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弑母，是“谋杀”还是“成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孝顺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可是毒杀了生母的邓明建却得到了“判三缓四”的轻判，他的行为再次将“安乐死”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面对蜂拥上门采访的媒体，邓明建很害怕。提到他20年的孝子行为时，邓明建痛苦地转过脸：“我现在是个杀人犯，我不配当孝子……”他仍旧没有从弑母的阴影里走出来。”
2012年5月30日上午8点，轰动羊城的邓明建弑母案在广州番禺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年前，邓明建用农药将生母毒死，被番禺区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法庭上，43岁的邓明建神情木讷。最后，法官宣判“邓明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时，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痛快死去是母亲的心愿
2011年5月16日，全身瘫痪的冉再芳已经绝食3天了。这天早上，冉再芳要求儿子邓明建请假。虽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她终于跟自己说话了，邓明建赶紧请了假，回到了租住地。可是，等他将饭菜端到母亲床前，想给母亲喂饭时，冉再芳却再次咬紧牙关不肯吃。邓明建跪在床边，声泪俱下:“妈，您吃一点吧!”躺在床上的冉再芳断断续续发出痛苦地呻吟，3天了母亲不吃也不喝，邓明建请来的医生也被母亲轰走了。
看着躺在床上消瘦痛苦的母亲，邓明建心痛不已，他又端了一盆温水来，想帮母亲擦身，让她觉得舒服一些。刚刚走到床边，冉再芳却一把抓住了他，“儿啊，妈真的不想活了，你看看我这么痛苦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是个孝子，听妈的话，给妈买瓶农药成全了我吧。你不买药，我也决定一直这样不吃不喝饿死得了。”
这不是母亲第一次跟邓明建提出这个请求，求死的想法冉再芳早在1992年就有了。
1991年9月的一天晚上，全家正在有说有笑地吃晚饭，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母亲冉再芳从凳子上摔下，四肢抽搐，脸上的肌肉一阵阵痉挛，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喔喔”声。邓明建吓坏了，迅速将母亲送到了医院，医生的诊断为重度中风，脑袋里淤积了大量血栓，全身瘫痪。此后经过一年治疗，冉再芳虽然保住了性命，身体也有一些好转，却还是落下了个半瘫。而就在母亲冉再芳中风前，邓明建的父亲邓国早就因为身患多种疾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了。
时年53岁的冉再芳半瘫后，仅可以勉强拄着拐杖行走，上厕所也需要有人搀扶。儿子为自己的病已经倾家荡产，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只能拖累儿女的废人。除了中风引起的半瘫，她还患有类风湿、肌腱炎、关节炎。1992年8月，几日连着阴雨，各种病痛因天气加重，冉再芳觉得全身像针扎一样疼，还伴着抽筋，她躺在床上疼痛难忍，突然想到死了就可以解脱了。“我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呀！”她在床上呻吟着说。站在床边无措的邓明建哭了，身患多种疾病的老伴也哭了。从此以后，每到疾病发作疼得厉害时，冉再芳就会重提想死的念头。
2010年5月，邓明建的父亲因胃癌去世。冉再芳伤心之余，一死了之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6月，邓明建和妻子决定带母亲一起到广州打工。
来到广州之后，陌生的环境和气候的巨大差异令冉再芳觉得很难习惯。因为水土不服，开始一段时间，她常常上吐下泻，再加上原本就疾病缠身，邓明建常常需要背着母亲奔走在诊所和出租屋之间。
来广州半年后，冉再芳的病情开始恶化。2011年2月，新年刚过，冉再芳摔了一跤，从半瘫成了全瘫，吃饭、洗澡、上厕所全部都只能在床上完成。她想死的要求，一再遭到儿子的强烈拒绝，冉再芳开始尝试自杀。一天，她说想吃水果，让邓明建留下一把水果刀，可是等到儿子和儿媳都出了门，全身瘫痪的她却发现自己连举起刀都很吃力，更别提自杀了。那一刻，她明白，想死，只能说服儿子。
2011年3月的一天，前一天晚上刚刚下过雨，简陋的出租屋前一片泥泞。妻子华素英吃完饭就去上班了，邓明建把热好的饭再次端到母亲床前。阴湿的天气让冉再芳旧疾复发，全身瘫痪的她不停地呻吟。看着走到床前的邓明建，冉再芳示意他坐下。“建儿，妈现在治病一个月就要上千，小杰上学一个月也要五六百，你为了我连班都上不好。妈这病是个无底洞啊！一瘫都20年了，原来妈希望能好，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妈活着是个累赘，你是个孝子妈知道，妈想了很久了，求你给妈买瓶农药喝了吧，我活着这么疼真不如死了痛快呀！”冉再芳一字一句地努力说出这段话，然后大口地喘着气。“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虽然母亲说这样的话不止一次了，他还是慌得“扑通”跪在床前：“钱总能慢慢挣的，没事，儿子从来没嫌你拖累我们，儿子养父母这是天经地义。你要是喝药死了，叫我哪有脸还活在世上！”
