军权,杨行密被完全架空了。杨行密心生一计,便装起瞎子来。开始他周围的人都不相信,杨行密走路时便故意撞到屋里的柱子上,久而久之,他的妾侍们便公开在他面前和情人嬉戏,杨行密强忍住心中的愤怒,假装看不见。通过这事,大家都相信他真的瞎了。杨行密看到时机成熟了,便对朱夫人说:“我事业虽然有成,眼睛却看不见了,这是天意。我的儿子们都无才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你叫延寿回来,我把家业都托付给他,我也就死而无憾了。”朱夫人大喜,便派人去叫弟弟回来。杨行密等朱延寿离开军队回来后,便命令手下侍卫把朱延寿杀掉,把朱夫人也赶出家门,又把那些淫乱的侍妾处死,又再次执掌了军权。


杨行密

《孙子兵法》曾有云:兵不厌诈。“诈”在心理学上就是制造错觉,通过假象混淆视听,扰乱敌方的心智,以迷惑敌人,使其上当受骗,松懈对自己的防备,抓住有利时机,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孙武

司马懿也经常教导儿子们:小不忍则乱大谋。从司马懿诈病中也同样体现出一个“忍”字,无论是对一个人来说,还是针对一个国家而言,“忍”都同等重要。

秦国讨伐韩国,将军队驻扎在赵国的于与,而为了应对此事,赵国没有派在诸侯中很有名气的廉颇,只是派出了名不见经传的田部吏赵奢,面对秦国强大的势力,赵奢并没有马上带兵奔赴前线于与,而是把军队带到离国都30里的地方就驻扎下来,并让部队在这个地方整整呆了28天。后来,实在耐不住性子的秦国,便派了一个间谍到赵军中试探,当这个间谍到达奢营中,赵奢却对间谍待若上宾,好酒好肉的款待他。秦军将领知道后非常高兴,他以为这是赵军害怕他们才会这样做的,秦国想着他们一定是不敢夺回于与这块地方了。于是秦国便开始洋洋得意,思想上开始麻痹大意,而正在秦国兴奋之时,赵奢带领军队急行军,以迅雷不及耳之势赶到前线,火速占领险要地势,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败秦军。


纸上谈兵

远远驻在30里地之外,不敢轻举妄动,当间谍到来时,反而款若上宾,这对于秦国来说,当然是认为韩国怕他们才会这样款待他们派出的间谍的。而赵奢也正是想以这种示弱的行为,让对方大意起来,从而达到一举攻取秦国的目的。

其实,我们不得不佩服“示弱”的力量,示弱有时也是一种处事本领,它可以让你免去很多许多“逞强”者遭受众人攻击的麻烦,它可以使你得到别人的同情与友好谅解。而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重视“示弱”所产生的假象,我们要在敌人弱小的时候,加强对自己的警惕,要知道,有时候对方的“示弱”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是一种“蓄势”,它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你个措手不及。

希腊谚语所说: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司马懿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榜样,他这种敢于示弱,才是真正强有力的表现,他懂得退一步才能更好地前进。因此,他的雄心壮志也是可敬的,他有适时地控制情绪,尤其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人或物时,保持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他也真称得上是老谋深算,他躲过了曹操的怀疑,逃过了曹爽的排挤,终于趁其不备,一举成名。

6.司马懿多才多智,曹孟德猜忌多疑

纵观司马懿的一生,他经历了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及魏少帝曹芳时期,待我们了解了这四个阶段后,就不难看出司马懿的深谋远虑及多才多智。

魏武帝时期,先是在曹操想要征辟之时,他却以装病来逃避他的应征,最后算是侥幸成功;再接着就是在已经接受曹操的邀请之时,因为深知他既重才又忌才的双重性格,就采取“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的战术,以麻痹对方;还有就是在一次曹操想称汉帝的这个故事情节中,司马懿作为唯一一个站在曹操一边的一位谋士而再一次拉近了与曹操之间的距离;再让我们看一下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最精彩的一笔,他又实行“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的这一策略,他在曹丕身上痛下功夫,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从而推上太子宝座,这也就为他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做了铺垫。

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对于他存在的意义就不可小觑,在这个时期他主要是用于不断加深自身的修养,在适当的时候一展才能,脱颖而出。

第二个时期即魏文帝时期,曹操病死于洛阳,这时朝局受到内外夹攻,司马懿就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稳定了人心,并力举曹丕为魏王,从而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后成为魏王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但碍于曹丕的好大喜功,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司马懿就专攻于低调行事,但在曹丕死之时,他便开始向历史大舞台进攻。

这一时期他达到了稳定民心、取得实权的目的,也为他后来的一步一步崛起奠定好了阶梯。

接下来的魏明帝时期,他准备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他先是立下赫赫战功,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后擒灭叛臣孟达,又在祁山大战中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这一次次的战绩使他站到了权力的顶峰。

最后阶段的魏少帝时期,他再次通过诈病之术,瞒过了曹爽的眼睛,后发动了“高平陵战役”将曹爽一党全歼,这时他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

纵观司马懿的一生,他的确是一个心怀叵测而又善于掩饰的人。《晋书》卷一《宣帝纪》称赞他:“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

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司马懿在多次军事行动中能够深谋远虑、统筹大局、达于权变,并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制订出截然相反的战略战术,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才能。因此说,司马懿的一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由弱势转为强势,由暗处走向明处,由“处下”跃居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艰辛过程。在中国这种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一直能够游刃有余,在魏国历事四主三朝,即使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总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最终身居高位,居于权力的顶峰。这时,道家所谓的“无为而不为”“以柔克刚”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应验,同时也构成了他完美的人格品质。

在三国历史舞台上,司马懿可谓是最后的大赢家,而曹操虽也有一身抱负,但却因生性多疑的性格,最终也只能空余恨。

曹操的猜忌多疑是众所周知的,曹操曾跟门卫说他晚上做梦会梦游,让所有的人不要靠近他,结果这个门卫为了给他盖了被子,就被他所误杀;扬州刺史刘馥就是因为说赤壁战前曹操在长江上的吟短歌行歌词不吉利,结果就被曹操戳死;正因为曹操的多疑,致使他中了周瑜的反间计,将蔡冒与张允杀掉;当年曹操欲刺杀董卓的阴谋暴露后畏罪潜逃,途中得到陈宫的帮助在吕伯奢家借宿一夜,吕本是想热情款待一下曹操,但当他听到磨刀声时,便以为吕伯奢要杀他,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吕一家八口全部杀害。

曾有一荆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异才,可与曹操的爱子曹冲的过人才智有一比,后因曹冲病死,曹操便心忌周不疑,欲将其除之。曹丕以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遂遣刺客杀之。

对于曹操来说,谋士本来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但对于他来说,只要是他心存怀疑,有所顾及的就必要除之。也正是他这种既重才,又疑才的性格,使得他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番霸业。

据说,曹操的性格均是由曾经的生活环境所影响。曹操出生于宦官之家,家产丰厚,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在家中被视为掌上明珠,但由于当时阉宦专权实是已经将汉家江山折磨的体无完肤了上至门第,下至百姓,无不对他们恨之入骨,况且中国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主流,清高志士排斥、鄙视宦官之后。他又被另一部分人极度蔑视。就在这长期的截然相反的环境中形成了他这种猜忌、多疑的性格。

正因为曹操这种残忍猜忌的性格,那些人才的人格都得不到他的尊重,他们好像只是被当成工具被践踏。或许这就是诸葛亮等人宁愿隐居待时,周瑜、鲁肃、庞统、法正等或投孙吴,或靠刘备,死也不肯归附曹操的其中一种原因。

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曹孟德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疑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是啊,一个最有希望和实力统一天下的人,最终开创的却是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曹操的悲哀,也是历史的遗憾。

俗话说:聚沙成塔,众志成城。相互之间只有具备了信任,有了良好的信任度,才能形成上下一心的局面,想想如果大家都同心协力,团结一心,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而这种信任也必须建立在平时的日积月累中,倘若平时无信,那么即使在关键时刻你再摆出让人相信的姿态,也不会有人愿意相信曾经不守诺言的你,只有平时严以律己,以信待人,你才能在统兵作战中起到统领的作用,而不至于在遇到危难时刻是孤家寡人一个。

想要一统天下,首先就要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样才能坚定思想,笼络住为你建功立业的人才。

刘备就从来不怀疑下属的忠诚,他待人极为诚恳且大方厚道,要不然又怎么会有关羽千里走单骑,又能有赵云这样忠诚义明的将军。如进入成都,他重奖有功人员,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之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虚。他能够放下架子,主动去请诸葛亮,拜访黄忠,厚待严颜,最后把自己的儿子和江山托付给诸葛亮,从古到今,像刘备这样至诚的领导者并不多见,他这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之道值得所有的人深思。


三顾茅庐

历史上的项羽也因为生性多疑,听信谗言,而最终导致最终失败,在乌江边刎颈自杀。

在汉朝初建之时,一次刘邦大宴群臣,酒过三巡,刘邦笑问群臣:“列侯诸将,佐朕得有天下,今日一堂宴会,君臣同聚,最好是直言问答,不必忌讳。朕却有一问,朕何故得有天下?项氏何故致失天下?”当有两人起座,同声答道:“陛下平日待人,未免侮慢,不及项羽的宽仁。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每得一城,即作为封赏,能与天下共利,所以人人效命,得有天下。项羽妒贤忌能,多疑好猜,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人心解体,乃失天下,这便是得失的辨别呢。”

袁绍也是因为多疑,而误失了许攸、田丰等忠良谋士,失去了打造江山的“左膀右臂”。因此,有史学家评论说,袁绍的失败,不在没有管理能力,而在于他多疑的个性。


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人。汉灵帝时为中军校尉,领导皇宫禁卫军,灵帝死后,他带兵进宫杀尽了宫中宦官。董卓控制国家大权时,他从冀州发兵讨伐董卓,成为诸侯军的盟主,在诸侯混战中势力进一步扩大,成为当时兵将最多的豪强。然而,他生性多疑,致使他失去了很多的谋臣志士。


官渡之战示意图

官渡之战后,袁绍兵败斩田丰便是一个例证。据史料记载,战前田丰曾对袁绍提出了建议未被采纳。兵败后,袁绍在回冀州途中非常后悔没有听田丰之谏。而前来接应的谋士逢纪却诬陷说,“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袁绍竟信以为真,派人持剑先往冀州狱中将田丰无情的杀害。


田丰

袁绍的多疑也错失了一位可以助其成功的许攸。许攸也曾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后来,后方催粮的审配来信向袁绍反映许攸在冀州的许多“经济问题”,并称许攸的侄子已经被收监。袁绍见信后,则马上相信,并破口大骂许攸,怀疑他是曹操的奸细。


许攸

许攸听说后,见袁绍如此多疑,拔剑自杀不成便投奔曹操,后向曹操献策乌巢断粮之计、决漳河灌冀州之计,均大获成功。

曹操是多疑的,有多少能人志士都在他的怀疑与猜忌之下英年早逝,而司马懿也可谓是幸运者之一,不过纵观司马懿的一生,他的幸运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懂得“小忍而乱大谋”,他知道“务实,苦干”就能换得曹操的信任,他明白低调办事就不会受到曹操的重用,也就不会受到曹操的怀疑;他清楚在曹操手下要想活下去,就必须首先将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好好的隐藏起来,才能有出头之日。所以他可称为三国历史上最具智慧的人,他联吴败关羽--,在历史上的舞台上,虽然他是以阴谋家出现,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多才多智是不能被人们所忽视的,也是人们一定不能忽视的。

他神速擒孟达忍辱斗孔明;他百日斩公孙;他诈病骗曹爽;最终奠定了三分归晋的基础。要不是司马懿的出现,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他起到了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若忽视了他,天下万民就不能很快的从乱世争战中解救出来,因而他被堪称为“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他与曹操同在政治疆场上驰骋,但最终司马懿地成就了了霸业,成为最大的赢家,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两个人驰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曹操是一个用不断进取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而司马懿则是一个用不断退隐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其中善于等待,善于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去摘胜利果实的也是司马懿。

所以在三国这场政治游戏中,无论是刘备、诸葛亮亦是曹操、司马懿等,司马懿可谓是最成功的玩家。在政治游戏中,他这种“笑到最后”的“等待策略”,的确不同凡响。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懿是一位最了不起的靠耐性、权谋、机智、残忍去夺得胜利的最大的赢家。

7.司马懿成就伟业,曹操一生空余恨

三国英雄无数,论名气,司马懿根本就是一个二流的人物。但就是这个二流人物成就了连一代奸雄曹操都没有成就的伟业。

曹魏一直都是三国时期国力最为强盛的,原因当然与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南征北战分不开。曹操手下谋士如云,猛将遍布,年轻的司马懿只是曹操手下的一个小小主薄,官职可谓低微。就是这样,曹操还处处、事事猜忌司马懿。


曹魏版五铢

可司马懿“隐忍”下来,以“修身”为主,学习曹操及其重要的谋士的长处长达十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司马懿力主以曹丕为后世之君,从而赢得了主动权。

熟悉三国的都知道,曹操虽然雄才大略,但最终都没敢称帝建国,魏武帝的称号是他的后世给他封的。当然,曹操不敢称帝的客观条件很多,如时机不到,各地的诸侯蠢蠢欲动,如若称帝必将天下大乱,还不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来得省心。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曹操在世时,曹魏的国力还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才干远不如曹操的曹丕能够称帝呢?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东汉确实到了大厦将倒的地步,汉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很久了,曹丕称帝是众望所归。其次,曹操死后,曹丕用司马懿来发展魏国经济,司马兢兢业业,为魏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司马懿帮助曹丕实现了曹操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曹丕事后对司马懿感激不尽的原因也在于此。

其实,曹操和司马懿都是通过他们的后世实现皇帝梦的,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但两者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司马懿的一生都是在“修身”中度过,前期防止曹操加害,后期除适可而止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外,对内要对付曹真等曹氏贵族,对外要对付诸葛亮。等司马懿把这些困难都打败后,他面前的路就一片坦途了。可以说,司马懿给他的儿孙们铺好了一统全国的路,晋朝代魏可谓水到渠成。

曹操就不同了,曹操一生南征北战,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得魏国成为三国最强的国家。但赤壁一战,使曹操失去了一统全国的机会。同样是给儿子留下一份基业,司马懿留下的是全国的大好河山,而曹操留下的却是北方半壁之土。


三国指南车

曹操的一生是奸雄的一生,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统全国,这估计是他生前最大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却最终破灭了,曹操死前定是死不瞑目的。如果曹操能够反思的话,他应该能够想到,曹魏最终移与他手,从根本上说还是他自己犯下的错。

曹操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在三国时期都是顶尖的。但是曹操在教育接班人的问题上显得患得患失。曹操的儿子能打仗的不能治国,如曹彰等。将就着能治国的却不能打仗,如曹丕,再说了,曹丕也是一个虚荣心较强的人。至于曹植,恐怕如果以他为帝,曹魏政权早就被司马懿给夺去了。在三国这个历史上复杂的纷争时期,想要一统全国,需要的就是全才。而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都是独当一面的人才。司马昭虽然名气远比哥哥司马师大,但其才能却远逊司马师。可见,除司马懿有一统天下的能力外,司马师兄弟更是一代才干之主。


三国战车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司马懿根据自己的体会,他深知只有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出最好的人才。所以,当他率领大军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就让两个儿子随军前行。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在这样的军事生涯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他们敢做敢为。当司马懿面对曹爽的时候,其子司马师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帮助父亲。另外,司马师还平定了魏国两位征东将军毋丘俭和诸葛涎的叛乱,彻底地稳定了魏国的政局。他还率领军队抵抗了蜀国和东吴的一两次进攻,提拔了后来魏国的两员大将——邓艾、钟会,在此期间完全将魏国的全部大权收到了自己手中。

而司马昭虽然才能比不上其兄司马师,但比曹操之子要高明数倍,他不仅自己能够行军打仗,还慧眼识珠,提拔了灭亡蜀吴的几位军事大将。最后,司马昭没费吹灰之力就灭亡了魏国。

通过司马懿和曹操的对比,我们发现,司马懿虽然没有亲自一统全国当上皇帝,但他已经为自己的后代铺好了一统全国的路。可以这样说,司马懿间接地成就了属于司马氏的伟业。而曹操就不同了,他虽然有一统全国的机会,但最终功亏一篑,最终遗憾而终,其子孙虽然称帝,但也没有实现一统全国的愿望。曹操在泉下有知,也定会是满腔遗恨。从知名度上来说,司马懿远逊于曹操,但却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司马懿的功绩远比曹操大得多了。


第二章 司马懿vs诸葛亮

——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博弈

司马懿是一个很有才能并且很有野心的枭雄,他和诸葛亮的对决是三国的一大看点。在诸葛亮和司马懿的众多交锋之中谁更胜一筹,难以定断。然而,我们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两大巅峰高手的策略选择,无疑能更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妙招对比。

1.随机应变,当机立断


诸葛亮

我们知道,司马懿在曹操执政时,虽说是君臣关系,但他们一直都是明枪暗箭、你攻我防地将对方视为对手般看待。但自曹操死后,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称帝执政后,还算是尽心尽力,君臣关系也非常融洽。曹丕更是将他比做西汉的萧何,宠幸有加。司马懿的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官至向乡侯、转抚军将军,假节,领兵5000,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在曹丕病危时,他和曹真、陈群受命辅政,组成了执掌魏明帝曹睿朝政的“三驾马车”。不久,司马懿又被受封为骠骑大将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此时,三分天下时的英雄豪杰凋零殆尽,蜀汉刘备已殁,只有诸葛亮一人独撑大局。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死于公元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南)人。是蜀国的政治家、军事家。系汉司录校尉(郡以上之督察官)诸葛丰后代。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北方大乱,诸葛亮姐弟四人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辗转至襄阳,去投奔往日旧友刘表。这年诸葛亮十四岁。

来到襄阳后,诸葛亮到即求学于城南的“学业堂”开始了苦读生涯,为未来事业打下了基础。后他看刘表昏庸无能,不是命世之主,于是结庐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隐居待时。直至建安十二年,才在刘备等人的三顾茅庐中离开,从此他的雄才大略也就拉开了序幕。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助,便给以辅助;若其不才,您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忙哭道:“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因此说刘备死后,虽是刘禅为帝,但全国的军、政、财及事物的大小,都由诸葛亮一人决定。蜀汉的一大人物出现,而此时的东吴孙权帐下智谋出众者也只陆逊一人而已;而魏国之内,曹真等皆为乏勇少谋之辈,至此,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司马懿大展身手的时期。以司马懿之才智,魏国之辽阔、富庶,历史的天平已足以向中原的曹氏政权倾斜。

司马懿执掌魏国军事大权后的首次试刀就是擒拿叛将孟达,这也是他一生中极为漂亮的一战。


孟达

孟达原本是蜀汉的将领,和刘封一起镇守上庸城。这个人从德行和能耐来说都是个庸才,最大的特点是见风使舵,搞政治投机。在三国纷争的年代,靠这点小聪明混点吃渴还是没问题的,但倘若是缺乏自知之明,妄图以此谋大事的话,毫无疑问,肯定是要连本带利输个精光的。不幸的是,孟达就是这种见事不明、妄图以此谋大事的人。当初他镇守上庸城时,关羽在曹、孙两家的联手对付之下败走麦城。万般无奈之中,只好派人往上庸城向他求救。但孟达害怕会损折自己的实力,于是鼓动唇舌,竭力挑拨刘封与关羽的关系,让刘封按兵不动,最终导致关羽被擒丧命。事后,他又惧怕东窗事发,受到刘备的惩罚,于是思来想去,撇下刘封,投奔了魏国的国君曹操。


刘封

像孟达这种朝秦暮楚的庸才降将,高明之士是看不起的。孟达降魏之初,司马懿就觉得此人不能重用,便向曹丕建议决不能将重任交于他办。但曹丕对于这名亲自前来投靠的人似乎特别看重,还让他当了新城太守。等到魏明帝曹睿即位时,由于才智谋略更不及乃父,对待这名降将的态度有所变化。而孟达虽是庸才,却天生政治嗅觉灵敏,一旦发觉形势有变就立即施展投机的故伎,采取骑墙战术,一面仍做魏国的太守,一面又和东吴、蜀汉通过种种渠道建立联系,想要重投蜀汉的怀抱。诸葛亮自然知道孟达的“政治立场”是摇摆不定的。因此,为坚定孟达的反志,故意派人到孟达不和的魏国魏兴太守申仪那里去诈降,泄露孟达意欲叛魏降蜀,谋取中原的消息,使他骑虎难下。果真,当孟达得知消息走漏后只好决意起兵造反。

当时,屯军于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司马懿得到了这一重要情报,他深知,如果孟达行动迅速、和蜀汉密切配合的话,形势将是对魏国极其不利的。但若要发兵平叛,必须先上表在洛阳的魏主,待接到旨意后才能进兵。可是,从宛城到洛阳往返有一千六百里,要走半个多月;从宛城到孟达准备起事的上庸城有一千二百里,也要走十多天。但是若等魏主降下意旨后再前往上庸平叛,到时魏军只有在孟达行动后的一个月才能达到平叛地。再者魏军和孟达的兵力对比在数量上是四比一,但魏军的粮食不够吃一个月,而孟达的粮食则可以支持一年。也就是说,若等旨意从洛阳传来再进军的话,兵到上庸之日,也正是粮草用尽之时。而孟达恰好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充分作好应战准备。因此,明显可见,时间成了双方争取重要关键。于是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为了争取时间,在孟达未动手之前将他消灭,便一反惯例,机断行事,在没有接到魏主进军命令的情况下,就暗中率领大军疾进,讨伐叛军。他知道孟达这样的庸才缺乏胆识,优柔寡断。于是决定先给他来支“放心剂”。火速派人送信给孟达,一方面表示魏国对他甚为倚重,绝无疑之心,更大赞他当年深明大义,“毅然”弃暗投明的义举;一方面又提醒他,正是孟达当年和刘封按兵不动才使得关羽惨遭毒手,后来孟达叛刘投曹时,蜀人莫不切齿痛恨,由此暗示诸葛亮此番肯定不怀好意。这一步棋果然奏效,孟达收到司马懿这封砍硬兼施的信函后居然大喜过望,对起兵一事也马虎起来。司马懿知道此事后,将三军分八部并进,昼夜兼程,几乎每一天都走两天的路程。结果,只用了八天时间就赶到了上庸城下。满以为可以争取到一个月备战时间的孟达惊呼;“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因工事未固,准备不足,在魏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州中人心惶惶,斗志全无。司马懿只用了16天就在城中将领邓贤、李辅的帮助下,擒杀孟达,平定了叛乱。


申仪

在这次战役中,司马懿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大放异彩。在双方军队正式交锋前,司马懿的洞见之明与孟达的短视、寡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战役的胜负。司马懿风风光光地大获全胜,斩杀孟达后,又擒住了在魏兴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申仪。在魏国大军兵威震慑下,还有蜀汉将领姚静、郑他二人也率7000余人来投降。

司马懿以神速的行动,避开了粮草不足之短,发挥了优势兵力之长。孟达失掉了时间,粮草充足的优势不能发挥,城池不坚、兵力寡弱的劣势也就无法弥补了。

从这场争战中我们看到的一直都是司马懿再与孟达过招,诸葛亮一直都未公开亮相,但通过现实看本质,我们将会发现,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人背靠背的智力竞赛。


