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合一：一个伪命题查洪德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15 版）
说“文道合一”的一个伪命题，人们大约难以接受。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它早已是被普遍接受，人们日用而不思，确信而不疑。用谷歌在网上搜索“文道合一”，0.10秒搜得2，080，000条结果，可见其使用之频繁和普遍。但是，这个“古代文论”的命题，却是20世纪的发明，“古代文论”中没有这一说法；它也不符合中国古人一元论的哲学思维方式；事实上“文”和“道”也没有“合”不“合”的问题。所以，无可怀疑，这是一个伪命题。 古代文献中有“文与道一”说，今天已经没人知道。“文道合一”与“文与道一”，貌似而神非，两者含义相去甚远。“文与道一”，才是古人对文道关系的恰当表述。 “文道合一”说从哪里来 为了确证“文道合一”说在古代并不存在，我用“文道合一”在数字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和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中心《中国古籍基本库》进行搜索，结果都是0匹配。 那么“文道合一”之说从哪里来？何时出现？仅就我目前孤陋所见，最早者是郭绍虞先生民国30年（1941）7月发表于《学林》第九辑的《中国文字型文学与语言型文学的演变》一文（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郭绍虞说文论》收入该文，题目改为《中国语言与文字之分歧在文学史上的演变现象》），认为在“骈文的时代有文笔之分”，至古文的时代“则文道合一，不免以笔为文”。懋园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7月23日《文学遗产》373期的《关于研究古典散文的几点意见》认为，古人要求“文道合一”，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该文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笔谈散文》。但80年代以前，这一表述的使用频率并不高。1985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有“文道合一”条，认为是“宋初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期提出的理论主张，即把儒家的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确认‘道’是目的，居主要地位，‘文’是明道的手段，是次要的方面。”这一词条存在的问题，一是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没有提出过“文道合一”的主张；二是“文”“道”是指文章中的文辞和理道，还是“文统”与“道统”，表述不明确。如果说文道合一是指“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文统与道统的概念在宋初还没有形成；如果指文章中的文与道“合一”，则理论上不能成立。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唐宋古文运动”、“韩愈”、“韩柳”、“柳开”、“朱熹”、“宋代文学”、“宋代文学理论批评”、“元代文学理论批评”等条目，以及《中国历史卷》的“古文运动”条目，都使用了“文道合一”说。此后“文道合一”便普遍使用，在谈论古代文论和古代文章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但韩愈等人的著述中，都没有“文道合一”及近似说法。 唐宋人的文道关系论 和朱熹的批判 古人关于文道关系的思考，可以追溯得很远。但明确表述文道关系的，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唐宋两代对文道关系有多种表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如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李汉的“文以贯道”说、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欧阳修与苏轼的“文与道俱”说。这些表述，大致是建立在哲学二元（二本）论基础之上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文和道不仅各有其本源，并且各为一物。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到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哲学的“理”一元（道一本）论，批判了理气二元论或心物二本论，为重新认识文道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到南宋朱熹，以他哲学家的深邃思维和敏锐眼光，发现前人的这些表述都存在着严重问题，也不符合文道关系的实际，因而做了系统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他批判“文以贯道”说，以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批判欧阳修、苏轼之“文与道俱”是“文自文而道自道”，以为是“大病”（《朱子语类》卷139）。在《读唐志》一文中，批判更为系统，说韩、欧等是“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晦庵集》卷70），鲜明主张文与道不可为二。他以哲学的一本论，对此前建立在文、道二元思维基础上的各种文道关系的表述，是一概否定的。只是“文以载道”说出自理学前辈周敦颐，不好指明而已。 在批判的同时，他也为后人寻求新的理论表述提供了思路。有一位“汪尚书”，曾对朱熹谈到过对待苏轼文章的态度，认为可以取其文而不取其道。朱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文与道是不可能分而为二的，他在《与汪尚书》一文中说：“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晦庵集》卷30）这段话对重新思考文道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明确告诉人们，所谓“道”有两个概念：其一，道“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此为文章中体现的“理”；其二，“道外无物”，此为作为天地本原之“道”。