2011年5月16日，望着已经绝食3天的母亲，邓明建心疼不已，突然想，如果自己有一天变成了这样，希望活下去吗？答案是不会。这样的活不如痛快死了，可以不再忍受疼痛也可以成全家人。他突然觉得一下子理解了母亲想死的想法。于是，他决定顺从母亲的意思，出门买回了一瓶农药。当他把药递给母亲时，冉再芳根本没有力气打开瓶盖，她把农药递给邓明建，示意他打开。邓明建抖着手打开了瓶盖，将瓶子递给母亲，然后闭上了眼睛。母亲最后说了一声“谢谢”，仰头将农药喝下，等邓明建再睁开眼时，母亲嘴上淌着白沫，已经死了。那一瞬间，他泪流满面。
20年的孝行感动乡邻
今年43岁的邓明建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市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中有4个孩子。因为家境贫困，作为长子的邓明建没有读完小学就开始去外地打工。1990年，邓明建的勤劳孝顺打动了同乡华素英，1993年2月，华素英不顾家人劝阻嫁进了这个穷家，二人领证结婚。这时，邓明建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唯一的弟弟因为家境贫困只好“倒插门”“嫁”了出去，照顾父母的责任全都落在邓明建身上。
1991年9月，母亲冉再芳突发中风后，为了照顾患病的父母，邓明建夫妻俩决定不再去外地打工。妻子华素英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中午趁休息时间赶回家给公公婆婆做饭，邓明建则选择了拉人力三轮车，这样时间相对自由，可以随时回家照顾父母。夫妻俩十分勤俭节约，妻子华素英怀孕后都没有歇工，坚持打工到快要生产。
为了治好母亲的病，邓明建到处求医问药，每天蹬三轮拉客时也不忘向客人打听哪里有治疗瘫痪的名医良药。一有可靠的消息，邓明建就会立即背上母亲赶去求医，有时也会把医生请到家里诊治。可是，虽然多次住院，也去过不少地方治疗都疗效不佳，每月夫妻俩不多的收入也大都花在母亲病上。
一次，一个老中医给冉再芳开了一服外敷草药方，为了省钱，当天下午邓明建就坐班车赶到了几十里外的乡下山林采集草药。采完药后天都黑了，没有班车回阆中市，邓明建只好徒步走回市区。夜越来越深，别说是行人，路上连车都少见。邓明建又饿又累，这时看到远处有车灯的光亮，赶紧跑过去，在路边挥手，希望能搭一段路，但是货车没有停下，而是从他身旁一闪而过。于是，邓明建一直步行，终于走到了靠近市区比较繁华的路段，可以租到车了。可是，想想50块钱的车费，邓明建摸了摸口袋，最终还是没舍得。他咬牙坚持走下去，整整10个小时，当市区慢慢在朝阳的红色光晕中苏醒，邓明建到家了。进了家门，他才发现脚上穿的那双旧解放鞋已经磨平，脱下鞋子，两只脚共磨出了8个血泡，用针挑破，鲜血立刻染红了半个脚掌，钻心的疼。他强忍着熬好了药，一瘸一拐地来到母亲房间。冉再芳看着儿子没有洗去灰土的脸和布满血丝的眼睛，流下了眼泪，“都是妈拖累了你呀，建儿啊，我对不起你，妈不治了，你让妈死了吧。”邓明建给母亲递过手帕，安慰母亲：“养儿防老，只要有一线希望能治好你的病，我都得努力。”
除了到处为母亲寻医问药，夫妻俩也悉心照顾着母亲的饮食，为冉再芳专门开小灶做营养餐。1994年，在邓明建夫妇的悉心照顾下，冉再芳恢复成了半瘫，邓明建的儿子也在这一年出生。
1995年，儿子邓宇杰一岁多了，孙子成了邓明建父母的希望。那时，冉再芳恢复成半瘫后身体没有继续好转，需要靠药物治疗维持，而同样身患疾病的父亲也需要坚持吃药。老少三人每个月需要不小的开支，夫妻俩一商量，让华素英到广州一家鞋厂打工，邓明建一边照顾父母和儿子，一边继续蹬三轮养家。
到了2000年，6岁的邓宇杰慢慢长大懂事了，邓明建把父母和儿子托付给了住在附近的舅舅一家，来到广州和妻子一起在鞋厂打工。夫妻俩除了基本的生活费，每个月一发工资就要赶紧全部寄回老家，作为父母和儿子的开销。
2008年下半年，舅舅在电话里告诉邓明建，他的父亲常常胃痛难忍，邓明建立刻回家，带父亲到大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中期。虽然没有什么挽回的希望，邓明建还是带父亲去化疗、放疗。2010年5月，父亲最终还是病逝了。
送走父亲，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给父亲治病借了两万多的外债，经济压力更重了。经过再三考虑，邓明建决定背着母亲去广州打工，毕竟在那里挣得多一点。
6月初，邓明建帮母亲洗漱一新，为她换好了衣服，背上她出门了。他把母亲背上公交车，然后从公交车背上火车，又从火车背到广州的公交车上，几千里地，最后把母亲背到广州番禺一个偏僻简陋的出租屋里。
为了缓解母亲发病时的疼痛，邓明建会细心地为母亲按摩，除此之外，他还要经常背母亲到附近的医院打针、输液。2011年1月的一个周末，他的妻子在厂子里加班，邓明建一个人背着母亲到诊所。下车后到了诊室才发现，口袋里的几百元钱被小偷洗劫一空，他只好又把母亲背回家。回到家后，邓明建很愧疚没有给母亲看上病，而冉再芳面对儿子失声痛哭。
弑母案背后的争议与反思