马谡

史书上记载,在司马懿驻守西凉等处时,诸葛亮认为这是阻挡他伐魏的最大障碍,于是便用了马谡的反间计,魏主曹睿果然中计,将司马懿削职回乡。反间成功,诸葛亮大喜,随即率领大军向北讨伐。蜀军旗开得胜,连取三城,魏国上下震栗。见此情景,曹睿发现自己中了别人的计谋,于是又请司马懿出山。这时,原蜀将后降魏镇守上庸的孟达正与诸葛亮暗通,谋取两京:孟达取洛阳,诸葛亮取长安。诸葛亮知司马懿复职大惊,急致书孟达说:“近闻曹睿复沼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须万全提备,勿视为等闲也。”孟达览书,不以为然,却笑孔明心多。复书说,“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丞相宽怀,惟听捷报!”诸葛亮看到来书后,不禁叹道:“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马谡问其故,诸葛亮说:“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诸葛亮即回书告诫孟达说:“若未举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之必败。”而结果也正应了诸葛亮说的这句话。司马懿擒杀孟达,诸葛亮谋取两京终成泡影。

在这场争战中,虽说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料事如神,但最终还是以诸葛亮为败结束了这场战争。如果真要说出个原因来,或许诸葛亮败就败在太高估孟达了吧,因为像孟达这种朝秦暮楚,没有战争头脑的人是不值得被任何人重用的。

2.料敌制胜,智取街亭

三国时期的街亭,具有得失陇右、安危关中的战略地位。街亭之战的胜败,直接关系着北伐的胜败。


张郃

司马懿迅速平息了孟达反叛后,即与张郃带领20万大军离开长安,前去与蜀兵交战。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肯弄险,不会从子午径取长安,今必出军斜谷,来取郿城。而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曹真无备,定从此进。故决定与张郃迳取街亭,以断其归路。而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也早已看出老对手司马懿的意图,及时部署了街亭的防御。他对众将说:“这是我军的咽喉要道,关系重大。街亭一失,我们大军就完了。”站在队列中的马谡自告奋勇,愿意前去守卫。诸葛亮告诫他:“这里没有城郭,又没有险阻,防守非常困难。”马谡却说:“我自幼熟读兵书,懂得兵法,难道连一个街亭都守不住吗?”诸葛亮说:“司马懿可不是一般的人,还有张郃作先锋,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马谡却若无其事地说道:“不要说司马懿、张郃,就是曹睿亲自来了,又有什么可怕呢?如有差错,请斩我全家!”随即立了军令状。诸葛亮本来还不放心,但想到他在平南时出谋划策,表现还可以,现在又立了军令状,便让他当了主将。为防止意外,行事谨慎,思虑周详的诸葛亮为了对这场至关全局的街亭之战部署得万无一失,又派将军高详为其翼,屯兵列柳城,派裨将军王平、督将军李盛、黄袭、张休等皆随马谡疾赴街亭,以拒魏军,同时,唤大将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总守汉中咽喉。


魏延

诸葛亮的部署,可以说是十分到家,无可非议,唯一错误是将人物放错了位置,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当首领。兵赴街亭,不料马谡既不按照诸葛亮的部署行事夕又不听副将王平的劝告,只知死啃兵书的片言只语: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当时的形势,来犯的敌将、街亭的地形都不考虑。王平多次劝谏马谡,要遵受诸葛亮“下寨必当要道”之嘱,认为:“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马谡不听,坚持上山屯军,王平指出,若“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王平见劝谏无效,不得已领千人屯兵于街亭之后,以防街亭危急,引兵营救。司马懿派的大军以张郃为主将,当他得知马谡舍水上山,不下拒城,疾驱大军,包围南山,绝其汲道。魏军加紧攻山厂蜀军久困渴乏出战接连失利,马谡这才开始惊觉,因军处绝地,又面对雄壮敌军,他在山上扎营,犹如将先机送给敌人。他已知大势不妙,街亭难守,自己又无计可施,只好下令严守山上,以待王平军前来救应。王平见魏军已抢占要道,又将孤山上的马谡军四面围困,他虽知败局已定,但仍拼死率军前来救应。不料中途便被插入的张郃军截住,双方激战起来。王平只得五千兵马,又立脚未定,难抵魏军的三万先锋大军,只好重新退回到山背后去。


王平

蜀军从早上一直被围困到晚上,山上水道被断,蜀军兵将无水做饭,又饥又渴,军心大乱。到半夜时分,山南的蜀军打开营门,下山向魏军投降。司马懿又命人在山上四处放火,山上林木茂盛,烈火熊熊。蜀军四处奔逃,鬼哭神号。马谡在此生死关头,却心慌意乱,驱赶残兵败将,从山的西面突围逃命去了。而山的西面是司马懿故意下令留下的一个逃命缺口,否则马谡的残兵插翅难逃。司马懿迅速攻占了街亭要道,直接压逼街亭后面入汉口的关口阳平关。蜀军的咽喉命脉,已被司马懿紧紧地扼住了。但司马懿不冒进,他下令在街亭布下重防,准备迎接蜀军的反击。因此魏延、高翔两将,虽然依诸葛亮的部署,率军反击街亭,亦被严阵以待的魏军击退了。至此,街亭之战已成定局,蜀军因部署失当,己遭惨败。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难以在陇右长驻,不得已迁西县千余户退还汉中。就这样几番争夺,几起几落,在马谡铸成的大错中,街亭失守了!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那么这场战役的过错全在马谡一人身上吗?其实不然,街亭失守的过错应在诸葛亮用人不当上。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街亭之战对于诸葛亮的伐魏大计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所以这场战役对于诸葛亮来说应该投入全部的精力和其可动用的力量来打这一场战争才对,但是在具体的战术安排上诸葛亮却好像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当纸上谈兵的马谡立下全家操斩的军令状下,便给了他一个头领的称号。然而这一头衔称号,马谡真的能扛得起来吗?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一名“无用之才”。他作为蜀汉主将,违背诸葛亮的战略指导思想,又不听副将王平的劝谏,使街亭失守,最后自己也落得个斩杀的下场。因此,人们不免把马谡与“言过其实”、“刚愎自用”、“败军折将、失城陷地”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连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未能客观全面地总结其中的教训。刘备生前曾经对马谡有过不好的评价,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刘备一生阅人甚多,可以说在识人方面诸葛亮是不及刘备的。由此在斩马谡后诸葛亮哭着说道:“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咐我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认识到自己识错、用错了人。


孟获

诸葛亮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被马谡的大话蒙蔽,是因为在街亭之战以前,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曾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军立过大功。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当时诸葛亮问计于马谡,马谡针对孟获征之则服、离之则叛、反复无常的特点,指出:“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诸葛亮依计行事,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诚服,稳定了大后方;针对蜀国“兵马疲蔽”,民怨沸腾,马谡适时提出“只宜存恤,不宜远征”的休养策略;曹丕死,曹睿即位。诸葛亮说:“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马谡又献计说:“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群等处,散布流言,道此人欲反。”孔明又按计行事,后曹睿果然中计,夺了司马懿的兵权,命曹休总督雍、凉兵马,使蜀军在此伐初期接连取得了力斩正将、智取三城的辉煌胜利。像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高参在街亭之战中败得那么惨,从表面上看是马谡盲目自大、刚愎自用所致,从实质上看,是诸葛亮把马谡这样的人摆错了位置。马谡虽跟诸葛亮多年,但一直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疏于战术,会出高明的计谋,但是却缺乏将领最根本的要求——作战经验。因此说让马谡当高参,事实证明他是人才,但若让马谡当主将,事实也证明他是庸才。可想而知,让一个没有实战经验的机关兵担任先锋军总司令,同魏国高谋老深的名将司马懿的大军对阵,显然有点以卵击石的味道。


诸葛亮营

在这次战役中,最应该派上用场的人魏延却没有得到诸葛亮的认同。一直以来,诸葛亮对魏延就有一种偏见,只因为魏延脑后的几根骨头长得有点奇怪,于是总不肯用这个智勇双全的人才,这一点就连刘备都感到不解。就因为这一偏见,在街亭这样重要的战役里,诸葛亮将魏延放在全军的尾部,只作后补工作。而这一工作也没有在战役上完全发挥。因为等到魏延必须出阵时,街亭肯是失守了。那时司马懿已经夺了街亭,军心振奋,反客为主,任何人都无法再用迂回术把街亭夺回来,所以,魏延在这一重大战役中的唯一用途只是把马谡救回来斩首而已。

战国时期的孙膑曾说过:“智谋不足的人统兵,只不过是自傲。勇气不足的人统兵,只能自己为自己宽心。不懂兵法,又没有一定实战经验的人统兵,那就只能侥幸了。若要保证一个万乘大国的安宁,扩大万乘大国的统辖范围,保全万乘大国百姓的生命安全,那就只能依懂得用兵规律的人了。所谓懂得用兵规律的人,那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国内深得民心。对外要熟知敌情,布阵要懂得八种兵阵的要领,预见到必胜而出战,没有胜利的把握则避免出战。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足当重任的将领。”所以如果在当时蜀汉大将里,一定要找出能够守街亭的首将,也应由久经沙场的老将魏延、吴懿、赵云、姜维等其中之一担当,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马谡做参军。


刘邦

汉高祖刘邦在评价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说过:“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唐太宗李世民在大破薛仁杲,平定陇西后,诸将上前向李世民祝贺,并且问道:“大王一战而打败敌军,当即舍弃步兵,仅带两千骑兵,又没有攻城用具,便直扑敌军城下。大家都说这座城攻不下来,可是不到一天就拿下了,事情偏巧就全如大王预料的一样。请问大王是根据什么建立了这样的奇功?”李世民说:“宗罗喉的部下,全都是陇外的慓悍军兵,我出其不意把他打败后,他的军兵四处溃散,而死伤的并不多,我如果拖延追击,他们就会逃进城去,再被薛仁杲收拢,加以抚慰,就会再次成为劲旅,他们坚守城池,那必定十分难于攻占了。我军只有乘胜急攻,敌军溃散的军兵才不能回城去,只好散回陇外去了。薛仁杲占据的折墌城十分虚弱,薛仁杲又吓破了胆,没有时间去想办法,他不投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得以成功的原因。”


李世民

从上面的两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得知,刘邦之所以由一个流氓无赖做到皇帝的地位,全在于他懂得用人得道,将三位有“智”有“勇”的重量级人物,智勇结合,让他们的长处在战役上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他取胜了。而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成为万人首领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一有“智”有“勇”的高深谋略,把敌我都分析得透彻见骨,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最恰当的谋略:为了骄敌,他可以忍受辱骂,五六十天不出战,而当战机出现时,他又能不顾一切,甚至置自己舅舅的苦谏于不顾,敢于孤军追敌,一往无前,终于大获全胜。在唐军被围攻,形势十分危急时,李世民敢于身先士卒,手持长枪,冲入敌阵,拼死冲杀。这些正生动地表现出了李世民的超过常人的大智大勇。胜利后李世民的一席话,更充分说明他是真正懂得用兵之“道”的。他所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绝非偶然,他可以称得上“王者之将”,无愧于一代明君的赞颂。

由此,在这里,诸葛亮与刘邦及李世民相比,则显得没有半点整体战争的协调概念,忽视了这场局部战役的重要性,在人事安排上更是匆忙得一塌糊涂。把魏延一个勇将先锋安排在接应的位置上等着救人,又分了一万兵马给一个草包高翔去替魏兵打扫柳城,而在最前线的,居然只是两个没有单挑能力,凑在一起还要吵吵闹闹的中级干部。然后也不考虑街亭可能失守的情况就让姜维兵出斜谷,“啊!魏国的首都已在眼前,蜀国一统天下了”。诸葛亮好像忘了孟达已经失事,还在一厢情愿地照原来的计划行动,这种缺乏整体应变的部署,注定了街亭的失败。孙膑说:“用八种兵阵作战的将领,要善于利用地形条件,选用合适的阵势。布阵时要把兵分为三部分,每阵要有先锋,先锋之后要有后续兵力,所有军兵都要等待将令才能行动。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出击,用三分之二的兵力守卫。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破故阵,用三分之二的兵力完成歼敌任务。敌军兵力弱而且阵势混乱时,就先进精兵去攻击敌军。敌军强大而且阵势严谨时,就先用一些弱兵去诱敌。用战车和骑兵出战时,把兵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右侧,一部分在左侧,一部分断后。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但无论在险阻还是平坦的地方,都必须先弄清楚,哪里是生地,哪里是险地,要占据生地,把敌军置之死地而后消灭。”

与诸葛亮为对手的司马懿正是做到了一点,在将领的结合上,地势的分析上及战略上的局势上都将发挥到了极点。虽然诸葛亮在地势的分析及作战的方式都不比司马懿差,但明显在知人善用上却输给了司马懿。

3.智走孔明,谋者摊牌

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守街亭,魏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15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来。当时,蜀国的军队都被派去攻打魏军,只留少数老弱残兵在城中。忽然听到魏军大都督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来攻城。诸葛亮临危不惧,传令大开城门,还派人去城门口洒扫。诸葛亮自己则登上城楼,端坐弹琴,态度从容,琴声不乱。司马懿来到城前,见此情形,心生疑惑,怕城中有伏兵,因此不敢贸进,便下令退兵。


空城计

此故事在民间盛传,民间艺人多用“空城计”之名来演绎此故事。

“空城计”是《三国演义》里特别精彩的一个计谋,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同时,“空城计”中司马懿的多疑、胆小也一直被人们传为笑谈。事实上,这是很不公正的。司马懿行兵作战多年,并不是一个遇事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新城擒孟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么,绝顶聪明的司马懿,为什么会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难道他真得那么傻?退兵,太反常了!而这一反常行为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玄机。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空城计。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唯谨慎,才觉得空城是个圈套,而按兵不动,再退兵。其实这是两个智者的摊牌。

对于司马懿在“空城”一役中的反常举措,只有在那小小的“空城”之外的更大的空间里,我们才能给予更合理的解说。

司马懿的一生中,他的仕途是大起大落,而且充满着艰险的。他时常遭人嫉妒,政敌很多,做事往往受到多方的牵制。在曹操手下“工作”时,被曹操评价为“鹰视虎顾,不可付与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因此只做了个主薄。曹丕时做了抚军大将军,到曹睿登基时才做到骠骑大将军,提督雍、凉等处兵马。诸葛亮闻之大惊,曰:“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于是稍稍使了那么点儿“坏”——反间计,把这个堂堂的司马大将军给拉下了马。曹睿中计且不说,可悲的司马懿的那班同僚们也纷纷地对他落井下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亏大将军曹真惜才,上奏力保,司马懿才侥幸捡了条命。但那显赫的职位自然保不住了,他被夺了兵权,削职回乡。

风云变幻,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屡战屡胜——智取三城,活捉夏侯驸马,收降姜维,骂死王朗,败走曹真,乘雪破羌兵,威逼长安。曹魏全军上上下下,竟没有人是诸葛亮的对手。眼看曹魏的江山就要坍塌了,司马懿捕捉住“良机”,戏剧性地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临危命为“平西都督”。司马懿出奇兵诛杀孟达,占街亭败走马谡,然后挥师直取西城,使战争发生了转折,挽救了曹魏。司马懿心中明白,在某种意义上讲,这靠得是诸葛亮的“功劳”。因为满朝的文武,此时只有他本人可在疆场上与诸葛亮去一决高低。有诸葛亮在一天,他司马懿便一天在朝中有用,政敌就奈何他不得。而如果没有诸葛亮在,那是何等的危险?


王朗

考虑到这一点,司马懿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狡兔死,良弓藏,走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聪明过人的司马懿当然不会去步涉历代功臣“兔死狗烹”悲剧的后尘,因此断然不进“空城”,放宿敌诸葛亮一马。令人可惜的是,后人只看见诸葛亮的空城计,却不知道背后的玄机,充满了各种利害关系。


东吴?漆器

我们来简单地推理一下,就算是满城兵马,带兵的人也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攻城,哪次历史上的攻城不是如此?而且司马懿的探子难道不可能给他大致描绘蜀军的兵力分布?就算诸葛亮在城内埋伏了兵马,其数量也不可能太多。何况司马懿手头正是其主力兵力,就算是硬碰硬也是不会占下风的,何况面对对方的空城之势,就算牺牲相当部分人员,又何尝不可呢?又能攻城又能俘获对方的精神支柱诸葛亮,更不用说蜀国的精英尽数的都在城里。越是明白这一点,司马懿就越知道,此战必胜,蜀国也因此立刻必亡,而自己也自然劫数难逃,因此他要保存实力。所以可以说明,司马懿绝对不是害怕中诸葛亮的埋伏才退兵,他很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诸葛亮的摊牌。司马懿有自己的底线,所以退兵,再作打算,宁愿自己背负上失误的责任。在空城计中,司马懿还考虑到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暂输一招,然后扳回一城,让朝中人看得真切:这个诸葛了不得啊,连我司马都要吃其一亏,况且其他人领军呢,不过我司马还算有能耐,还能很快扳回一城;这大魏国是不能缺我司马的。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一个人如此的隐忍,确实不简单,最后赢得整个天下自然也是符合情理的。


三国兵器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非常熟悉“空城计”这段情节。司马懿没有进入那小小的“空城”,这一明显反常的决定,若稍稍去加以思考,你便会发现很多疑问。正是这种种蹊跷和疑问,引起人们进行探究的强烈兴趣。而随着这一探究的逐渐深入,我们的目光,也渐渐由那座小小的“空城”,进入了那微妙而复杂的深层结构:内耗、内乱,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团结,凝聚,国运昌,国力强。

在空城计中,司马懿的深谋远虑与雄才大略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了比对手诸葛亮更为聪明的一面,实为令人敬佩。

空城计,可以说是专属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两个智者联袂演出了将近2000年前就呈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博弈,是值得人们赞叹的!

4.审时度势,受辱巾帼

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侵魏境,魏明帝对司马懿说过:“西方有事,只有你才可以战胜他。”于是便命司马懿征讨诸葛亮,诸葛亮败退。

公元234年,诸葛亮作好充分准备后,发动十万大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北伐。魏明帝再次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将议驻守渭水北岸,以待蜀军渡河来战。司马懿指出,百姓积聚皆在渭水南岸,此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阵,与蜀军对峙。司马懿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认为此时诸葛亮上策是兵出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渭河北岸),沿山东进;下策是西上五丈原(在今陕西省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北渡渭水。


五丈原

诸葛亮不识兵略,果然蜀军出了斜谷口,便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为了作长期打算,他派一部分兵士构筑营垒,准备作战;另派一部分兵士在五丈原屯田,跟当地老百姓夹杂在一起耕种。蜀军纪律严明,百姓和兵士相处得也极为融洽。

魏明帝得到情报后派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也筑起营垒防守,和蜀军对峙着。在这一期间,诸葛亮曾多次挑战,司马懿均不应战。诸葛亮无奈,最后想出一计派人送去一套白色的女装和头巾,并附送书信一封,讽刺司马懿:“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肩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变异哉?今谴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司马懿看过书信,心中大怒,却强作笑颜:“孔明视我为妇人耶?”接过衣物,厚待来使,继续坚守。

对这件事,《三国演义》中的描写是相当精彩的,史书上也有相关记载。在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所以诸葛亮故意送去女人衣服激怒司马懿。在当时,妇女是愚昧无知、懦弱胆怯的象征。诸葛亮给司马懿送巾帼素衣,把他视为妇人,无疑是个莫大的侮辱,意在激怒对方,使之出战。司马懿身为魏军大都督,如果换上别人,绝对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就拿东吴周瑜来讲,周瑜在历史上也算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了,但他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致命弱点,就是气量太小。在他眼里,不管是智谋还是能力都自认为是无人能及的,所以当诸葛亮夺取他想占领的荆州后,便愤怒地说道:“不杀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气!”于是便鼓动孙权用嫁妹(孙尚香)之计将刘备赚往东吴而谋杀之,继而夺取荆州,但不想此计被诸葛亮识破,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把周瑜气得七窃生烟。但周瑜仍不死心,最后又设下“假途灭虢”之计,意取荆州,不料又被诸葛亮识破,周瑜气得昏沉将死,临终作书与孙权荐鲁肃代己之职。同时,聚众将曰:“吾非不欲尽忠报国,奈天命已绝矣。汝等善事吴侯,共成大业。”死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我们都知道周瑜之所以被诸葛亮活活的给气死,就是因为气量太小,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却不同周瑜。当司马懿接到诸葛亮送来的巾帼及书信后,便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冷静分析:一是战事于魏不利。诸葛亮六出祁山,锋芒正锐,誓与魏军决一死战。刚刚败军之后,如果贸然出战,胜算是很小的。二是蜀国小,力弱,虽集三年之力伐魏,但后方悬远,蜀道崎岖,30万大军的补给不易解决,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消耗,所以打算速战速决。魏国则不同,他们国大人多,物力雄厚,战场又离渭水平原不远,补给十分便利,利在以逸待劳。司马懿出于对己彼双方形势的正确估计,在出师前就与魏主一起制定好了战略,以守为攻,拖垮蜀军的作战方略。交战不利,更坚定了其坚守待变的决心。他并非没有羞耻之感,在他看来,受辱事小,战争失败才是大。因而强忍激愤,只在“心中大怒”。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于是,司马懿仍坚壁高垒,静待抗蜀的最佳时机到来。


辛毗

司马懿愿意等,但诸将不知其中原因,一个个都恼羞成怒地要求不再当“缩头乌龟”,出战迎击。司马懿知道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为了向手下证明自己不是胆小之人,安慰将士说:“好,我向皇上上个奏章,请求准许我们跟蜀军决战一场。”说完司马懿便上书向明帝请示。魏明帝何等乖绝,立刻召集开会,辛毗这个欣赏家立刻看出司马懿这出戏的用意,便上谏道:“凭司马懿的智谋,上次智取街亭一事,他深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之理,这次却上书请示,表明司马将军根本就不想迎战,只是为了抚慰手下诸将才这么做的,将军有将军的妙计,我们应主动配合他。”魏明帝觉得颇为有理。过了几天,魏明帝派了一个大臣赶到魏营,传达命令,不许出战。

当手下众将都不堪此辱,欲决一死战时,身为兵马都督、三军统帅的司马懿却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不但自己心平气和,还做起了下属的思想工作。这样做不管是老奸巨滑也好,老谋深算也好,司马懿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面对如此羞辱还能沉得住气,司马懿的肚量,令人叹服。

司马懿的忍,当然不是消极的,他在忍的同时,对蜀军的动静也是密切地注意着,特别注意抓住机会了解蜀主帅诸葛亮的情况。一次,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挺有礼貌地接待使者,跟使者聊天,说:“你们丞相公事一定很忙吧。近来身体可好?胃口怎么样?”使者觉得司马懿问的都是些客套话,也就老实回答说:“丞相的确很忙,军营里大小事情都要亲自去管。丞相起得早,睡得很晚。只是近来胃口不好,吃得很少。”一番话,无意中把蜀国军师诸葛亮的一个重要消息透露给了司马懿:“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呼?”司马懿由此得出诸葛亮将不久于人世的估计。原来不仅蜀国拖不起,就连诸葛亮的身体也吃不消。

司马懿的这番侮辱并没有白忍,形势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蜀军正打熬不住,盟友吴军又不在配合攻魏中兵败合肥,无功而退。魏国两面受敌的局面已告结束。诸葛亮闻讯,长叹一声,昏倒于地,五丈原秋风,大星陨落,蜀军不战自退,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司马懿兵不血刃,最终凯旋而归。

司马懿接受巾帼素衣,很多人都以此为笑料,并以“死诸葛吓退生仲达”笑司马懿之怯懦。但人们却不知道,他苦不含怒强忍,而逞匹夫之勇,率众一搏,蜀军很可能打破魏国防御而挺进中原。假如不这样做,魏军将会蒙受重大的损失。这就是司马懿高明之处,他在需要坚守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辱骂所怒,不争强,不上当,这是无人能比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司马懿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才是真英雄本色。他可以忍到七十岁,而一旦得手,心狠手辣,绝没有妇人之仁。当时死了很多名士,有“天下名士减半”之叹。后来又大杀曹氏宗室,杀了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派。最后,将曹氏政权悄悄夺走,由他的孙子司马炎建立了晋朝。


吴?青瓷楼阁飞鸟坛罐

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的确,他的忍耐功夫是无人能敌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就像水一样,即使淹了你也淹得一点感觉都没有。被火烧,能有感觉,被水淹却没感觉,因为水是阴柔的。看见火,谁也不敢往前扑,但若是看见了水,那就不一定了。炎炎夏日,谁看到水都想往里潜。虽说是“水火无情”,但若真两者比起来,则水比火更危险,或者说危险更隐蔽。


老子

《老子》一书里讲柔弱胜刚强,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司马懿这样的人也正是像极了水,善于以柔克刚,将自己的大智大勇,大谋大略,都全部隐藏于内,深奥得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正介于此,司马懿虽胸怀大志,但居心叵测,极善于掩饰自己,你深水一样让你看不清摸不透。他总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一忍再忍,一等再等,直至忍得你无法再忍时,等到你等得无法在等时,也就是他大发威武之时,通过当时局势,审时度势地将你一刀杀死。这就是司马懿。所以,司马懿再怎么被贬,再怎么不受重视,再怎么被击败,他从不担心,从不害怕,从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自己能等,自己能忍,能等到最后,忍到最后——当然也笑到最后。

以守以攻,忍让无度,等待机遇,这其间的大智大谋,不论在何时何代都不失为一种取得成功的最佳策略。乌龟善缩头,所以能活千年;勾践忍尝便之辱,才能重新登上帝王之位;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有后来的封侯拜将,一举成名。当自己的仕途不顺时,我们不妨忍一口气,退后一步天地宽。或者干脆学司马懿,也当一回缩头乌龟。避其锋芒,等待时机,与对手比耐力。连诸葛亮都能败于“忍”之手下,还有什么对手不能被搬倒呢?

