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匪的产生，必然有一定社会成因，进城务工者未能得到公平对待，或许是产生张君和周克华的土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无论从凶残冷血程度、作案所跨地区之广、危害社会之巨以及公安部门追捕力度之大，重庆周克华和东北“二王”、湖南常德张君，可以称得上典型的“悍匪”。没人天生是罪犯，那么“悍匪”是如何炼成的？
比较这两个世代的四名悍匪的人生道路、作案及落网经过，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分析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来的巨大变迁。
王宗方、王宗玮兄弟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1983年被击毙时一人约30岁，一人约26岁），作案时正是改革开放不久的80年代初。张君出生于1966年，作案时间的跨度是1991年至2000年。周克华出生于1970年，从2004年开始杀人越货，直至2012年8月被击毙。
如果问一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你最初对现实生活中“冷血杀手”、“追捕”产生印象的是哪件事？这人十有八九会举“二王”案件。
笔者当时正在湖南湘中上初中，因“二王”流窜到湖南衡阳作案，公安部对“二王”的通缉令遍布乡村各个角落。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是他记忆中，共产党第一次悬赏捉人。由于当时信息交流落后，在口口相传中，“二王”被赋予许多民间想象。
现在看来，尽管“二王”心狠手辣，也有一定反侦查意识，但较之后辈“冷血杀手”——比如张君和周克华，其“职业性”还是要大打折扣的。兄弟二人早在1976年就开始盗取枪支弹药，但更多是为了壮胆和防身。两人在1983年2月潜入沈阳某部队医院小卖部偷窃时，被医院的职工、军人抓获，二人为脱身连杀死4人，并在慌乱中留下王宗玮的工作单位通行证，这点使得二人身份很快被确定。这样毛糙的做法和张君、周克华不可同日而语，后两人每次作案前均精心策划、仔细踩点，做足逃跑预案，给侦破带来极大困难，这也是他们多年后才落网的原因。
从社会分层来看，“二王”的家庭在当时中国实属中上层，父亲是中学教师，两人在位于中国重工业基地沈阳的东北机器厂长大，哥哥成人后进卫生院当药剂员，弟弟则能顺利入伍，复员后进入国营保密厂工作。——这在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两重天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令张君、周克华这类出身贫苦农村的人不生艳羡的。
至于“二王”的疯狂杀人，偶然性更多一些，当他们在盗窃后为脱身开枪杀人后，自知已是死罪，便走上疯狂的逃亡和行凶之路。此案之所以在中国引起那样的震动，是因为在人员、商品、资金流动被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时代，同类恶性刑事案件十分罕见，各地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反应能力也欠佳。可以说，“二王”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是他俩能干出惊天大案的重要条件。他们在大城市的国营大厂长大，其中一人还当过兵，因此见多识广，才可能偷窃到枪支弹药并使用自如。如果他们生长在张君或周克华故乡的农村，即使生性残忍，也只可能成为乡下好勇斗狠的痞子，连摸一摸枪支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因为以“户口”为基础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几乎不存在游离于控制之外、自由进入城市的农村“游民”。
“二王”案的发生，是促使中国政府在1983年开展“严打”的原因之一。就在这一年，湖南安乡县的17岁农村少年张君，因打架斗殴而在“严打”中被“劳教”三年。
张君比“二王”中弟弟王宗玮小10岁，比周克华大4岁。和“二王”相比，张君和周克华的家庭同处社会底层。两人都在内陆农村长大，且两人的父母都是重组家庭，张君和周克华的前面有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在这样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家中长大，又由于兄弟姐妹太多，“贫贱夫妻百事哀”，父母几乎没精力关心孩子的成长，遑论在其学业上予以帮助。这样的环境中，聪明、机敏、性格倔强、不满现状、出人头地意识强的孩子，却得不到较好的教育，往往容易成为悲剧人物。张君、周克华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
张君、周克华与“二王”兄弟在年龄上有一个世代的差别，对中国而言，这十来年的变化堪称天翻地覆。如果张、周与“二王”同龄，他们可能连进城的机会没有。“二王”被击毙的198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序幕刚拉开不久，到张君第一次持枪抢劫、周克华盗取邻居猎枪的1991年，改革开放已如火如荼，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随之浮上水面。
改革开放取得的一大成果是：农民不再被户口禁锢在土地上，他们可以进城务工谋生。这当然是巨大的社会进步。然而，与经济改革同时期的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进城的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进城的农村青年，几乎就是自生自灭，而张君、周克华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两位。张君离开乡村后，两次生意失败，萌发了买枪抢劫的念头，进而聚集一批同样来自乡村的青年，组成黑社会团伙，进行疯狂的犯罪活动。周克华的人生经历也差不多，2002年在重庆城区搞中巴车客运的他，出车祸后面临巨额赔偿，于是选择避债他乡，购枪行凶。可以说，张君、周克华案背后的社会学价值远远大于“二王”案。
细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个时代，逃离故土却没有生活保障的“流民”，往往是治安最大的隐患。以《水浒传》为例，李逵、刘唐、王英、燕顺等人的血液中固然有某种暴戾因子，但如果不是流落江湖，恐怕也不会成为以杀人为乐的“职业罪犯”。李逵在老家把人打伤，负案外逃，刘唐、王英、燕顺三人都是做小生意失败的人。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上做安分守己良民，江湖是他们必然的归宿。
今天的时代，当然不同于《水浒传》所描写的那个时候，社会财富的丰厚程度、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远非昔日可比，也和30年前“二王”作案的时代大不相同。许多出身贫穷家庭的孩子，一方面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父辈们的羁绊，可以自己用一双脚板走进城市，另一方面却无法抖落不平等的社会身份，不能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得到公平对待，很难真正被城市所接纳。那么，他们中间哪怕只有极少数人步张君、周克华后尘，对整个社会来说，仍是灾难性的不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