明确认定“道”为文章所体现之“理”，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才有可能。另方面，他让人们理解，“道”和“文”，即不是两个本源，也不是两个事物，读者也只能“即文以讲道”，如此“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这为进一步探讨文道关系指明了方向。 寻找新的表述： “文与道一”说出现 朱熹的影响是很大的。南宋以后，在元明清三代典籍中，“文以贯道”已基本不见，“文以明道”还在使用，但出现频率也不高，只有未被朱熹指明批评的“文以载道”依然流行。大约也有学者明白，朱熹对“文以载道”并不肯定（查遍朱熹著作，唯一一次提及“文以载道”，是《朱子语类》卷94载朱熹答人问周敦颐“文所以载道”章，朱熹只作了简单文字解释，既无阐发，也无评论），所以，一部分人致力于寻找文道关系更恰当的表述。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就有“文之炳焕而晖，即道之贯彻而一”（《陈文晖道一字说》）的说法。文与道二而一，一二二，又既非二又非一，是这部分学者的共识，但要找到恰当的表述，并不容易。也出现过诸如“道即文”等等错误认识与表述，但没有为文论界接受。经过百馀年的探讨，到元代中后期，终于找到了“文与道一”这一表述。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这一表述的，是活跃于元文宗到顺帝前期的许有壬，他说：“文与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与道二，而天下之教衰。”（《题欧阳文忠公告》）不过他只是从道统与文统关系立论的。元明之际的王祎则说：“道与文不相离，妙而不可见之谓道，形而可见者之谓文。道非文，道无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与道非二物也。”（《原文》）他强调“文与道非二”，但却是建立在本非一之前提上的。此后由元入明的谢徽、明代理学家杨起元，都对“文与道一”说有所阐发。谢徽说：“道之充乎中，而其发于外者无非文。如天之有气，则有日月星辰之光辉；如地之有形，则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实道之显，不可岐而二之也。……文与道既一，而子游之所以为学者，亦在其中矣。”（《侨吴集序》）用我们语言表达是：文是道的外在表达，道的文的精神内核。自语言表达而言谓之文，自内在精神言之谓之道。没有“道”，文不能独立存在；没有“文”，道也无由表达。一篇文章，有“文”有“道”，但又不可能分成“文”和“道”。这就是“文”与“道”的一而二、二而一，这就是“文与道一”。 与之前的种种表述相比，这一表述有两个方面的理论突破：其一，此前的各种表述，都只就文（文章）与道（理道）的关系立论，而“文与道一”，则既包含文（文章）道（理道）关系，也包含文统与道统的关系。前者是对文章的要求，后者是对文章作者以及作者队伍的要求。而只有同时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关系，文道关系的表述才是完整的。其说太繁，此不详述，可参看笔者《论元代文论的“文与道一”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3辑）。其二，就文（文章）与道（理道）关系立论，“文与道一”是在否定了韩愈、柳宗元以来建立在文、道二元（二本）思维基础上的“文以明道”等表述后，在更高理论层次上对文道关系作出的精密思考和精当表述，揭示出文与道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今天不为人知的“文与道一”说，倒应该是中国古代文道关系的最佳表述。 “文与道一”与“文道合一”之不同 “文与道一”与今天流行的“文道合一”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古人讲“文与道一”而不讲“文道合一”？在古人的观念里，“一”并非“合”，他不排斥二。在“文与道一”这一命题中，文与道是二位一体，而不是合二而一。这正如宋代理学家讲人性论，他们认为人性中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但人性却不能分成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二之则不是”（《二程遗书》卷六）。“文道合一”的错误之处在于，所谓“合”是将两物合而为一，则未“合”之时，“文”与“道”为二物，这既不符合实际，也早已被朱熹批判；既“合”之后，则肯定了“一”而取消了“二”，这也不符合文章的实际，也是错误的。“文与道一”则较好地表达了文与道这种既不能分而为二，也不能合而为一的关系，以精妙的思维，揭示了文与道之间的微妙关系。 如前所述，在文道关系中，包含文统与道统的关系。就文统与道统的关系说，“文道合一”是可以成立的。在宋代文章家与道学家裂而为二后的元代，人们就呼吁体现道统的理学家和体现文统的文章家的合而为一。就文章与理道的关系说，“文道合一”则难以成立。遗憾的是，近数十年来流行的“文道合一”说，都是就文章与理道关系立论的。 “文与道一”说，由朱熹发其端，完整的表述形成在元代，到元明之际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解与阐释，标志着“文与道一”观念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古人对文道关系认识的成熟。另外，“文与道一”与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说仅一字之差，似乎也难以排除对欧阳修之说的借鉴。但“俱”是两者偕同，是二元思维；“一”则浑然同体，是一元思维。一字之别，却是一个大的超越。 “文与道一”是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一大成果。而今天流行的“文道合一”，与“文与道一”貌似而神非。由于“文道合一”的流行，“文与道一”被覆盖，反倒不为人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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