忍辱负重一直都是强者最可贵的品质,历史上的强者从来都是忍者。

5.两主托孤,各为所谋

曹睿托孤于司马懿,司马懿辅佐曹芳12年,历经四代朝事,他三受托孤,最后辅佐的曹芳是曹魏政权称帝中时间最长的。在受命辅佐他的时候,司马懿在外东征西讨近二十年,年龄已近七旬,以后在家养病,只有在重大朝会之时,曹芳才让他坐车上朝,平时有大事曹芳甚至率领众臣到他家中咨询,这时的情况可见,他已是魏国的中流砥柱。

司马懿历经魏国四个时期,其中他辅佐曹丕当上魏王,后是曹睿,最后即是曹芳,这一时期魏明帝曹睿对司马懿是信任有佳,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托孤事件就尤为明显。

说是公元239年正月,魏主曹睿突得怪病,并日渐病重,便匆忙布置后事,他立爱妃郭夫人为皇后,并令使持节迅速诏司马懿回朝,丁亥日,司马懿径到许昌,入见魏主,曹睿想要托孤(即托付大臣扶立、辅佐嗣君)于司马懿,他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朕幼子曹芳,年方八岁,不堪理掌社稷。幸太尉及完兄元勋旧臣,效伊尹、周公,协力相辅,则宗庙生灵之幸甚也!”他还特地嘱咐曹芳:“仲达与朕一般,尔日后重敬之。”(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之后,司马懿泪流满面,表示了忠诚后,曹睿宽慰地说:“这就好了,愿你和曹爽一起辅佐他。临终前能当面托付你这件事,我死也瞑目了。”又召曹真之子曹爽入卧室,拜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军事,与司马懿一起辅助嗣君。交代完毕,当下就立曹芳为太子,同一天,曹睿便病死于洛阳宫内嘉福殿,其在位十三年,当下司马懿曹爽扶八岁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

太子曹芳继帝位后,司马懿长为侍中录尚书事,与曹爽各统3000兵马,由于司马懿为四朝元老,所以曹爽在刚开始对其特别尊重,有什么事都与他商量,从不敢不专断独行,但因为手下一谋士的耳边风,他便处处提防着司马懿,终于在于景初三年二月,升司马懿为太傅,实则削掉了司马懿的军权,整个朝政也可以说都属于曹爽独有,之后,司马懿装病,一举将魏国全部歼灭。

三国历史曾有两次托孤,其中曹睿托孤正是与刘备托孤相似,刘备托孤可谓感人至极,这就是所谓的白帝城托孤,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忠臣报答明君的典范。

那是在221年发动彝陵之战后,刘备退到永安(今四川奉节)驻扎下来,不久,他便病倒了。后在蜀汉章武三年四月,刘备病危,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多长的时间了,于是他便派人到成都,请诸葛亮过来以嘱托后事。

在得到刘备的召唤后,他便成上带阒刘备的另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来到白帝城。进了永安宫,刘备叫诸葛亮坐在床边说:“自从得了丞相,我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只是由于知识浅薄,没听丞相的话,遭到今天的失败,实在后悔万分。今天我这病恐怕是好不了了,我儿子能力太弱,不得不将大事托于你。”

接着,刘备又对他说:“马谡这人言过其实,不能重用,对于他,丞相要慎重考察。”说完,刘备召集众将官到齐,拿笔写下遗嘱,交给诸葛亮。之后,刘备又一手掩盖眼泪,一手握着诸葛亮的手说:“阁下才干高于曹丕十倍,一定能办成大事,如果刘禅可以帮助就帮助,实在不行,你就作两川之主。”诸葛亮听到这话,很明白他的意思,立即哭拜在地说:“臣一定尽力辅助太子,到死为止。”说完,叩头出血,可见他的忠诚。随后刘备又请诸葛亮坐在床边,叫来自己的两个儿子刘永、刘理,吩咐道:“你们要记住,我死了以后,你们弟兄三个,都要把丞相当作自己父亲一样,不能怠慢。”说完,叫两个儿子拜在诸葛亮跟前。接着又对众将官说:“我已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丞相,要我儿待他像父亲一样,诸位也不可怠慢。”语毕,双眼一闭,断了气。终年六十三岁。

这两则讲的都是君主托孤的故事,在其间也有几点颇为相似之处:其一,将来的这个主都是无德无才,愚昧无知的。其二,受托孤之人都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领。但有所不同的是,最后的结果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司马懿可以说成为魏政权的核心人物,即使皇帝也不敢阻挠的非常之雄。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诸葛亮是勤劳而死,而司马懿则是奠定了成就司马家族的基础后欣然而死。

那为什么同样两人都具有高智商,高谋略的人会有不同的结局呢?

健康是一方面,因为与司马懿相比,诸葛亮更多的失败还是经受不住在祁山大战中司马懿的只守不攻。

其实人物的性格特点及一生也是影响他们成大事的一个方面。

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是:济世爱民、谦虚谨慎,不慕虚荣,不求富贵,安贫乐道,朴素严谨,克己奉公,知恩必报,忠贞不二,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就是他最好的例证。

在诸葛亮一生的军旅生涯中,他时刻提倡俭朴,自出茅庐,火烧博望,投身于赤壁之战,随后平定西川,进军南中,全力治蜀,六届祁山,北伐中原,后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而司马懿做人则似山中流水一般,善于柔中带刚,刚柔并济。

司马懿一生志向伟大,从小便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

在人生成长发展的路上,志向,是人前进的目标和导航,是鼓舞人们去努力拼搏的动力。唯有确定志向,才能正确的定位人生;而为志向而奋斗,就是在不断的充实人生;实现志向,就是升华人生。

志向高远与否,只要看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和行为。有的人天生就没有志向,有的人则志向卑微,有的人则志向高远。他们进步和成功的程度和也注定会有天壤之别。

志向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和激情,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以积极、主动、顽强的精神投身于生活、工作,有多大的志向,就会有多大的成就。

人生志向将决定人一生成功顶峰,这也就决定了司马懿一生的成功顶峰。

司马懿可谓功不可莫。他通过不懈的经营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而在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事实上,曹氏势力已经微乎其微,真正掌握大权的是司马氏一族,曹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而与司马懿为对手的诸葛亮在前决条件下应该说是优越于司马懿的。因为在诸葛亮未出道之前,刘备就对其尊敬有加,“三顾茅庐”,诸葛亮为刘备的诚心和谦恭所感动;刘备拜孔明出任丞相兼三军统帅,充分授权于他,给了他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而司马懿虽说是“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最后也颇得曹操的垂青,但我们都知道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即重才,又忌才,司马懿在被迫的情况下就任于曹操门下,但曹操对他并不如刘备对诸葛亮那样重用及信任,反而还因一夜之梦动起杀懿的念头,好在司马懿头脑聪明与曹操的长子曹丕玩的不错,才保住了性命。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他的智略是得不到半点发挥的余地。

费了九头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曹丕推上了帝位,而这时的曹丕也对司马懿的信任度大增,但也许是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缘故吧,曹丕好大喜功,又善战,所以这时的司马懿也不敢将自己的才华全部的施展出来,怕的就是再次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只能仍然将自己的能力隐于外形,低调做人。但智可忍心不可忍,被尊称为丞相的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

魏明帝这一时期,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则更为明显,他要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此时的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

最后,在魏少帝时期,他终于可以将所有的阻碍扫清,使基业更加稳固。

而这在其间的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刘备对其信任有加,然诸葛一生谨慎,从不敢做冒险之事,也不敢打冒险之仗,在他心里,他只想将刘备与刘备之子扶佐好就行了。他有许多次大展鸿,为已铺路的机会(刘备托孤就是很好一例)。前面我们也提到,由于谨慎,他更不敢重用大智大勇之人,在他身边围绕着的都一些与他颇为相似的谨慎之人。也因于此,他错失一次次的良机,最终将自己也将刘氏集团推入了绝谷。

总而言之,诸葛亮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物,且遇到的是一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明君;司马懿有着鸿图大志,但所经历的四代君主不是多疑,就是好战,要不就是软弱,这也是司马懿之所以冲出包围圈的其中缘由。由此,我们也可以将其评说为:人的性格与人生志向决定了人一生的成就于否。

人生可以说是一段斑斓多彩的旅程,在行走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那一条路,性格则会在人生的很多十字路口影响你的抉择,从而也就决定了你的生活之路的最终方向和人生目标的高度。一种悲情、一种心境、一种观点,其源头都是人生之性格。选择性格是就是选择了人生,培养性格就意味着改变命运。

《老子》一书讲柔弱胜刚强,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此后,蜀后主刘禅降魏。

而于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并追尊司马懿为“宣帝”;公元280年,司马炎讨伐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司马昭、司马做的只是顺应必然,而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司马懿。不错,从司马懿生前的功劳就可看出,所以说是了奠定三分基础,成就三国归晋的鸿篇巨制一点也不为过。

6.孔明一生唯谨慎,仲达成功在低调

孔明一生唯谨慎,也正是这种谨慎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为少有的能完身完名的托孤权臣,避过了多少历代带兵重臣身败名裂的结局,孔明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完人”,了他自身高风亮节的品格外,剩下的就是他的谨慎个性了。


冯玉祥

孔明的谨慎个性不是只有别人能看得出来的,就连他自己对此也是深有所悟。因此,他在前《出师表》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谨慎”二字,看似平常,其实非同小可。诸葛亮自己认为:刘备临终之时,之所以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就是因为“先帝知臣谨慎”。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对孔明评价说:“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确实如此。诸葛亮审时度势、决事用人,之所以足智多谋,甚至“料事如神”,与他的细心谨慎、思维周密是决然分不开的。

失街亭一战,开头在部署兵力时,孔明的精明谨慎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了。先说精明。首先当听探细人说:“今司马懿撤兵到长安,见了魏主,同张郃引兵出关,来拒我师也。”孔明的第一反映是大惊。很准确料定“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这是一位天才军事家的精明之处。其次,当孔明问及“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而马谡说“某愿往”时,他就对街亭的重要地位一语道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休矣”这既是对马谡的提醒,又显出孔明对当时军事形势的分析是何等准确,虽此战为败,但仍显出他足智多谋,在变化多端的形势面前高度警觉,能审视度势,未雨绸缪。马谡走后,他不放心,接连部署大将接应,街亭失守,他调兵遣将,以便撤离危险之地时,对关兴、张苞嘱咐甚细,尤其是想到派人到冀县搬取姜维老母送入汉中,这又足以表明他细致入微。


关兴

街亭失守,迅速撤离危险之地,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当然不会就此放过。因此上演了一出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

从军队上来看,明显是魏多蜀少,但一生谨慎的孔明为何会如此冒险地陪着司马懿玩空城呢?孔明这样做实是出自对司马懿的了解。他们是真正的知音,孔明知道司马懿志不在灭蜀,在代魏,进而“并吞八荒”,他的真正敌人不是孔明,而是曹魏。孔明赌的不是司马懿看不破他的计谋,而是知道司马懿在代魏之前不会把他当成真正的敌人来对待,以孔明为代表的蜀政权真正构成是对魏的威胁,这在客观上加重了司马懿在魏的作用,从而巩固司马懿的地位。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都能将空城计看透,经久战场的司马懿又怎会看不透这一点呢?他之所以要装作中计,正是因为他想利用孔明这样的善战者来钳制曹魏。而孔明也正是看透了司马懿的这一点才敢大胆设下空城计的。


张苞

孔明一生唯谨慎。在生活中,谨慎确实给孔明带来了不少好处,因为有了谨慎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发生;因为有了谨慎就可以不做许多浪费精力的事。但谨慎也不是任由你自由发挥,无所顾忌的。谨慎也需要有个度来衡量,倘若谨慎过度,就会失去许多取胜的先机。孔明的败正是由于他太过于谨慎,从而怠误了不少取胜的战机。

公元228年春,孔明出师北伐魏国,当时魏明帝曹睿在洛阳,关中守将夏侯楙是一个平庸之辈,防守空虚,一时间魏国朝野震惊。大将魏延根据这一形势,建议孔明兵分两路:孔明率主力由褒斜道攻取眉县,占领关中;魏延率一路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然后两军会师潼关,挺进中原。当时,由汉中翻越秦岭进入关中的道路共有三条:最近的是中路傥骆道,这也是魏军重兵把守之处;其次是西路褒斜道。次路十分平坦,适合大军行进。最远处是东路子午谷,沿途全是群山峻岭,地势险要。魏延的建议恰好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只要蜀军兵从天降,夏侯楙必败无疑,曹睿也措手不及,长安就会落入蜀军手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绝对不失为一条出奇制胜的妙计。可是一向谨慎的孔明,认为此计非常危险,不敢冒险用兵,答曰:“此非万全之计也。”不如出陇右来得稳妥,他所要采取的战略是积小胜而为大胜,打算先平定陇右再攻关中,最后进军中原。所以他对魏延的计策坚决不予采纳。遂西出祁山,结果马谡街亭大败。此战后曹睿命大将军曹真替换夏侯楙防守关中,加强了关陇地区的防御力量,致使孔明出陇右连遭挫折。直到公元234年,孔明才采用魏延旧计,试图从褒斜道直取关中。但此时关中已非比往日,守将已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他采取坚守疲敌的方针,不与蜀军交锋。这年八月,孔明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仗原。而他的北伐事业也就此以失败告终。

因为谨慎,六出祁山,寸土未得。除了客观原因,至少两次是由于谨慎而失去机会。首出祁山,魏延大胆提出,由自己带精兵取道子午谷直插长安,因为此时镇守长安的是笨蛋夏侯懋,不是曹真,可惜,孔明笑曰:“此非万全之计也。”不敢冒险用兵,失去战机。再出祁山,事将成,被后主疑心招回,孔明岂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不敢去担误会他谋反的风险。

因为谨慎,处处提防桀骜不驯的老功臣魏延。魏延乃有勇有谋的将才,并非无能之辈,刘备曾选拔他任汉中太守要职,而没用张飞,也充分说明这点。但这样一员大将,在孔明看来是不值重用的。因为他担心有才干的人会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在他百年之后篡权夺位。所以临死之时,事托杨仪,担心魏延据功自傲,不服天朝管,设计害死魏延,并终被扣上谋反罪名,一手泡制了三国奇冤。


张飞

因为谨慎,他事必躬亲,大事小事一手抓,虽然是鞠躬尽瘁,就没想想自己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更大的悲剧是他的人才论,宁用平庸,也不用脑后长反骨的能臣,因此孔明在选拔人才的要求上都是以谨慎以重。如蒋琬、费祎、姜维、马谡等都是小心谨慎,可以守成,难以进取的谨慎保守之人。这样做的好处是终刘禅之世,蜀汉末未出篡逆之人,但这样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力,于国、于民都大为不利,致使孔明死后再无支撑大局的人物,最终导致蜀国灭亡。

因为谨慎,孔明得以大权独揽,也因为谨慎,孔明最终落得个悲剧下场。这其间的大起大落一切都因谨慎而起,也因谨慎而结。细品孔明的一生成败,错不错在他没有找对君王,而错在他与谨慎拈了关系。聪明一世的孔明可否知道,这介于褒贬之间的谨慎,事实上经常成为一座令人无法摆脱的容器,它可以安置怯懦,收容犹疑,也可以摆平失败,容纳挫折。

就拿人的天性而言,谨慎的性格本来就是不易养成的。比如,我们大多都没有眼福看到一位以谨慎著称的儿童,这是因为儿童的天性处于向上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热切的大脑里充满着幻想或幻象。虽然他们不可能有多少成功的经验,但这些足可以让他们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从而不断地奋发进取来完善自己的思维意识,提高作战经验。同样,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也未必需要谨慎的效劳,因为谨慎固然有可能帮助他规避风险,却也更可能使他丧失稍纵即逝的成功机缘。他们知道名利场本来就是竞技场,“谨慎”充其量只是一种保本策略,而非赢家战略。谨慎是专注防守的,是不敢冒任何风险的标名签。于是,谨慎主要成了一种老年品质的性格。如遇到中年谨慎者,我们只能说他在气质上已提早进入了老年期。一个谨慎的君王,通常总是意味着猜忌和无能。没有一个大人物是靠谨慎成就功业的,虽然当大业已成,原先沉着进取的帝王也可能转而变得谨慎起来。一个谨慎的统帅通常也不会打什么胜仗,由此孔明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因为一生谨慎,从不敢冒险行事,使得自己最终失去了建立千古绩业的机会,不由得让人为之叹惜不已。

从对人生的整个布局来看,孔明的老对手司马懿就比他精明多了。司马懿一生尽现低调智慧,为了掩藏自己显示自己处处受制于孔明,他甚至开展造神运动,大力吹嘘孔明的才能,以致于有“见木像魏都督都丧胆”难道堂堂都督只有如此胆色?肯定是不会的。这便是当时的舆论造势,是司马懿为了保存势力的借口,由此可见司马懿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了。

司马懿的低调智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在前部分几乎是默默无名的,在后半部才登台亮相,其地位之高绝不亚于蜀中孔明,东吴之周喻。在曹操探访司马懿时,他也是尽现低调情雅,将曹操玩得团团转,与诸葛亮一样,至到探访三次后才悠悠出山,出山后的司马懿也只是韬光养晦担任写写记记的文职,并未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因为他深知曹操多疑善嫉,不宜显露锋芒,但他得知暗中发展的有利条件,于是献计颇得曹操的儿子曹丕的重视,当曹丕执政后他才获举兵权巩固势利上前台。曹丕虽然不像他父亲曹操那样多疑,但他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自己却是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依然显得格外低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丞相一职,对司马懿而言,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发展平台了。

在他为相期间,其立身行事的特长,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正是这些特长帮助他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司马懿年龄为四十七岁。在曹丕为帝的七年时间里,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但在这七年里,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

曹丕死后,忠于曹氏家族的猛将和谋士相继或阵亡或病故,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后任命司马懿为带兵的将军。曹睿临死前摹仿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将八岁的儿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曹爽。


吴?神人车马画像镜

当曹芳继承帝位后,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了。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为此,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见此情景,司马懿不忍无可忍了,他怎会让曹爽的胡作非为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半个江山毁于一旦呢。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从那以后,魏国的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懿,曹魏政权实际上已经全部由司马氏家族所掌握,至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最终顺理成章的完成了“三国归晋”的大业。

司马懿由低调开始,即而打败了曹操、孔明这样的大智者,又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得完美无瑕,即而又低调地老去,而他的后代却在低调中爆发,成为千古一帝。


司马炎

低调究竟是何物让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做出如此不平凡的事迹?低调真正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低调,原意是指,低声调。也被喻为是悲观、消极的论调。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弊和利。把低调这一观点放在人生的各个层面上来具体分析,又能射折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低调是一种隐忍术。低调做人的人,通常能忍外迫忍内欲,他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基本的生存,更有长久的发展与进步,哪怕前进极其缓慢,但机会永远都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低调是不与他人所争,是回避。“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对一些没必要、不值得你去争去抢的事,低调就是最好的选择。能舍则舍,能弃则弃,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但往往有时割舍掉一些小的利益,从而能换取更大的利益,维护更大局势的平稳。这些永远都是低调者的至高境界。

低调是多思考,少说话,多安静,少表现。低调者明白,爱抢风头的人,永远都是那些嫉妒者的最先瞄头,容易产生矛盾和公愤。另外低调者更清楚,过多地暴露自己是不明智之举。如果你多保持安静和沉默,别人轻易摸不透你的深浅,断然不敢随便小瞧你,相对而言,反而更多的尊重和机会也会属于你。

低调是内敛,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大隐者,是不显能,不露富的大强者。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人到处向别人说自己会什么,有哪些能力;认识多少人,能办什么事;挣了多少钱,银行几位数……当时洋洋得意,可接踵而来的就是旁观者所预料到的麻烦。

低调是不攻,攻击性过强的人,往往到处都有他的敌人,大事小事都像好斗的公鸡一样,或者口无遮拦,或者威胁恐吓,甚至大打出手,总之要给对手以最大程度的打击和伤害,认为这样才能出气解恨,这样才能使事态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这样做也许你会占一时上风,但长远看来,遭人报复是早晚的事。

低调的方式基本趋向于阴柔,与太极极为相似,都是主张以柔对刚为主,就像被一块巨石压住的小苗一样,它并没有被毁灭,而是在巨石下弯曲成长,终有一天,它将会避开巨石,成为参天大树。

低调做人,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智慧,一种谋略。在这一方面,除了司马懿发挥得淋漓自致外,清代名臣曾国藩也可谓一大典范。曾国藩曾说过:“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其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夜晚好比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的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沧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人的生命无比短暂,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的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广阔,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却非常之小,那么遇到名利的事情,就会主动避让三分,恬淡处之。知道古往今来的著述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那么就不会再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夸,应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大的功业。”


曾国藩

曾国藩的意思也是要做人低调。低调不等于卑微,低调不等于沉默,低调也不是假深沉,低调更不是故弄玄虚。低调的人,能够暗蓄力量、悄然潜行,在该出手的时候出手,一击即中,旋即又恢复平静。低调不是让你低俗,低弱,而是让你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节奏,在突发事件面前能镇定自若,保持低调积累的心态,从紧张而又复杂的局面中找出有利于己的因素,化解危机。

低调的生活,低调的做人,低调没有先后之分,却并非没有高下之别。司马懿低调成就了他的完美人生,成就他的智者称誉。

7.司马懿教子有方,诸葛亮后继无人

在大多数人眼里,司马懿的出场都是负面的。其实,司马懿是三国中最杰出的人物。从计谋才智上来说,诸葛亮是三国中的巅峰之人,但到了中后期,司马懿是唯一可以与诸葛亮抗之人。诸葛亮七出祁山就表现其全部的军事才能,但每次都被司马懿挡在渭河以南寸步难行,最终结果是司马懿取得了胜利。

