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漫笔
刘耕路
《红楼梦》这部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艺术手段也同等高超绝妙。思想性同艺术性相得益彰，可资今天小说创作借镜之处甚多。这儿则随笔，拟就《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谈几点读后的心得，和《红楼梦》爱好者共同商讨。
对称的典型设计
《红楼梦》这幅多彩多姿，五色斑烂的历史长卷，布满了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傍及三教九流的四百多个大小人物。这些人物或显或隐，或浓或淡，小大相间，疏密有致，共同演出了《红楼梦》这出连台大戏。如果我们对这些人物逐一考较开去，就可以发现一个很别致的现象，那就是《红楼梦》中相当一部分主要人物都是对称存在的。
首先，同贾宝玉有着“金玉良缘”的薛宝钗和有着“木石前盟”的林黛玉，就是对称着的一对儿。宝钗含蓄蕴藉，罕言寡语，行为豁达，随分从时;黛玉言词锋利，多愁多泪，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从形象上看，一胖一瘦，从体质上看，一壮一弱，从性格上看，一柔一刚。他们都有条件成为宝玉的配偶，但一个是软攻，一个是强取，结局是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了。这两个重要人物彼此映衬，形成鲜明的对照。
宝玉身边的两个主要丫头袭人和晴雯，也是彼此对称的。袭人柔温和顺，似桂如兰，犹如一柄如意;睛雯刻薄尖酸，锋芒外露，扰如一把剪刀。她们都有成为宝玉姨太太的可能，结果一个“如愿以偿”，一个悲惨夭折了。有人说这两个人是钗黛的影子，是很有道理的。
在贾家众姊妹中，迎春和探春，又是对称的一对儿。迎春才短志庸，任人摆布，人称“二木头”，探春才清志高，爽利泼辣，人称“玫瑰花”。一个受虐致死，一个含悲远嫁，给人留下鲜明的不同印象。
凤姐和李纨这两个妯娌，也是一对对称的人物。凤姐心毒手狠，苦夺强争，火辣辣地贪求;李纨则是心如古井，无欲无争，静悄悄地苟生。前者是一团火，后者是一堆灰，恰成鲜明的对照。
尤二姐和尤三姐两个亲姊妹，还是对称的一对。妹妹是玉洁冰清，纤尘不染，姐姐则是忍辱含垢，逆来顺受。妹妹是响铮铮的一把利刃，令贾珍之流望而怯步，姐姐则是软绵绵的一块面团，任贾琏之辈随意揉弄。结局虽然都不免被迫害致死，然而一个死得那样刚烈，一个却死得那么窝囊。前者使人敬佩，后者只能令人悲悯，也成鲜明的对照。
又如贾府的最高统治者史太君和王家的穷亲戚刘老老，也是对称着的一对。一个高高在上，锦衣玉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个曲意承迎，讨些残杯冷炙，顾不得屈辱卑微。没有刘老老的寒酸贫贱，就无以衬出史太君的安富尊荣，反之没有史太君的雍容华贵，也显不出刘老老的芥豆之微。这鲜明的对照中，是含着作者的“一把辛酸泪”的。
上面谈到的都是些明显的例证，若仔细考察，如贾政同贾赦，王夫人同邢夫人，惜春同元春……乃至柳湘莲同蒋玉函，都有互相映衬的意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不是:如同书中有个茫茫大士就有个·缈缈真人，有个贾雨村就有个甄士隐，有个贾宝玉就有个甄宝玉一样，书中其他相当一部分人物的对称，显然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
曹雪芹描写封建大家庭以至封建社会的没落，讲了许多有盛必有衰，有荣必有枯，物极必反，盛筵必散的道理。其中虽然不免有着历史循环论的消机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有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闪光。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即对立统一的观念，也渗透进作者的形象思维中，指导了他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极其纷乱复杂的，即便是处在同一社会地位的人，其个性也是千差万别的。作者在他极为丰富的社会阅历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索，从中领悟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李纨和凤姐的身分和社会地位都一样，设想李纨也和凤姐一样贪得无厌，抓尖卖快，那凤姐这个重要典型怎么烘托出来?反之如果凤姐也和李纨一样，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那就没有戏唱了。作者把这两个少奶奶塑造成两种不同的典型，不仅使她们的个性明期鲜明，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已发现的许多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资料，都证明曹雪芹很懂得绘画，而且是个杰出的画家，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刚，他把绘画的原理也用在了他的人物形象塑造中。要突现白，就要以黑来衬托;要突现红，就要以黄来衬托。要突出凤姐，就以李纨来衬托;要突现尤三姐，就以尤二姐来衬托……。如此间错辉映，方构成《红楼梦》浓淡相宜，纷而不乱的形象、生动的画面。书中塑造了那么多人物，而性格无一重叠，这种对称地设计人物，该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真实的形象塑造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上的事物只有七全七美，八全八美，九全九美。“十全十美”—虽有这样的词汇，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物。