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地区走西口研究（二）

忻州地区走西口研究（二） 
2008-12-02 23:55:18| 

 

第二章 西口在哪里
明朝中前期,长城沿线九边地区遍设卫、所，屡次修建边墙并广置屯堡关墩，各个卫所驻地通常称为“堡”。至明隆庆年间，明朝廷与蒙古俺答汗部达成“隆庆和议”后，明朝廷开始在部分长城卫所附近进行互市, 逐渐形成许多中小型民族贸易市场。及至明万历以后，大同杀胡堡与宣府镇张家口市场最为发达，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大同杀胡堡市场上“汉夷贸迁,日不下五六百骑”。[1]张家口在明末也是“贾店鳞比，各有名称”。[2]直至清代，边市贸易继续进行,人们开始称这些互市关口为“口”,如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后来便有了 “东口”和“西口”之说。人们对张家口为“东口”基本没有争议, 但对“西口”究竟指哪里则有不同的说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2.1杀虎口说
以安介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东口以西的各口(特别是杀虎口)称为西口”[3]，实质上是将杀虎口定义为西口。他们认为，走西口现象由来已久，从清中期至民国年间从未间断过，当时的杀虎口作为北方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与东口张家口并称为塞北两大口。另外，虽然“东口”和“西口”最原始的叫法出自民间，但在《清史稿》这样的官方文字中也有相应表述，这样官方、民间都认可了“西口”就是杀虎口。另外，王德功等人也认为“西口”就是杀虎口。[4]

2.2归化、包头说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其所著《蒙古及蒙古人》中提到：归化城是西口，并看到当时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并在驻军的号衣上也可见到。[5]牛建山发表《古道何处觅西口》，认为“西口”是归化城的依据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归化城曾设关税机构。[6]

2.3河曲、保德说
由于除杀虎口等“旱关”以外，在晋蒙交界的黄河沿岸还设有16处“水关”，“水关”上设有“官渡”，而入清以后，又因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山西河曲、保德，陕西神木、榆林、靖边、定边、府谷等地居民渡过黄河上的水关进入蒙古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和前后套地区从事垦荒种地等活动，因此，秉荣、原鲁等学者便认为16处“水关”是“走西口”的口子。[7]其依据是：既然走西口的戏曲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你(千万)莫要坐船头，要小心(那个)河上风摆浪，把哥哥你摆在河里头”的唱词，那么走西口的途中必定有坐船渡河的地方，而黄土高原唯一可撑船摆渡的河就是黄河。照此分析，在河曲、保德范围之内的黄河渡口就是走西口的口子。

2.4杀虎口泛化说
刘建生、石涛等学者在《中国文化传统演进中的异化与传承——一个基于文化史视角的“西口文化”界定》中认定杀虎口是最早的西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泛化。他们认为，最早的西口是杀虎口，后因国家战略调整和北方边贸政策变化等原因而转移至归化城；同时，随着山西西北部、陕西北部和甘肃沿边地区人民出口向长城外蒙古地区迁移范围的扩大和不断深入而逐渐泛化[8]，持此种观点的还有王来刚等学者。[9]

我完全同意刘建生及石涛学者的观点。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看法, 有其历史的原因；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从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活动中寻找答案。

杀虎口位于今山西右玉县城北20里的长城边墙附近。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始筑堡，时称杀胡堡, 墙为土筑。明万历二年（1575年）用砖砌包，又称为杀胡城。隆庆六年（1572年)杀胡堡成为蒙汉互市关口, 因杀胡堡通往塞外蒙古俺答部落的大松树山、丰州川、咸海等处, 地处要冲, 所以在蒙汉互市以后，杀胡堡就成为了联系蒙汉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于是经巡按御史周师上奏，朝廷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开始在附近另筑新堡一座，名平集堡, 供蒙汉交易。后又在两堡之间增筑东、西墙, 合而为一, 前后左右开门, 并设守备管辖。进入清代以后,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杀胡堡改名为杀虎口, 继续作为蒙汉交易之所。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 户部在此设关，并派监督执掌关税，定年征关税正额1.3万两，比张家口尚多3000 两。[10]当时,“道通北番, 为牛羊、马驼、皮革、木植之所初, 商家称络绎焉。”[11]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贸易之繁盛。这个小小的关隘可是个日进斗金的繁华之地，商贾辐辏，“南来的茶布水烟糖，北来的皮毛食盐粮，云集杀虎口的商家有三千六百之多”。[12]走西口的人一到这里，心中的商业梦想立即会变得逼真起来。从这时起，张家口被称为“东口”,杀虎口则被称为“西口”。

乾隆年间，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封禁的放松，汉民开始大批出走“西口”,人们除了经过杀虎口等“旱关”向西进人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外,也有渡过黄河上的“水关”进人鄂尔多斯地区的，还有很多人继续深入后套，进入归绥道西部萨拉齐直隶厅的包头附近。包头渐渐成为内陆居民继续向乌兰察布盟发展的根据地。因此，这些黄河上的“水关”和包头镇也成为“走西口”的口子。

位于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古城是座边陲重镇，城中的关帝庙是清朝时期的蒙汉分界处，东南为汉人辖地，西北为蒙人活动范围。过去关帝庙的城门洞是该地唯一通往内蒙古的出口，有官员兵丁驻守，因此，忻州人把这个设有关卡的城门洞口也称作“西口”。忻州地区在黄河两岸有许多渡口也成为当时走西口的“口子”，如河曲县的唐家会渡口、娘娘滩渡口、五花城渡口、石梯子渡口，保德县的东关渡口、铁匠铺渡口、林遮峪渡口、冯家川渡口，偏关县的老牛湾渡口、关河口渡口、黑豆埝渡口、寺沟渡口。明清时期，浩浩荡荡的走西口队伍在这些渡口告别家乡和亲人，背上行囊，乘上渡船，跨过黄河，去口外谋生。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口”的称谓从杀虎口到归化城再广延到其他各口, 是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汉族人口向长城外的迁移过程而实现的。随着“西口”的转移, 汉民的移入，加深了汉族和蒙古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随着汉民的增多,清政府也在此设县置保甲, 强化了社会控制。这就不仅使内蒙古中西部沿边地区由牧业地带变为农业带或半农半牧带, 而且加速了内蒙古融入祖国大家庭的进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口最初是指今山西右玉县境内紧邻内蒙古的杀虎口，因其位于长城的另一个通道口——张家口的西面，所以称“西口”，它是与“东口”——张家口相对而言的；在乾隆中后期，西口逐渐转指归化城；至清末时,因山西和陕西民众出塞的关口变多, 因此“西口”便出现泛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