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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西口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
走西口的人去口外谋生，究竟干些什么呢？鸦片战争以前，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或当佃农，或当雇农；也有少数人干别的活儿，如开店铺、开碾坊、耍手艺、讨吃、卖艺等。旧中国土地比较集中，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主所有。地主出租土地所收的“汉租”，远远超过“蒙租”，他们利用“蒙租”与“汉租”之间的差额大发横财，走西口的人仅能维持基本的生计而已。鸦片战争以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资本家把触角延伸到了西北地区，使那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走西口的农业劳动力也逐步转变为商品劳动力，从而拓宽了出口者的生产门路，例如一部分贫苦农民到鄂尔多斯地区“与蒙古畜养牲畜”。[1]“汉人之业畜牧者,蒙旗草地,皆可任便纵牧。岁由蒙官收水草租钱，计牛马一头各约三百文,羊约三十文。又有分配于蒙人使代牧者,惟图食其乳酪,不给工资,且自认为佃户。主人至其家,妇女必盛饰以迎，老幼皆尊礼之”。[2] 6.1走西口的生产方式 代州、崞县、忻州、宁武、定襄走西口的人主要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河曲、保德、偏关走西口的人主要从事掏甘草和经营甘草生意。据《保德州乡土志》记载：“州人善经营，以贩运甘草、粮油为大宗，尤以运甘草著名于商界。甘草产自准格尔地，资本家年往租地，划界取之，工作者不下万人。”“甘草运去禹州为大销场，又在河口即分运天津。总之，运到之后，遂于其地易以水烟、布匹、棉花、绸缎、玩好诸物由陆路骡运而归，以十成之一留本地销售，余皆运往蒙地。其骡之归也，又以口外药材如柴胡、锁阳、肉苁蓉等物贩运来州，再往东去……循环无已。”[3]在二十世纪初甘草业最盛时期，保德人每年走西口人数达到8000人之多。[4]有人说，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他们不仅采挖甘草，而且经销甘草，他们开草场、开草店。草场专门组织人挖甘草、收甘草、加工甘草；草店专门买甘草、卖甘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一开始从事此业，就取得了垄断地位。例如：清嘉庆年间，保德县有一家姓王的，在达拉特旗开设草场，字号“西碾房”。当时，甘草市场开设在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即有“王家不到河口，草价不开市”的说法。“西碾房”收甘草的支号很多，有“中和西”、“万成西”、“万兴西”、“全成西”等名称。其他人在达拉特旗收甘草，也得与“西碾房”支号联系。还有些人在与别人的竞争中逐渐取得垄断地位。例如：道光年间，杭锦旗的草场被定襄人开的“德盛成”所垄断，但到了咸丰年间，保德马家滩的张家跻身杭锦旗，开设“广盛恒”草行，遂取而代之。 甘草别名为甜草、甜根子、生甘草，号称药中之王，药用价值相当大，同时可做糖果、酱油、香烟等的配料，在热带地区它又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防腐消暑之物。由于其用途广泛，所以需求量很大，刺激了不少商人到内蒙大批收购甘草。甘草的主要产地是伊克昭盟，其中杭锦旗、达拉特旗、鄂托克旗三地所产数量最大。甘草销售地区很广，国内如河南、河北、广东、山东、湖南、湖北、天津、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国外如朝鲜、日本、印度及东南亚各地。 在诸多的生产门路中，挖甘草是最主要的生产门路。经营甘草的行业分为两种，一种是草场，另一种是草店，这两种行业的经营者大都是保德县人。 草场专门掏草、收草、做草（铡剁、分类、捆包）。草场大多是资本家兴办的。一般规模比较大，工人三五百人不等，个别也有近千人的；也有合伙兴办的小场子，工人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草场的设置，一般是设场人于农历正月十九日在各旗开印之日赶到目的地，通过向王爷和各庙喇嘛拜年、送水礼（砖茶、水烟、糖果、烧酒等）等手段，商订好包场范围，然后按产草的实际数量计算包价。一经许诺，再有人来请求包场就不能答应了。于是包场人便在指定区域内找一个有水的地方搭起帐棚或茅庵作为柜房，作业半径一般在40里以内。柜上支付工人锅灶、铁锹、米面以及搭茅庵用的席子，然后在所掏的甘草中折价扣除。草场投入的资本多少不等，像“西碾坊”、“广盛恒”、“义成远”资本比较雄厚，而“仁和永”在开张时只有一万元，后来才逐渐增至十多万元。资本的主要用途是支付掏草工的安家费用，购置掏草和加工甘草的工具、打捆的包装，以及工人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同时经营杂货，大宗款项用于收购甘草。草场的组织，一般是掌柜一名，俗称“大头儿”，负责全场事务，有的兼提秤。二掌柜一名，俗称“二头儿”，负责甘草质量与价格的评估。先生一名，负责来往帐目。草头一至二名，负责提秤和收进甘草。