因此,在三国的各谋略人物中,司马懿可以搏得一个不亚于诸葛亮的地位,而其后晋朝的建立,更是对司马懿谋略的认同。最终还是司马氏统一了全中国,过程虽是你方唱罢他登场,但司马懿作为一个后起之秀,能博得此结局,固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其中,不如说对其各种因素的运用和把握得恰到好处。

同样,司马懿的家庭子嗣在三国中也是可圈可点的。遍视三国,名将之子很少有像其父辈一样出名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父辈出名,其子少经磨难,难成大器。但司马懿教子有方,二子司马师和司马昭,除了博览群书,更难得的是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亲历磨难积累经验,加之二子自幼雄心大志便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因此,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家族终于取代了曹魏,并统一全中国,建立了晋王朝。

在这里,先说一下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司马师,字子远,沉着坚强,且有雄才大略,与夏侯玄、何晏齐名。魏景初年间,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曾与其父司马懿谋划诛杀曹爽,以功封长平乡侯食邑千户,旋加卫将军。司马懿死后,被魏主曹芳封为大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司马师独揽大权,与其弟司马昭共专朝权,上朝可以带剑,有事不必禀报,朝臣一切奏事,均经司马师过目,并可以随意定夺是非,不必启奏魏主。在此,他制定选拔官吏的法规,命百官推荐贤才,整顿纲纪,任命文武大臣使各有职掌,朝野肃然。视魏主如小儿,视百官如草芥,每次魏主曹芳见司马师上朝,犹如坐立针毡,战战兢兢,形如傀儡。


司马师

吴太元元年秋,当司马师得知孙权病亡,太子孙亮继位的消息后,便令征南大将军王旭领兵十万攻南郡,征东大将军胡遵领兵十万,征南都督毋丘俭领兵十万,令弟司马昭为大都督,总领三路军马,兵分三路进攻东吴。大败吴太傅诸葛恪于新城。后来,司马师以曹芳“荒淫无道,亵近娼优,听信谗言,闭塞贤路”为由,废曹芳,贬为齐王,白连绞死张皇后;又杀中书令李丰,光禄太夫张缉,太常夏候玄三人,灭其三族,继而立高贵乡公曹髦新君,改元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这时的司马师持大将军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带剑上殿。次年,司马师亲率兵平定毋丘俭、文钦之乱,途中病死。

次子司马昭,被世上视为篡夺皇位的奸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大家描绘那些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口头禅。其实,司马昭为统一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的作用可与曹操相媲美。


司马昭

司马昭,字子上,曾任新城乡侯、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司马昭有卓越军事才能,屡立战功。魏正始五年随大将军曹爽攻蜀,兴势之战受挫之时,劝曹爽急退,并奋勇断后,使全军免遭覆没。正始十年,随父及兄司马师发动兵谏,使司马氏得以独专朝政。继升安西将军,屯关中节度诸军,转任安东将军后,镇许昌。及曹髦称帝,参与制定政策,进封高都侯。正元二年,任卫将军,不久司马师病逝,进位大将军兼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并辅政。甘露二年,诸葛诞据淮南再次作乱。司刀昭闻变,当机立断,率军26万东征叛将诸葛诞。由于诸葛诞镇守的寿春是曹魏的军事重镇,城防极其坚固,再加上诸葛诞位据方面,握有重兵,又有吴军为援,故欲取胜,绝非容易。司马昭根据这一情况,制订了围而不攻、使其坐毙的作战计划,认为“寿春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因此他决定“坚守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也,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果然,司马昭的这一战略方针了取得了成功,吴国的援国被司马昭击败退归江东。诸葛诞外无救兵,内乏粮草,寿春成了一座孤城。这时,司马昭又乘机展开了攻心战术,他遣廷尉何祯“使淮南,申明逆顺,示以诛赏”,以瓦解叛军。又行反间计于驻守在城中的孙吴将领,结果吴将“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

这时的叛军内部在司马昭的重兵围困下发生了内讧,诸葛诞杀死同党文钦。钦子文鸯、文虎走投无路,请降于司马昭。文钦是司马氏政敌,其子投降后,“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但不杀,反而“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叛军见“文钦之子犹不见杀”,纷纷投降,已呈土崩之势。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发动猛攻。诸葛诞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淮南悉平。

景元三年,根据吴蜀地理形势和蜀汉边疆无备的状况,定下先灭蜀汉再顺江灭吴的战略决策。次年遣将军邓艾、钟会等一举灭蜀。魏帝为表彰其功德,封为晋公,享太原、上党等10郡之地,后为晋王,又增封10郡。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继承了曹操的事业,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咸熙元年,挟魏帝西屯长安,遣中护军贾充领军镇汉中,威慑成都,平息了钟会叛乱,不久进爵晋王。

司马懿作为三国杰出的人物之一,不但具备了杰出人才所有智商和情商,而且还培养出了杰出的下一代,使其家族后继有人。联系现在,就一个团队而言,接班人的培养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没有合格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后继乏人,一旦创业者倒下,前人开创的事业很可能就会毁于一旦。正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大抵都是接班人出了问题而造成的恶果。因此,一个企业、一个单位,要想长治久安、发展壮大,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才是最基本的条件。

现实生活中,只要一提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一提到“事必躬亲”这条成语,就会使人不禁想到诸葛亮,诸葛亮做事是非常细致、周到,大到军国大事,小到对违反军纪的士兵打几军棍都要由他定夺。当诸葛亮“鞠躬尽瘁”、“事必躬亲”的时候,蜀国的君臣们在汗流浃背的丞相后面闲站着,几乎没有必要思考问题,也没有机会独当一面。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遇到事情了就去中军帐下报告请示,然后耐心地等候在一旁。诸葛亮也不跟他们商量讨论,只是略作思索,挥笔写下几条妙计,封在锦囊中,让部下恭恭敬敬地捧走,不慌不忙地依计而行,最后总是丞相料事如神,结果大获全胜。这样,诸葛亮就成了蜀国这座大厦上唯一的一根大栋梁,蜀国的君臣将士们都依靠在他的身上,只懂得敬仰和服从,不知道独立思考、自力更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诸葛亮身上的重担异常沉重而无人替其分担,也就直接导致了其因劳累过度的英年早逝;另外一个后果是由于诸葛亮事无巨细的管理国事而手下众人未能得到锻炼机会,从而导致诸葛亮身后蜀国治国人才的极度缺乏,也就是说在接班人问题上诸葛亮缺乏战略眼光,甚至是失败的,这也是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短命的原因。

因为有诸葛亮,刘备死后,刘禅对军国大事一概不问,因此被人们称为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因为有诸葛亮,满朝文武都习惯于“依计行事”;因为有诸葛亮,蜀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荒,因此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文臣武将,大多庸常,堪当大任的人才严重匮乏,即使是深受诸葛亮倚重并被诸葛亮确定为接班人的姜维,也只不过是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诸葛亮的意思,严格遵照诸葛亮计划办事而已。


姜维

“事必躬亲”,这种态度看起来让人钦佩,但事情不论大小缓急,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责任范围,都一律亲自抓、亲自干,只会打击下属之人的积极性。再说,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要想完成一项大的事业,必须得依靠他人和后人。如果一个企业或单位,全靠一个领导者的奋斗,一旦独木不支,势必大厦将倾,那么这个国家注定就会崩溃。

如果诸葛亮在管理国家时,只管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把一些杂务交与旁人,这样即减轻了自身的负担也不至于干扰对一些重要事务的处理,又使众人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那么,蜀国也不至于出现在诸葛亮身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怪事了。


廖化

聪明绝顶的诸葛亮,想通过“事必躬亲”之途来取得成功,但却反遭致身亡国破之祸。在《汉书?丙吉传》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暮春的一天,丙吉外出,遇行人斗殴,其中一人头破血流,横尸路边,其状甚怖。丙吉却不闻不问,驱车而过。然而当看到老农赶的牛步履蹒跚气喘吁吁时,却马上让车夫停车,令随从去问缘由。下属不解,问丙吉何以如此重畜轻人?丙吉回答说:“丞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所关心的应当是国家大事。行人斗殴,有地方官处理即可,无需一国之相亲理,我只需适时考察地方官的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就可以了。而问牛的事则不同,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应该太热,如果那牛是因为天太热而喘息,那今年的天气就不太正常,农事势必会受到影响。丞相的职责是调和阴阳,顺应四时,对于阴阳失和、气候反常感到担忧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才停车询问。”下属听了,十分佩服。

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意思就是说在什么位置就应行使什么职责,不能越权越位。毕竟一个人的体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往往小事管得太多,大事就顾不过来;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也是有限的,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患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一个合格的、称职的领导者,不仅要时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更应该知道对自己的下属要因人而用;不仅要时刻注重发挥个人的作用,也要时刻注重调动和发挥下属的积极主动性,以形成群体合力,创造一个发现人才、让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机制。对此,汉高祖刘邦深有体会。他曾说:“夫运筹帷幄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自斩白蛇起义,直至亡秦、灭楚,之所以能一统天下,建功立业,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刘邦有从全局着眼、从大处着手的眼界和胸襟,有识人、用人的慧眼和方略。作为一个领导者,只要掌握了一批人才,并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也就奠定了事业成功的基础。

俗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棋遇对手妙招多”。战争中,诸葛亮不幸也有幸遇到了对手司马懿,孟达事泄被杀,诸葛亮多次用计不成,这皆拜司马懿的智慧所赐。两个人演绎着一场伟大而充满智慧的战争,最终,诸葛亮输给了司马懿,先司马懿而告别了人世。死后的诸葛亮只留给刘禅一个姜维,而司马懿后继有人,培养出了自己的下一代。


第三章 从不露锋芒到锋芒毕露

——司马懿躲避锋芒,与对手的耐力大比拼

三国中,司马懿毕竟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因此在司马懿的前期,作者不得不作些必要的描写,以给读者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从而为其后期建立的丰功伟业做出含蓄的预示和合理的铺垫。所以,司马懿虽在前期出场不多,但每次的出现,都是在一定的关键时刻,而且发挥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

1.屯田积谷,经国远筹

年轻时期的司马懿就显示出其非凡的才干,那时,冀州别驾崔琰非常欣赏他,并对其史司马朗说:“令北聪明果断,有胆识,有无微不至,非您所及呀!”当时的曹操刚打败袁绍,急需人才,听说司马懿的才干,便想征聘他出来做官。当时的司马懿也知曹操是个英雄,将来很可能会扫平天下;但又觉得曹操出身低微,则自己乃名门之后,实在不愿意屈节侍奉他。考虑再三,决定再观望一下。但他又不敢公开拒绝曹操,便假说自己患有风痹症,起居不便,不能出来做官。


曹操

但向来警惕的曹操马上怀疑司马懿是在有意推托。于是,便秘密派人在夜间前去察看,司马懿得知此消息后,便整日整夜躺在床上。曹操派的人拿刀走向司马懿的床前,司马懿也依旧坚卧不动。曹操这才相信了司马懿确实是患了风痹症。于是,司马懿做官的事,也就暂且搁在了一边。一天,司马懿发现家中的藏书发霉,便叫人把霉书摊在庭院晾晒,不料突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大士雨倾泻而去,爱书心切的司马懿一进忘了自己还在装病,马上从床上跳下来,去抢收书籍。正在手忙脚乱之时,被家中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夫人怕这件事透露出去招惹大祸,便狠心亲手把那个婢女杀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凡是有碍司马懿的事情,司马懿都会毫不手软的去做,而这也正是他取得伟业的一个重要标向。

208年,做了丞相的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又想起了司马懿,决定再次征聘他。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时的曹操也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于司马懿装病的消息,这次,他决定:如果司马懿再不应召,就把他抓起来。


孔融

虽然司马懿也知道曹操爱才心切,但却不能容忍恃才傲物、不肯亲附自己的人。孔子二十世孙、大名士孔融因瞧不起曹操,就被“违反天道、败伦乱礼”的罪名处死了;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杨修,也因“恃旧不虔”而被曹操处死。这时的司马懿也害怕被杀,只得乖乖离家应召。司马懿应召后,被任命为丞相府的文学掾。这时的司马懿也亲眼看到曹操有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并且有了异常雄厚的实力,他也就施展自己的才智,努力做好与自己职责相关的事情,因此,深得曹操的赏识。不久,就被曹操任命为主簿,担任总管相府的一切事务,并让他和其子曹丕游处。因此,司马懿和曹丕相处很好,私交甚厚,并为曹丕所倚重。


曹丕

这时司马懿的才能在曹操在世时就已显露出来,他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建议曹操改变屯田的方式,实行“且屯且守”的军屯。建安二十三年,已升为军司马的司马懿向曹操提出了实行“军屯”的建议。他说:“昔箕子陈谋,以谷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20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戍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曹操欣然采纳。在此,司马懿认为二十多万军队不耕而食,不是久远之计,由此建议役使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军屯,以保证自给若干食粮。齐王芳正始年间(齐王于公元239年即位),司马懿督师伐吴,“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邓)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邓艾建议:“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三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按照他的打算,六万人屯垦,每年除开支外尚可积军粮五百万斛,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这个建议后来为司马懿采纳,随后就出现了“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的有利局面,进一步强化了对东吴的军事压力。后来,魏国仅在淮河流域就有六万士兵屯垦,全国军屯的规模想必不小。这个时期的军屯,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巩固边防或军事上的需要,临时的或比较长期的军屯,这一类军屯多建立在与蜀、吴对峙的地方;另一种是军事长官带领士兵在驻守地所建立的军屯。军屯的劳动者称“田兵”或“士”,管理的大约就是领兵的军官。在前一种军屯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归入军仓,士兵们以支饷方式领取自己的生活用品。在后一种军屯里,士兵大都带有眷属,参加生产的既有士兵本人,也有家属,产品的分配方法和民屯差不多。《晋书?傅玄传》说:“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军屯的和产效率要高于民屯,特别是淮南军屯,军屯成为晋朝灭吴的重要经济基础。

因此说,当时的民屯为战乱时期毫无安全保障的农民提供了相对太平的生产环境,也将因战乱闲置荒芜的土地重新开发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农业恢复了生产,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而军屯则解决了驻扎于边境的曹魏大军的吃粮问题,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大军的动员能力,免除了“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的负担。

此后,司马懿还不断地强调劝农积谷的重要性,并具体领导了发展军屯的事宜。正始三年三月,司马懿奏请修广漕渠,引黄河水人汴,灌溉东南诸陂,开始在淮北大兴屯田。广漕渠300余里,溉田2万余顷。一年后,司马懿又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灌溉颖川南北诸陂万余顷。自此,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仓庾相望,自寿阳至京都洛阳,百姓屯田与军队屯田连成一片,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淮河流域与东吴接壤,司马懿在这晨大规模屯田,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意义。在当时经司马懿的努力,每年可得军粮500万斛。曹魏经过几十年屯田,魏国的东南边防得到了巩固,使东吴无懈可击;此外,使得原本破坏严重的北方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相对的发展。董卓乱两京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千里无人烟景象渐渐得到抚平,并为晋统一天下打下了物质基础。这不能不说是司马懿的功劳。

“屯田积谷”说明了司马懿灭贼之要在于积谷的思想。他曾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主张大力开展屯田,进行积谷,为战胜蜀、吴奠定物质基础。司马懿曾先后三次推动曹操采取屯田积谷行动。第一次,在建安后期,当孙、刘矛盾开始表面化时,他向曹操提了一个既养兵、又增粮的建议,并让过去太师箕子(纣王之诸父)献谋,以粮食为首谋。现在天下不从事耕种的大约20万人,这不是经国的长远打算,尽管战争还没有结束,也应该边耕边守。建议被曹操所采纳,于是务农积谷、国用充足。第二次是在魏明帝时,在陇石无谷、难以抵御诸葛亮进攻时,司马懿主张抓紧诸葛亮不来进攻的三年时间,从冀州迁移农夫到战区屯田。在他的推动下,陇右通过屯田,储备了充足的军粮。第三次,是在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魏国企图在邻近吴国的扬、豫一带拓广屯田储积谷物,令尚书郎邓艾前往考察。邓艾建议在两淮以5万人屯田,作为灭吴准备,此建议得到司马懿的大力支持。


邓艾

两淮屯田是魏国规模最大的屯田,这时的司马懿把积谷的地方看作必争之地。当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出武功,屯兵渭南。魏国众将企图防御于渭北,但司马懿鉴于百姓积聚在渭南,不听众将意见,依然渡渭水,在渭南背水屯营,认为积谷所在之处,也是同敌人争夺的要点,绝不能轻易让积谷落入对方之手。

在作战中,司马懿经常把军粮的多少来作为决定速决还是持久作战的重要根据。在军粮敌多己少时,主张速决,以便在军粮用尽前结束作战。比如,当获悉部将孟达企图叛魏而决策未定时,按规定司马懿发兵平叛应当上表天子批准;但司马懿驻在宛县,距洛阳800里,距孟达1200里,如请示天子,往私返的时间则需要一个月;于是,他机断行事,不经请示,倍道兼行,8日到孟达城下,16天后攻入城中,速战速决,从而平定了孟达的叛变。之所以如此,他是考虑到孟达兵少粮多(粮食可支持一年),而自己的将士多于孟达四倍,但粮食不足一个月;因此,在此情况下,他不经请示,不计死伤,同粮食展开了竞赛。

如果在己多敌少的情况下,他就会主张持久,把敌人拖到兵疲粮尽。当诸葛亮在北伐时,魏明帝认为诸葛亮军远入,利在急战,每令司马懿持重,静观蜀军之变。但司马懿却坚决维护并执行持久方针。他认识到,在作战上,自己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可利用诸葛亮粮食困难的弱点,坚壁不战,迫使对方粮尽退兵。对此,他接受诸葛亮赠给他的巾帼服饰,忍受敌人暗示他不是大丈夫的嘲笑。在围困襄平公孙渊的作战中,鉴于敌众己寡、敌饥己饱,围城工事未合拢,他不怕持久,只怕敌人逃跑,主张利用敌人凭恃兵多雨大、不肯束手就擒的心理,不进攻,佯示无能,以防止敌人决策逃跑,等到雨停围合、城内进一步饥困以后,再挥军攻破襄平。

“屯田积谷,经国远筹”是司马懿从“不露锋芒”到“锋芒毕露”的表现,也是他作战思想的一种重要体现。这一思想不仅在作战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他以后建立丰功伟绩做了合理铺垫。

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要做到不露锋芒,不仅要有效地保护自己,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鲜花盛开娇艳进,不是立即被人采去,就是衰败的开始。同样,人生也是如此,当你志得意满时,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这样你就会被别人当成靶子打。因此,无论你的才智是如何出众,也要谨记:不要抒自己看得太过于重要,更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救国济民的圣人君子,收敛起你的锋芒,掩饰起你的才华。


杨修

前面说道,杨修因“恃旧不虔”而被曹操处死。这就是因为杨修太过于展露锋芒,过于显示个人才华,最终在行军打仗中被杀。曹操平汉中后,想继续讨伐刘备,又难以推进;想守住汉中,又难以防御持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曹操心中烦躁犹豫,偶说“鸡肋”二字,于是,杨修就让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这时,夏侯惇问怎么回事,杨修说:“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后来,曹操以杨修造言乱军心之罪将其斩之。

在此,关键是杨修的聪明过了头,把撤军这种事关全局的大事用负面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了。殊不知,即便曹操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曹操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因为话一出口,就会扰乱军心。但聪明过头的杨修却一张嘴就说出来了,只恐怕是他在平日里锋芒毕露惯了,以至于在不分场合和环境下,在他人不解的情况下,把自己知道的事说出来。


夏侯惇

当曹操宣夏侯惇和杨修同罪时,有人替夏侯惇求情,却无人替杨修说话。最后聪明反为聪明误,最终因才丧命。这也说明了杨修有才却不善于把握,恰恰又被才气所害。聪明的杨修把自己的才智大多用在游戏文章和争强好胜上,屡屡在一些小把戏、小策略上出风头、露头角,但在整个人生大计上,不明智也不聪明。

而曹操的军师荀攸却与杨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荀攸虽为曹操出了很多奇谋,但从不自炫其功。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是荀攸的计策。曹操曾称赞荀攸说:“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智可及,愚不可及。”又称:“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二人的才华机智,荀攸未必是杨修的对手。在三国传记中,并未见荀攸有任何语言才华、文章争胜之事,但荀攸却是小事糊涂,大事聪明。他为曹操出十二奇策,但从不倨功自傲,甚至旁人都不知道是荀攸出的计策。要曹操特意说明:“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因此,曹操对荀攸一直敬礼有加,荀攸生病,曹操特派大儿子曹丕探望,并拜于床前。


荀攸

联系现实生活,时时展露自己的锋芒,在一些小事上出风头,争强好胜,对自己并没有好处。当你锋芒太露时,容易抬人陷害,虽容易取得暂时的成功,但同时又意味着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杨修就是一例)。尤其是在三国纷争的年代,倘若你过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所以要想永为人师,最佳的方法就是深藏你的拿手绝技。

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才气纵横。独裴行俭说:“士先器识,后文艺。勃等虽有才华,终嫌浮露,怎得安享禄位?”果然王勃渡海坠水惊悸而亡。照邻患恶疾而自尽。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不知所终。最后,善终的只有杨炯。但杨炯虽然幼时聪敏博学,善文章,十一岁即被举神童。也被时人评为“恃才简倨,人不容之。”可贵者,胆识也。虽有才华,未可尽露。遇小事则让,遇虚名则避。与人争,得饶人处且饶人。

因此,当面对那些强大的对手时,收剑锋芒,才能清醒冷静地认识自己,只有充分了解了自己,才能在一些重要的大事上蓄势待发,成为真正的明智之人。正如司马懿一样深知曹操的多疑性格,才“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而提出“屯田积谷,经国远筹”的想法,这也是司马懿初展锋芒的表现。

2.利用矛盾,乘虚而入

当一个人的机会和权势不如人意时,只有低头退让。

低头退让不是一味消沉,而是让你借此让来磨练自己,取得休生养息的时间,以图重新再起,正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在前期一直默默无闻,在后期才逐渐显现出他的才能。也可以说,在曹操当权时,司马懿选择了蓄华敛芳的策略,在明哲保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历练自己、完善自己,同时等侯时机、蓄势待发。

然而,司马懿虽在前期出场不多,但每次出现,都被设置在一定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作用。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于沔阳登坛受贺,进位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知玄德自立汉中王,大怒曰:“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便想起倾国之兵,亲往两川征讨,欲灭刘备而后快。而此时的司马懿在深入分析了蜀吴之间外密内疏,因争夺荆州“彼此俱有切齿之恨”的矛盾关系之后,建议曹操不必急于出兵,而是利用孙刘矛盾,联吴击蜀。

在此,孙权和刘备在争夺荆州方面有什么“切齿之恨”呢?

