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研究5

第二章 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的兴起与发展
2.1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的兴起
忻州地区遍布险关要塞，商贾往来频繁，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又紧挨离山西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在历史上，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 ,都把忻州作为军事进攻时最直接的通道。在明清时期，忻州地区的集市的兴起，其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和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营活动也为集市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2.1.1驻兵重地、军事要塞演变为集市
明朝初年，政府推行卫所制度，这些卫所当时都具有军事性质，这些卫所的重地后来逐渐演变为主要集市。为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明王朝在忻州境内以代县古城为中心的东西两侧交通线上，按五里一堡布局，修筑了三十九堡十二联城防御工程，与雁门十八隘一道形成严密倚守的雁门军事联防体系。阳明堡便是这三十九堡中的重要一堡。由于其地处雁门关南口，是入关南下的第二道防线，因此被称为“雁门天下第一堡”，而正是这个驻兵重地，逐渐演变成商阜物流中心和“茶马古道”重要集镇。镇区人烟稠密，市井繁华。曾有人赋诗这样描写古镇风貌：“孤堡雄高占形胜，连墙旅社密如星。清分两水萦罗带，翠绕群山列画屏。风外青帘沽酒肆，望中疏柳接官亭。往来多少功名客，梦里鸡声枕上听。”[1]

明长城自居庸关以西，分南北两线到忻州地区的偏关会合，被称为内、外长城。由阳方口至利民镇一线，就是山西明代内长城在山西境内的一部分。内长城原分三路，宁武关为中路，雁门关为东路，偏头关为西路。而宁武关、雁门关和偏头关又都属于忻州地区，因此，在忻州地区便有了这些与驻兵重地、军事要塞相关的重要集镇。除上述有名的边关集镇外，在忻州地区内，类似集镇比比皆是：

原平市的轩岗镇，它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军事要地。宋代名将孟良、焦赞曾在此屯兵把守，抵御来自长城外的辽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代县的枣林镇有东留属、西留属、南留属三个村子，相传是杨家将当年征战时曾经留置家属的村庄。枣林北部有一座杨六郎遗志，是杨六郎驻兵扎寨的营地，为宋代雁门关隘军事防御工程之一，是杨家将文化的重要实证。

代县的上馆镇，这里外则森严壁垒，军防肃整，悍如卧牛；内则街道归整，商贾往来，店铺鳞比，担负着雁门戍边、南北商贸的历史功能，是闻名三晋的边塞重地，素有“阴山北去三千里，紫塞南来第一州”之称。[2]繁峙县的大营镇，其南望五台，北倚恒山，地处交通要冲，距著名的平型关仅15公里，历来是屯兵重地，所以起名“大营”。以前，镇区还有土质城墙，被城墙包围的部分称“堡里”，城墙以外的部分称“堡外”。境内的南伙房、北伙房两村，据说是古代驻军的食堂；而前所、后所和左所三村，则是驻军的哨所。

此外，有关驻兵重地、军事要塞的集市有原平市的段家堡、神山堡、大牛堡、郑家营、楼板寨、焦家寨；忻府区的麻会堡（今麻会村）、后河堡、南堡、北堡、双堡、米家寨、定兴寨、蒲阁寨、南营；定襄县的陈家营、赵家营、管家营、镇安寨；五台县的东营、西营、东坪寨、郭家寨、刘家寨、闫家寨、李家寨；代县的阳明堡、聂营、雁门关；繁峙的光裕堡、大营；宁武县的阳方口堡（今阳方口镇）、东寨、新堡；静乐的段家寨、神池县的八角营（今八角镇）；五寨县的五寨堡（今砚城镇）、三岔堡（今三岔镇）；岢岚县的三井堡（今三井镇）；河曲县的河保营（今文笔镇）、楼子营；偏关县的偏头关、老营、万家寨等等。

2.1.2水陆交通要道之处嬗变为集市
交通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先决条件。中国历代的交通要道上，大量的过往客商以及由此带来的食宿服务和交易机会，为集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条件。

明清时期，忻州境内所产货物与所需商品皆由商人通过交通要道从事贩运。忻州地区一些乡间村落，地处水陆交通要道，车马舟揖来往不断，客商军旅络绎不绝。便利的水陆路交通将四邻丰富的农副产品运到这些地方加工成手工业商品或者转销到各地。于是，逐渐形成了集市。例如：忻府区的三交，由于有七岭河、高观河、东峪河三条河在此交汇，村子因此得名。西边的人欲去忻州城，要经过三交；东边的人要去静乐县、岚县、兴县、临县，需经过三交；向南，可达庄磨、阳曲、太原；向北，可通阳坡、宁武和静乐县的杜家村。所以，这里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

忻州地区沿交通要道而兴起的许多市镇，至今仍是当地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如明代出现的砂河涧(今繁峙县砂河镇)，早在明代，这里就设有官亭，是接待朝官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朝台之所。明万历年间，在土堡的基础上重建砖石堡墙，堡内多为商号店铺和粮油、糕点、酒醋等加工作坊。清朝末年，这里有各类商号120多处，是方圆百里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产品集散地，且附近8个乡镇10万农民和朝台旅客素有到这里赶集和中转的习惯。[3]可见水陆交通便捷，已经成为明清时期忻州集市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2.1.3走西口活动促成了集市的兴起
走西口活动是忻州地区特有的一个经济现象，是忻州人走出山西、走向内蒙、新疆等地进行经商谋生活动的统称。正是明清时期的走西口活动，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促成了集市的兴起，而另一方面，集市的兴起又为走西口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

首先：走西口活动促成了大量集市的崛起，使原有集市的经济更加繁盛。走西口的商人在经营过程中，不仅从事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特别是在忻州地区境内开设了许多店铺，从而推动了当地集市的兴起及繁荣。例如：河曲县城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镇，但由于走西口的活动的影响，从而使之“繁华富庶，不下江南”，仅城内就有大小油坊百余家，这里所产的“胡麻油”畅销长城内外，而内陆生产的大黄经此运往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由此足见，由于走西口的经营活动，加速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流、商业的兴盛及当地经济的发展，为集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次：集市的发展为走西口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和优越的交易场所，推动了忻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忻府区的董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当时只不过十来户人家。清朝咸丰年间连续五年大旱，忻州地区大部分人“有奈无奈，赤脚板子走到口外”，董村的人走口外做买卖的人也颇多。由于董村交通便利，这里很快便成为忻州东南乡的货物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当年，镇街上人来车往，摊贩云集，交易非常活跃。董村郝家的玉顺源货庄，在忻州、丰镇等地有支庄18家之多，且长盛不衰，直到日寇占领之后才衰落下来。“庄稼搅买卖”使董村成为忻州数一数二的富庶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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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昌安主编.忻州集镇概览.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2] 重修钟楼并武臣坊碑记。

[3] 徐生岚.小城镇建设探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