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无疑是俄罗斯-苏联的兴衰。没有哪个大国像它这样，在这短暂的世纪中屡屡大起大落，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那段震撼世界的岁月，令无数后人回顾时，时而感觉可歌可泣，时而又为之黯然。要再现这样曲折跌宕的历史长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工程，确实，这一最终成形的作品也是值得敬畏的：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
这部巨著的写作可以说贯穿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1937年他19岁时就开始构思，1965年才写完第一卷，一直到2008年他临终时也没有写完全部20卷。这样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足以榨干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几乎超出了个人所能驾驭的程度，他为何要这么做？答案也许是：因为他对俄罗斯爱得深沉，而展现这种爱的最恰当方式，就是回顾那段恢弘的、决定性的历史长卷，从而再现普通人在那暴风骤雨的年代中的命运，并进而思考俄罗斯的命运。
虽然被归为“长篇小说”，但《红轮》在结构上却并不很像小说。的确，书中有许多虚构的人物，但对大量历史真实事件的叙述却像是在写历史，时不时地甚至还插入一些历史文件和当时报章上的报道，以期真实地再现当时的社会氛围。除了时间顺序，它也没有明显的主线，更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角。据他本人的说法是：每一个人一到与他有关的情况下行动时，就成了主角。因此，在这里普通人和将领、首相、沙皇一样，都是各自生活中的主角。作者的用意就是要把这一切汇聚成一幅浩大的画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景历史”--他甚至不觉得这是“文学创作”。
伟大的作品都是难以归类的。《红轮》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和历史的边界变得模糊了，有时甚至还加入大段的哲学思考。索尔仁尼琴称它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它没有结构性计划，“这部作品有些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什么样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甚至连《红轮》这个总书名都是很后来才出现的。
理解了“红轮”一词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理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在第一卷中，有两处直接写到了“红轮”（页215及332），虽然具体所指有所不同，但却都暗示着一种非人的、非理性的、强大的、无法遏制的力量。就像一个普通市民在昏昏欲睡中依靠着机车巨大的红色车轮，结果它却突然动起来，把你背上的衣服卷起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到危险的新情况中去。作者在此无疑是想说明，很多人其实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外部力量推动着进入到了历史的巨大漩涡中，他们无助、无力，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被这股力量裹挟着向前。
书中的人物不止一次表露出这种存在主义情绪，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的人。在指挥俄军作战的萨姆索诺夫看来，“他不是事件中的一个活动家，而只是事件中的一个代表，而事件是在顺其自然地演变着”（页95）；丹娘则深深感到“战争是一种无法避免又不可驾驭的自然力……人类又无力战胜这种自然力，人类也无力支配这种自然力”（页533）；沙皇也感觉面临战争，虽然像是面前有个万丈深渊，但却还是“身不由己，无法抗拒地向它走去”（页913）；甚至连列宁，也“只是这股力量的万无一失的指导者”（页221）。总之，这种力量外在于人，人无力支配它，却反被它支配一生。作者借用书中人物的话说，“历史是非理性的，年轻人。它有自己的、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有机组织。……历史的发展就像一棵活生生的大树，理智对于它来说就像一把斧子。你们不能凭理智去培育历史，或者，也可以把历史比作一条长河，它有自己流动、打弯、打旋的规律。”（页431）
这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对人类命运深深的慈悲。现代社会的悖论之一就是：一方面个人的独立性得到最大强调，个人权利得到伸张，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常常感觉自己身不由己地被某些外部力量所左右，而这种力量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书中对萨姆索诺夫的叙述几乎就是对不断走错方向的20世纪俄国史的一个隐喻：“他几乎绝望地看到，没有一个有智慧有意志的人来把几千个迷失方向的人联合成一个整体，并引导它们走向唯一的胜利。”
怀着这种慈悲，索尔仁尼琴也刻画了许多人在时代漩涡中不同的反应和选择。平凡俄国百姓那种善良与隔绝、萨姆索诺夫面对危难时的那种沉着与坚毅、博格罗夫那种年轻激进、斯托雷平的深沉、沙皇尼古拉的软弱……都跃然纸上，没有对俄国历史的深切理解和同情，是难以驾驭这么多人物的。事实上，作者对全景历史的再现甚至对读者也提出了挑战，如果不具备对那段俄国史的基本了解，读起来不免会有些费劲。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书与列夫o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些类似：都试图通过对宏大历史场景的再现，重新思考俄国、甚至人类的命运，而且同样夹入不少作者自己的议论--虽然后人看重的往往倒是文学作品本身。在这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索尔仁尼琴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以及他自己的某些重要观点，例如他强烈质疑俄国国会议员能代表俄国，因为占当时人口82%的俄国农民在国会中几乎没有代表。在他看来，土地和农民才是“俄国的真正本质和俄国唯一有希望的未来”，历代俄国统治者难以饶恕的错误就是“内心隐藏着对最爱劳动、为数最多的阶级的不信任，而国家正是依靠这个阶级才得以生存”。
此外，他也毫不掩饰对俄国独特性和自尊心的扞卫，他借斯托雷平的口说：“俄国是从自己的根发达起来的，因此绝对不能把异国的花朵固定在我们俄国的树干上。”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堂堂正正独立自主的俄国，不能也不应当不顾自身的独特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不能强使自己去适应别人”。这种强调血缘、故土等原始因素，强调村社蕴含着某种高深的灵魂或俄国的集体人格的倾向，使许多人将他归为“新斯拉夫派”。与之相比，西化派则更强调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所谓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从来就没有过；而个人权利没有得到伸张的一千年俄国史只是一片黑暗，根本就没有历史。
这对中国人来说肯定似曾相识，因为在近代以来我们也存在这样的争论。双方其实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爱，但具体到爱的方式又各不相同，用赫尔岑的话说，“我们像两面神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对俄国人来说内心痛苦的是，西方的认可是他们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伯林认为，这两派实际上“代表了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即他们都要求得到承认”。索尔仁尼琴本人一直宣扬一种让许多人不舒服的论调，即俄国体现了与西方文明的基础相反的原则，俄国人要得到拯救必须回到自己的根。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伊万o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他就已表明过这种观念：蔑视文明生活的一切发明是值得赞扬的。
（文章原名为《再现俄罗斯暴风骤雨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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