在东汉末年,荆州在军阀混战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些有力量的军阀都想占领它。建安五年,鲁肃就曾对孙权说:“荆楚与国邹接,北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因,沃野万里,士民殷实,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建安九年,沈友又向孙权建议“陈荆州宜取之计”。建安十三年,富于又建议孙权图荆州。而这时的刘备也想夺取荆州,但在赤壁之战前,孙权和刘备谁也没有达到占领荆州的目的。


赤壁之战遗址

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后,按理说孙权完全可以实现占有荆州的宿愿,但却被刘备捷足先登了。正当孙权的主力与曹操的留后部队作战时,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紧接着刘备带兵南循,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太守投降。这值时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不久,“(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而这时的刘备则用行动向远近宣布:我占有荆州四郡,我是那里的统治者。紧接着,刘备又接受庐江雷绪率领数万部曲归附。如此一来,刘备的实力比赤壁战前就大大增加了。赤壁战后不久,刘备一方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治团体,在荆州顺起,与孙权并驾齐驱。面对刘备团体的变化,是孙权不愿看到的。虽然这已成事实,但孙权仍不甘心,便千方百计想把刘备扼杀在荆州,或挤出荆州,不容许再壮大发展。从此,孙刘两家围绕着荆州四郡展开了明争暗斗,这时两家的矛盾也渐渐产生。

面对刘备的实力的增长,孙权“进妹固好,”表示拉拢。很显然,孙权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目的在于控制、软化刘备。唐代诗人吕温《刘郎浦》诗说:“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屋黄金。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这首诗就说破了孙权“进妹固好”的政治目的。这时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这时,孙权一方认为这样做还不够,就施出了第二招枣逼。后来诸葛亮回忆刘备在公安时的情况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孙权逼迫之层,刘备处境之难,可想而知。建安十五年,刘备为了改善与孙权之间的关系,只好亲自去京口(今江苏镇江)而见权,“绸缪恩纪”。“绸缪恩纪”四字包涵着刘备的无限苦楚。

面对此行,刘备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到京口时,周瑜、吕范主张趁此机会将他扣留。周瑜向孙权上书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居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徒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使如瑜者挟其攻战,大事可定也。显然,周瑜对刘备的态度很鲜明:(1)视之如附庸;(2)“徒备置吴”,使刘备部曲群龙无首;(3)用武力挟制关、张。总之目的是要消灭刘备。

但事实,周瑜的主张却未能实现。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当刘备离开京口时,周瑜又向孙权提出夺取益州的建议。周瑜的取蜀方案,是要把刘备排斥在外,不让其参加。如按计划完成,则出现曹、孙争衡的南北对峙局面,刘备一方则降为“国中之国”,其前途就不卜自明了。

当孙权接到周瑜的建议后,经过磋商,作此修改,决定邀请刘备共同取蜀。虽后一方案优为前一方案,但对刘备来说,仍是一个圈套。双方共同取蜀,刘备必须派出主力或相当数量的部队,而且孙权要求刘军为“先驱”,自然孙权部队为后继,雁行而进。孙权的这一打算,一可把刘备的主力或相当数量的部队调出荆州,借以削弱刘备荆州的力量,易于挟制;二则刘备军队在前面攻坚,必会造成重大消耗,如此,就可削弱刘备的实力;三则孙部在后面收地,就可轻而得到益州、汉中。走到这一步,便“一统吴、楚”,刘备在荆州的余部也就一统在孙权之中了。同时,孙权的使者还说:“雅愿以隆,成为一家。诸葛孔明母、兄在吴,可令相并。”很显然,孙权这是要分化、吞并刘备。但刘备一方也看得很清楚,便对联合取蜀之约,用好话搪塞,借故不行动。孙权迫不及待,立即调兵遣将,克期进发。刘备亦部署兵将,阻挡孙军西进之路。这时,周瑜已病死,又遇到刘备的坚决抵制,孙权也只好把取益州的计划搁置起来。

建安十六年,刘备拒绝了东吴要求联合出兵攻打刘璋的要求,独自拥兵入蜀,打起了同宗刘璋的主意,建安十九年夏,刘备攻克雒城,刘璋随即出成都投降。二十年,孙权见刘备已经得到益州,要求刘备归还借去的荆州,刘备拒绝。于是双方在荆州大打出手,只是因为曹操攻入汉中,进逼刘备新得的益州,刘备才和东吴讲和。双方以湘水为界分荆州而治。孙权无奈地看着昔日依附自己的刘备日益强大且开始威胁自己的安全来,后悔当被没有采纳鲁肃的意见把土地借给了刘备。


赤壁之战战争结局示意图

经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孙、刘两家自赤壁之战后就开始产生了矛盾,并且又迅速紧张起来。司马懿看出孙刘两家的矛盾,因此建议曹操联吴攻蜀。首先说服孙权攻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回救,待其首尾不能相顾时,再出兵取汉川。司马懿的这一策略有很深的见地:联合孙权共同攻打刘备,既能使刘备遭受重大打击,又可以节省自己在兵力、财力和物资方面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使孙刘反目,免去了以倾国之兵入蜀作战时孙权与刘备联合,乘虚而入,使曹操首尾难顾,陷入两线作战危险境地的后顾之忧,可谓事半功倍、一举三得。因此,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这一建议,马上派满宠出使东吴,“权以宾礼待宠”。宠呈上操书,曰:“吴魏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致生衅隙。魏王差某到此,约将军攻取荆州,魏王以兵临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侵。”

满宠表示了曹魏修好之意,孙权召众谋士商议。顾雍认为“虽是说词,其中有理”,建议一面约会曹操,一面探云长动静。诸葛谨当时表示愿往为孙权世子向云长之女求婚,“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孙权知道是计,仍用联姻的办法加强吴蜀联盟并试探关羽,当诸葛瑾出使荆洲说明来意——为孙权儿子求婚时,关羽大怒,喝道:“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并吩咐左右逐出了诸葛瑾。没给孙权和诸葛谨一点面子。当时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反复叮嘱关羽,要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但关羽对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瞧不起东吴,也瞧不起孙权,致使吴蜀关系紧张起来。如果当时关羽放下高傲的架子,认真考虑一番,利用这一良机,进一步巩固蜀吴的联盟,将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关羽竟然狂傲地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嫁就不嫁嘛,又何必出口伤人?试想这话传到孙权那里,孙权的面子如何吃得消?又怎能不使双方关系破裂?最终使荆州陷于南北夹击的境地。


关羽

同年秋,关羽乘孙权进攻合肥、曹操带兵在关中之机,发动了北攻襄樊战役。从战争时机的选择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进攻襄樊之初,也没有放松对荆州的防守。当时驻守襄樊的曹军由曹仁统率,曹仁命将军于禁、庞德等守屯樊城以北一带。关羽利用下大雨汉水猛涨洪水爆发的有利天时展开进攻,活捉于禁斩庞德,攻占襄阳围樊城,取得了水淹七军的大胜利,使樊城成为被关羽重重包围、孤立无援的一座危城。关羽的胜利,促使许昌以南群盗起来造反,成为关羽所属势力,与关羽遥相呼应,并推动许昌内部的反曹力量密谋反对曹操。关羽“威名大震,华夏皆惊”。这时,曹操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在这关键时刻,司马懿又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大计,本无所损。今孙、刘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差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围自解矣。”司马懿的建议再一次得到采纳。


水淹七军

当日关羽大骂:我虎女岂能嫁给他犬子!关羽对孙权如此蔑视,孙权自然不会对关羽有什么好感。当关羽进攻襄樊时,孙权表面上公开召吕蒙回去治病,暗中加紧策划袭取荆州的办法。吕蒙推荐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心计的年轻书生陆逊接替他职务。

陆逊上任到陆口,马上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表明自己才疏学浅,担当此任实在是勉为其难,进一步麻痹关羽。关羽果然上当,对东吴不再存有疑心,撤一部分防守兵力去围攻樊城。正在这时,关羽由于得到于禁军队数万人后粮草不足而擅自收取孙权湘关的粮米,这件事成了孙权决定出兵袭击南郡的导火线。这时的孙权为了取得曹操的支持,在出兵袭击关羽前秘密写信给曹操,请求曹操允许他讨伐关羽,并请求不要把消息泄漏出去,使关羽有所防范。曹操跟部下商量结果,决定一方面答应给孙权保密,一方面把他泄漏出去,于是将孙权书信射入樊城和关羽驻军之中。当时曹操派出的援军还没有到达樊城周围,城中将士得知此信,士气倍增,同心固守。关羽获知这个消息后,对是否放弃包围回救荆州,一时犹豫不决,他认为自己的后方防守坚固,樊城已指日可破,不肯丢掉这个机会。


水淹七军——汪国新作品

这时,吕蒙为孙权方面的最高统帅,率兵向荆州进发。到接近荆州时,把精兵埋伏于船中,招募一些百姓摇橹,令将士化装成商人,昼夜兼程前进,把关羽设在江边守望的官兵一个个抓了起来,在一点风没有透露的情况下到了南郡。这就是著名的“吕蒙白衣渡江”。这时,关羽一方守卫公安的将军傅士仁、守卫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由于对关羽前线的军资供应未能全部到达曾受到关羽的责备,关羽说过回去以后一定要治罪,怕关羽回来后处分他们,在兵临城下之时,先后投降了吕蒙。吕蒙在袭取荆州成功后,十分注意收买人心,发布军令不准骚扰百姓,不准在民间索求财物,违令者斩。此外,吕蒙还在早晚派出身边的人慰问和抚恤老人,给他们送衣送粮;对得到的关羽及其将士们的家属一律给以抚慰,照顾得比关羽在江陵的时候还要好。这时的关羽本想守取樊城再回救荆州,但曹操的援军已到。紧接着,跟曹军前锋徐晃的交战失利,包围圈被打破,只得撤走,而船只仍据守在沔水,去襄阳的路又隔绝不通。在得知失守后,再立即向南撤退为时已晚。虽然曹操下令不让穷追,对关羽采取“存之以为权害”的策略,但关羽已没有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夺回荆州。特别是当关羽派到江陵打听消息的人回来相互传告,得知家中平安,所给待遇比以前还好,军中更是斗志丧失殆尽,军士们纷纷离散。关羽北攻襄樊,刘备远在汉中,鞭长莫及。据守上庸(今湖北竹溪县)的刘封、孟达本可接应一下关羽,但他们按兵不动。关羽自知已陷入孤立穷困的境地,西走麦城(今当阳河容),最后只剩下10余骑朝南漳方向逃跑。并于同年十二月,被孙权部将潘璋部下马忠,在章乡(今远安)擒获,与其子关平等一起被杀。

可以看出,关羽守荆州前后有10余年,平时在防守上并没有出现明显差错,但在樊城之役中,集中暴露出他刚愎自用、骄傲自大等性格上固有的弱点,在处理同东吴的关系上反映出他政治上缺乏远见、外交上不善应对等武夫式的通病,到头来终于葬送了荆州、葬送了《隆中对》规划的统一大业,本想策应刘备称王扩展势力建战功,结果反使自己身首异处。

这时,因关羽的死,蜀、吴两国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来趋向深化和尖锐。两年之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不顾诸将的劝阻,一意孤行,兴兵伐吴,被东吴陆逊火烧联营七百余里,蜀国元气大伤,精锐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东吴的实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自此以后,蜀、吴与曹魏的实力水平明显拉开了距离。

可以看出,司马懿在这次关乎全局的事件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洞察和分析不同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政治联合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都使他明显的区别于曹操身边的其他谋士。从中表现出了他智慧、干练、冷静和统领全局的魄力无疑是其自身非凡将才的一次预演。实际上,他联吴击蜀的战略观点,已经把他与主张联孙抗曹的诸葛亮相抗衡,为以后诸葛、司马之间的正面交锋埋下了伏笔。

也正如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所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当刘备在沛城被吕布打败后,便投靠了曹操,而当曹操剿除吕布后,却藉故把他挟持,留在许都不放,他虽身为皇叔,但有权无势,乃在曹操掌握之中。当时,由于献帝曾认刘备为皇叔,国舅董承也多次上门恳请刘备加入谋曹密盟。但这是极其危险的事。那时因曹操被认为是国贼,而董承怀有天子密诏,刘备不得不在谋曹义状上签名押字。这样,刘备就如掉进了虎狼之穴,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他知道,曹操没有杀他,是谋曹密盟尚未暴露,曹操在权衡利弊后,暂不杀他,但这不是不变的。在曹操的控制下,刘备深为己志难酬而苦恼,恨不得能生双翅飞离许都,摆脱曹操的羁绊,内心虽如火焚,又怕曹操看出破绽,只好用韬光养晦之法麻痹曹操,使其失去戒心。刘备的韬晦之术乃是种菜,他在后园辟出一块土地,亲自播种、浇灌、施肥。此举旨在表明,他似乎十分留恋昔日的农家之乐,不愿继续留意天下大事。

对于司马懿而言,经过几十年“隐介藏形”和“潜伏”的历练,纵横四海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正如法国诗人蒙田所说:“我们必须学会忍受我们不能规避的东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向某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求教,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跨进门去,不料,他的头狠狠地撞到了门框上,痛得他叫出了声,一边用手揉搓着,一边回头看看比他矮了一大截的门。“很疼吧!”前辈笑着向他走来说,“这是我送你的见面礼,你将受益无穷——人生在世,要记住,该低头时就低头。”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得到的教导看成是一生最大的收获,并把它列为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一,富兰克林从这一准则中受益终生,在一次谈话中,他说:“这一启发帮了我的大忙。”

李广,汉之飞将军,令匈奴兵闻之丧胆的大将,但最终却以自刎了此生。细想之下,这与李广平日处事作风有很大关系。他与将士同甘共苦,对军士如子弟,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并得到众勇士的拥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但“光芒万丈”的李广,却让汉家军几乎成了李家军。究根结底,是他锋芒毕露的性格的“出卖”了自己。俗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因此,做人应该不要锋芒太露,但也不可太过低调,“中庸”之说,应该就是为人之道吧!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业者,无不深谙藏锋蓄志的龙蛇伸屈之道。李白有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诗:“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间从容行事。所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只有在关键时刻,才显出自己的大智大谋。

3.把握良机,借刀杀人

对于司马懿这位三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来说,把握机会一定是他最拿手的,也一定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三国第一名将关羽的死,就和司马懿把握机会,然后借刀一挥有很大的关系。建安二十四年,刘备雄心勃勃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就拜关羽为前将军,率军攻打曹仁驻守的樊城。刘备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关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樊城,然后直下皖、洛,最后进逼曹操的统治区,进而一统中原。

曹操得知刘备的意图后,大为紧张,他深知樊城的战略地位。于是便急派于禁、庞德两位大将率7万人马去增援曹仁。

曹仁虽然是曹操的宗族,但其才华连曹操的一半都达不到,再加上关羽确实生猛,又时值秋季,霖雨不止,汉水猛涨,给了关羽很大的便利机会。关羽利用水势,决堤口水淹曹军,生擒了于禁。关羽爱将军庞德之才,劝其投降,然庞德对曹操忠义非常,被斩杀。


曹仁

关羽的声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而刘备的蜀军也因关羽此战而威名大震。关羽趁此良机,率领大军直逼樊城城下。关羽的成就远远没有达到人们对他的期望的原因就在于关羽的骄傲和轻敌,此战使关羽信心膨胀万分,为他后来的被杀埋下了伏笔。

曹操不放心曹仁的樊城,此时已到了洛阳。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雄才如曹操者,也不禁惊慌失措,他为了避关羽的锋芒,心中有了迁都的打算。设想一下,如果曹操真的因此战而迁都,估计三国的历史将会被改写,一个因一次战役而失去勇气的曹操恐怕未必会是有“神将”关羽相助的刘备的对手。

此时的曹营严阵以待,宁静中有些慌乱。但一直以沉得住气著称的司马懿依然十分沉着,面对关羽的锋芒和曹操的犹豫,他忙上前上了一道对他的一生也有重大影响的阻谏:“于禁将军和庞德将军是被水淹才失败的,并非是战场上杀不过关羽所致,于我们是无碍的。如果现在匆忙迁都,既是向敌人示弱,也会助长了关羽的凶焰,更重要的是会引起淮沔一带居民的骚动和不安。我有一主意,现在的孙权和刘备,看似很亲实际上非常疏远。他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对方强大。

现在的关羽如此得意,那对面的孙权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现在我们大可不必为关羽着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派使臣与孙权联系,请其派兵抄关羽的后路,这样,两方截击,樊城之围自然迎刃而解。”

司马懿的这番话大有醍醐灌顶之功效,同时也反映出司马懿对人性有针对性的把握。他清楚地知道刘备、关羽、孙权各个人的弱点及孙刘两家联合中的弱点。曹操听到此时大喜,毫无思索,便决定依计而行。

我们还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司马懿如此良策,恐曹操军中真的难有一将能敌关羽之勇武。就是司马懿的一番话,使得蜀汉大好的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裂痕。

孙权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刘备和关羽的坐大,他和司马懿的意见不谋而合。这样,孙权要求自后路进攻关羽,便以讨好曹操。曹操更是大喜过望。

此时,司马懿良机一握,借刀杀人的计策已经实现了一多半了。

处于两军之夹攻中的关羽在听到孙权要乘机抄他的后路时,骄傲的内心也不免惊慌起来。他不愧为名将,此时也意识到先退一步的重要性。但天要亡他,他本身的求功欲望大过了自身的理智。

关羽在两路大军夹攻中围樊城不放,曹仁自恃有大军增援,不肯轻易放弃,最终守住了樊城。此时的曹操和孙权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孙权派大将吕蒙率兵袭击公安,而关羽根本就没有把名不见经传的吕蒙放在眼里,此时若放弃樊城而救公安,后果还不是非常严重,可关羽丢掉了此次最好的机会。

刘备的南郡太守糜芳很快也投降了,吕蒙便占据了江陵。与此同时,东吴的另一员对关羽来说更加名不见经传的大将陆逊也攻取了宣都等地。关羽此时已陷入绝境,无奈,他只好放弃樊城之围,率领自己的残部返回当阳,可又被自己的人出卖,加上不肯单人单骑而逃,最终败走麦城,被吴将俘获,不降被杀。



吕蒙

关羽的死可以说是蜀汉由强势到守势的转折,刘备的五虎上将军以关羽为首,孙权和曹操杀了关羽就相当于斩下了刘备的一条最得力的臂膀。在此次战役中,司马懿不仅借东吴之力解了樊城之围,而且还借孙权之手杀了关羽,真可谓一箭双雕,坐收渔翁之利。这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筹的谋略。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刘备为报“二弟”被杀之仇,起兵伐吴,而把主谋曹操和司马懿抛在了一边。吴蜀从此由联合走向了斗争,使得曹操军团获得很大的利益。此皆为司马懿之功。

司马懿平时不怎么说话,可他非常善于把握这样的良机。曹操虽然对司马懿有所怀疑,但终因爱才而留之。不久,曹操病死于洛阳。司马懿大力支持的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曹丕很看重司马懿的才华,便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后迁为丞相长史。

司马懿不只是具有非凡的把握时间的能力,其独到的眼光更是为后人所折服。他一眼就看穿了蜀吴的貌合神离,最终成功借刀杀掉关羽。可没过多久,孙权跃跃欲试,举兵西进。曹魏部曹操去世没多久,不愿和孙权打仗。曹丕忙召集群臣分析军情,商议对策。

此时,曹操在世时很多谋臣大都已经死了,所以,很难找出一位出众的谋士。众大臣都认为,东吴此次兴兵西进,其意思很明确,就是上次帮助我们守住了樊城,便认为樊城应该让出,可能他们还进而想得到襄阳城。此时两城积储都不多了,是很难持久抵御孙权大军的。于是,众位大臣到出一个结论:建议应及早命令镇守襄阳的大将曹仁在孙权兵到之前,火速弃城,退居皖城。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如果曹操在世,听到这样的主意,估计会大为光火,甚至会大开杀戒的。此时,独守一旁的司马懿果断地站了出来,他对众大臣的看法不以为然,说道:“孙权和我们联手刚刚打败关羽,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刘备的伺机报复。孙权此人无大志,只求一保,所以他现在最想做的事便是与魏王结好、防御西蜀,他是决不敢贸然犯我们的。况且樊、襄二城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千万不能放弃。”

司马懿的这番话同样让人感到其谋不可限量。首先,他敢于想众人所不敢想,认为孙权不敢犯魏;其次,他看重的是樊、襄二城的战略位置,而没有看重孙权得其二城的表面。司马懿的独到眼光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魏主曹丕固执己见,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命曹仁焚弃二城,退居皖城。后来事情发展的结果果然如司马懿所料,孙权根本不敢侵扰二城。曹丕闻讯后,懊悔不迭,更加看重司马懿。

司马懿借刀杀关羽,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人性分析能力。他把自己和对手都分析的相当到位,这样,他就做到了知己知彼,从而百战百胜。

4.统领全局,洞察先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根据孔明“隆中对”三分天下,联吴伐魏的策略,蜀汉在赤壁之战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司马懿的计策使得关羽在荆州被杀,整个情势大变,蜀主刘备一心要为二弟关羽报仇,准备出兵东吴,虽然赵云、孔明等人极力相劝,但刘备最后仍一意孤行。

刘备为报杀弟之仇,一意孤行,倾全国之兵力,兴兵伐吴。此时魏国的举动就关系到三国的兴亡了。司马懿很清楚,如果趁机攻击蜀国的话,很可能会再次促成蜀吴的联盟,于是,他建议曹操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刘备轻敌冒进,再加上其本身没有什么真正的军事才能。很快就被东吴陆逊火烧联营七百余里。蜀国元气大伤,精锐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刘备也在这此战役中负伤,为他没过多久便去世埋下了伏笔。同时,虽然东吴在此战役中取胜,但其实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至使蜀、吴与曹魏的实力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司马懿的计策又再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实,刘备在这次战役中犯下了很多错误。孙子兵法有云:主不可愠而致战,将不可怒而兴师。刘备决定亲率大军攻打孙权,可以说是一个因为个人感情、情绪、好恶所做出来的决策。


陆逊

根据诸葛亮的规划,蜀汉应该和孙权保持良好关系,因为当时首要目标应为曹操。所以当时赵云劝说:“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但是刘备却回答:“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一句话,让一位领导者限入了狭碍的格局,竟然为了私仇而起兵,因小失大。而作为魏国的干才,曹操和司马懿都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说到因小失大,司马懿的主要对手诸葛亮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蜀主刘备刚死,诸葛亮开始对付孟获,他用了最著名的攻心之术——七擒七纵。其实,单就对付孟获这一个弱敌而言,用攻心之策应该说是正确的,也反应出了诸葛亮的高明。但这样做在此时却会因小失大,因为诸葛亮面对的主要对手是曹魏和司马懿,在更强悍的敌人还没有吞没之前是绝对不能在这么个地方消耗宝贵时间和精力的。

诸葛亮没有想到,打败弱者既起不到锻炼自身队伍的作用,又起不到吓唬强者的作用,而司马懿却充分地意识到了战略的攻防转换须逐渐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也就是说在战略防守的同时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战术进攻。司马懿在平定燕王公孙渊时就是速战速决、干净利落。在司马懿的意识里,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阻挠自己。司马懿死后,大将羊祜做了漫长的攻心战之后,杜预就担心吴国会出新人,希望抓住机会尽快灭吴。而司马懿的后辈司马炎直到最后才给曹奂、刘禅、孙皓三个皇帝都封侯,并让其“善终”,不是此前他们对曹芳、曹髦使用的外儒内法的凶悍手腕。在大节方面,司马懿比诸葛亮要做得好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最后诸葛亮六出祁山而最终败北的原因。

就事论事,在“促使”孙刘开战这件关乎全局的事件中,司马懿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由此我们对他此番作为评价为:司马懿的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都不同于集团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政治联合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都使他明显的区别于曹操身边的其他谋士。他从中表现出的智慧、干练、冷静和统领全局的魄力无疑是其自身非凡将才的一次预演。实际上,他联吴击蜀的战略观点,已经与主张联孙抗曹的诸葛亮相抗衡,同时也为以后诸葛、司马之间的正面交锋埋下了伏笔。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曹操在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曾说过到这样一段关于龙的话,他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这句话本来是暗喻曹操自己的,但是纵观司马懿的所做所为,从一角度来评论又是对他的最好的评价:他隐介藏形,洞察先机,为的就是能够更好的统领全局,把自己的人生规划推向无人及能的高峰。