保管一名（多是兼任），伙夫一名，打闹米面跑外的一名，铡草工若干名，负责铡草、分类和包装。 草店专门接待买卖甘草的商人，实际是甘草交易所，店主从买卖双方打佣取利，也为卖草人暂存甘草，具有货栈性质，有时自己也做甘草生意，低价买进，伺机高价出售。在草店未开设之前，甘草交易是在河口镇的黄河口岸上直接进行的。那时从后套碱柜运碱和从三湖弯装红柳的船只多半捎带小量甘草，就在河岸上出售，由当地药铺买去。后来归化城和大同府来买甘草的人逐渐多起来，船家捎带的甘草也就增多了。清嘉庆年间，保德的马家，鉴于甘草交易日渐兴旺，就在河口镇率先开设了“晋益恒”草店，接待客商，兜揽买卖。“晋益恒”的资本不大，至清咸丰年间，“晋益恒”的财东抽了本钱，把铺底交给掌柜王永恒。王永恒把“晋益恒 ”改名“荣升昌”，自己既是东家又是掌柜。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这40来年间，在河口镇先后开设的草店共有七家，他们是“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 庆记” 、“裕隆”和“集义昌”。[5]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包铁路开通后，包头的地位很快超过了河口镇，河口镇的甘草码头日渐车少人稀，甘草商人也由河口转向了包头，河口镇的草店只好相继关门了。 下面逐一介绍一下甘草的生产经营过程： 6.1.1掏草 掏草的都是穷苦男性。一来他们有掏草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与干同类活儿的其他人相比，可以动较少的土方，获得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效益；二来他们对经营甘草的资本家有着依附关系，他们在出“口”时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支取了安家费用，所以出“口”后也只好靠挖甘草偿还了。掏草用的唯一工具，就是铁锹，其锹头窄而长，是特制的，由场方准备，借给掏草工使用。有经验的掏草工识别甘草粗细的能力很强，发现草苗四五支生长在一起的，大部分系粗条甘草，掏草工就从周围往下掏挖，但不能铲伤根皮。甘草沿地面平行匍匐的根子叫“串”，与地面垂直的根子叫“栽子”。人们一般只掏“栽子”，当挖到一定深度，再不能往下挖的时候，便铲断了。不掏“串”的原因有二：一是“串”质量不好，二是为了保护资源，让它再往出长“栽子”。一般来讲，每个劳力一天能掏30至50斤左右湿草。但因地而异，在达拉特旗一个劳力一天至多掏草三四十斤，而在杭锦旗就能掏80多斤。 6.1.2收草 无论一天掏多少草，都必须当日拿到草场出售。草场收草所用的秤是20两进位一斤的秤（当时通行的秤是16两一斤），是场方粗制滥造的，只能称个大概，当然肯定是对场方有利。提秤的把式是场方的爪牙，大多是臂力过人的壮汉，在提秤时善做手脚。草多草少一人提秤，而不用别人抬。一般以3斤湿草折1斤干草收进。如果掏草工拿来的是完整粗实的好草，过秤时也给加10斤或20斤，以鼓励掏草工多掏质量好的甘草。草场收草的价格一般压得很低，而且当掏草工交草时，当面不开价，只是把交草的数量登记在账上，等收够一船草（三万多斤）的八成才开价。因为当日开价，怕掏草工嫌价钱低也许就不掏了，影响收购。直到甘草码头由河口移到包头以后，由于掏草工的抗议，才打破“当时不开价”的旧例，当日售草，当日开价。 6.1.3铡草 铡草也就是做草，是甘草加工的一道工序，即将所收下的草铡剁整齐，分类包装，以便起运。甘草的分类一般是以粗细分类，粗者截面直径约3厘米左右。成捆的草一般都铡成50—70厘米长短，名目有“天粉”、“奎粉”、“河草”、“通草”、“毛草”、“节子”、“圪瘩头”等。一般的场子，有铡草工七八人，最多的有二三百人。大约每10个掏草工配备一个铡草工。每个铡草工，每天约铡草800多斤。铡草工属于技术工种，因此，他们的工资一般都高于掏草工。1919年，铡草工每月工资为11块银元，场方管吃住。1934年，月工资为15块银元。1955年，月工资为50多元人民币。[6] 6.1.4运输 在铁路未修到包头以前，各草场所产的甘草，先由牛车或骆驼运到附近的黄河岸口装船，再经水路运到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因为甘草码头设在那儿，各地买草的客人都集中在那里。各草场在码头上都有各自的“关系户”，即“相与”草店。当甘草运到码头后，就卸给有“相与”关系的草店了。民国十二年，京绥铁路由绥远延伸到包头后，为内蒙西部的交通提供了方便。铁路运输与水路旱路运输相比，既省时，又省钱，所以西路来的甘草等货物只要运到包头，便可装火车直接发往目的地。 6.2走西口的生活方式 6.2.1行旅 走西口的年代交通很不便利，而走西口的大都是穷人，他们没有钱雇用代步脚力，唯一的行旅方式就是步行。河曲、保德、偏关走西口的人，大多要渡过黄河进入内蒙古境内，穿越库布其沙漠，用七八天时间才能到达包头；在包头补充一下干粮，又分散到各地去谋生了。在这段旅程中，进入库布其沙漠最令人毛骨悚然。大漠荒凉，路途难辨，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便，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和蒿草中摸索着前行，一旦迷路就有丧命的危险。人们把这段路程视为“鬼门关”，有的人索性先给自己烧了“倒头纸”，再踏上这条生死未为卜的路。 代州、崞县、忻州、宁武和定襄的走西口者则要通过山路崎岖、地势险要的雁门关和杀虎口才能到达蒙古草原。