人物也是这样。在《红楼梦》中，即便是作者极力褒扬的人物，也没有一个是“全智全能”的。以主要人物贾宝玉来说，他具有强烈的叛逆倾向，对腐朽的封建礼教和贵族家庭的污浊生活，一贯持着批判、否定的态度，在他身上有着作者身世的某些投影。对这样的人物，作者好象应该尽力“美化”了吧?然而并不。贾宝玉不是出污泥而不染，而是带着许多贵族公子哥儿的坏习气。他十分聪明，可是在大观园里赛诗，却常常“落第”;他很尊重女性，可是又有“爱红”的下贱毛病;他不摆主人的架子，可有时也摔茶杯，抬脚踢丫环，等等。为什么要这么写?道理很简单，不这样写就不真实，不真实就不可信，不可信，这个人物形象就失去了意义。又如贾宝玉的同道者林黛玉，作者写她常常耍小性儿，多疑多忌，爱讲“歪理”，可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这个正面人物的光芒。对于反面人物，作者也不一味写他们的讨厌和卑污。作者笔下的凤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女魔王，可是作者同时又赋与她聪明、美貌等许多特点，试看秦可卿大出殡时，凤姐表现的精明干练，不是使许多须眉丈夫都自愧弗如吗?但是这些也丝毫没有掩饰住这个封建阶级代表人物之一的灵魂的丑恶。这正是曹雪芹创作手法的高明之处。典型只有多样化，不构一格，才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才能合理、生动、深刻地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可是这些如按江青的“三突出”原则一衡量，就不行了。正面人物还能有缺点?那岂不是污蔑英雄人物，连“一突出”都没有了!在“四人帮”独霸文坛的时代，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复杂的典型化被简单的类型化、脸谱化所代替。凡是正面人物一出场，一定是魁伟高大，浓眉环眼，一定是慷慨陈词，堂而皇之。如果是女性，必定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之类，令人读了脊梁骨发麻。因为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都这样。人们热爱英雄人物，并不要求他“十全十美”。孙悟空可谓“神通广大”了，可是和二郎神斗法，终于把旗竿竖到庙后头，让人家看出破绽。然而读者还是喜爱孙悟空，而对二郎神毫无感情。猪八戒其丑无比，缺点错误也不少，然而人们还是喜欢他，因为他本质并不坏。把正面人物说得白璧无瑕，“神化”起来，美则“美”矣，但不近人间烟火气，引不起人们的亲切感，只好敬“鬼神”而远之。因之，他的艺术感染力也就等于零。在“帮”式文艺中，写反面人物就更省力了，总是弯腰驼背，贼眉鼠眼，说话则是吞吞吐吐，破绽百出。如果在银幕上或舞台上，三岁的孩子都能立即指出:坏蛋!现实生活果真如此简草，那么公安机关的人员起码可以精简三分之二了。江青的“三突出”，糟踢了文艺，毁灭了文艺。在扫荡“帮”式文艺的今天，一读《红楼梦》，可以起到醒目清心的作用。
巧妙的人物对话
对话，是小说发展情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话的自然与否，合理与否，巧妙与否，直接关系着小说的成败、高下。《红楼梦》的人物对话，在全书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但人们读起来，不仅不嫌单调和枯燥，反而觉得处处妙趣横.生，百读不厌。这是《红楼梦》最突出、最成功的艺术特色之一。且看宝、钗、黛等人的如下一段对话描写:
这里宝玉又说:“不必烫了，我只爱喝冷的。”薛姨妈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打颤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黛玉磕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可巧黛玉的丫环雪雁走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鹃姐姐伯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了一阵罢了。
在这段对话中，议论的是酒和手炉，表现的却是宝、钗、黛的复杂的爱情关系。宝钗的软语温情，黛玉的拈酸吃醋，宝玉的左右为难，全都活现在读者眼前。最精彩的话，是聪明机灵的黛玉说的:“那里就冷死我了呢!”这是讥刺宝钗;“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这是挖苦宝玉。宝钗有口难分诉，宝玉难堪地嘻嘻笑一阵，黛玉十分得意。接着还有一段，薛姨妈这个局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文不对题地把黛玉劝解一番，黛玉又“就高下驴”，编了一套话敷衍过去。这就进一步增添了这段对话的趣味，令人拍案叫绝。
在《红楼梦》里，这类精彩的对话，随处可以找到。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有什么心情说什么话，全都入情入理，维妙维肖。《红楼梦》中那么多重要人物的个性都表现得极其生动鲜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对话写的成功，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江青的“三突出”理论横行的时代，这种对话的艺术根本不讲求了。在一些为赶浪头而粗制滥造出来的“作品”中，任意安排几个“生旦净末丑”的角色，让他们做政治常识问答。那怕是刚懂事的孩子，张口就是一篇“突出政治”的大道理。如果是所谓“主要英雄人物”，那就一定要站在一个高处，来一通“高思想、高语言、高境界”的崇论宏议。其他一些“次要的”非英雄人物则象听传教士布道一样，呆呆地听着，继而机械地发出儿声“对呀，对呀”的议论。于是“主要英雄人物”便凯旋归去，“三突出”的仅式就算完成。这样的作品，那怕再加些什么花点，如果能打动人，那可真是见鬼了!