第四章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司马懿,识时务之俊杰

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荀彧和曹操。应该说,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素怀“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

1.藏器于身,隐忍待发

“忍”并不是单独的忍气吞声,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它是指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要藏器待时,等待机会,正所谓“潜龙勿用”;而在时机成熟之际则要果断行动,不能拖泥带水,正所谓“见龙在田”。《系辞》里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这里说明了“藏”与“动”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何时该“藏”,何时该“动”,这所有的一切活动都要看是不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当好的时机到来时,我们就要抓住有利时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及时发愤创业,在最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将生平所培养的道德与才能都运用到可以体现我们价值的事业当中。

藏器于身,隐忍待发,对每一个不管是平凡还是伟人来说,都非常之重要。若没有看准时机,在不合适的机会强行出头,势必会遭到阻碍,甚至遭遇挫败。所以,在时机未到时,讲究韬光养晦,隐而不发,通俗一点的来说,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不见兔子不撒鹰”。

隐忍一世,最后得以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这才是真正的上品。东汉时期的司马懿就正是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能“忍”在司马懿成功中几乎是和他的才智同样重要的。忍则忍,绵里藏针,当断则断,利刃斩麻。

在司马懿一开始碰到曹操的时候,无疑就很好的运用了这个“藏器于身,隐忍待发”的谋略,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中,司马懿懂得首要选择的就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但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他不是碌碌无为,无所事事,他仍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锻造自己,以找寻适当的时机,一越而起,还有在魏少帝时,他依然可以忍受小辈们的排挤。

对于隐忍,有人也许会这样说:“如果强于对手的话,何必要忍呢?这岂不是自虐,对自己没有信心吗?”其实,在冷兵器时代,没有所谓的绝对强与弱之分,兵者凶器也,即使兵力再强,也未必会胜算的结局,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事例还少吗,而他们胜利更多的是理智做事,所谓的会用兵的才是因为不用兵而得胜的。官渡之战前田丰就给袁绍出过主意,说不要打,我们的兵与他们相比较耗他们是绰绰有余的,结果袁不听,战役并没有胜利。这就是“忍”,“忍”是为了等待更好更多的战机,“为将者当有怯懦时”这也是战斗胜利的秘诀之一。否则孙子兵法就不会流传至今,仍被很多人所借鉴。

司马懿无疑就是一个智者,他就是一个极能用理智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在智不如人的时候,能够抑制浮躁;在势不如人的时候,深明韬晦。

论计谋才智,诸葛孔明是三国中的巅峰之人,但到了中后期,司马懿却成了他最大也是最难对付的对手。祁山大战中,孔明七次交战中几乎表现出了他全部的军事才能,但每次都由于司马懿的出现,而使得他被挡在渭河以南寸步难行。观其细节,好像是诸葛亮胜了几筹,但从结局我们也不难看出,最后司马懿才是胜利者。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司马懿能忍耐,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各方面的局势,从而能坚持等到孔明粮草不济自然退兵。

表面上看,司马懿的个人创造能力并比不上诸葛亮,但挖深了我们不难发现,那是因为他不愿挖空心思、耗费生命去设想一些没有决定意义的新武器和小计谋,那样做很可能会打乱整个家族的接力赛计划,正像他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忍说明司马懿有豁达的心胸,凭着这点他一直笑到了最后。以古鉴今,在碰到不利于我们发展的环境时,不妨干脆学学司马懿,当一回缩头乌龟。避其锋芒,等待时机,与对手比耐力。那我们还有什么对手不能击垮的!

忍辱负重一直就是司马懿最可贵的品质,他可谓是历史上的胜利,而纵观历史,我们也会发现那些强者无不是具有“忍”的性格。

汉宣帝就是凭着“忍”这一绝招,国家的政权才能稳定发展。

汉宣帝的大臣霍光曾是汉武帝逝世后的顾命大臣,从汉武帝赠给霍光的《周公负箕辅成王朝诸侯图》就可以看出,汉武帝对霍光是充满了信任的。然而,随着权力的越来越大,霍光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汉武帝

他连任三辅,历经汉武帝,汉昭帝,及汉宣帝。

汉武帝之时,霍光为了不想让别人操纵政权,就将汉武帝之妻钩弋夫人缢死。在汉武帝死后,弗陵登基,即为昭帝,后见国家渐渐充实。于是,在汉昭帝二十一岁时,他为保住实际的君主便施毒计害死了汉昭帝,这只是一种推测。


霍光

在昭帝去世后,霍光又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但因刘贺狂纵无度、残暴妄为,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便将昌邑王废掉,立武帝的曾孙病已为国主,即汉宣帝。


汉宣帝

当时的病已只有十几岁,所谓“年未弱冠。黄口濡子,”因此对于霍光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傀儡皇帝,然而,由于他从小便在家臣家长大,深知人间疾苦,所以他颇有几分政治家的才干。

由于汉宣帝的政治警觉性,使他对霍有所猜忌的怀疑,而他刚刚即位,地位不是很稳定,所以就在霍光想要辞职试探他之时,他便执意不准霍光归政,而且主动让大臣奏事先告霍光,自己则谦虚行事,表现出唯唯诺诺的样子,以转移霍光的转移力。但霍光毕竟历经百战,所以他并没有放松对汉宣帝的警惕,他让自己的儿子霍禹、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和女婿都陆续掌握大权。

当汉宣帝的结发夫妻许皇后被霍光的妻子霍显杀害之后,汉宣帝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将霍光的女儿成君立为皇后。

这里就体现出了汉宣帝的“忍”,与司马懿同样,这也并不是汉宣帝太过于软弱,在这种弱势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忍气吞声,让他们胡作非为,放松对他的警觉,当然了汉宣这时也是审时度势,一味退让,隐忍待时,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隐忍和气量。

霍光死后,汉宣帝便拜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终于树立了与霍氏抗衡的势力。他又升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任用自己的亲信,夺了霍氏的行政大权;又接着,撤换掉霍光所有的亲戚在军队中的大权,霍家的势力开始江河日下,之后便势如破竹,霍光势力彻底得到瓦解。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辅之笑里藏刀,审时度势,反客为主,隐忍待发,这正是一个政治家所应该有的谋略,也正是司马懿这一政治家、军事家在整个时期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

宋代苏洵曾经说过:“一忍可以制百辱,一静可以制百动。”这就是说忍的作用抵抗千军万马,可以说是“忍小谋大”的策略。而日本人所谓要讲一个“忍”字,说的就是要培养自己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耐力。忍常人所不能忍,才能将自己训练成能屈能伸,能在不利的环境下,不断地积蓄力量,从而为将来事业的成功积累资本。

《佛经》里也有这样一句话:逆境容易打发,顺境反难打发,若遇逆境,则只要能忍,并加以自我反省,不久便会过去。忍是在为长远的发展做打算,而有时的冲动则只能破坏了前途或改变命运。

老巨滑也好,老谋深算也好,司马懿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面对如此羞辱还能沉得住气,司马懿的肚量,令人叹服,令人称赞,“忍”并不是说要碌碌无为,更重要的为了将来成就大业作铺垫。

中国历史上刘邦和项羽在称雄争霸时,其实就是比比谁的忍耐力更大,就是在忍上才分出高与低的,有人说,刘邦一忍,得天下,并非无道理,成就大业者的心里就得能搁事,能制忍;忍一时之气换来全盘胜利,正是成就大业者之气魄。宋代著名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评论楚汉之争时就曾说,汉高祖刘邦所以能胜,楚霸王项羽所以失败,关键在于能忍不能忍。

能忍,就能得天下,称雄于世。谁若刚愎自用,谁就失去天下,一败涂地。项羽尽管可称得上一个百战百胜的猛将,但就因为没有忍的精神,而最终导致失败。而刘邦则相反,他能忍,所以才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直攻项羽弊端,最后夺取胜利。从多方面来看,刘项之争的胜败都与双方的情绪控制有关。


刘邦


项羽

刘邦可以成大业是他懂得忍个人之言,忍个人享乐,忍一时失败,忍个人意气;如果刘邦不能忍这一时之气的话,恐怕这段历史就要改写了。而项羽气大,什么都难忍难容,不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所以大业未成身先死。

所以说忍也是一种谋略;是一种信心;是智慧的体现;是自我完善的成熟,它可以改变自己处于不利的形势,它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

纵观历史,又有那些有作为人士的“忍”不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此,司马懿的“忍”也是为了有朝一日的“不忍”,他的那种“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高瞻远瞩,藏器于身,隐忍待发的高深境界,是爆发之前的韬光养晦,是黎明前的黑暗,是胜利的前夜。他是一个智者了最好象征,这一种能“忍”之精神也是所有三国历史中最经典部分之一。

2.学他人之长,善用他人之短

我们知道司马懿在三国时期,出现在中后期,而他本人又是在沉默了数十年后,才慢慢崛起的,司马懿在与诸葛亮战斗前的第一仗,是打倒反贼孟之役。此役便宣告了司马懿的出山。司马懿出山后的第一仗,就打得非常精妙,他先用两路兵把敌人的山寨团团包围,再与其援军展开战斗。如此有谋略的布局,足可看出司马懿深熟兵法。

作为三国历史中出场较少,而又能笑得最后的赢家,我们不禁为他的业绩所骄傲,更有一些好奇,那么他是如何能笑到最后的,他又是怎样才能一步一步稳健的走下去的呢?他有“忍”的高贵品格,这也不容我们怀疑,除此之外他自己也是近乎完美的,那他是如何才拥有相对意义的完美,甚至于诸葛亮也有一比呢?

下面就让我们简单看一下,他吸他人之精华的那一小段历史。

刚出道之时,由于曹操的赏识及对司马懿装病的识破,而司马懿又知道对付曹操不能再装下去,否则只能会弄巧成拙,于是在第二次曹操征辟之时,司马懿便采用“蓄华敛芳”的谋略,答应做曹操的部下,然而在他明知曹操即忌才,又疑才的情况下,他只能明哲保身,不过多显露出自己的才能,当然这时他依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这就成为他这时期的重中之重。当时的丞相府有两个榜样即荀彧和曹操。司马懿将这两上分析的很透彻,荀彧虽然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但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中,所以他只能是司马懿“文”方面的榜样;而曹操则不同,他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所以在“武”方面,他应该多向曹操看齐。于是,他观察到这一点之后,便开始学着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下于一体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也可以说这一时期为司马懿缔造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更为以后夺取政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有长就有短,无论他再伟大的人物也有不足,而再平凡的人他也有长处。从这一点来说,司马懿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他有点多疑,空城计中,正是因为他的多疑,才致使诸葛亮的城池不至于被攻破。不过另一方面想想,这也不愧是司马懿的高明之处。因为司马懿明白如今的形势下,自己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有诸葛亮这个可与他的智能有一比的人存在,否则等诸葛亮一死,他也不会活得太久,所以这也司马懿的缺点。

这一点司马懿很清楚,所以在“空城计”之中的“败”,也是他的高明之处,他认为诸葛亮一会利用他的疑心故意的引其上当,但他也就偏利用这一点使自己“虽败尤胜”。

识人,不仅要识人之长,而且在识人之短时要见短中这长;识人者不仅要自知己之短,而且要识己之长中之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识人的真知者。也就是要懂得发现别人的长处与自己的短处,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样才能成为智者。

是啊,世生万物,各有所长。鸟因其有翅膀而翱翔天空;鱼因其善水而遨游江海。它们依靠自己的特长成为万物中的一员,在永恒的生存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倘若鸟只能看到自己是弱小的,而看不到自己有一双翅膀,那就只能被很快的淘汰;鱼如果只想着在陆地上与兔子赛跑,那它也注定不会长久;这就是优点的作用,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而一旦忽略,那就意味着丧失了活下去的能力。

能看到并承认别人的长处,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修养,是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承认别人的长处,就要用伯乐相马的眼光,对别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考量,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潜质,这样你才能找到生活中的阳光,才能在沙漠的跋涉中蓦然看见绿洲,更能给你自己平添勇气,寻找到通往成功之门的钥匙。

唐朝历史上的两位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就令人称道,他们号称房谋杜断,即他们都有优缺点,而作为当时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充分利用了他们的长处,宽容了他们的缺点,并且将他们两位的长处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长长联合,从而有唐朝贞观之治浓墨重彩的一笔。试想如果当时唐太宗没看到他们的长处,或只看到而不充分利用,那就不会在历史上留下房谋杜断的佳话,唐太宗也不会因此而美名远扬。


房玄龄


杜如晦

司马懿成功的实践经验也同样说明:善借外智,才能思路开阔;善借外力,才能攀上高峰。所以生活中每个人要学习他人的经验,学习他人的智慧,学习他人的教训,学习他人一切可以作为借鉴的东西。反之,如果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则结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司马懿虽然文武双全,可以说无人能敌,但是他并不会故意炫耀自己的功绩及才华,像在曹丕时期,他并不会刻意的在好大喜功的曹丕面前,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这也是他得以顺利走完一生的原因,也许杨修至死也不明白是什么将他至于死地。

曹操的谋将杨修就有一致命弱点,那就是恃才傲物,目中少人。“一盒酥”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那是一次塞北送来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见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答:“盒上写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岂敢违反?”杨修以为他与曹操亲近,便擅自做主让左右分吃了。而曹操听后,脸上虽显嬉笑之情,而心已恨之。

杨修曾在进发汉中的路上还做出一首“绝妙好词”来炫耀自己的小聪明,最后在因为善自啃鸡肋而终于被曹操所杀,一解心头之恨。

正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优缺点,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发现、发掘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弱点,切不可老是盯住自己的弱点不放过,否则也同样会很危险,生活我们要学会正确看待别人的短处与长处。

司马懿在曹操时期“韬光养晦”的作法,就是在很好利用他人的长与短,使己更加能顺应将来势局的变化。在用人这方面,他也是明断的,像对邓艾,钟会等年轻将士的重用,还有张郃。司马懿就曾举荐张郃与诸葛亮在祁山大战与对抗。

那是司马懿在接到曹睿之旨出关迎敌之时,张建议曾向司马懿建议,由他带领前军军团,由眉县和雍县附近循褒斜道南下,攻击诸葛亮在汉中的补给阵地,以摧毁诸葛亮的战斗力,但司马懿考虑到自己在这个地区的作战经验不如诸葛亮,而张正可弥补他这方面的不足,于是他便利用张郃这一优势,派他出阵与诸葛亮对阵,而事实却如此,张郃成为诸葛亮入寇祁山的主要障碍之一。

司马懿可谓是高明之士,他不仅能看到荀彧和曹操的长处,还能善用部下的长处补自己的不足,而且人他更能够善用他人之短,而使自己取得战役中的胜利,这就要看他与诸葛亮的几次交战。

在街亭战役中,他发现正是因为诸葛亮做事过于谨慎,不善于运用人才的弱点才会导致他的失败。而到了后期,孔明的这一弱点更是暴露无遗,“事必恭亲”就是对他最好的形容,几十万大军中凡是处罚20军棍以上的事就要亲自过问,他的身体也就是因为这样被活活拖垮的,司马懿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所以在与诸葛亮的持久战中才是最后的赢家。

司马懿深谙物极必反之道——一个人最大的优点,也就是他最大的缺点。诸葛亮一生做事小心谨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同时也成为致他一命的弱点。第一次祁山大战中,魏延提出了“兵出子午谷”,即在战争初期,以一万人马迅速抄小路从子午谷直插长安,大军则仍从祁山包抄,打他个措手不及,一举统一中原,这种办法在当时完全是行得通的,可诸葛亮由于太过于谨慎,而否决了魏延的意见,致使出现了大失误。

在这两场战役中,诸葛亮都以失败告终,说明即使有着料事如神、完美无缺之美誉的诸葛亮也同样与其他人一样也有致命的弱点,然而这对于司马懿来说可算是一笔财富,他不但看到诸葛亮的弱点,并且在自己身上很好的利用之,针对诸葛亮“事必恭亲”这一弱点,司马懿就学着从军队中迅速提拔优秀将领构成他的左膀右臂,而自己只负责军国大事,这就为他减轻了不少的负担;他同样努力培养年轻的将士,并对他们重用之,不会轻易否认他们的意见。

而至于诸葛亮被拖死的内在原因,也是因为司马懿看到了诸葛亮的弱点。司马懿曾看过诸葛亮的营垒,可谓是固若金汤,还有诸葛亮治军,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正如兵法中所讲:“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这一切都被司马懿看穿,如果坚持不出兵与之交锋,那么诸葛亮就没有一点办法,所以司马懿不采取正面交战,而活活地拖住了诸葛亮的后腿。

人有长处值得发扬,但能从人的短处中挖掘出长处,由善用人长发展到善用人短,这也不失为用人的最高境界。

一个性格倔强,固执己见的人,我们应该想到他也应该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他更多的坚持己见,这样的人在困难的生活之时,也许能更好的把握住战机;一个办事缓慢的人,也许他是一个生活中认真,工作中仔细,能发现一些常人不能发现的小细节而走向成功捷径的人,而善于使用别人的短处,这首先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能力,一种方法,我们都需要积极地去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来发现,并善于使用别人的短处,从而达到为己所有的目的。

还是同样的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完美无缺的诸葛亮也同样有缺点,笑到最后的司马懿也有不足,但如何对待缺点,就要你的心态是否正确了。他人之长与他人之短都可以被利用,只要你有远大的眼光。

3.立兵顿守,伺机而动

继魏明帝之后,便是魏少帝曹芳时期,这时司马懿已是当朝元老,而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则只有曹爽一人,而由于曹爽的故意排挤,司马懿成为太傅,实际上被明升暗降,剥夺了军权。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便请求告老还乡,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家里装病,一方面暗地联络心腹,以待时机。终于在司马懿迷惑了曹爽后,于公元249年,当司马懿听说曹爽兄弟陪伴魏帝到洛阳城南的高平陵去拜祭的消息时,认为时机已到,司马懿就瞅准时机,他马上调集家将,召集过去的老部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曹氏兵营,然后进宫威逼太后,历数曹爽罪过,要求废黜这个奸贼。太后无奈,只得同意。司马懿又派人占据了武库。

后等曹爽听说这个事件之后,马上回城,然大势已去。司马懿以篡逆的罪名,诛杀曹爽一家,终于独揽大权,曹魏政权实际上已是有名无实。

司马懿在这一战役中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有利时机的把握。

抓住时机的人,会在逆境中走向顺境;失去时机的人,会在优势中走向劣势。抓住时机,准确出击,才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而司马懿无疑就是这个能准确抓住时机的人,司马懿诈病是手段,等待时机是目的。时机一到,在曹爽最容易麻痹的时候,他就乘势而发,一举成功。试想,如果他不能看准时机,并适时地发动政变,相信即使他再有才能,再有谋略,也不会获得成功。所以,做事千万不能着急,过于急躁,要耐心等待,等待时机的来临。

决策的最佳时机要求的不光是速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恰当的时机,掌握时机是一种决策与判断: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机。一定要准确的抓住时机,若时机不到,就绝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曾被诸葛亮所重用的姜维就因抓不准时机,而使得蜀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当姜维发现司马懿谋杀了曹爽,魏主曹芳懦弱之时,他认为此时有可乘之机,于是他就主张兴师伐魏,结果是“折兵数万,回汉中讫,收聚军马,托疾不出。”在蜀汉延熙十六年秋,姜维又开始了第二次伐魏,结果再一次“折了许多人马,一路上收扎不住,自回汉中”。然而,正元二年,姜维见司马师病目而亡,认为这又是一个好时机,于是再一次发动战争,这次虽没损兵折将,但却空劳民力。在第四次到第六次的三场战役中,他都以失败而告终,是“弃甲抛戈,丢旗撇鼓,各逃性命者,不可胜数”,姜维自己也差点丢命,荡寇将军张嶷为救姜维,被魏兵乱箭射死,可谓损失惨重。在第七次大战中,虽伐魏大获全胜,但其兵也是折了不少粮车,又毁了栈道。

接着在蜀汉景耀五年冬十月,他又是第八次兴师伐魏,“夏侯霸同五百军,皆死于城下,身上乱箭如柴,其余蜀兵尽皆溃散”,而他也是“左冲右突,死战得脱”。

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选择时机,时机恰当,你就能够成功。时机不恰当,你即使成功了,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这八次战役的失败,可以说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抓准时机,在第一次发动战争时,他并没有考虑到当时西蜀的那一种“蒋琬、董允相继而亡,蜀中缺宦”的不良局面;然后,是第三次,他又不顾“蜀地浅狭,钱粮鲜薄,不宜久远征伐”这一现实情况,而莽撞行事;姜维这种不顾生灵涂炭,屡屡伐魏的行为,势必会遭受挫折,他应该全方位考虑之后,才能准确的抓住时机,不能单一的只看一方面就错误的认为时机已经来临。这其实进行起兵之大忌。

考虑到这一方面,司马懿在发动的那一次的高平陵战役中,不光看到自己的势力可以与之抗衡,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曹爽对他完全放松警惕,曹爽不得人心,宫中此时更是无人看守,他是统筹全局才做出那个决定的,所以他取得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

司马懿懂得,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对于一个成功者而言是极为关键的,每一个人在向自己的目标努力之前,首先就一定要像千里眼神那样懂得视察先机,然后再开始着手去干,这时候要像千手神那样准确的抓住好时机。特别对像司马懿这样的大智者来说,其时机更是他成功的有利盔甲,用这个有利时机全面武装自己,就一定能大获全胜。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时机呢?“时机”,是指具有时间性的有利的客观条件,错过了就很难再复返,它应该是一个人有所作为的要素之一。所以,一个捕鱼者,之所以有出色的这个称号,就在于他能看准鱼群上饵的区域;而同样,一个猎手之所以能成为佼佼者,就在于瞄准猎物的一瞬间。

“火候”最为关键,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握住方寸,才能有成功的希望。种庄稼要抓“农时”、打仗要抓“战机”,不过,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它是要经过无数次锤炼,无数次的挖掘,无数的成功与失败。才能练就这一身好本领,才能把握好人生的时机。

司马懿在“高平陵战役”中的“伺机而动”的举措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很好的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即“火候”。

当然了,任何一次的有所作为,都需要夯实自己的基础,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抓住时机,才能创造时机,司马懿诈病积蓄力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倘若他没有先前的远见卓识,没有大量的兵将为他作后盾,他又如何才能抓住那个好时机,成功的将魏国政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呢?