2011年5月16日，冉再芳喝下农药后当场毙命。邓明建跪在床前痛哭流涕，他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告诉了母亲的死讯。华素英匆忙赶回家，两个人出门买了些纸钱和贡品，给母亲穿好了寿衣。邓明建给厂长刘建明打电话说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询问该怎么办。刘建明建议他先联系殡仪馆，殡仪馆给出的答复是要想火化，必须由当地的居委会或者就医的医院出具正常死亡证明，可是，这两点邓明建都无法做到。于是他再次给刘建明打电话询问。刘建明想由厂子帮他出具正常死亡证明，可是又觉得厂子没有这样的权力，于是他打电话给当地的治安联防队，治安联防队的回答是邓明建的工厂没有这样的权力。
下午两点，邓明建想了想决定将母亲的死告诉当地公安部门，希望公安局能出具正常死亡证明。可是，民警从他紧张慌乱的表情中感到很蹊跷，随即来到邓明建的住处，提取了冉再芳的唾液，经过化验，唾液里含有大量的有机磷物质。
2011年5月31日，广州番禺区检察院对邓明建批准逮捕，邓明建哭着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其后，工作人员调查走访，对这个家庭有了更多客观的认识。
首先是邓明建租住地的邻居和工友们证实，邓明建是个少有的孝子。“每天一早，都是他给他妈洗脸、梳头、擦拭身子。”冉再芳咀嚼不好，邓明建常常买豆腐炖大骨头汤，一勺一勺喂给母亲。每个周末，他都要背着母亲求医问药，才40出头的男人硬是被压得驼了背。
邓明建弑母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对他表示了同情，熟悉他的邻居、工友自发联名上书请求法院对他酌情轻判。
2012年3月，番禺检察院组建了司法团来到邓明建的老家四川阆中。村民证实，邓明建是当地有名的孝子，没有这样的孝顺儿子，冉再芳是活不了20年的。为了挣钱给母亲看病，夫妻俩常年在外，回家的时间极少，唯一的亲生儿子邓宇杰则一直被留在老家。2006年，邓宇杰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但是为了早日赚钱给奶奶治病，最终选择了读职校。
邓明建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更是表达了理解和愧疚，18年来，照顾父母的责任主要落在邓明建的身上，“他帮助母亲死亡的行为，不是他个人愿意的”。
2012年5月30日上午8点，在广州引起轰动的邓明建弑母案在番禺区法院开庭审理。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的邓明建被判缓刑。
判决以后，邓明建常暗自垂泪，变得沉默寡言，虽然母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对他的打击仍然很大。审判结束后，夫妻二人很快回老家给母亲上坟。知道自己帮助母亲死亡是杀人行为后，邓明建的心理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面对蜂拥上门采访的媒体，邓明建很害怕。提到他20年的孝子行为时，邓明建痛苦地转过脸：“我现在是个杀人犯，我不配当孝子……”他仍旧没有从弑母的阴影里走出来。
因为邓明建是缓刑，每月都要去法院报到，所以夫妻俩回老家几日后必须再次返回番禺，还要接受法院为邓明建提供的心理治疗。妻子华素英表示，很担心丈夫从此患上心理疾病。
孝子落下了弑母的罪名，引发了媒体关于“安乐死”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争议。
我国宪法规定，生命权是公民一项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过法律许可，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邓明建帮助母亲购买、喝农药，导致母亲死亡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安乐死”在我国乃至全世界一直饱受争议:如“生命权的归属”问题；“安乐死”和借“安乐死”实施谋杀的界定问题；无意识状态下如何判断“安乐死”为个人意愿；类似于冉再芳这样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是否人道？
可是，把冉再芳的死亡仅仅归于“安乐死”实在过于肤浅。如果，邓明建的家不是那么贫困，冉再芳能不在治疗上为钱担忧，或许即使痛苦，她还会选择活下去。事实上，就在死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一家人聊天，冉再芳还曾表示：“要努力活着，看孙儿长大结婚。”
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从2006年开始实行，但报销幅度最初只有25%，后来逐年增加。至去年，邓明建的老家才提高到45%，再加上报销需要的各种繁琐手续，大部分村民选择的仍然是有病靠忍。
邓明建一家没有加入合作医疗体系，因为对于冉再芳的情况，要想享受到医保条件是必须住院治疗，可是长期住院对冉再芳来说并不现实。而且，邓明建夫妇因为生活所迫，长年在外打工，异地就医也无法纳入医保体系。
邓明建弑母案暂时落下帷幕，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严苛的法律也讲人情，邓明建20年的孝行成为被轻判的依据；另一方面，我们制度和体系的不健全还需要更快更好地解决，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文/过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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