对话要写得好，作者须是个“全能演员”。《红楼梦》里十二钗的诗词，各有风格和特色，其实都是曹雪芹一个人的作品，所以他一会儿是宝玉，一会儿是黛玉，一会儿又是宝钗，把十二叙的角色逐一演完。写人物的对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需妥作者对各色人物都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活跃在人们口头的各类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大量的积累，进入创作时又要进行准确的选择，落在纸上时还要进行最大限度的浓缩，这才能典型、形象、生动。这个功夫，说来容易，做来极难，但为了写好作品，这个功夫不下是不行的。
合理的爱情描写
新、旧“红学家”对《红楼梦》都有过大量的五花八门的评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把它归入“言情”一类。把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作品，归为“言情”小说，当然是极其荒谬的，可是也不能说这些人毫无根据，理由就是《红楼梦》中确实“言”了“情"。
写了爱情就算言情小说吗?显然不能。犹知写了吃饭，不能就井“饮食”小说，写了睡觉不能就.算“睡眠”小说一样。《红楼梦》里，“爱情”的题材确实不少，宝、钗、黛的恋爱纠葛就贯穿全书始终。还有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小红与贾芸……等等故事。此外还有一些贾赦、贾琏、贾珍之流偷鸡模狗，荒淫无耻的描写。作者通过这种种线索，把形形色色的人物牵拉出来，让他们在大观园里做了充分的表演，把作者的抑扬褒贬写得淋漓尽致。曹雪芹不是“爱情主上”主义者，而是为了暴露、鞭挞这个社会才写了这些题材，因此爱情故事在《红楼梦》里不是闲笔、余笔，而是和其反映的广阔保厚的社会内容血肉相联的。设想，如果把这些:内容抽掉，《红楼梦》还成其《红楼梦》吗？
其实，爱情和家庭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之一。封建社会的道学家谈到《红楼梦》便骂它“语涉妖艳”，“甚于刀兵水火盗贼”，要“一火而焚之”。更荒唐的是还有人诬蔑曹雪芹“启人淫窦，导人邪机”，因此“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这些道学先生的胡诌，不过是盗取“正人君子”牌号的一种手段，而他们也娶老婆，生孩子，正如鲁迅说的，他们的“道貌”也并不永远“岸然”。等而下之者，讨妾嫖娼，纵欲无度，还要对别人进行“禁欲主义”的说教，岂不是透顶的无耻!
在封建社会出现这种荒唐的现象，不足为怪，可怪的是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依然可以看到这类假道学的遗孽儿孙。“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就是。在江“女皇”自封文坛“旗手”时，《红楼梦》不是也被打上“黄色”的标记，从图书借阅卡上消失了吗?
至于在当代文艺作品中，写恋爱内容，则更是一大禁忌。在“帮”式文艺中，年轻的女主角，和周围的男人都是绝对的同志关系，从无恋爱的快乐与烦恼。年岁大一点的，就更不好捉摸了。你说她结婚了?看不见她丈夫。你说她是寡妇?又不见有子女。阿庆嫂还不错，交待了一句:阿庆“跑单帮”去了!不然也会令人糊涂到底的。
据新“道学家”及其爪牙们说，写爱情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那么他们这些不“泛滥”的人物又怎样呢?他们编出“八股”式的戏让别人去“受教育”，而他们自己却钻到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去欣赏外国进口的色情电影。岂止是看，他们还去亲自“实践”，破坏他人婚姻，凌辱女服务员，耍流氓，“挂码子”，和贾瑞、贾涟之流是一类角色!在他们的影响毒害下，有的青少年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说这些，不是提倡大家都要象《红楼梦》那样去写爱，情。其实《红楼梦》里的一些污秽的笔墨是要用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的。尤其是青年人读它，应该通过文艺评论的手段，告诫他们避免接受消极影响。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撤起一个“写爱情”的热潮，那是大可不必的。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描写也是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一种手段。作品中写这类.内容，可以更全面，更合乎情理地反映社会生活，青年也可以从中接受正确的恋爱观和高尚的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