司马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他的意思说是说即使你再聪明,你也不能跟这个天时、机遇拧着干;同样也不能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你不做,你放过它,这也是不行的。

据说司马懿在未成名之前只是一个管马槽头,他尽管天文,地理、人和以及兵书战策满腹皆知,但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他也仅仅只能是一个管马槽头而已。所以说,一个人机会不到,即使你再有才华,也能不被人所知,像西汉中的韩信,时机不到尚且乞食于漂母,受辱于胯下。

成功或是失败全在于自己,但光凭自己不分白天和黑夜的努力,难免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而一旦有时机的配合,一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发挥最大的作用。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时缺乏成熟的时机,虽然努力可弥补一切,但可能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所以懂事掌握时机,会比别人更快成功。司马懿也是在时机的配合下,才能尽快的施展自身的抱负。

而诸葛亮就因为没有时机,而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千古之憾。那是在公元234年,时年54岁的诸葛孔明自知时日无多,他倾蜀国二十万之兵力,发起了一生中最大规模的北伐。诸葛亮在这样的紧迫感之中兵出斜谷,与司马懿对峙于五丈原,他在等待时机,然而他时机没有光临他,所以他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司马懿也因为这个时机,取得了所谓的胜利。

每个人在时机未到之前,都切忌贸然行动。只有把握住时机才能使己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如果不知把握时机,非得弃弱逞强,到时非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输个一塌糊涂。这就是说,要把握好亮自己底牌的时机,切忌那种不看时机、不看对象随意就亮牌的糊涂做法。

为什么司马懿会装病,为什么他会在趁曹爽都不在朝中的时候发动大战?那是他在等待时机的来临。

有时,时机并不总是要去寻找,有时也需要等待。司马懿所承受的羞辱可谓大矣,但他明白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打胜仗,而非逞一时之强。所以尽管司马懿早就有鸿图大志,但在不利的情况下,他还是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骗过了最大的敌人,暗中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历史上很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司马懿的头脑。

所以我们要学学司马懿掌握好时机,让对手没有觉察的时候,迅速出手,攻其不意。给对手来个措手不及。田单也就是司马懿之类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说是在公元前3世纪,燕国进攻齐国,并占领了齐国17座城池,仅有两座城尚未攻克,其中之一就是即墨。

即墨守城大夫出城战死,田单替之。他利用燕惠王和燕军统帅乐毅的不和,挑拨离间,最后燕惠王下令召回乐毅。随后,田单又设下诈降计诱骗燕军。

他将城中老弱病残,包括妇女全集中在城头上,派使者前去与燕军接洽投降之事。燕军士兵得知消息后,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田单又从百姓中收集了黄金千镒,将其与一封即墨富户写的信送交燕军将领。

信中写道:我们将准备投降,唯一的愿望是你们不要抓走我们家中的妻儿老小。燕将看完大喜,答应了这个请求。为此,燕军更加松懈。

田单抓住时机,突然出城向燕军发动猛烈袭击。这一战以燕军大败而告终。

这里也讲到了兵贵神速,即用兵要讲究果断神速,进行战役战斗,在周密计划的基础上,集中兵力要人,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收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断敌退咱要快。所以,时间就是战斗力,只有争取时间,抓住时机,才能速战速决,歼敌制胜。

司马懿擒孟达,不待圣旨,不出十日。其时机把握之准,行动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司马懿在向魏进攻的最后阶段,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得了魏国的政权。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执就是决断的意思,只有决断明快,才能抓住时机,善于抓住时机的人,到处是时机;不善于驾驭时机的人,即使良机到来也会错过。学会把握时机,这是顺利度过人生的一大课题。凡是成大事的人,无不等待时机的来临。这不是冷淡,时机对于静静等待它的人,无不以温暖的双手去迎接。

第五章 择良木而栖,择贤主而事

——司马懿与强者合作,谋求更高发展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司马懿的飞黄腾达有他的偶然性,就一定也有他的必然性。那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有志气却没有才气的曹丕,正准备与他的兄弟展开一场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精彩好剧,而司马懿被卷入了这样的政治战争的漩涡里面,似曾相识的历史中,对任何人来讲这都是不幸的……只有司马懿,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从此,他逐渐迈进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1.主动择主,为己铺路

古人有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纷乱多争的年代,自古谋臣和军将,为实现人生报复,均是投明弃暗,主动择主而事的。大智谋家司马懿当然也不例外。为了与强者合作,使自己得到走向更高的发展途径,他在前半生隐名埋姓,韬光养晦,为的就是能够谋取到一位推自己进入高峰的人物。

就在司马懿苦等明主之时,被人们称之为“奸雄”的曹操叩响了司马懿的大门,司马懿见是曹操后心中大为不快,为什么会不快呢?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曹操此人的个性特色及为政风格了。

史书上对曹操评价的是“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同时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猜之主”。不仅如此,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但又不允许自己部下的才能和实力超过自己或是自己后人的可驾驭范围。在陈寿写的《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荆楚少年周不疑,年十七,聪明敏达,是少有的奇才,曹操先欲以女嫁之为妻,周不疑自称不敢当,便拒绝了这门婚门。曹操的儿子曹冲,也有过人之处,与周不疑是好朋友。后曹冲病死,曹操心忌其才,准备将周不疑除死,而曹丕以为不可,便为周不疑求情。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随后便派刺客将周不颖除去。这样的事例估计曹操干了不止一次,只不过史书没有记载罢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操性格的双重性。

曹操对司马懿的才干是有认知的,对于曹操的这一用人导向,司马懿在择主的时候,当然也做过明确的分析,所以当曹操叩响他家的大门时,便假装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骗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但他骗得了一时,骗不过一世。当曹操坐上丞相之位后,便再次敦请司马懿出山,而且明确地发出了“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威胁。而这时的司马懿也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惧而就职”。君己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呢?司马懿没有死拒,因为他知道,曹操只要说得出,就一定能做得得出的,现在的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但却必须忍让一时,他过人的抱负与谋略无从发挥。因为曹操的为人他心里已经很清楚,所以即便是进了丞相府,自己也是不安全的。《晋书》上曾这样记载:“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曹操对他的猜忌之心,已到了“想置之于死地”的程度。

君己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这就更能体现出司马懿此时人生规划的第一个重点,那就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想要有一番作为,首先就要取得曹操的信任,于是他采用务实和苦干的做法以换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不可否认,有哪一位君主,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还会对其产生怀疑?因此,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并对他进行了提升,这也是为何司马懿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文学掾”(文牍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的缘由之一。

司马懿博取信任的演技可谓是高超万分,连生性多疑,狡猾多端的曹操的眼睛都能骗过。所以对司马懿的存在我们不得将忽视,尤其是当曹操想要改朝篡位之时,司马懿的人生规则就是与众不同。

公元213年,丞相曹操提升为魏国公,同时受诏享有九锡之礼,拥冀州十郡,他也成为历代以来权势最大、名位最高的重臣。

曹操无所畏惧提升名位、扩大权力的这事件,就像一阵龙卷风迅速波及每一位卿侯将相、文武官僚的官邸。因为,每一位汉室群臣心里都明白,按照本朝的律法和礼节,不管你的功勋有多么显赫,地位有多么荣耀,即使是本朝邓禹那样功盖天下的开国重臣,只要你是异姓臣僚你就只能封侯,王爷、国公这样极重要的爵位都只封给刘氏宗亲。这其中的缘由就再明显不过了,他这是在为自己一统大业,篡位称帝做着万无一失的准备。

面对曹操的这种昭然若是的野心,汉室群臣开始不断的蠕动,他们的目光都关注在自己抉择君主的问题上,是继续留下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东汉小朝廷里为汉献帝效忠呢?还是掉头转向丞相府为曹操效力呢?但老手毕竟是老手,他们表面上都是风平浪静、鸦雀无声,暗地里却是沸沸扬扬,躁动不安。

在几乎所有的人在动摇之时,只有丞相府主簿司马懿平静如水,他没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丝彷徨动摇。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自从他决定投靠曹操之后,他就不在为此时的处境左右为难,他已将自己命运曹氏一族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想着,只有辅助曹氏登到更高的位置上去,才能进一步带动自己,使己也能随之一同上升,一同发达。所以,他安心的呆在曹氏,他将利用自己政治、军事家的谋略将自己一生的赌注押在了曹氏一族之上。由此以目前的情况来讲,他最为关心的不是投奔与谁,而是曹操会将世子的这个“雄冠”扣在其大大小小十几个儿子中谁的头上,因为这对于司马懿来说正是关乎到他以后施展大略,取得大业成败是否的重要一步,也是他真正迈入人生规划的第一步。这样的一个良机司马懿当然容不得半丝马虎。他深知曹氏改朝换代是迟早的事,东汉王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氏势力亦是天下无敌,要想永立于昌隆荣盛之地,他和他的司马家族就必须紧密依附在曹氏最高统治者的身边,也就说只要投靠魏国公未来的世子,取得世子的信赖及重用,那么自己以后的规划也就顺理成章了。由此司马懿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谁是未来的世子一事上。为了得到这一正确结论,他开始对曹氏家族每一位可能成为世子的人员进行一番分析与攀比。

司马懿对其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将目光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曹操的长子曹丕,一个是曹操的次子曹植。曹丕现被封为五官中郎将,文武双全,行事稳重;曹植现为平原候他才华出众,出口成章,文采学识,令人瞩目。


曹植

两人各有千秋,最后究竟谁才会被立嗣呢?司马懿根据自古以来“立长不立幼”,及对两人仔细的比较,他初步认定曹丕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经过不长时间的观察,司马懿又发现曹操对曹植的赞赏要稍胜一筹。所以在个人感情上曹操有可能倾向于立曹植为嗣。俗话说:“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从来都是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也变得犹豫不决。要知道,这关乎一个人真正的成败,与一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

不过,司马懿毕竟超出寻常。

不错,曹植是有才华,但在政治的角逐中,他可以肯定曹植是敌不过曹丕的,曹植向来性格高傲,目中无人,而朝中不管是文武大臣,亲属中有主见者,还是宫廷近侍者等大多数在乎的是他能否给自己带来切身利益,而不是君主的过分自主;曹丕则不同,他在为人处事上,能宽厚待人,对他人能肯定其长处,在批评他人时也不会对其表示不尊。所以在人际关系上曹植的拥护者明显低于曹丕。

明显这所有为帝的条件都指向曹丕,再加上曹植用计不如曹丕,这显然又是一个不足为帝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皇帝之位则非曹丕莫属了,但为此司马懿所要付出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要在众多嫡亲头破血流的斗争中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他推上皇位,并使其的地位稳固,不付出一点超出寻常的努力是必然的,但这些他必须做到,否则只能前功尽弃。

这一段也可谓是与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最精彩的一笔了,《晋书》上也曾记载:“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儒家学说里讲:“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司马懿明白,要想尽快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就必须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他才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

之后,他终于挫败了曹丕的政敌——曹植一党的攻击,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正因为这一步棋局取得了胜利,司马懿才逐渐迈进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曹丕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宝座,但这时从司马懿的官职上来看,他并不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人物。曹丕对曹魏政权牢牢地把持着。但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直抒胸臆大显身手了。那他又是如何讨得曹丕诚心诚意的重用呢?

曹丕毕竟不同于曹操,曹丕的性格特点我们已经清楚,所以这个时期才是司马懿真正决断国政大事的好时机。虽然,这时的司马懿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但在其跟随曹操的十二年中,他已学会了曹操的权变之术,当曹丕当政时,司马懿充分投合曹丕的心理,成为曹魏政权的大红人,得到曹丕的信任和重用。其中有四件我们不容忽视:一是在曹丕禅代汉献帝的紧锣密鼓中,他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这对曹丕来说,绝对不是小事,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雄才如曹操者,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敢代汉而立。而司马懿却紧而不乱地做到了。曹丕对司马懿的信任更加不可动摇了。二是刘备死后,曹丕欲乘机讨伐蜀汉。贾诩等老臣反对,而司马懿投了赞成票,并五路大军四面进攻,虽未成功但却因进策投合了曹丕一心想做大一统皇帝的心思,所以深得信赖。三是吴蜀复交后,曹丕又急不可耐地出兵伐吴。侍中辛毗建议“养兵屯田十年”,曹丕斥之为“迂腐之论”。司马懿已看出曹丕急于统一中国的心思,便又为曹丕出谋划策。这种一心讨好主子的做法,虽并不可取,但为他赢得人主的信任从而施展抱负打下了牢靠了的基础。在这一阶段,权变之术成为他政治上跻身台阶的主要手段。曹丕对其完全信任和依赖,所以当曹丕率军出征时,“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皆听司马懿决断”。曹丕临危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睿:“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司马懿的这两个举动都可以用精妙来形容。曹丕本人对司马懿更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再加上,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来说,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曹丕在司马懿的帮助下,最终登上帝位,而这一点也证明了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曹还丕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下,他的决策比较准确符合实际,在国内大事的处理上又游刃有余,没发生过什么危机,选拔人才也很有眼光,各司其职,尽职尽责。而曹丕对司马懿的信任,也使司马懿能放手拼,放手一搏,为自己的基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司马懿主动择主这一事件上来看,在古代,君与君之间,君臣之间的斗争从来都不曾停息过,而这种竞争明显也给了一些谋取大业者机会:流氓无赖刘邦自动投靠项伯,最终歼灭“西楚霸王”,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吕不韦敲响子楚家门,自动献上爱妃,把儿子一步步推上了秦朝宝座;而司马懿在明智的选择下,也逐渐成为曹魏政权中地位显赫的心腹重臣,不断扩大了自己施展军事战略的空间。

2.审时度势,“原则”为先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司马懿的飞黄腾达有他的偶然性,当然也有他的必然性。司马懿是一个很守旧的人,他认为曹操既然选择了曹丕为太子,就应该从一而终,于是,他在他积累人生经验的时候做出了对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可幸运的是,司马懿虽然被卷入了这样的政治战争的漩涡里面,在似曾相识的历史中,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讲这都是不幸的……但只有司马懿,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最佳的。

从司马懿被曹操强召入丞相府时的二十九岁算起,到魏武帝曹操逝世时他满四十岁为止,他为了“一跃而起、一飞冲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时间。这十一年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十一年,十一年中他积累了大量的人生经验,也看透了与他为敌和可能与他为敌的每一个人。从曹操到诸葛亮,从刘备到孙权,从关羽到陆逊……,司马懿在考虑他的对手的同时,总是能够审时度势,总是能够依自己的“原则”为先。在这十一年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实、做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司马懿做到了,而且他做得相当出色。他在曹魏为府谋时,以曹操及曹操的一些重要谋士为参考对象,努力学习他们的治国和军事上的才能,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守的基础。司马懿在这十一年中,给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有自己的“原则”,他的这个“原则”就是“修身”。

“修身”这一课题历来被无数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应用。我们可以把韩信的“跨下之辱”理解为“修身”,也可以把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理解为“修身”,更可以把诸葛亮的“卧耕南阳”也理解为修身……他们这些“修身”虽然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都没有司马懿的“修身”来得充实,司马懿此时自知非曹操的对手,在曹魏军中更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所以,他的修身是为他的后来做充足的准备。古语有云:“不谋一时,不足于谋一域。”司马懿谋就谋在他要求自己有更高的成就。历史证明,他又做到了。

在当时的司马懿看来,他的“修身”可具体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八个字,也就是“识时务”,历史上的评论家把已经把司马懿的这种“修身”归为“忍”。历史也证明了,能忍的大都能够成功。司马懿根据时势的需要,密切联系最实际的情况,他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

他在“修身”这一原则中,展现出了他最高明的一点: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这一点,曹操没有做到,因为曹操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雄主报复;诸葛亮没有做到,因为诸葛亮事必躬亲,没有为蜀国培养出足够的人才;孙权更没有做到,因为孙权最大的功绩就是守住了他父兄留给他的一分薄田。司马懿对他的这一点特殊的才能一向算计得十分精确。所以,司马懿能在雄才如魏武帝曹操时期就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司马懿的审时度势,造就了他的迅速崛起,虽然他的崛起算不上是平步青云,但也没有受到大的阻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荀子在他的书《荀子》里有一段名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司马懿的所作所为大概就可以验证这句话的真实历史。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乱世出英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这些耳熟能详地名字都出在这一时代。但最后真正一统全国的却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司马懿父子,历史好像给这些英雄开了一个玩笑。但历史是公正的,司马懿之才并不在这些历史著名的人物之下。司马懿的审时度势给这些英雄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与司马懿在这方面一比的,也只有清朝晚期的栋梁曾国藩了。曾国藩几乎是一即之力挽救了大清朝,最后又得以善始善终,完全是曾国藩能够审时度势地看待整个形势。司马懿比之曾国藩更加地幸运,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改朝换代,而历史也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司马懿的“原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古人所说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如果非要找一个最合适的人来代言的话,那就非司马懿莫属了。司马懿用数十年的时间来“修身”,在这种“原则”的坚持下,他几乎打败了所有的人。在“治国”方面,司马懿更不逊于三国时期的任何一位英雄,他把本来就强大的魏国打造得更加坚不可摧,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完全没有动摇魏国的一草一木,相反,蜀国和吴国在和魏国的对抗中逐渐地衰败了下去,最终灭亡了。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失败英雄,这些英雄大都有真实的本领,但是往往没有做到一点,那就是让自己最大限度地“修身”,有了“修身”这样的“原则”,就不会有失败的英雄了。

第六章 奠定三分基础,成就三国归晋的鸿篇巨制 
第六章 奠定三分基础,成就三国归晋的鸿篇巨制

——司马懿老当益壮,继往开来

足智多谋的司马懿,通过对吴、蜀的战争,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事大权。景初三年春(公元239年),魏主曹睿病逝,临死前将幼子曹芳托孤于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令二人共同辅政。最后,在与曹爽的对抗斗争中,司马懿充分展示了“静则使人无从觉察,动则令人措手不及”的高超的运筹和统驭能力,他把握时机、乘时而动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时更为后人树立起了生动的艺术想象。

1.攻其必救,远征公孙

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字文懿)因自以为自己远离魏国,便自立为燕王,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改纪年为绍汉元年,下设文武百官,与曹魏抗衡。同时派大将军卑衍、杨祚领兵数万,依托辽河的有利地势,坚营高垒,准备防御魏军的进攻。

公孙渊乃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子公孙康的儿子,在魏明帝曹睿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公孙渊篡了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的地位,至此魏明帝便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任命他为“辽东太守”,后在魏明帝曹睿的青龙元年,他借孙权的两位谋士张弥、许晏的人头,被魏明帝任命为大司马,封为“乐浪公”。他这一行为不仅欺骗了孙权,而且也引起了魏明帝的怀疑,就在魏明帝宣公孙渊进宫时,他便急着翻脸,自立为王。

这就是公孙渊的简史,他可谓愚蠢至极,他以为他做的事,密不透风,无人知晓,他以为他远离魏国,魏国就鞭长莫及,拿他没办法,而他这种用欺骗手段与没有实力作后盾的自立为王只能落个失败的结局。而他这种叛国行为也势必会遭到魏国的声讨。

第二年的正月,魏国君臣终于都忍受不了公孙的气,魏明帝曹睿只好将司马懿从长安召回洛阳,商量如何平叛公孙渊。这时司马懿提出由他率领4万人马前去讨平叛乱。曹睿却担心兵少路远,难以取胜。司马懿胜券在握地说:“兵不在多,只要善于计谋,就能出奇制胜。”曹睿一听,非常高兴。但仍有些忧虑,便进一步问道:“你估计我军出动后,公孙渊会采取什么对策呢?”

司马懿的妙算分三策,公孙渊放弃根据地襄平事前逃走是上策(因为下次司马懿再来时,又要行军四千里,没有人有太多的四千里可行),在辽东边界拒守是中策(可达成境外决战,令远征军疲惫),坐守襄平是下策(坐以待毙)。并且,司马懿断定公孙渊一定不会弃城逃走,他一定会认为我军孤军深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他必然要依托辽河的天然屏障阻击我军。司马懿还敢肯定前进一百天,攻击一百天,回师一百天,中间休息六十天,远作战不会超过一年。曹睿见司马懿对如何作战的方案了然于心,非常满意,便派司马懿率军4万前往辽东平定叛乱。

从上面司马懿的一番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深思孰虑,以及对事实透彻分析的能力都是朝中少为极有的。

每个人在做事情之前,都要对其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在进行分析之时,一定要抓住其内在规律、并综合当事人的性格特点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多方面的统筹考虑,只有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把问题分析透彻才会有一个正确的预测,也就是说只有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都想得周到了,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就曾在形势上作了透彻地分析才能使得曹操摆脱樊城之围的境地。从下面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司马懿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料事如神。

一切都如司马懿所分析的那样,公孙渊采用中策。在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派数万兵士在辽水东岸驻扎,连营六七十里,他是想造成曹魏抗拒孔明北伐及陆逊阻拒刘备东征的效果,不过他可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命令一部分士兵大张旗鼓地向敌军的南翼猛攻。司马懿见燕军的精锐部队已急赴南翼,后他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悄悄渡过辽水,直奔公孙渊的老巢襄平,迫使公孙渊出来迎战。过河后,他又立即命令部队沉掉了渡河的船只,毁掉了浮桥,逼近燕营。并傍辽河构筑工事,摆出了一副持久作战的姿态。但是,司马懿并没有发动进攻,相反,却率领主力绕开敌营直奔襄平而去。

手下将领不解其意,认为这种战略太不能显示出我们的威力了。但司马懿却这样对他们说:敌人坚营高垒,不与我战,目的是想让我军疲惫松懈。我们若此时去进攻,则会正中敌人下怀,但我们倘若向其攻之,则他们就必会出来与我们交战。敌军如今的重兵都结在辽河一线,巢穴空虚,我军直打其老巢襄平,他们必会惊慌,回来救援,他们惧而求战,战则必败!这一策略也就是《孙子兵法》上的攻其必救之方针。

《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攻其必救之策略,即指攻敌要害之处,迫敌必然救援。也作“攻敌必救”,意在阐述深入敌境作战时,要打败坚壁不战之敌的指导原则。凡是对于那些固守坚城不与我决战的敌人,应当采取“攻其必救”的指导原则,迫使敌人脱离坚城与我军决战,就可以将敌人打败。也就是说只有攻敌所必救之处,才能调动坚壁不战之敌脱离固垒,使其运动从而将其聚而歼之。因此,“攻其必救”的原则,在古代战争中是常为兵家所采用的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

历史上“围魏救赵”就是“攻其所必救”的典型战例。魏围赵,赵向齐求救,齐使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孙膑制定了“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策略,引兵直奔魏都大梁。魏军闻讯,立即撤围赵之军回救大梁,在桂陵被齐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可见,司马懿在这次平定公孙渊的辽乐之战中,同样也是采取了“攻其必救”的军事原则,通过下面事情的具体经过,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其计划是具有可行的。

在魏军一举突破辽河天险,并弃营不攻,直扑襄平之时。公孙渊的谋将卑衍、杨祚便开始万分惊慌,他们生怕老巢空虚不保,便立即率领全军回援襄平,企图堵截魏军,这就中了司马懿的声东击西的计策,司马懿待燕军进到适当地点,命令奔赴襄平的兵马回师猛击,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三战三捷。公孙渊则退守襄平,从“据辽水抵抗”的中计转入“坐守襄平”的下策。司马懿立即进军准备围城。

恰逢此时,正值多雨的季节,辽东下起了连绵大雨,辽河河水迅速猛涨,淹没了两岸大片地方。襄平城的四周便顿时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水乡,魏军迫于水势,无法对襄平合围,营帐全都泡在水中,而敌方却可以借机出城放牧、打柴,魏军便有人提议“断其樵牧”,司马懿并不同意这一策略,而且他立即下令道:“有敢言迁营者斩首!”其中有个叫张静违的都督令史不服气,便要求迁营,果然被司马懿斩首示众。在此种情形下,魏军只得被迫泡在水中,处境也是万分困难。不过,还是有一个名叫陈硅提出了疑问:“将军过去打上庸时,八路并进,日夜攻打,只用了6天,就攻破了城池,杀掉了孟达。现在我军远道而来,反而不急于攻打敌人,是何道理?”司马懿笑道:“那时,孟达兵少粮多,可供一年,我军人数4倍于敌而粮食不够一月,以一月图一年,怎么能不速战速决呢?以4人攻打1人,则是可以速战速决的,所以不计死伤,猛攻上庸,实质上是与他竞争粮食。现在情况不同了,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逢大雨,难以速战速决。而此次,我们不远千里来此作战,不怕燕军坚守进攻,使战事旷日持久,就怕敌人逃跑,或者留下后患。目前我军虽人少,但粮草充足,燕军虽多,但粮草将尽,现在敌军粮草将尽,我们若抢走他们的牛马,断了他们的樵牧,在我军没有完成合围的情况下,不就等于迫使燕军拼死逃跑吗?现在公孙渊依仗人数众多和雨天大水给我军带来的困难,继续坚持,不肯认输,我们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们造成无计可施的假象,让他们认为我们是弱小的,让他们安心待在城里,而当等到雨停、水退、敌军粮尽之时,我们再发动攻势,那公孙渊就成了瓮中之鳖,想跑也跑不了了,那我们就不止捡到这么点小便宜了,这也同样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法。”众将听罢,无不佩服司马懿的多才多智。于是,众将便在司马懿的率领之下,一面继续合围襄平,一面暗中赶做大批楼车、钩梯,以等待时机向襄平城进攻。