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尽管如此，但他们却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为了能够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段漫长的跋涉。在跋涉途中，他们很有可能会遇到土匪。在包头附近，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有的人轻则被抢劫，重则送了命。也有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没办法被冻死的；还有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被活活饿死的。 走西口的行装是极其简单的，一般是一条扁担，一头捆扎铺盖卷，一头捆扎干粮。铺盖也很简单，有的是一块破被，有的是一条破毡，有的是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铺盖。人们风趣地说：“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在袖圪筒”。所带的干粮分为生熟两种，生的主要是小米，熟的主要是糠炒面。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借锅灶做点小米粥；如果没有人家，饿了就吃点糠炒面，到了有水的地方，用手捧起喝几口了事。因此，走西口的人最容易得肠胃病。至于那根扁担是很有用场的：一是能挑行李，二是可以护身，用来对付恶狼、野狗以及土匪的袭击，三是可作救护器具。河曲、保德、偏关“出口”的人秋后返回时，一般都要选择结冰处过黄河。当时冰还冻得不太结实，很有掉进冰窟窿的危险，假如一旦失足，横握着扁担可架住身体，方能死里逃生。 走西口的人每天的行程约为60到80里，风餐露宿，哪里黑了就在哪里歇脚，一般是“就水不就店”。他们往往选择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铺点沙蒿，头枕自己的鞋往下一躺，便算是宿营了。这种宿营方式叫做“打路盘”。如果能和赶骆驼的同行，则是天大的幸运，因为赶骆驼的带着水，口渴时可以饮一点，宿营时还可睡在两峰驼的中间，既暖和又可避风沙。 6.2.2住宿 到了目的地，掏草工也无房屋可住。草场最好的住处就是场方的住室，即柜房。一般是白布帐蓬，好一点的临时夯土为墙，建个小泥屋。掏草工的住室都是自己临时搭建的茅庵。即选一个土质较好的小丘，在小丘上开一个壑口，俗称“马口”，深约四尺许，宽窄最多可容纳三人，高低以人可以弯着腰进出为度，然后在“马口”上放扁担为梁，再盖上场方赊给的席子，用土压住四周，地上铺点沙蒿，茅庵就搭成了，干完活儿就在这里下榻。晴天可看见天上的星星，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内蒙古风大，风沙覆面那是常有的事。正是这种居住条件，使许多人得了腰腿疼病。草地蛇多，经常出现人蛇同眠现象。更大的危险是，如遇流沙，稍不提防就有被活埋的危险。 6.2.3饮食 在草地作业，饮水比吃饭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沙漠里找水是很困难的。一般柜房都是建在有水或离水不远的地方。在场子里，水还是满足供应的，但必须一次喝足一天的水，因为出去作业是没有水喝的。掏草工的饭食只有小米和白面两种，以小米焖干饭为主，蔬菜一点儿也没有，调和也仅有点盐水而已。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柜房里吃，第二顿为野炊。如果作业地点有水，就带着锅去干活儿，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就地挖个坑，支起锅，拾点干牛粪或沙蒿，熬点粥喝。如果不带锅去也有办法，他们把生米装进一个小布袋里，用麻绳缯住口子，在水里浸泡，再在火上烤，湿漉漉的口袋被烤得直冒热气，待布袋烤干了，再浸湿，再烤。如此反复多次，米就被蒸得半生不熟，也就可以吃了。他们说，吃这种“夹生饭”耐饥。如果在没水处干活儿那就难了，但人总是要设法生存的。有的人干脆带点小米饭出去冷餐。有的人和个生面团揣在怀里，想吃时，捏成个饼子放在锹头上，烘烤而食。还有的人将小米装在布袋里，在水中浸透，到了草地将米袋埋在沙里。饿了时，在埋米袋的沙堆底下，挖个坑，生火焖蒸，半熟时即可食用。 6.2.4作业 掏草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苦楚是难以言状的，他们一天要走多少路、动多少土方、出多少力、流多少汗是无法计算的。掏草工每天要走三四十里路程，最远的要走七八十里，还要挖六七十斤甘草，如遇到大草，也可挖一百多斤，最后还得把它捆扎好背回柜房。受苦受累自不必说，死亡的危险处处存在着，比如说塌方。如果遇到一根粗大的好草，人们总想往深挖，因土质疏松，挖得深了很容易造成塌方，在深坑中躲闪不及，自己就被活埋了。再一个危险就是转向。在茫茫草原上，本来就不好辨别方向，如果干得晚了，夜幕降临，最容易迷路。此时只有看北斗星识别方向，柜上的同伴也点起篝火招呼。保德县的桥头村正月二十日过庙会摆龙灯就是由这种习俗演化而来的。如遇阴天，既看不见星星，又看不清篝火，那就险上加险了，靠运气活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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