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著名论断,它阐明了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夺取克敌制胜主动权的战争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战前准备、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等各个方面,从而对与敌方交战中处处争取主动权,最后达到制胜敌人的原则。

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有一按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论断,其总体上的意思即一个军队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要善于抓住主动权,在这一篇幅中,司马懿采取的是示弱的假象,然后从各方面对其攻之,从而掌握住主动权,将敌人包围。

就在时年八月,辽东雨停之后,辽河之水亦渐渐退去,燕国已被魏国围的像铁桶一样,接着,司马懿便抓住燕军粮草已基本断绝的这个有利时机,对襄平城发起猛烈的攻势,魏军在城外筑起土山,登高俯击,箭如雨下,昼夜猛攻,同时司马懿又命令军士在城下挖地道,以求伏兵人城,上下结合,还配以楼车、钩梯,轮番进攻。时过不久,公孙渊支持不住,无奈之下,他只得派其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出城求和,要求魏军先撤出包围,然后他自缚请罪。这种缓兵之计,哪里能骗得过司马懿?司马懿一听,二话没说,就将王建和柳甫的斩首。公孙渊忙又派卫演到魏营,提出“以儿子换和平”的新建议,以图解围。这一次司马懿并没有将来使杀掉,只是让卫演捎话,并挖苦讽刺地给公孙渊上了一课:“军事行动大体上有5个步骤: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不能走则降,不能降则死。你不自己绑着来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了。”司马懿一番羞辱逼得公孙渊只有孤注一掷实施突围,硬着头皮死命抵抗,此时公孙渊的士兵早已饥疲不堪,军心也已瓦解,大将军杨祚则首先开城表示投降,司马懿可谓势如破竹,挥军入城,一举击毙燕军7000余人,无奈之下,公孙渊企图杀开一条血路逃生,结果被魏军杀死于乱军之中,余部全部投降。襄平城被攻占以后,所谓燕王朝的其它几个郡也都望风而降。一切都在司马懿的掌控之中,这次战役果然只用了3个多月。自然,司马懿也按照原定计划,在第二年春,如期班师回朝。

足智多谋的司马懿平定了辽东之战,从而制止了公孙渊的分裂割据,维护了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

在这场战争中,他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创造了一个孤军远征、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从中,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懿料事如神之功力,他无论是在谋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显出他的军事才能,及领导才能,其中对《孙子兵法》的应用更是神乎其神,所以司马懿能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

2.南伐东吴,不战而胜

司马懿自打受到曹爽的排挤,被明升暗降后,他只能广泛取得世族士大夫之同情及支持,另外,作为四朝元老,他认为他是不能没有军权的,不过,幸好曹爽还算有一点良心,曹爽给了他一个持节都督诸军事的权力。所以目前想要找回兵权,其唯一办法就是出兵打仗。

于是,司马懿南伐东吴的历史就开始演了,这也是他重拾夕日辉煌的一个重要插曲。

那是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东吴以为魏国的政权不稳定,这时将其击败一定是好时机。于是孙权便派朱然攻樊城,诸葛瑾向荆州进攻,诸葛恪则准备攻取六安,全琮攻淮南,然而经过长久的激战,诸葛谨、诸葛恪、全琮这三路兵均被魏军杀退,最后只剩朱然一路猛攻不放,于是司马懿便抓住这个战机,主动要求前去迎战,但在一开始,奸诈的曹爽并不愿意他去前线,后在听了谋士何晏等人的劝说之后,他才放司马懿前去。何晏等人是这样说的:司马老儿年近七旬,须发皆白,如何统兵远征千里,不妨借刀杀人。朱然听说魏国的老太傅司马懿亲自前来征战,便有自知之明似的主动撤兵。但司马懿却穷追不舍,追至边境三洲口时,他便斩了千余敌人,伏虏了众多兵器舟船成功而返。对此,魏少帝曹芳是赞赏有加,他将郾城、临颖两县作为其封地,再加上原来的舞阳、昆阳,司马懿一共有四县。


诸葛瑾


诸葛恪

想成就一番事业,你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就是生命质量的载体,就像刀与锋利的关系一样,有刀的存在,才会有锋利这一说法。

想当初诸葛亮与司马懿在进行持久战之时,就是因为司马懿的身体强过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诸葛亮才留了终生的遗憾,可见一个人身体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接着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曹爽的话,他的话一点也不错。是的,试想天下又有几个会认为一个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能征战,上战场拼杀。但他却没有全方位的考虑一下司马懿的一生,要知道有着高超的军事、政治才能的司马懿是绝不会轻易就提出与敌交战的。所以,他虽已年过七旬,但他的威名依在,使人闻风丧胆,他依然可以在朱然等人逃跑之后,穷追不舍,打他个片甲不流。因此,在战场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当年的风采及如今的老当益壮,所以对他能争善战的才能我们应不容忽视,反而对于他的养身之道我们更要佩服。

年过七旬的司马懿取得了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他受到了皇帝的尊宠,但司马懿并没有因为皇帝的尊宠,而肆无忌惮,他反而更表现出谦恭的样子。那时,父亲的故友太常常林到他家做客,而每一次他必拜见。他也总是告诫子弟们:“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以损之,庶可以免乎!”他还教子弟们提防不怀好意的曹爽等人。

自满就好比是一个人实现伟大理想的陷阱,会害人害己,但却又是一个人最容易进入的误区,只有谦恭才能将灵魂深处的一切潭滓排泄出去,才能添加精神上新的滋养品,使之在成功之路上永不败。

谦恭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魅力,是一个人内在品德和修养的高度表现,它不因一时的得意之作,就骄傲自大,大话连篇。也不因一时的养尊处优,而对别人傲慢无礼,凌驾于别人之上。谦恭之人的学问之心愈谨慎,其地位愈高,就愈能待人以礼。

谦恭之人,它给人以虚怀若谷的胸襟,能给人以豁达平和的态度,给人以超越自我的气魄,给人以海纳百川的能量,从而给人光彩照人的形象和强烈撼人的魅力。谦恭之人,人们会与之亲近,人们对其崇敬。

谦恭应该说也是一种教养,试想那些脸上没有文化,肚里没墨水,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鲁夫莽汉又怎会有谦恭的态度,怎么会有一番成就呢?

而倘若司马懿不是一个谦恭之人,他又如何能成就一番霸业,如何才能笑到最后?

汉初时候之人张良,年轻时就以谦恭、好学、智慧闻名。其中,流传至今的“桥下拣鞋,拜师学艺”的故事说的就是以谦恭的张良,他也因此得到《太公兵法》,辅助刘邦夺取天下。

张良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打天下。运用所学所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经常在危急时刻扭转时局。平定天下以后,刘邦要奖赏给张良齐国的三万户百姓,张良谢绝说:“我与陛下的相会,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陛下用我的计策,并万幸成功,这不过是我的运气好,没有陛下就没有张良我。”

而张良之所以没有成功“韩信第二”,更大意思上也在于张良不骄傲自大的为人处事原则,张良因谦恭获得真才实学,又因谦恭获得赏识和安全,说明他的智慧过人,识时务。

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说,谦恭的人也一定是聪明的、睿智的、有才能的人。历史早已见证,真正伟大的人一般都是谦恭谨慎的。司马懿也立谦恭为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是成功所应该追求的境界。这同样也验证了司马懿这个笑到最后之人的伟大与不平凡,正因为他能宽以待人,朝里才会有更多的人信任他,以至于他的后代在建立晋朝,才会顺理成章。

让我们继续欣赏司马懿的下一场战役,看这一次的大战给他带来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公元242年诸葛恪在魏吴边境皖口囤田,司马懿重施故技,想再一次请兵讨伐诸葛恪,这次曹爽不再敢断言司马懿会老死在战场,所以他把仲达的上疏压了下来,因而司马懿也就没有实行自己的计划。也许是老天在助其成就霸业,在第二年自以为是的诸葛恪又一次派兵在边界不为的向其挑衅,并意图想袭击寿春。坚忍不拔的司马懿这次再度上书请求前去伐吴,曹爽等人皆以孤军远攻,进退不易为缘由对其进行劝阻,司马懿则曰:“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东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这次司马懿是铁了心要前去进攻,此时曹爽考虑到这次东吴声势稍为浩大,而且皖口也远在吴境,单这一去就要行两千里之远,还有他的老将诸葛恪的名气也是相当大,也比较难对付。因此,曹爽就再一次决定这个不知好歹的司马老儿出兵试试。

没想到名气如此之大的诸葛恪在听说他叔父(诸葛亮)曾经认为最难缠的对手司马懿即将来征战,竟也望风而逃,司马懿可谓是不战而胜,捡了个名符其实的大便宜,要回程之时,司马懿则提拔农家弟子邓艾在淮河以北大量囤田,邓艾也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暂露头角。

司马懿的名气看来真是不容忽视,我们也看出曹爽等人的愚蠢至极,不过这里,我们对司马懿用人方面的才能也不得不提一下。

司马懿在军事斗争中也非常重视对年轻人才的选拔,能够慧眼识才。当时在魏国看重两个青年人物,一个是钟会,一个是邓艾。其中,钟会是太傅钟繇之子,他小时候就很胆智。有一次,钟繇曾带他的两个儿子去见魏文帝曹丕,钟会当时只有7岁,其兄钟毓大他一岁。钟毓在见到皇帝之时,惶恐惧怕,汗流满面。曹丕便问钟毓:“你怎么出汗?”钟毓回答:“我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丕又问钟会:“你为何不出汗?”钟会回答说:“我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这里可以看见钟会的聪明与应变能力,见到令万人敬仰的皇帝,自然会有所英尺慌,而钟会既点出了他害怕曹丕,更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不出汗的原因,可谓令人不得不对其称奇,后在钟会年龄稍大一些时,他便喜读兵书,深明韬略。


钟会

当时,司马懿也在场,当下他就认为这个小孩不简单,决定日后重用他。

再说邓艾,他虽幼年失父便他素有大志。他见高山大泽,便比划着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当时他对于地理位置的合理应用的时机,方寸的把握上绝对要胜过蜀国之将姜维!邓艾平淡地过了近二十年。后来总算当上了典农功曹,帮助管理屯田。一次,邓艾上洛阳去呈报,有机会见到洛阳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很赏识他的才能,征召他为太尉府的掾属,后升任尚书郎。

自从司马懿和邓艾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之后,就有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司马懿能识人,会识人,那在对待对手的时候,他又做何反应?

本来,曹爽是想利用吴兵借刀杀人,结果,正因为司马懿这两次大胜朝野,反而得到众将士的称颂,在朝野里的地位更加稳定。这时,曹爽的谋士李胜与邓扬又给他出个了馊主意,要他亲自领兵去向蜀挑战。

于是,在244年春三月,想立威名于天下的魏国大将军曹爽不听太傅司马懿的劝阻,毅然带领大军从傥骆道进兵讨伐蜀之汉中,当时,汉中蜀军不足,其将士都有些恐慌,负责汉中军务的蜀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力排众议,命护军刘敏率部进占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多设旗帜,虚张声势,然后王平又率一部兵力为对其进行阻挡,大将军费袆则包抄魏军后路欲两面夹击,魏军被阻于兴势,后方军粮供应不上,牛马骡驴大量死亡,魏军失散、伤亡惨重,就在这种危难之际,司马懿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魏军副督都夏侯玄要他力劝曹爽快撤兵。

司马懿虽对曹爽有很大的怨气,但还没到恨之入骨的地步,而且退一步说,曹爽带去的兵有不少的也是他自己以前的部下,副都督夏侯玄更是他的姻亲。从国家这方面来说也好,从自己以前的部下或是姻亲,他都觉得信一定要送到。曹爽毕竟不是白痴,在经由夏侯玄的劝阻,再加上本身也觉得事情大有不妙,于是,便听从司马懿的劝告,苦战之后。于五月撤回长安。他的这一“战果”换取的朝野一致的讥笑与嘲讽。

司马懿可胸怀宽大,想一想,这时又何尝不是一个杀人灭口,除掉绊脚石的最好时机,但伟人毕竟是伟人,他没有这么做,他采取了书信劝阻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魏军的进一步损失。

正因为人有了比天空更广阔的胸怀,才能容得天下难容之事,才能拿得起放得下,凡事不斤斤计较,不愤懑牢骚,不悲观忧伤,才能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价值的大事上,才能活得乐观豁达有意义。

假如我们将胸怀来给人分类,那么应该只有两种,一种人胸怀博大如海,任船航行;一种人心胸狭隘如囚,仅能容下他一个人。

而一个人生存境界的高低,也和人的胸怀有莫大关系。胸怀宽广的人,其人生境界一定超过一般人;而胸怀狭隘的人,其人生境界必是很低。

司马懿自小就有雄心壮志,有立志“平天下”的宏伟目标,他的人生境界之高,他的胸怀之宽的优点都是每一位不甘失败之人所效仿的。

“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不错,这正是吴国主帅周瑜在面对诸葛亮时曾经的一番表白。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年少英俊,多谋善断,屡建战功,二十多岁就成为主帅。但唯一一点就是心胸太过于狭窄,对才能胜过他的诸葛亮始终耿耿于怀,曾多次暗藏杀机,对其下毒手,但每次都能被诸葛亮看出破绽,而弄巧成拙,甚至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终于,经不住失败的打击,在多次气愤之后,含恨而死。而临终前的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既生瑜,何生亮也?”


周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胸怀宽广的人,才能广泛吸引人才;一个小肚鸡肠的人,看到别人胜于自己就怀恨在心,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所谓有心腹。

也许正是因为司马懿懂得,江山社稷的宏大事业,决不是一两个人或少数人就能够干成的,必须有事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加入进来,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因而,他时刻以宽大的胸怀来面对敌人或是高智商的人如诸葛亮。

南伐东吴,不战而胜的描述虽然不多,但其中的一些小细节,如他的两次出征,敌人都听到其名字之后,便落荒而逃,这需要具有何等的威力才能达到此种境界?还有他写信劝阻与其敌对的曹爽,这又岂是一个泛泛之辈能轻易做到的?所以说,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一点也不为过,他能成三国历史上最终的胜利者也是受之无愧的。

3.淮南平叛,击败对手

嘉平元年,曹爽等人陪魏帝曹芳出洛阳城拜谒明帝高平陵,这时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把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夺取了朝中大权,史称“高平陵事变”。高平陵事变是三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变,和赤壁之战促成三国鼎立一样,高平陵事件成为三分归晋的前奏曲。其政变的原因是曹睿托孤,曹睿第一次辅政大臣名单中没有司马懿,后靠刘放、孙资的从中涡漩才被纳入辅政大臣中,这件事使司马懿心中有一层疙瘩。后曹爽明尊暗抑的行动使两人协力辅政的格局被打破,司马懿从此对曹爽怀恨在心,并暗中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曹爽争夺司马师兵权的行动更是两人对产激化的导火线,因此,司马懿下定绝心要彻底铲除曹爽。

由此可知,高平陵事件的发动,是司马懿在政治斗争中一次弱势力的反击,事变的成功也在于世大夫阶级及民众对曹爽执政末期产生了普遍反感,以致事变发生后司马懿能讯速掌控全局。

虽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得到京城官员的普遍支持,但一位出镇淮南的老臣王凌却对司马懿心生不满。王凌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要将领,出身于仕宦之家的王凌,少年时曾随父居住于京城,汉末司徒王允即其叔父。董卓之乱,王氏一门被董卓部将李催、郭汜诛残,只有王凌及其兄长生逃,回到家乡。建安初,王凌得举孝廉,出任县长,不久即因罪而被罚5年苦役。服役期间,正好遇到曹操巡部,曹操得知他是司徒王尤之侄,又系因公犯罪,便当即下令,解除其劳役,任他为郡中骁骑校尉之参谋。待曹操灭袁绍为冀州刺史后,即擢拔他为郡守,而后,为丞相府主簿。与场修、贾逵共掌丞相府日常事务,当时号称“三主簿”。(在青龙二年的石亭战役中,靠他的拼死突围和贾逵的救援,才避免了曹休指挥的东部魏国军队被吴国全歼。后来他与满宠和蒋济等长期驻扎在淮南,成为抗击吴国军队的重要将领)与司马朗、贾逵、杨修关系密切;与司马懿的关系也也密切。司马懿的重要亲信王昶与王凌同乡,王昶对凌亲如兄长,在《三国志》王凌传裴注中也对司马懿说“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并说王凌因同司马懿“加怙旧好,不复自疑”,这些都表明了两人的友好关系。


曹爽

但司马懿诛杀曹爽,王凌却心生不满,与其侄兖州刺史令弧愚阴谋立楚王曹彪为帝。

令狐愚原名令狐浚,以前田豫立了大功,犯了小罪,他依法论处,于是惹得曹丕大怒,说:“浚何愚!”然后他就索性改名叫令狐愚了。他可能也是为因为这个屈辱而图谋废曹芳,只有如此才不再戴着这个屈辱的名字,王凌在给司马懿的信中曾说道:“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王凌在嘉元年九月派人到洛阳向他的儿子询问这件事是否可行,他的儿子王广表示反对,称“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并向王凌仔细分析了当前的社会局面:曹爽集团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但王凌的才能却不能认识到这些,而且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司马懿任命王凌为太尉,王凌从司空越过司徒高柔直接担任了太尉,也从中表明了司马懿重用、笼络王凌,把他作为河东派重要成员对待。也正因为如此,王凌与司马懿的关系更加密切,令狐愚病死后,当时淮南也没有爆发叛乱的根源了。


高柔

当初司马懿曾问蒋济:“王凌之才如何?”蒋济答:“王凌文武俱胆,当世无双,其子广有大志,胜父一筹。”蒋济,魏国谋士,曾任曹操的主簿,曾劝阻曹操迁都,后来曹丕伐吴,蒋济与刘晔同为参谋官;魏帝曹芳埋藏,蒋济官至太尉,随司马懿发动政变,出兵落水浮桥,写信劝说曹爽投降,最终导致曹爽一族灭亡。现在,司马懿经蒋济这么一说,也就排除了对王凌的戒心。


蒋济

王凌要立曹彪为新君,其行动一直是密秘进行的,由于楚王曹彪的封国在兖州令狐愚的地盘,嘉平元年九月,令狐愚派亲信张式以监察亲王为名赴曹彪家拜访,并对曹彪说“令狐使君致意于王,天下事未可知,愿王珍重!”于是,这便开始了他们另立新君的第一步。但事出所料,立新君的计划进行到年底,令狐愚突然生病死了。这时,令狐愚的幕僚杨康此时正在京都司徒府上报兖州政务,听到主子病死,很害怕;自己又熟知令狐愚与王凌的政变计时,也深知成功的机会不会太高,如果失败,自己的下场就和曹爽一样。这时,令狐愚一死,杨康就使了一个坏心眼:立刻向司徒高柔举发了王凌和令狐愚的计划。

高柔是司马懿的亲信,并立刻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相当吃惊,但又立即恢复了镇定。当时的王凌已位列三公,又没有具体的证据,因此,一时也难以下手。于是,就静观其变,严加保密。并另派黄华出任兖州刺史。这时的王凌对杨康告密之事毫无所知,还在积极暗中准备着。这时,又由星相得知:“荧惑(火星)入南斗,当有王者兴。”于是,就更加坚定了另立新君的行动。一时间,民间也散布着曹彪当皇帝的传言,有歌谣说:“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朱虎为曹彪乳名,他受封于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东),洛阳在白马西南,以白马西南驰来借喻曹彪入主洛阳。

一年之后,嘉平三年春,吴国孙权所自己死后魏兵长驱直入,便派10万大军于涂水(今安徽滁河)下游筑堤,以淹没魏国淮南之地。这时的王凌终于等到机会,请中央发下统兵的“虎符”以教训吴国为名,调动扬州大军发动政变。司马懿也深知是王凌的一条计策,并没有答案。无奈之下,王凌又派新腹杨弘去说服新任兖州刺史黄华与其共同举事,但出乎意料的是,杨弘和黄华竟联名上奏司马懿王凌即将叛变之事。这时,司马懿见时机成熟,便调集数万人马,并于当年四月众水路南下,直事业逼州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这时的王凌才发现事情的不妙,但拿不到虎符,他的本部兵马根本不能和司马懿的大军抗衡。自己已无胜算,为避免寿春城遭受战火,他只有亲自武丘,到司马懿大船前面缚投降。王凌在小船上对大船上的太傅司马懿喊道:“卿以折简召我,我敢不至邪,奈何引大军来乎。”懿答曰:“因卿非折简可召之客耳。”王凌所谓的“你派人送一封信来召唤我,我就会去见你”之类的话显然是书呆子式的自欺欺人,哄哄小孩子罢了,连他自己都未必信。而司马懿认为,已经是最后摊牌了而且胜券在握,便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于是一针见血地答道:“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你不会跟随送信的人前来”,再无温情脉脉之面纱。此时王凌才痛感被司马懿玩弄,于是王凌又喊道:“太傅负我。”懿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说得何其痛快淋漓,何其直截了当!

即使如此,司马懿还是让人为王凌松绑,归还朝服和印绶,派人把他送回洛阳。到项城时,王凌向压送他的警卫队长要钉棺材的长钉,队长请示后给了他铁钉,王凌知其必死,遂饮药自尽。这只是史书怕说,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王凌身先士卒的勇将,不会像曹爽那样试探生死,既然他已“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就不会自杀。或许是朝廷在半路上让他自尽的,因为朝廷不会像司马懿那样安慰、宽恕他,以至后来还把他开棺暴尸,烧毁了朝服、印绶。司马懿是不会对王凌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况且他与王凌的关系也非常友好,从司马芝和司马歧父子担任司法官员时期的表现看,司马氏也不是严刑峻法的人,王凌的罪过是知情不举的连坐。王凌与司马朗、贾逵友好,贾逵与曹休有矛盾,他的儿子贾充和王昶的儿子王浑都是晋朝的重臣,司马氏的亲信,王凌也是司马氏为首的河东集团的重要成员。


司马朗

王凌受曹操的提拔,起家于刑徒,又历典大州,成为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又加之受儒学正统观念的陶治,其对曹魏政权可谓“矢志不渝,衷心拥护”。王凌与司马懿的及其史长司马朗都曾过从甚密,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促使他们最后分裂了。我们从曹魏政权的建立过程来看,司马一家与王凌都曾对它做过贡献,这是他们政治上一定时期统一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氏窃取这个政权的野心日益明显,而王凌却仍极力维护曹魏的正统地位,如此一来,就使他们的政治道路发生的歧异。最后,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完成了短期的全国统一。在此,我们不排除王凌争夺权益的心理,但客观事实告诉人们,他反对篡劫括动的斗争还是值得褒奖的。晋朝建立后不久,司马炎立即为与司马氏关系最密切的王凌和邓艾平反,使他们的冤案得到昭雪。这就充分说明,王凌这种忠于最高统治者的精神是可以利用的。

这就样,王凌死后,倒霉的曹彪也被迫自杀,其亲属都远放平原郡。如此,曹魏末年“寿春三叛”的第一叛就这么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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